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現代數字技術革命性進步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同時也帶來諸多挑戰和風險,最為顯著便是民營企業發展信用約束問題。僅僅依靠企業自身及商業信用體系,難以滿足民營企業在數字產業及相關領域經濟活動的信用與投融資需求,需要強大和高效的信用支持。建議著眼數字投資、數字技術研發、數字產品生產與消費、數字貿易與市場風險治理、數字經濟合作,以及金融與債務風險防控等重點領域構建高效率信用支持體系,為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關鍵詞:數字信用約束 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 數字政治科學 分布主義金融學
【中圖分類號】 F121.23 【文獻標識碼】A
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推動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力量。2025年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民營企業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決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各種障礙,持續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各類經營主體公平開放,繼續下大氣力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當前,不少民營企業仍面臨信用支撐不足、融資渠道受限等現實挑戰,亟須強化信用支持。信用制度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在破解民營經濟發展瓶頸、優化要素配置效率方面具有支撐作用和保障功能。依托國家主權保障的稅收征管權和貨幣發行權,政府可為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信用支持,其中的關鍵在于構建精準有效的政策傳導機制。
本文針對數字革命背景下民營經濟發展的數字信用約束問題,立足數字政治科學(Digital Political Science)、分布主義金融學(Distributional Finance)及分布主義宏觀經濟學(Distributional Macroeconomics)視角,系統研究數字經濟時代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的信用約束,科學闡釋信用支持的功能機制,為更好發揮市場作用提供理論支撐。
數字革命與民營企業發展的數字信用約束
現代數字技術革命性進步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但也帶來諸多挑戰和風險,最為顯著便是民營企業發展信用約束問題。僅僅依靠企業自身及商業信用體系難以滿足民營企業在數字產業及相關領域經濟活動的信用與投融資需求,需要政府對企業的信用支持。本文將數字革命背景下的民營企業信用約束界定為數字信用約束(Digital Credit Constraints,DCC),這也是制約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關鍵變量。所謂數字革命(Digital Revolution),即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引發的產業變革,其本質是第四次工業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驅動的經濟社會系統性重構。數字信用約束(Digital Credit Constraints,DCC)特指數字技術革命進程中,各類經濟主體在投融資活動中遭遇的信用能力不足與制度性制約,構成影響民營企業發展的制度性瓶頸。
數字革命具有五個顯著特點:一是中國成為這次技術與工業革命的引領大國,前三次技術及工業革命都是西方國家引領,非西方國家都是跟隨者,而中國則是第一個在技術與工業革命中發揮引領作用的非西方國家;二是數據資源即數字要素(Digital Factor)成為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數字要素對勞動力、資本、技術、企業家才干等傳統生產要素具有全面的滲透性嵌入影響,為傳統生產要素投入和配置提供數字化工具并推動其數字化轉型;三是數字要素規模和配置效率成為衡量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的關鍵變量,擁有數字要素規模和配置效率的國家在數字技術研發、數字產品生產和數字產業發展中擁有綜合比較優勢,在綜合國力博弈與國際市場競爭中擁有比較優勢;四是工業化、市場化和數字人才成為數字技術發展和數字要素積累的源泉,雄厚的工業及制造業基礎、廣闊的市場空間、接受過良好數字技術教育的大規模人才是數字要素形成的基礎條件和數字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源泉;五是基于數字技術開發特別是數據搜集、儲存、傳輸和應用的數字生產、數字貿易、數字貨幣及數字金融、數字政府已經成為新的世界生產體系、貿易及市場體系、貨幣及金融體系、宏觀協調與公共治理的推動力量,數字分工與數字合作成為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構建的關鍵。
然而,數字技術革命給民營企業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帶來挑戰,特別是對民營企業的信用及投融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產生信用風險及信用約束。這主要表現在四方面:
數字技術研發的投融資信用約束。數字技術研發不僅具有技術門檻,也存在投資門檻,對投融資渠道和能力相對有限的民營企業形成較大的約束。數字技術研發具有高投入和高風險特征,需要進入相關領域的企業具有相對較高的投融資保障能力,形成技術及產業的投融資進入門檻。相較于大中型國有企業,一些民營企業融資渠道相對單一、規模受限,且擔保能力與信用資質不足,在獲取銀行信貸支持方面面臨更高難度,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數字技術領域的研發投入。
數字產品生產的投融資信用約束。數字產品及服務的生產、提供及進入市場,也需要投融資支持,因為數字產品的生產涉及眾多投入要素、中間投入品和多樣化的產品類型,同時也涉及復雜的生產環節,僅依靠民營企業自身的投融資渠道和能力,有時難以適應數字技術產品生產和進入市場的復雜化需要,亟須構建政府主導的全周期投融資保障體系。
數字市場風險管理的信用約束。數字產品市場競爭激烈,數字產品的技術迭代和市場迭代速度非常快,數字產品的物理壽命周期與精神壽命周期都相對較短,給數字企業特別是民營數字企業帶來較大的挑戰。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往往面臨著更為復雜的數字市場風險管理的信用約束,突出表現為三:一是市場競爭失敗導致的風險救助信用約束,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失利乃至失敗狀況下獲得救助的信用環境友好度相對較低;二是市場競爭成功時企業業務擴展面臨的信用約束,民營企業的市場成功轉化為金融市場信用優勢存在著時滯效應,制約其發展;三是系統性市場風險導致的信用困境,國際市場與宏觀經濟環境導致的系統性風險僅僅依靠民營企業個體難以妥善應對。
數字經濟合作的信用支持薄弱。數字技術發展,為企業之間的數字分工與合作提供了機會和平臺,但對企業的投融資能力和信用支持要求較高,原因在于數字經濟合作面臨顯著的不確定性風險。民營企業在投融資渠道拓展方面仍需加強能力建設,政府對企業信用支持的精準化程度有待提升,應對不確定性風險的能力也普遍不具有比較優勢。這些都限制了民營企業參與數字經濟合作和數字經濟市場競爭。此外,與數字經濟合作緊密相關的數字公共產品與服務提供具有顯著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民營企業也普遍面臨同樣的投融資信用約束。
簡言之,在數字革命背景下,民營企業面臨著數字技術及產品研究開發、數字產品生產、數字市場風險治理、數字經濟合作的投融資及信用約束,需要政府層面提供可靠的投融資與信用支持。如何為民營企業參與數字技術及產品開發、數字產品生產、數字市場風險治理、數字經濟合作提供合理高效的信用支持,是政策體系構建中需要解決的緊迫課題。
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投資與消費信用支持
在當前宏觀經濟面臨穩增長壓力與外部需求承壓的背景下,如何破解數字革命背景下民營企業發展面臨的數字信用約束是推動我國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也是促進我國宏觀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需要破解的緊迫課題。需要充分發揮我國的體制機制優勢,把中央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在治理政府債務風險、國內金融風險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上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為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信用支持。需要在三個方面持續努力并取得積極進展:
數字投資的信用支持。數據資源與數字技術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生產要素,其投資建設已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引擎。民營企業參與數字投資及數字經濟活動,亟須突破數字信用約束瓶頸。政府可以從四方面提供信用支持:一是健全民營企業數字投資融資擔保機制,有效降低投融資信用成本與風險溢價;二是擴大民營企業數字投資準入領域,確保財政補貼與稅收優惠政策的普惠性覆蓋;三是優化民營企業數字投資信用準入門檻,構建公平競爭的社會信用激勵機制;四是完善數字投資信用監管框架,建立覆蓋風險預警、應急處置的全周期信用救助體系。
數字技術研發的信用支持。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通信及計算技術為標志的數字技術研發需要大規模的前期投入,中小型民營企業參與數字技術研發同時面臨著系統性與非系統性風險,其在金融市場和技術市場同時面臨著數字信用約束,僅僅依靠自身的能力常常難以應對各種復雜的數字技術研發風險。政府可以從三個方面提供信用支持:一是成立民營企業數字技術研發基金,支持民營企業參與數字技術研發,降低數字技術研發的投融資門檻;二是牽頭構建數字技術聯合攻關平臺及機制,吸引不同產業門類和技術研發專長的民營企業廣泛參與、分工合作,形成民營企業參與數字技術攻關的全國一盤棋舉國體制;三是引導成立各種數字技術研發的天使投資及相關風險投資基金,吸引民營企業廣泛參與到數字技術攻關“揭榜掛帥”體制機制,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參與數字技術攻關的靈活性、創新性和高效性優勢,助力數字技術研發和數字產品開發。
數字產品生產與消費的信用支持。數字產品更新換代快,民營企業參與數字產品生產和消費面臨著復雜的市場經營風險。政府可以從三方面為民營企業參與數字產品與消費提供信用支持:一是制定促進數字產品生產與消費的產業發展政策,引導民營企業參與數字產品生產與消費,例如制定鼓勵民營企業參與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專業性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開發與應用,促進人工智能產業鏈形成和數字消費市場發展的相關政策;二是設立數字產品生產與消費的專項基金,鼓勵民營企業參與數字產品生產,同時也鼓勵政府、企業、家庭及個人的數字產品消費,促進數字產品生產、供給與消費體系的形成;三是對數字產品生產與消費的市場風險進行有效監管,預防各種數字產品生產與消費壟斷行為的發生,為民營企業進入數字產品生產與消費提供公平的市場機會。
簡言之,消費、投資、技術研發及生產環節的信用支持是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特別是供給側推動發展的必要條件,可以充分發揮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在消費、投資、技術研發和投資領域信用支持的重要作用,同時鼓勵民營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消費、投資、研發和生產的信用支持。
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市場與金融信用支持
當前,全球貿易格局面臨許多不確定因素,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同時面臨著內部市場風險、貿易保護主義及國際市場約束,需要為其開拓市場、參與跨國經濟合作和防范外部金融風險提供信用支持。
數字貿易與市場風險治理的信用支持。數字技術發展及數字革命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數字技術、數字產品與數字服務需要全球性市場,民營企業參與跨境數字貿易面臨復合型市場風險,亟須構建系統性風險防范機制。可以從四個維度完善信用支持體系:一是構建雙多邊數字貿易協定體系,通過簽訂數字貿易協定穩定市場預期,建立跨境數字貿易風險預警機制;二是完善反壟斷規制框架,制定數字經濟領域公平競爭政策,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三是主動參與全球數字治理,反對數字保護主義等逆全球化行徑,推動構建開放型數字貿易體系;四是健全風險對沖機制,針對數字長臂管轄等外部風險構建制度性防御體系,切實維護民營企業參與國際數字貿易的合法權益。
數字經濟合作的信用支持。高度專業化和企業間的深度分工合作是數字經濟的顯著特征,無論是數字技術開發、數字產品生產與消費,還是數字產品貿易與數字貨幣及數字金融市場競爭,都涉及眾多企業的廣泛分工與合作。民營企業參與數字經濟合作面臨著諸多制約因素,政府可以從四個方面提供信用支持:一是由政府主導構建企業參與數字經濟合作的組織化和制度化平臺,為民營企業參與數字經濟合作提供機會和制度化信用支持,降低民營企業參與數字經濟合作的制度成本和信用成本;二是協調和規范民營企業參與數字經濟合作的行為,化解各種矛盾和沖突,控制數字經濟合作中的惡意競爭和過度競爭導致的各種交易成本和風險成本;三是為民營企業參與國際數字經濟合作提供平臺和機會,鼓勵民營企業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企業之間的數字經濟合作,促進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數字經濟合作;四是政府為參與國際數字經濟合作的民營企業提供信用保護,特別是需要為中小微民營企業參與國際數字經濟合作提供堅實的信用支持和信用保護。
防控內外部金融風險的信用支持。民營企業及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與國際經濟環境,能夠應對各種可能的國內債務與金融風險,預防國際金融危機的傳染和沖擊。中國在防范和應對國內金融風險方面具有顯著的機制體制優勢:一是強化對國有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監管,提高國有銀行或者非銀行金融機構應對系統性與非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能力,形成預防和控制國內金融風險的國有金融資本監管與穩定之錨,維護國家宏觀金融市場穩定和國有金融資產安全;二是強化對民營銀行及金融機構的風險防控和金融監管,對存在支付困難的民營金融機構給予信貸幫助與補貼救助,防止民營金融機構的債務與信用風險擴大和蔓延,同時為國有金融機構與民營金融機構的金融風險控制與治理提供合作平臺和政策支持;三是加強資本跨國流動的金融監管,防止外部金融危機對國內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沖擊,在特殊情況下可以通過政府的行政政策工具化解國際金融危機對本國金融體系的沖擊,維護國家金融安全。
概言之,中國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高效信用支持體系的支撐。通過信用支持可以助力其市場開拓、國際經濟合作與風險防范,從而優化國內國際經營環境。
結語
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相輔相成,共同構筑起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石。當前,數字信用約束已成為制約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突出瓶頸,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在推動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扮演者不可或缺的強大信用支持者角色。中國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有效破解數字信用約束,政府可以從在數字投資、數字技術研發、數字產品生產與消費、數字貿易與市場風險治理、數字經濟合作、金融與債務風險防控等方面提供信用支持,為數字革命背景下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面對外部環境劇烈變化和國內經濟運行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為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的信用支持是政府、市場和社會共同的責任。只有凝聚各方合力,才能為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營造良好環境,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貢獻更大力量。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吳玉章特聘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及中國應對戰略研究”(24AGJ004)、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亞太自貿區建設與中國國際戰略研究”(15JZD037)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略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