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綠色生產力作為經濟綠色轉型的核心動力，對“雙碳”目標實現起到了直接的支撐作用。當前，我國在推動綠色生產力發展過程中，面臨技術創新滯后、高碳產業轉型困難、綠色金融支持不足、政策執行不力等多重挑戰。進一步提升綠色生產力，應持續加強綠色技術研發，推動高碳行業有序轉型升級，健全綠色金融體系，完善碳市場機制，強化政策執行的精準性與有效性，提升公眾的綠色消費意識，實現經濟的綠色高質量轉型。

關鍵詞:綠色生產力 碳中和 碳達峰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4 【文獻標識碼】A

推動綠色低碳轉型已成為世界各國應對氣候挑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巨大的減排壓力和經濟結構轉型的挑戰。為應對這一局面，中國提出了到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雙碳”目標，這是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我們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也是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形成綠色低碳產業競爭優勢，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必須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助力碳達峰碳中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聚焦建設美麗中國，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進一步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統籌產業結構調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綠色生產力的提升，不僅依賴于技術的進步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還需要市場機制的完善、政策執行的強化以及全社會的共同參與。

發展綠色生產力是實現“雙碳”目標的必然要求

“雙碳”目標是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戰略，實現“雙碳”目標需要對能源結構、產業結構、生產方式進行系統性調整，推動能源從化石燃料為主向清潔能源過渡，促使傳統高碳產業向低碳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在這一背景下，提升綠色生產力成為實現“雙碳”目標的必要路徑。

綠色生產力是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也是新興綠色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礎，核心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提升資源利用效率，降低單位產出的能源和資源消耗，減少污染排放。發展綠色生產力是指在提升生產力水平的同時，通過綠色技術、清潔能源、低碳生產模式和資源高效利用，最大限度減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實現經濟與生態的協調發展。

綠色生產力是經濟綠色轉型的核心動力，對“雙碳”目標實現起到了直接的支撐作用。首先，綠色技術的廣泛應用能夠顯著降低能源和資源消耗，減少碳排放，實現綠色低碳發展。近年來，我國大力發展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為我國能源結構改善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次，綠色生產力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優化，通過減少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占比，增加綠色產業的比重，有效助力了“雙碳”目標的實現。此外，綠色生產力通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浪費，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在企業層面為實現“雙碳”目標提供了經濟和環保的雙重激勵。

“雙碳”目標的提出，形成了政策倒逼機制，促使各類企業加速綠色轉型，促進了技術創新與低碳產業發展，從而成為推動綠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動力。首先，通過制定嚴格的碳排放標準，迫使高排放行業和企業加大綠色技術的投資力度，推動傳統行業的綠色升級。其次，通過碳市場、碳稅、碳交易等市場化手段，推動了企業自發減排的積極性。碳交易市場的建立，不僅為企業提供了碳排放權的定價和交易平臺，也為綠色生產力的提升提供了政策激勵。企業通過減少碳排放，不僅可以降低生產成本，還能夠通過碳交易獲得額外收益，增強了其綠色生產的內生動力。第三，通過加強環境監管，提升了企業在綠色發展中的責任感。政府通過加強環境監管、環保執法力度，確保各類企業能夠按照“雙碳”目標的要求實施節能減排措施，推動全社會形成綠色發展共識。

發展綠色生產力的卡點堵點

技術創新轉化面臨瓶頸

綠色生產力的核心驅動力在于綠色技術的創新和應用。近年來，我國綠色技術研發取得了長足的進步，2016年至2023年，我國綠色低碳專利申請公開量保持年均10%的增速，累計超過57.3萬件。但是，對于一些核心綠色技術的轉化與應用仍存在明顯的短板和瓶頸。例如，碳捕集與封存技術的商業化應用仍處于較為初級的階段，技術成熟度不足且成本較為高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工業領域的廣泛應用；截至2023年6月，我國可再生能源裝機超過13億千瓦，已超過煤電，但儲能技術的發展速度與新能源發電增長的需求尚不匹配，導致清潔能源的間歇性問題目前仍未得到有效解決，阻礙了新能源的大規模并網應用。

我國綠色技術創新的轉化率相對較低，許多創新技術雖然在實驗室或小規模實驗中取得了突破，但由于市場需求、產業鏈配套、技術標準等方面存在短板，難以快速實現商業化應用。例如，我國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產能和銷售量連續8年居全球首位，但動力電池的回收利用技術卻不夠成熟，產生了一些新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技術轉化率低不僅制約了綠色生產力的提升，還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企業在創新投入上的動力不足。

綠色技術創新轉化率的提升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但目前我國對于技術轉化的投入仍顯不足。一方面，一些由政府主導的科技資金存在重研發、輕轉化的情況，尤其對低碳技術領域的商業化支持不足。另一方面，部分企業在低碳技術創新上的資金來源過度依賴政府補貼，自主研發動力和資金儲備有限。此外，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過程中普遍面臨更大的資金壓力，導致綠色技術轉化和商業應用的進度滯后。

產業結構調整面臨阻力

發展綠色生產力，高碳產業的綠色轉型是難點之一。在傳統增長模式下，我國經濟增長與能源密集型產業存在較高關聯度。鋼鐵、煤炭、水泥、化工等排放強度較高的傳統產業，長期以來在穩就業、促增收方面發揮著基礎性作用。一方面，地方層面因既有發展慣性與轉型成本等因素，對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存在現實考量；另一方面，企業在實施低碳改造過程中，需持續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工藝革新、能效提升和能源體系優化，而短期內可能面臨成本上升與收益滯后的雙重壓力，這對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形成階段性挑戰。

我國地域遼闊，產業結構的區域差異性顯著，這為綠色生產力的整體提升帶來了一定挑戰。東部沿海地區經濟較為發達，產業結構逐漸向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轉型，相對容易實現綠色生產力的提升。中西部地區仍以高碳產業為重要支撐，傳統產業在經濟中占比較高。資源稟賦與產業基礎的梯度差異，使得不同區域綠色生產力發展的基礎條件存在差別。例如，山西、內蒙古等能源大省，其經濟與煤炭等產業深度關聯，綠色轉型需統籌產業結構優化與就業結構升級。相較之下，東南沿海地區通過技術創新促進綠色生產力提升的路徑更為清晰，但也需依托跨區域能源調配機制保障發展的能源需求。

與綠色生產力緊密關聯的新興產業領域，在快速發展中也面臨協同性不足與競爭格局待優化的現象。以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近年來地方政府與企業積極布局這一賽道，推動資本加速集聚，局部區域出現供給能力超前建設與結構性過剩現象。伴隨新能源汽車產能的快速提升，充電基礎設施配套進度存在差距，電池全生命周期管理體系仍需健全，這對資源集約利用提出更高要求。同時，新興綠色產業技術梯度差異較為明顯，部分企業存在創新積累不足的情況，市場競爭中易出現同質化傾向。現行技術標準與質量監管體系的完善空間，也對產業綠色化進程形成階段性制約。

綠色金融體系建設有待加強

綠色金融是推動綠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國綠色金融體系與市場需求存在適配差距。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工具覆蓋面有待拓展，部分中小微企業面臨綠色融資渠道有限的情況，現有的綠色金融產品尚難以滿足不同類型企業的融資需求。此外，綠色金融市場的準入標準和評估機制仍在完善過程中，部分金融機構對綠色項目的識別能力尚需加強，資源配置效率存在優化空間。

我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自啟動以來，取得了初步進展，截至2023年底，市場累計成交量達到4.4億噸，成交額約249億元，但市場覆蓋面與流動性仍有提升空間，市場定價機制尚未充分釋放效能。碳排放交易市場主要集中在能源、鋼鐵等高碳排行業，交通、建筑等潛在的高碳排行業尚未被納入。一方面，一些企業僅將碳交易視為政策硬性要求，主動參與意愿有待增強。另一方面，由于碳交易市場的參與主體有限，市場價格穩定機制的作用空間尚未充分打開，企業缺乏碳排放權交易的主動性，這對碳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與資源優化配置效率形成一定制約。

綠色金融體系的不完善，進一步加劇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限制其綠色轉型的速度。盡管國家持續完善綠色金融政策框架，但中小企業在綠色技術應用升級中仍面臨融資支持匹配度問題，一些中小企業仍難以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以推動綠色技術的應用和升級改造。與此同時，傳統行業在綠色生產模式轉型中面臨市場需求培育期的挑戰。部分綠色產品的市場需求尚未完全激活，導致企業在轉型過程中難以實現穩定的收益預期，進而影響金融機構支持意愿。

政策執行與監管有待完善

近年來，地方各級政府制定了多項推動綠色生產力發展和加速節能減排的政策，但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特別是在資源型省份和經濟欠發達地區出于財政平衡與穩增長考量，在環保政策執行力度上存在動態調整，地方在平衡經濟增長與生態目標時，階段性側重現象需進一步優化調整。

部分地區環保政策的實施有時過度強調行政手段，忽視市場和企業的自主減排能力。在“雙碳”目標推進過程中，個別地區“一刀切”式的環保執法方式可能加劇地方經濟發展和環保目標之間的矛盾。部分地方政府采取簡單化的減排措施，如通過限產調控排放指標，對地方經濟發展與社會預期管理提出新課題。

另一方面，在綠色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監管體系尚不完善。部分地區環境執法能力建設需持續加強，企業規避監管行為仍時有發生。部分地區的環保監測手段相對落后，技術支持不足，導致排放數據不準確，影響了政策執行的效果。此外，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監管機制也有待完善，目前市場監管規則不統一，碳排放配額分配不合理，碳市場的透明度和公平性較低，影響了市場的活躍度和企業參與的積極性。

公眾認知存在不足

綠色生產力的提升不僅依賴于政府的推動，也需要全社會的廣泛參與。然而，在現實中，公眾對綠色政策的參與度較低。首先，由于獲取相關信息的渠道有限，許多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碳排放以及個人行為對環境的影響缺乏足夠的認知，難以在消費和生活方式上主動進行綠色選擇。其次，綠色產品的價格通常比傳統產品高，尤其是在食品、家電、建材等領域，綠色產品的價格與大眾消費預算還有待進一步適配。因此，盡管消費者可能了解綠色消費的必要性，但價格因素仍然是限制選擇綠色產品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目前的政策激勵機制更多地針對企業，對個人在選擇綠色生活方式或購買綠色產品時，尚缺乏有效的激勵措施。例如，針對綠色消費的稅收減免或補貼政策缺失，致使普通消費者在綠色產品消費上缺乏積極性。

部分企業社會責任感有待強化。部分企業未能將綠色發展理念融入企業的戰略決策中，統籌短期經營壓力與長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能力還存在不足。尤其是在環保理念薄弱的地區，一些企業延續著傳統生產模式慣性，繼續采用高能耗、高污染的生產方式。這種行為的根本原因在于企業對綠色轉型的成本與收益的權衡，企業在面對市場競爭壓力時更傾向于短期利潤最大化，而非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此外，部分企業對綠色技術的實際應用效果信心不足，對其經濟回報周期的預判偏保守，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其在綠色轉型中的積極性，影響其轉型決策。

更好實現“雙碳”目標、進一步提升綠色生產力的建議

強化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建設

持續提升綠色生產力，應進一步加大對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研發投入，尤其是在儲能技術、碳捕集與封存、氫能和清潔能源等關鍵領域。通過設立專項基金，支持科研機構和企業的技術攻關，推動綠色技術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應用的全鏈條發展。還應加強創新生態系統的建設，鼓勵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的協作，形成技術研發和市場應用的有機銜接。

技術創新只有通過產業化應用才能真正轉化為綠色生產力。為此，應建立綠色技術轉化平臺，促進科研成果的市場化應用。通過政府采購、市場準入等政策手段，推動綠色技術的大規模應用，尤其是鼓勵高耗能行業采用節能減排技術。建立健全綠色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機制，激勵企業在綠色技術創新中的投入和應用。

在全球氣候治理的背景下，應積極參與全球綠色技術的研發和標準制定，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平臺推動綠色技術的國際合作和輸出。同時，引進國際先進的綠色技術和經驗，推動其本土化應用。鼓勵國內企業在綠色技術領域開展國際合作，提升我國在全球綠色低碳技術創新中的話語權 。

引導高碳行業有序轉型升級

高碳行業的綠色轉型是推動綠色生產力發展的重中之重。應通過設立專項資金、提供低息貸款等方式，支持鋼鐵、水泥、化工等高碳行業的技術改造，幫助其引進節能環保設備，推動清潔生產和低碳生產技術的應用。同時，通過實施較為嚴格的環保標準和碳排放配額，促使企業主動進行綠色升級，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逐步實現綠色轉型。

為推動高碳行業的轉型，可以籌劃推行“綠色工廠”認證制度，鼓勵企業通過技術升級、資源高效利用和綠色生產等方式達到綠色生產力標準。獲得綠色認證的企業可以享受稅收減免、補貼獎勵等政策激勵，增強企業的綠色生產動力。“綠色工廠”認證制度，不僅可以推動企業的綠色改造，也能提升市場對綠色產品的認同度。

在推動高碳行業轉型的同時，應促進高碳行業與新興綠色產業的協同發展。例如，能源行業可以通過推動煤炭企業與新能源企業的合作，推動清潔能源的開發和利用。通過產業鏈協同，推動高碳行業與綠色技術、綠色產業的融合發展，提升整體綠色生產力 。

完善綠色金融體系

綠色金融是推動綠色生產力的重要資金來源。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綠色項目的支持力度，推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金融工具的創新與發展。特別是對于中小企業，可以通過設立綠色融資擔保機制，降低企業融資風險，幫助中小企業在綠色轉型中獲得資金支持。同時，完善綠色金融標準和綠色項目評估體系，確保資金流向真正符合綠色標準的項目。

加快推動碳市場的完善和擴展，提高碳市場的覆蓋范圍，納入更多的高碳排行業如交通運輸、建筑業等，增強市場的流動性。通過健全碳排放交易規則，建立透明的碳定價機制，確保市場有效調控碳排放。還應加強對碳市場的監管，防止投機行為影響市場穩定。

在推動綠色生產力的過程中，社會資本的廣泛參與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通過設立“綠色發展基金”，鼓勵企業和個人投資于綠色產業和低碳項目，形成全社會共同推動綠色生產力提升的局面。通過財稅政策、風險補償機制等措施，降低社會資本進入綠色產業的風險，提升資本市場對綠色投資的積極性。

隨著全球綠色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應主動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推動綠色金融標準與國際接軌。通過參與全球綠色金融規則制定和市場合作，引入國際資本投資國內綠色產業，推動國內綠色項目的國際化發展。

加強政策執行與環保監管

加強中央與地方的政策協調，建立健全政策執行的反饋機制，確保環保政策的有效落實。通過設立定期評估機制，監督各地方政府的政策執行效果，確保環保政策的落地。同時，加強環保法規的執行力，推動綠色政策的系統性實施。

加大環保部門的執法力度，確保對高排放行業和企業的監管落實到位。通過加強技術支持，提升對企業排放數據的動態監測能力，確保數據的真實性和透明度。同時，強化環保監管體系的數字化與智能化，通過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建設全國統一的碳排放監測平臺，提升環保執法的科技化水平。這樣可以確保實時監控高排放企業的碳排放情況，做到精準化管理。此外，鼓勵地方環保部門與科研機構合作，提升環保監管的專業能力，確保環保執法的專業性和公正性，避免企業通過隱瞞或造假的方式規避環保政策。

綠色生產力的發展政策應采取差異化策略，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靈活制定環保與轉型措施。例如，在經濟發達地區，可以更快推進高端綠色產業的發展，嚴格控制高排放企業；而在欠發達地區，則可以通過財政補貼、技術支持等方式，逐步引導高碳行業轉型，避免“一刀切”式的減排政策影響地方經濟發展。

提升全社會綠色轉型意識

綠色生產力的提升首先需要消費者的廣泛參與。通過持續性的媒體宣傳、教育推廣、社區活動等方式，提升公眾的綠色消費意識，培養公眾在日常生活中選擇低碳、環保產品的習慣。通過推行綠色產品認證標志，幫助消費者識別低碳、環保產品，促使綠色消費成為社會主流。同時，可以推出綠色生活激勵政策，如對綠色生活方式的消費者提供稅收減免、補貼等措施，激發社會公眾的參與積極性，推動綠色發展成為社會的共識和自覺行動。

綠色生產力的提升需要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鼓勵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遵守綠色標準，推行節能減排措施，并將企業的綠色生產行為納入社會責任考核體系。通過政府、社會和市場的共同推動，形成企業主動承擔環境責任的良性機制。此外，還可以設立綠色發展獎項或激勵措施，鼓勵表現優秀的企業，推動更多企業加入綠色轉型的行列。

【本文作者為山東大學國際創新轉化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略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