摘 要:經濟大省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壓艙石”和“增長極”，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肩負著重要歷史使命。經濟大省之“大”，絕非僅在于體量之“大”。經濟大省挑大梁，在追求經濟增長“量大”的同時，更需重視“質優”，尤其是要在產業結構優化、創新能力提升、風險有效應對和國家戰略保障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要把握好經濟大省挑大梁的著力點，在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上打頭陣，在推進深層次改革與高水平開放上勇爭先，在落實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上走在前，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范。

關鍵詞:經濟大省 高質量發展 科技創新 共同富裕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經濟大省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壓艙石”和“增長極”，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承擔著關鍵使命。2022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經濟大省要充分發揮優勢，增強對全國發展的帶動作用”。2025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經濟大省要挑大梁”，并提出多個方面的明確要求；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指出，“支持經濟大省挑大梁，在要素保障、科技創新、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等方面制定支持政策”。從經濟總量看，2024年，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四川等十強省份，以占全國約兩成的國土面積，貢獻了超六成的GDP，其中有7個省經濟增速超過全國5%的平均增速，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引擎”。

經濟大省之“大”，絕非僅在于體量之“大”。經濟大省挑大梁，在追求經濟增長“量大”的同時，更需重視“質優”，尤其是要在產業結構優化、創新能力提升、風險有效應對和國家戰略保障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具體而言，經濟大省應以產業結構的完備性為“底盤”、先進性為“引擎”，在全球性的產業角逐中搶占價值鏈制高點；注重通過持續創新確保技術迭代與產業韌性，通過引領創新開拓增長邊界并獲得全球話語權；在風險應對能力上，既能夠及時應對短期沖擊，維護經濟穩定，又能夠有效防范潛在風險，增強發展韌性，提升國際競爭力；在戰略功能發揮上，具備為國家發展大局托底的意識和能力。經濟大省不僅要在“量的合理增長”上走在前列，更要在“質的有效提升”上示范引領。

在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上打頭陣

科技創新是產業升級的內生動力，產業創新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載體。二者深度融合、協同并進，既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也是破解關鍵領域技術瓶頸、提升產業鏈韌性的關鍵路徑。

經濟發展的含金量不足，是我們實現高質量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從現實來看，一些傳統的經濟大省出現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動力不足的問題，尤其體現在教育、科技、人才、實體經濟和創新主體培育等方面。因此，經濟大省要緊抓科技創新融入產業創新，必須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搭建平臺、完善體制機制，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

在技術創新層面，聚力突破關鍵領域核心技術瓶頸，深化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改革。經濟大省通常擁有代表性的高科技產業和著名高等院所，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科技創新經驗。依托區域經濟優勢，經濟大省往往具備更強勁的本地需求、更完備的產業體系支撐，以及較為雄厚的財力和活躍的金融環境，為科技孵化、企業培育和技術突破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發展條件。同時，經濟大省較高的國際化水平使經濟發展與開放優勢相互促進，能夠持續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匯聚。立足這些稟賦，可從以下方面重點發力：

一是推動建設重大創新平臺。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就以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為科技創新樞紐進行“有組織科研+有組織成果轉化”。為推動地區核心關鍵技術攻關，實現科學到技術的轉化，必須利用好重大創新平臺，為科技孵化、企業成長與技術創新提供肥沃土壤。二是提升企業研發強度。深圳企業研發投入占GDP比重高達4.92%，這一數據不僅體現了深圳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巨大投入，也展現了廣東作為經濟大省在推動企業創新方面的積極作為。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力度，企業得以不斷提升技術水平和核心競爭力，為產業鏈的升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三是強化區域人才集聚效應。人才是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要素，需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實現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與產業鏈韌性提升的協同聯動。蘇南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人才凈流入率達18.7%，彰顯了區域人才集聚的顯著成效。通過實施精準化人才政策，該示范區成功引進大批“高精尖缺”和關鍵核心技術領域人才，為區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智力支撐。

在產業創新層面，更加重視發展實體經濟，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建設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經濟大省應著力構建以創新為引領，以實體經濟為根基，產業科技互促雙強、三次產業融合發展、內外市場齊頭并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一是加快培育戰略性產業集群。一方面，鞏固提升戰略性支柱產業集群，其產業關聯度高、鏈條長、影響面廣，發展基礎扎實、增長態勢良好。例如，廣東2023年先進制造業占比達56.2%，這一優勢地位通過技術改造和創新驅動不斷鞏固，產業整體競爭力持續提升。另一方面，著力培育半導體與集成電路、高端裝備制造、智能機器人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這些產業集聚效應顯現、增長潛力巨大，代表著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方向，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塑造新優勢。二是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為經濟平穩持續增長提供堅實的市場基礎和產業支撐。應當堅持強鏈延鏈補鏈并舉，努力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一方面，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加大研發投入力度，著力突破關鍵技術瓶頸制約，切實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性和可控性；另一方面，加強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深度合作與高效協同，推動形成穩定、開放、富有韌性的產業生態系統。通過系統施策、多措并舉，不斷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三是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現代服務業正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應深入實施生產性服務業提質加速，努力打造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示范區、示范平臺和示范企業。例如，浙江省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已突破萬億元大關，其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可依托數字技術賦能，加快推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引導制造業企業向服務型制造轉型，延伸價值鏈，提升產品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培育產業發展新動能。同時，進一步放寬現代服務業市場準入，消除不必要的政策壁壘，培育產業融合新業態，推動創新設計文化與制造業融合，通過文化元素的融入提高產品附加值，挖掘特色產業元素，融入產品設計之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特產”。四是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是提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舉措。各省可以借鑒江蘇工業互聯網普及率超45%的經驗，進一步加大對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支持力度，推動工業互聯網在更廣范圍、更深程度上的應用。鼓勵企業加大對數字化技術的投入，提升生產運營效率和產品質量。同時，加強數字化人才培養，為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人才支撐。此外，還應推動各領域產業鏈上中下游企業協同轉型、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共同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加速向縱深拓展。

在推進深層次改革與高水平開放上勇爭先

改革是突破體制機制障礙的重要突破口，開放則為融入全球產業鏈、提升國際競爭力提供空間。

一是勇當改革的試驗田。經濟大省具備體量大、基礎穩、要素強等諸多優勢，這些優勢確保其能承擔“試驗田”的角色，但同時也需要特別防范“路徑依賴”和“尾大不掉”的風險。因此，在穩定增長的同時及早布局“改革出圈”就成為經濟大省的理性選擇。數字技術賦能與體制機制改革的協同推進，有效激發了平臺經濟、低空經濟、智能經濟等新業態、新模式的蓬勃發展。經濟大省憑借其產業基礎、創新資源和市場優勢，在這些領域展現出顯著的引領作用與比較優勢。廣東、江蘇、浙江奠定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基本格局，湖北、山東、四川等領跑低空經濟新風尚，這些都是經濟大省轉變其在國民經濟發展全局中地位和作用的現實例證。經濟大省應結合自身優勢，推動跨區域要素交易平臺的建設，如借鑒長三角區域公共資源交易一體化發展的經驗，促進各地交易平臺互聯互通和交易信息實時推送，實現區域公共資源交易信息“一網盡覽”，打破區域壁壘，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同時，應在經濟大省率先試點負面清單動態管理制度，根據市場發展和產業變化，及時調整負面清單內容，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激發經濟主體活力，為全國的制度創新提供經驗借鑒。此外，應充分發揮經濟大省在科研資源、產業基礎等方面的優勢，健全產學研協同機制，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進程，使得經濟大省切實履行“增長貢獻者+改革試驗田”的雙重職能具有現實可行性。

二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經濟大省應積極承擔探索深水區改革的重任，不斷優化調整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明確各自的職能與邊界，帶頭破除各類顯性和隱性限制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障礙，使生產要素可以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在勞動力要素方面，積極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勞動力跨地域、跨城鄉、跨部門、跨所有制流動的限制，充分釋放勞動力潛力；同時，建設人才特區和離岸創新基地，為人才的培養、引進和使用提供更加寬松和有利的環境，促進人才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在土地要素方面，積極推動城鄉土地要素市場一體化發展，這既是增加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資本要素方面，不以企業所有者和注冊地作為銀行貸款的參考和依據，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和高附加值領域；設立產業引導基金，如江蘇2000億元產業升級基金，通過政府引導和市場化運作，撬動社會資本投入，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在數據要素方面，經濟大省應積極推動本省數據的確權、定價、交易與流通，試點數據產權分置改革，探索可復制的權屬分配方案，在已建立的省級數據資產登記中心基礎上對接國家數據平臺，實現跨區域數據權屬互認，從而推動全國統一數據要素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同時，構建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完善數據要素市場的規則和機制，促進數據要素的合理流動和高效配置，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三是擴大制度型開放。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改革和開放是相互促進的關系，改革有利于開放，開放倒逼并促進改革。經濟大省通常是市場化程度和外向型程度高的省份。制度型開放的關鍵是進一步深化改革，不斷調整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探索制度型開放新領域，形成與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通行規則相銜接的、規范透明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增強對國際投資、技術、人才等要素的吸引力，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經濟大省需要通過不斷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和中外投資者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充分利用自貿試驗區、綜改區等政策洼地提供的改革開放的巨大政策空間，發揮它們在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中的先行示范作用。例如，海南自貿港的政策紅利釋放度達83%，這表明制度型開放能夠顯著提升區域經濟活力和國際競爭力。同時，經濟大省應積極推進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建設，如杭州試點通過創新監管模式和服務體系，帶動浙江出口增長23%。這一實踐表明，推進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建設是培育外貿新業態、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有效路徑。此外，經濟大省還應著力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如深圳前海累計注冊外資企業超1.5萬家，通過優化投資環境、加強金融服務創新等措施，吸引更多國際資本和高端要素集聚，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開放型經濟新高地。

在落實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上走在前

經濟大省的擔當與經濟大省的地位一般是互為條件、相互促進的，正因為一些省份長期在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中有擔當、挑重任，才取得了今天突出的經濟發展地位，反之，有了經濟大省的突出地位，更應該在重大戰略中勇于探索、敢于挑戰。當前，我國實施了眾多不同層級、不同維度的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經濟大省在其中扮演著戰略疊加的角色，更需在區域協調、糧食安全、雙碳目標等國家戰略中發揮引領作用，實現“全國一盤棋”協同發展。

一是積極融入區域協同發展格局。在落實國家區域發展戰略上，經濟大省需把握空間協同、規則創新和安全底線三個關鍵維度。

在空間協同方面，突破“地理邊界”，構建“戰略走廊+都市圈+飛地經濟”立體網絡。以上海大都市圈為例，其貢獻了長三角地區60%的GDP，充分彰顯了都市圈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引擎作用。經濟大省應當積極借鑒這一經驗，如江蘇省通過打造“沿江科創走廊”，構建長三角“雙核三帶”產業協作體系，將區位優勢轉化為發展縱深，有效破解“行政區經濟”的體制機制障礙。與此同時，深汕特別合作區實現GDP年均增長15%的亮眼成績，有力印證了飛地經濟模式的創新價值，經濟大省需要進一步推廣復制這一模式，持續深化區域間產業協同和資源共享水平。

在規則創新上，聚焦“制度破壁”，在試點地區探索標準互認，建立“飛地自貿區”，推動區域戰略從“政策疊加”轉向“系統集成”，加速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通過創新制度安排，降低區域間合作的制度性成本，提高要素流動的效率和便利性。

在安全底線方面，注重“動態平衡”，建立發展與保護長效機制，創新耕地保護和南水北調水源保護模式，實現生態保護與產業升級良性互動。同時，經濟大省應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如成渝雙城經濟圈建成5G基站超15萬座，通過提升基礎設施水平，增強區域間的連接性和協同性，為區域協同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通過以上多維度的努力，經濟大省能夠在區域協同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二是保障戰略資源安全。從區域協調發展來看，不同省份在自然資源、要素稟賦、生態環境、地理區位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在發展職能上側重點也會有所不同，比如長江與黃河中上游的一些省份可能承擔著生態環境保護、修復與涵養的職能，而部分農業主產區則承擔著“國家糧倉”的職能。雖然這些省份從一般意義上不能稱之為經濟大省，但從國家發展全局來看，這些省份在全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只是沒有直接表現在短期的經濟指標上，而是表現在了生態環境、耕地等重要資源的保護和糧食安全的保障等方面。為了彌補這些地區在大保護過程中付出的機會成本，需要經濟大省在落實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上展現更大的擔當，在發揮主引擎作用的同時，也與其他地區形成協同分工的局面。經濟大省應當實施差異化產業定位策略，在主導產業選擇上避免同質化競爭，充分發揮規模經濟效益；同時，主動構建跨區域產業鏈分工體系，通過產業協同帶動周邊省份發展，實現先發地區與后發地區的聯動發展。

三是加快推進“雙碳”目標實現。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需要從能源結構調整、市場機制完善以及生態價值轉化等多方面協同發力。

在新能源產業發展方面，我國已建立起全球領先的產業競爭力。以江蘇省為例，其光伏組件產能規模占據全球總量的40%，充分彰顯了我國在該領域形成的產業集群優勢。基于當前發展態勢，建議進一步優化新能源產業布局，加強區域協同與差異化發展。一方面，鼓勵江蘇等新能源產業基礎雄厚的地區繼續發揮技術與規模優勢，推動光伏、風電等產業鏈向高端化、智能化延伸，提升產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引導其他地區結合自身資源稟賦，特色發展新能源項目，如西部地區的風電、光伏發電與儲能一體化項目，以及東部地區的分布式能源與智慧能源系統。同時，建議通過政策引導和資金支持，加快新能源技術創新，突破儲能、氫能等關鍵技術瓶頸，為能源轉型提供技術支撐。

在碳市場建設方面，作為推動減排的關鍵市場化機制，我國碳市場已展現出顯著成效。以廣東碳市場為例，其累計成交額已突破50億元大關，充分驗證了碳定價機制在促進減排方面的有效性。為充分發揮碳市場功能，建議從以下維度進一步完善機制設計：一是擴大碳市場的覆蓋范圍，逐步將高耗能、高排放行業全面納入，并探索將建筑、交通等領域納入碳交易體系；二是豐富碳市場交易品種，除碳排放配額外，引入碳匯、碳金融衍生品等創新工具，提高市場活躍度；三是加強碳市場監管，建立統一的碳排放核算標準和數據監測體系，確保碳交易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四是推動區域碳市場的協同發展，以廣東碳市場為試點，探索建立與全國碳市場的對接機制，形成統一高效的碳市場體系。

在生態產品方面，浙江GEP（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體系覆蓋率達100%，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了重要參考。建議從以下方面深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一是推廣生態價值核算體系，將GEP核算納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標，推動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深度融合；二是探索生態產品市場化路徑，通過生態補償、生態權益交易等方式，將生態產品轉化為經濟價值，如碳匯交易、水權交易等；三是創新生態金融工具，鼓勵金融機構開發綠色債券、生態保險等產品，為生態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四是加強生態產品品牌建設，推動生態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如發展生態旅游、有機農業等綠色產業，形成可持續的生態經濟模式。

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范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的。”發展為了人民，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需要先富帶后富、幫后富。經濟大省應該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積極探索經驗、發揮示范帶動作用。經濟大省需在城鄉融合、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先行示范，避免“增長悖論”。

一是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與城鄉融合。經濟大省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范，重點是要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等方面持續用力，在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和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上多辦實事，在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經濟大省應當探索構建一套涵蓋基礎設施、產業布局、財政支持、生態保護等多維度、系統化的政策框架。比如，發達城市與欠發達地區城市之間建立對口幫扶關系，實施“產業共建+民生支援”模式，建立跨區域產業園區的共建共管共享的管理體制和利益分享機制；設立鄉村全面振興發展股權基金，地方財政每年投入支持欠發達地區，實施“生態保護區財政補償”，對生態發展區給予專項補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健全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持續縮小區域和城鄉差距，推動全域高質量發展。經濟大省尤其要在創新共同富裕實現機制、統籌推進新型城鎮化等方面樹標桿、作表率、出經驗。比如，江蘇圍繞充分發揮“五方掛鉤”幫促機制作用和省內南北協作優勢，持續深化重點地區幫扶，統籌培育本地支柱產業和承接外地產業轉移，因地制宜做好“土特產”文章；四川扭住十條“銜接”措施，形成了守住資源本底、用活規劃政策、推動產業融合、優化行政程序、強化保障力度等多維合力，浙江探索“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通過產業幫扶與就業保障鞏固脫貧成果。共同富裕既包含物質的增長，也包含精神的提升。因此，經濟大省還需要注重文化建設，將文化軟實力融入當下和未來。

二是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經濟大省應積極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如激活農村“沉睡”資產，將傳統社會保障升級為發展權益共享，優化民生資源配置機制。個別經濟大省通過創新制度、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產業發展和文化繁榮，在縮小城鄉差距、提升民生福祉、促進就業增收和實現精神富裕等方面積極探索共同富裕之路，這些經濟大省不但要積極總結成功經驗，還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共同富裕的長效體制機制保障，在基礎性民生領域補齊短板、優化服務。

三是以制度創新構建差異化發展格局，釋放經濟大省引領效能。經濟大省應探索“一省一策”的差異化政策工具，通過建立特別授權機制、跨行政區GDP分成制度、省級重大科技項目“揭榜掛帥”制度及新型基礎設施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融資模式，形成資源型省份綠色轉型、沿海省份開放樞紐建設等多樣化發展模式。同時深化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創新，依托黨組織網絡實現生產要素精準配置，使黨組織成為資源整合樞紐，為市場經濟注入“有組織的效率”，以系統集成改革破除行政壁壘，構建梯度轉移、優勢互補的區域發展新格局。

四是構建全鏈條風險防控體系，夯實高質量發展安全基石。針對經濟大省多維任務需求，需建立產業鏈韌性評估指標體系，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加快構建區域性金融安全網，形成覆蓋產業鏈、資金鏈、政策鏈的全周期風險防控網絡。通過制度性安排實現穩增長與促平衡的動態協調，既保障經濟大省在全國發展中的支撐作用，又通過風險緩釋機制避免系統性風險外溢，為可持續高質量發展提供韌性支撐。

【本文作者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略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