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要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普惠包容的新型經濟全球化，為全球化轉型提供中國方案。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要強化世界共同利益，凝聚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的共識，積極應對國際公共產品赤字等問題。新型經濟全球化不是強調公平放棄效率，不是簡單強調結果的平衡，而是兼顧效率和公平推動全球再平衡，讓世界各國及不同微觀主體能夠分享全球化紅利。新型經濟全球化拓展經貿合作新空間重在推動數字經濟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以擴大數字經濟合作空間的確定性、對沖傳統經貿合作的不確定性。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還必須有高效率的國際金融治理體系的支撐，探索通過數字貨幣等手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變革，解決國際金融公共品武器化問題，努力建設創新包容的開放型世界經濟。
【關鍵詞】新型經濟全球化 全球再平衡 數字經濟合作 國際金融治理
【中圖分類號】F753/F75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1.010
【作者簡介】陳建奇，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博導，全球治理與國際組織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全球治理、宏觀經濟與金融、自貿區與“一帶一路”等。主要著作有《霸權的危機：美國巨額財政赤字與債務風險研究》《醒獅之困：新常態、新挑戰、新戰略》等。張原，北京語言大學商學院教授，經濟系主任，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學、國際金融、勞動經濟學等。主要著作有《財政國庫現金管理研究》、《中國對外投資的特征、挑戰與“雙循環”發展戰略應對》（論文）等。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社會步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進入2025年以來，從俄烏沖突的持續發酵到中東地緣博弈的復雜化，從人工智能重塑軍事形態到綠色技術推動可持續發展，從印巴緊張局勢的陡然升級到美國洛杉磯騷亂的持續升溫，國際時政的每一次波動都在深刻改變全球權力格局。在這一背景下，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風險日益加劇，經濟議題的政治化和泛安全化趨勢愈發明顯，全球化進程遭遇逆流，國際開放合作與經濟發展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盡管逆全球化思潮的興起具有其深層次且復雜的背景因素，但發展不平衡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那些在全球化進程中未能獲得預期利益的國家，對全球化的態度趨于消極。因此，如何促進全球化轉型，確保發展成果能夠廣泛地惠及世界各國人民，已成為新型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核心議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1]長期以來，我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普惠包容的新型經濟全球化，為全球化轉型提供中國方案。未來新型經濟全球化必須強化共同利益，攜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著力解決不平衡問題，多措并舉拓展數字經濟合作新空間，創新國際金融治理，努力建設創新包容的開放型世界經濟。
以強化世界共同利益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
全球化深入發展讓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為了推進新型經濟全球化進程，必須進一步鞏固各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倡導并促進世界各國攜手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唯此才能確保全球化不會因為缺乏合作基礎而偏離正確方向?；仡櫲祟惿鐣陌l展歷程，對超越個體利益的國家利益乃至全人類共同利益的不懈追求，始終是推動社會持續進步的重要動力源泉。然而，過分強調國家利益可能會導致競爭的無序化，甚至引發“公地悲劇”等全球性問題。因此，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必須妥善協調國家利益與世界共同利益，以實現和諧共生。
盡管國家利益范圍比較廣泛，但往往與一些相對固定且不容易改變的因素有關，這種因素包括國家地理區位、人口規模、資源及國家國土范圍等。[2]戰爭是國家利益矛盾沖突不可調和的產物，即便在當今時代，局部戰爭和區域沖突時有發生。然而，這并非表明當今世界在國家利益協調方面缺乏積極進展?；仡櫄v史上的兩次世界大戰，其帶來的影響是慘痛的，經驗教訓也是非常深刻的，世界大戰不僅造成相關國家經濟社會基礎的巨大破壞，而且導致絕大多數參戰國家債臺高筑，全球經濟發展受到重大沖擊，國際經濟合作遭受巨大影響，世界大戰揭示了戰爭沒有贏家的深刻道理。維護世界和平、防止戰爭再次爆發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重要目標。各國對世界大戰保持高度警惕，這種客觀態勢充分表明，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國家利益與人類共同利益之間的協調性得到了顯著加強。
世界共同利益的強化與全球化發展相互促進。隨著世界共同利益的日益凸顯，各國和地區之間的合作不斷深化，有效促進了全球化的穩健推進。與此同時，全球化進程的加速發展，進一步加強了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使得各國的共同利益不斷拓展。在當今國際社會，一個國家若要實現健康、快速發展，幾乎不可能脫離與其他國家的交流與合作。習近平主席強調：“國際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一部復雜精巧、有機一體的機器，拆掉一個零部件就會使整個機器運轉面臨嚴重困難，被拆的人會受損，拆的人也會受損。”[3]在國際關系的宏觀視野下，我們深刻認識到，各國的發展不僅需要一個穩定和諧的外部環境，而且全球范圍內的進步與發展更是離不開世界主要大國的相互協作與共同努力。在追求國家利益的過程中，各國應高度關注并積極維護與他國的友好關系，將實現世界共同利益作為更加重要的目標。
在全球化背景下，強化國際共同利益并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是順應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并出現分化，氣候治理的談判亟須推進，同時糧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全球債務風險等問題日益嚴峻，這些現象表明，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人類和平發展的前景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下降，導致國際公共產品供應的短缺問題日益凸顯。因此，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增強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能力，已成為應對當前全球性挑戰的關鍵策略。發展作為解決所有問題的基礎和核心，通過強化國際共同利益，積極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深化各國之間的合作，有助于緩解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瓶頸，減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公共產品赤字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從而促進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這已成為應對全球性挑戰的重要途徑。
以全球再平衡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
加強全球共同利益是構建新型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但新型經濟全球化也需關注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數十年來，全球化不斷深化，促進了全球經濟的快速增長。盡管全球化能夠加速全球經濟的發展并為人類社會帶來更豐厚的財富，當前卻出現了逆全球化趨勢。全球失衡是逆全球化現象的重要成因。全球化雖為世界各國創造了更多財富，但各國從中獲得的利益并不均衡。部分國家借助全球化釋放了其比較優勢，市場持續擴張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然而，另一些國家由于競爭力不足，在全球化浪潮中產業不斷外遷，導致國家產業空心化和經濟增長乏力。還有一些國家雖在全球化進程中實現了快速發展，但民眾收入分配差距并未得到緩解。那些自認為在全球化進程中未獲益的國家或地區，傾向于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由此引發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抬頭，對全球化構成了嚴峻挑戰。因此，為了實現新型經濟全球化，在深入剖析全球再平衡的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的基礎上，加快推動全球再平衡顯得尤為關鍵。
廓清全球再平衡的歷史邏輯。推動全球再平衡，讓各個國家及不同微觀主體能夠分享全球化紅利，推動經濟切實實現普惠包容，成為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的重點。全球失衡的治理不僅涉及開放政策的調整，也涉及人口結構、創新等深層次的競爭力影響因素的變化，這就需要增強全球經濟協調，通過創新全球經濟治理，加強國際溝通協作，著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促進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消費、投資、出口平衡增長，推動發達國家改變過度依賴消費的狀況，擴大就業與增加民生投入，促使世界各國人民在全球化進程中獲益。然而，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盡管世界各國通過多邊及雙邊平臺進行了溝通與協調，全球失衡問題依舊未能得到顯著緩解。這表明現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在自我解決失衡問題方面存在局限性，迫切需要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進行改革，以實現全球再平衡。
探討創新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以應對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其理論淵源可追溯至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所提出的制度設計理論，該理論對金本位制度下順差國與逆差國如何調整國際收支失衡進行了闡述。根據經濟學經典理論，在金本位制時期，國際收支失衡現象能夠通過休謨提出的“物價-現金流動機制”實現自動平衡。具體而言，在國際收支波動的過程中，逆差國的黃金儲備會流向順差國，導致逆差國的黃金儲備減少，進而引起貨幣供應量的下降。這一變化促使商品價格下跌，而順差國的黃金儲備增加則導致貨幣供應量上升，商品價格上漲。這一結果直接表現為逆差國的商品因價格下降而競爭力增強，出口量隨之增長；反之，順差國的商品競爭力下降，出口量減少。這一過程持續進行，直至國際收支達到新的平衡狀態。因此，金本位制度具備自我調節國際收支的能力，從而避免了過度的外部失衡現象。
然而，凱恩斯認為，黃金的流動不能保證國際收支保持自主平衡。在過去500多年里，只有兩個階段可以看到貴金屬對國際貿易失衡的調節作用是有效的，即16世紀的白銀本位時期和19世紀末的金本位時期。[4]在金本位制時期，國際收支的調節壓力主要集中在債務國。特別是在20世紀20年代，諸如英國等經常賬戶赤字的國家不得不采取緊縮政策。與此同時，美國、法國等經常賬戶順差的國家則能夠將順差轉化為黃金和外匯資產。這些資本可以被凍結，而非必然流入市場，從而避免了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因此，大量資本從逆差國流向順差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資本從逆差國向順差國流動的問題變得更加顯著。在這種制度下，全球不平衡問題難以自我調節。基于對金本位制度的修正，凱恩斯在二戰后國際貨幣體系重建問題上，提出以班柯（Bancor）為核心的國際清算同盟計劃（即凱恩斯計劃），并提出調整全球失衡的政策主張，強調順差國與逆差國必須共同承擔全球失衡調節責任。
認清全球再平衡的現實邏輯。盡管凱恩斯計劃備受關注，但美國作為二戰后最大的順差國及經濟強國，凱恩斯計劃要求的順差國與逆差國共同承擔外部失衡調整責任的做法顯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否決了凱恩斯計劃而采取懷特計劃，牽頭構建了美國等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確立了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盡管現行全球經濟體系在戰后世界經濟穩定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其本質上是美國霸權治理結構的體現。在此體系下，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不論其他國家是否獲得利益，美國必須確保自身利益最大化。近年來，美國強調“美國優先”政策，注重風險規避，推動科技領域的“小院高墻”戰略，通過友岸外包和離岸外包重塑產業鏈供應鏈，大幅提高關稅以壓制競爭對手。這種由美國主導的霸權治理模式，并不利于全球平衡發展的推進。
中國倡導普惠包容的新型經濟全球化，為推動解決全球失衡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習近平主席強調：“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不應該任由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破壞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而要以建設性姿態改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好趨利避害。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基石的多邊貿易體制，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5]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本質上體現了普惠包容與合作共贏的理念。若各國能夠共同參與協商、攜手合作并共享成果，以合作精神取代對抗態度，以共贏思維取代獨占策略，摒棄零和博弈及贏者通吃的舊有模式，那么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世界各國就能夠實現共同利益，全球失衡問題也將得以緩解，從而顯著降低逆全球化的壓力。
如果說2008年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體系產生了強制性調整作用，那么當前的新型經濟全球化則扮演著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創新改革、促進全球再平衡的關鍵角色。普惠包容新型經濟全球化既不是強調公平放棄效率，也不是簡單強調結果的平衡，而是兼顧效率和公平。唯有經濟總量提升，才能為世界各國帶來實際利益，使廣大民眾受益，從而確保普惠包容性發展不流于空洞的口號。踐行普惠包容的新型經濟全球化，應推動世界各國摒棄對抗思維，凝聚合作共識，拓展發展空間，推動生產力變革，促進生產要素跨境自由流動，最終形成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強大支撐，不斷做大經濟蛋糕。全球平衡發展不是強調各國各地區都擁有全鏈條的產業體系，不是搞絕對平均主義，而是強調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尊重各國的制度和發展模式，通過投資、貿易、產業鏈供應鏈、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合作，補足短板強化優勢，突破自身發展瓶頸，實現經濟社會穩定平衡發展。
以數字經濟合作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
新型經濟全球化需致力于開拓新的發展空間，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其核心在于促進貿易與投資合作的深入發展，以及應對全球多邊貿易投資體系所面臨的新風險與新挑戰。當前，世界貿易組織改革仍未取得實質性進展，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經貿摩擦不斷升溫。政治變量給經濟貿易合作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在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美國積極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及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的談判進程，希望通過重塑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維護美國在未來國際經貿合作中的主導權。特朗普政府在首個任期內雖然宣布退出TPP談判，但對中國等國家加征關稅，限制高新技術交流與投資，拜登政府延續執行加征關稅政策與科技限制措施。2024年特朗普再次當選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對貿易投資合作繼續筑墻設壘，大幅加征關稅，促使傳統經貿合作遭遇重大挑戰。對此，新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重點在于推動數字經濟領域的新產業和新業態的合作，緩解或對沖因貿易摩擦或沖突帶來的不確定性。
拓展數字經濟合作新空間。一方面，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空間巨大。2000年以來，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全球市值排名前列的企業大多與數字技術相關，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趨勢越發明顯，形成越來越重要的國際經貿合作新領域。近年來，以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5G、云計算、區塊鏈、元宇宙、聊天機器人等為核心的技術持續更新迭代，數字基礎設施不斷升級。世界各國對互聯網技術的變革高度關注，主要國家紛紛將人工智能技術視為搶占技術制高點的戰略重點。數字技術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及其影響日益顯著，發達國家的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已接近一半，而發展中國家及新興經濟體的這一比重也超過了25%。數字經濟構成了當前全球經貿投資合作的新領域。
另一方面，各國紛紛將數字經濟合作議題提升至重要議程。自20世紀90年代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便開始探討通過國際協調合作以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2016年，在G20杭州峰會期間，《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正式形成。隨后，在2018年G20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上，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領域被確定為G20討論的重點議題。當前，數據收集、數據存儲、數據分析及數據挖掘已經成為獨立而重要的產業鏈條。基于數據基礎設施之上的數字價值鏈合作與傳統合作模式存在差異，世界各國的貿易投資方式呈現數字化新特征，數據信息跨境跨國大規模流動，數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平大幅提升，數字化服務的跨境跨國合作更加頻繁，全球經濟數字化程度不斷提高。數字經濟的升級換代為世界各國開展基于新業態的經貿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礎，與此同時，世界各國數字化應用創新也為全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動力。
推動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建設。首先，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建設滯后將阻礙數字經濟的發展。從數字經濟規則的認識來看，世界各國對相關業態發展趨勢的研判仍然有待深化，尚未形成關于未來數字經濟形態的共識，關于數字經濟發展的認知差異使得主要經濟體數字經濟國際協調合作面臨著較大的困難。誰能搶占數字經濟規則標準制定權，誰就可能擁有未來經濟的話語權。發達經濟體如美國對數字經濟的重視程度極高，不僅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中明確提出了相應的規則和標準，而且在其他雙邊和多邊談判中也積極籌劃數字經濟規則和標準的制定。然而，這些規則和標準尚未充分反映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近年來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發展也非常迅速，重要的互聯網企業快速發展并且在全球擁有較大的影響力，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亟待通過參與數字經濟規則標準制定以提升話語權。然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數字經濟規則標準方面的分歧，導致全球層面數字經濟規則標準制定面臨困難與壓力，“數字鴻溝”風險加劇。
其次，如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數字貿易投資規則成為新型經濟全球化的重點。不管是世界貿易組織改革，還是世界主要經濟體倡導的新規則新標準，這些大多沿襲傳統的治理機制和框架。盡管美國及其他發達經濟體正致力于制定數字經濟的規則體系，但目前這些規則主要停留在宏觀層面。鑒于數字經濟的發展形態持續演變，現行規則標準能否滿足未來發展的需求仍存在不確定性。從全球層面來看，新加坡、智利和新西蘭簽署的《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已經對外發布，但相關規則標準仍然有待細化。數據跨境流動、數據本地化及源代碼保護等規則仍然存在較大的爭議，全球數字經貿規則標準制定滯后問題比較突出，已經成為未來拓展國際貿易投資合作的障礙。
再次，數字經濟合作必須符合新型經濟全球化普惠包容的根本要求。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國應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的原則，通過對話與合作凝聚共識，構建開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機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數字經濟治理框架和標準規范。數字經濟合作旨在增進人類共同福祉，必須順應新型經濟全球化普惠包容的新要求，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則，世界各國不論其規模大小、實力強弱，抑或社會制度的差異，均應享有平等參與數字經濟發展的權利，特別是應著力提升發展中國家在數字經濟治理領域的代表性和話語權，努力縮小“數字鴻溝”和治理能力的差距。
以創新國際金融治理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
新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不僅有賴于國際貿易投資合作新空間的拓展，還有賴于國際金融治理體系的重構。商品的跨境流通必須經過海關的審查，然而金融資本的流動則無需通過海關，能夠借助多種渠道實現全球范圍內的迅速轉移。若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穩定性不足，金融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可能加劇國際金融風險，對全球開放合作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構建穩固的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是推動全球化進程的關鍵要素。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歐美國家采取了凍結俄羅斯海外金融資產的措施，并將俄羅斯排除在全球金融體系之外，這引發了國際社會對金融公共品武器化問題的廣泛關注。此外，近年來，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發展較快，價格持續創出新高，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眾對于超主權貨幣的偏好提升，對主權信用貨幣貶值及其他金融風險的擔憂升溫。如何創新國際金融治理體系，為深化國際合作營造穩定的金融環境，成為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內容。
國際金融治理體系不穩定問題突出。一方面，美國等發達國家仍然主導著國際金融治理體系。二戰后形成的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是布雷頓森林體系，雖然該體系經歷多次波動，但美國等發達國家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本質沒有改變。長期以來，以G7為代表的發達大國在國際金融秩序中擁有絕對的領導地位，美元、歐元、日元及英鎊四種貨幣占據全球外匯儲備份額的90%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由歐洲人擔任，世界銀行行長由美國人擔任。盡管2016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通過《董事會改革修正案》，確認了約6%的份額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中國的份額占比從3.996%提升至6.394%，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排名也從第六位躍升至第三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然而，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集團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決策過程中，依然保有對重大事項的否決權。
另一方面，當前國際金融貨幣體系不穩定性問題越發突出。美元、歐元、日元等貨幣都是國際貨幣，也都屬于主權信用貨幣范疇，雖然歐元具有歐洲超主權貨幣的特征，但支撐歐元的也是歐洲相關國家的信用，美元、歐元、日元本質上屬于相應國家或者地區的主權債務。深入分析美歐日等國家的國債風險，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美元、歐元、日元等主要國際貨幣的穩定性。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持續多年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美歐日等主要貨幣發行國央行資產大幅飆升，國際貨幣穩定性問題備受關注。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警示歐洲主權信用面臨巨大挑戰，美國、日本并不比歐洲集團樂觀。當前，日本政府債務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260%左右，日本債務負擔率處于發達國家首位；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超過36萬億美元，美國債務負擔率達到130%左右的水平。主要貨幣發行國的主權債務風險顯著增加，暗示了主要儲備貨幣國主權信用的不穩定性上升，國際金融治理體系的穩定性面臨嚴峻挑戰。
創新國際金融治理體系。一方面，在國際金融治理創新的背景下，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成為關鍵議題，其中發展超主權貨幣特別提款權（SDR）顯得尤為重要。自196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設SDR，其主要目標在于應對20世紀60年代的美元危機，并解決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時所面臨的維護國際儲備資產穩定性與服務本國經濟發展的雙重挑戰。盡管SDR在國際金融治理體系中受到關注，但其目前僅作為IMF及其他國際組織的記賬單位，并非實際貨幣，亦非IMF對其他國家的債務。SDR在使用時需兌換為其他貨幣，不能直接用于貿易或非貿易支付，其應用范圍主要限于官方機構和國際金融組織。SDR的現有制度安排與其有限的適用范圍及規模相適應，但若要使其成為主要的儲備資產，必須加速拓展其計價、結算和交易職能。然而，SDR獲得微觀主體認可與接受的核心問題在于，主權國家貨幣之所以能迅速在世界范圍內流通，主要得益于其作為法定貨幣的國家信用支持。盡管理論上SDR可以通過成員國間制定相關法律來擴大其使用范圍，但其大規模使用將導致主權信用貨幣的去國際化，并可能重塑世界金融格局，對現有利益格局造成沖擊。因此，促使世界主要國家共同接受SDR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在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創新國際金融治理機制已成為關鍵路徑，而數字貨幣的發展則被視為其中的核心方向。特別地，SDR作為超主權貨幣的演進仍需進一步觀察。然而，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市場價值近年來顯著增長，比特幣市值已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正加速國際金融治理體系的變革。在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特朗普曾提出將比特幣納入美國的戰略儲備資產，預示著比特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有望得到進一步加強。全球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開始關注比特幣及其他數字貨幣的投資機會，這表明發展數字貨幣已成為創新國際金融治理體系的關鍵方向之一。從現實情況來看，國際社會對比特幣的接受，根本上源于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接受比特幣作為支付手段，這構成了比特幣實現貨幣職能的關鍵環節，即比特幣已具備了一般等價物的職能。商家通過比特幣為商品定價，并接受比特幣作為商品結算，從而推動比特幣的職能從價值儲藏擴展到價值尺度、貨幣支付和流通等多重職能，從這一角度來說，比特幣正逐步演化為一種準貨幣。盡管如此，比特幣及其他數字貨幣在推動國際金融治理創新方面仍面臨諸多挑戰。比如，如何應對比特幣價格的劇烈波動，如何在全球經濟增長對貨幣需求不斷上升的情況下應對比特幣數量固定為2100萬個的挑戰，以及如何防范比特幣可能引發的金融系統性風險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可能需要通過開發新的數字貨幣來實現。
綜上所述，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構建創新包容的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是順應經濟規律的客觀選擇。近年來，全球合作的驅動力減弱，逆全球化思潮升溫。在發展與安全的維度上，全球對安全的關注度上升；在效率與公平的維度上，全球對公平的關注度增強；在國際合作的維度上，多邊主義面臨挑戰，小圈子、新冷戰等風險增大；在新興領域的維度上，數據跨境流動、人工智能治理等問題突出。習近平主席強調：“世界各國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堅持拆墻而不筑墻、開放而不隔絕、融合而不脫鉤，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讓世界經濟活力充分迸發出來。”[6]推動普惠包容的新型經濟全球化，是中國應對全球性挑戰深化全球合作的方案。必須著力解決全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強化全球共同利益，鞏固新型經濟全球化的合作基礎，通過國際金融治理的創新，營造新型經濟全球化的穩定金融環境，通過國際貿易投資新業態的發展，拓展新型經濟全球化的新空間。
［本文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校級課題“美國金融制裁對中國金融安全挑戰及應對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課題編號：2022YB021］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
[2]王逸舟：《國家利益再思考》，《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
[3]《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22年4月22日，第1版。
[4]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凱恩斯傳》，相藍欣、儲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
[5]《習近平外交演講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
[6]《習近平出席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并發表演講》，《人民日報》，2022年1月18日，第1版。
The Trend of The New Typ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New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Chen Jianqi Zhang Yuan
Abstract: At present, as the world enters a new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a new type of inclusiv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provide a Chinese solu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ization. To promote the new typ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strengthen the world's common interests, build a consensus for promoting the new typ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new typ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oes not emphasize fairness at the expense of efficiency, nor does it simply focus on result-based balance. Instead, it aims to promote global rebalancing by balancing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enabling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different micro-subjects to share the dividends of globalization. The expansion of new spaces fo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n the new typ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ocuse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and business form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using the certainty of expanding digit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pace to hedge against the uncertainties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romoting the new typ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ust also be supported by an effici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system, exploring means such as digital currencie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olving the problem of weapo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public goods, and striving to build an innovative and inclusive open world economy.
Keywords: new typ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bal rebalancing, digital economy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責 編∕韓 拓 美 編∕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