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深度聯動的內在邏輯，在于周邊格局的變化激發大國持續的戰略關注與大量戰略資源投入，并與周邊國家形成“合力”，推動周邊地區演變為世界新的權力重心。兩者深度聯動的表現形式有三：周邊格局聯動大國博弈，既改變周邊關系互動模式，也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貢獻亞洲力量；周邊格局聯動世界經濟，周邊地區合作進程面臨新的挑戰，也為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周邊格局聯動與人類文明進程，既遭遇西方國家對文明敘事的重構，也為促進文明多樣化作出亞洲貢獻。周邊格局與世界變局深度聯動具有階段性，從當前看，其發展趨勢有兩種情形：一是域外大國通過介入周邊地區事務，延續周邊國家依附于西方國家的傳統體系；二是周邊地區聚焦發展和地區整合，將周邊地區塑造為推動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文明多樣化的積極力量。

【關鍵詞】周邊格局 世界變局 財富中心 權力中心 周邊外交

【中圖分類號】D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6.002

【作者簡介】韓愛勇，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國家安全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思想史、中國對外戰略和亞太安全，主要著作有《在權力政治與自由主義之間 冷戰后東亞秩序的理論范式研究》、《全球安全倡議與構建周邊安全新架構》（論文）、《美國印太海洋聯盟的建構及其地緣影響》（論文）等。

2025年4月中央周邊工作會議指出，我國同周邊關系進入“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深度聯動的重要階段”。這一戰略判斷高度概括了當前中國周邊環境的新變化、新特點和新趨勢，理解其基本內涵，也就能夠理解中國周邊外交的目標任務和思路舉措。有鑒于此，本文擬對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深度聯動的內在邏輯、表現形式和發展趨勢進行初步探討。

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深度聯動的內在邏輯

地區格局不是國際格局在地區層面的直接投射，因為任何一個體系大國都不可能將其全部戰略資源投入到某個單一地區。但如果國際體系中的大國出于特定戰略原因，對某個地區保持持續的高度關注，并將其大部分的戰略資源投入該地區，地區格局和國際格局之間的互動又將呈現什么狀態？應該說，此時的地區格局依然不是國際格局在地區層面的投射，但兩者之間的“深度聯動”已經形成。由此可以判斷，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深度聯動的內在邏輯在于：周邊格局的變化激發體系大國持續的戰略關注，并投入大量戰略資源，與周邊國家形成“合力”，推動周邊地區演變為世界新的權力重心。具體來說，這個內在邏輯包含以下兩個方面。

財富中心東移，周邊地區成為世界新的財富中心。世界財富中心的轉移并不是一個話題，而是一個事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據證實了這一點：2009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按購買力平價換算的經濟總量超過發達經濟體，占全球的份額達到50.6％；同期，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按市場匯率換算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的份額達31.4％。從經濟總量來看，2024年發達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換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份額約為40.17％，而“全球南方”國家所占份額達59.83％。[1]但世界財富中心東移卻是一個話題，國際社會對此有著眾多討論，其焦點在于亞洲也就是中國的周邊地區，什么時候成為世界財富的中心。早在2011年，亞洲開發銀行提出“亞洲世紀”的構想時曾預測，到2030年亞洲將貢獻全球約GDP的40%，2050年達到52%。也就是說，2050年亞洲的經濟將超過其他區域板塊，成為世界財富的中心。現實的發展遠遠超過預期。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2022年全球購買力平價GDP，中國、印度分列第一與第三，印度尼西亞也進入前十，超過法國、英國、意大利等老牌發達國家。[2]亞洲整體崛起的態勢越發明顯。到2024年，亞洲經濟增長率超過4.5%，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度達60%，亞洲的GDP全球占比已接近55%。[3]同時，亞洲還擁有全世界60%的人口，以及50%的貿易。可以說，亞洲經濟實現華麗轉身，世界財富新中心的輪廓已經浮現。

回顧亞洲成為世界財富中心的歷程，有四個方面的原因尤為重要：一是世界經濟發展引擎東移，亞洲國家成為當今世界最具增長潛力和最具經濟活力的發展主體。在亞洲崛起過程中，創造經濟高增長奇跡的國家比比皆是，日本從1955年（6.4%）到1990年（4.9%），韓國從1963年（9.3%）到1997年（5.9%），新加坡從1965年（7.6%）到1997年（8.3%），中國從1977年（7.6%）到2019年（6.1%），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的增長周期在其他地區都是很少出現的。同時，印度最近幾年的經濟增速也是世界大國中最高的。二是亞洲的地區合作進程，即地區生產要素的整合，相較其他地區成效顯著。2020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落地，世界最大規模的自貿區誕生；同年6月份，新加坡、韓國等國發起的《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則代表當今世界數字貿易合作領域的高標準；2025年5月，中國—東盟自貿區3.0談判實質性結束，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進一步提升。從整個地區層面看，亞洲區域內部仍有效的區域貿易協定（RTA）已達到70項，這使得亞洲在區域內部有強大的資源整合配置能力以及產品和服務的供需對接匹配能力。[4]在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的今天，亞洲區域合作不斷取得新突破，也證明亞洲經濟的活力和潛力。三是亞洲多樣化的資源稟賦、梯度化的制造業層級和巨大人口規模的消費市場，都為亞洲國家承接世界產業轉移提供其他地區難以企及的基礎和條件。四是地區大國發展的接續帶動效應。這在20世紀90年表現為日本學者所概括的“雁陣模式”，而進入新世紀以來則集中體現為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所概括的“中國效應”。施瓦布認為“中國效應”極為明顯，帶動亞洲其他新興市場實現更高的增長率，在發展的高峰時期引領全球經濟的“合流”；這種中國效應帶來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按照某些衡量標準，國際社會所預言的“亞洲世紀”已經開始。[5]

財富中心地位的確立意義重大，從經濟角度看，意味著世界發展的最大機遇就在亞洲，它將進一步吸納世界范圍內的生產要素向亞洲進一步聚集，從而為亞洲的接續發展提供全球范圍的資源支撐。從政治角度看，經濟作為權力的基礎和支撐資源，亞洲成為世界權力中心也將行之不遠；特別是在亞洲群體性崛起過程中，中國作為地區力量中心的地位也逐漸形成，這是周邊格局近年來最為顯著的變化，這也帶動一些世界大國的戰略調整和對周邊地區戰略資源的投入。

大國戰略匯聚，周邊地區從財富中心到權力中心演變。亞洲崛起正在以發展的趨勢重塑世界，這是當前國際社會的基本共識。保羅·肯尼迪認為，“亞洲不斷增長的綜合實力和地區合作表明亞洲崛起勢不可擋，歐美即西方世界將隨之沒落”。[6]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人們越來越關注亞洲權力的變化。馬凱碩提出，全球權力東移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亞洲人正在顯示出創造一個更為穩定的世界秩序的能力，亞洲將成為未來世界的引領者。[7]換言之，亞洲重塑世界的底層邏輯就是亞洲從財富中心到權力中心的演變。

這個演變過程怎么呈現，值得關注。因為在“命運與共”的當今時代，任何單一地區和任何單一國家很難從根本上決定世界發展的整體態勢和趨勢。歷史的發展終究是多因素“合力”的結果，在國際政治中，這個合力就比較集中地體現為世界大國的共同作用。在亞洲地區，世界大國能夠形成一種力量的地區匯聚，本質上源自在亞洲崛起過程中，中國成為地區的力量中心，為應對周邊格局的這一結構性變化，它們不得不關注亞洲。周邊格局與世界格局的聯動由此開啟。

經濟學家們的研究顯示，早在2017年的時候，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價值鏈區塊已經形成，中國作為地區經濟中心的地位已經確立：中國在整個地區的GDP、進出口總量中的占比均已接近50%，中國供給和消費的地區中間品占比已達70%，在最終品的消費和提供中占比為55%左右。[8]到2024年，中國已成為18個周邊國家的最大貿易合作伙伴，這表明周邊地區依賴中國市場；而在貿易額排名前22位的零部件中，亞洲國家有18種依賴中國，這說明周邊地區依賴中國工廠。同時還有兩個因素值得關注：一是中國在代表經濟發展趨勢的數字化和綠色化領域，取得無與倫比的成就，這表明“中國效應”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仍將在周邊地區發展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二是截至2025年，中國中等收入人群已超過4億人，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中等收入市場，超大規模市場對于地區發展的帶動作用也將越來越明顯、越來越經久。

與此同時，中國倡導“大家一起發展才是真發展，可持續發展才是好發展”的發展觀，[9]“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10]積極為周邊國家提供發展的公共產品和合作平臺。其中聚焦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盡管中國和周邊國家聚焦的是共同發展，但一些國家卻習慣于從“權力政治”的視角審視中國的發展和地區行為。美國認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為域內國家發展提供包括港口在內的大量急需的優質基礎設施，這是美國無法供給的。中美在這個領域能力的不對稱，會帶來影響力格局的不對稱轉變。美國擔心隨著地區國家對中國依賴的提高，中國在印度洋上的影響力會快速上升，從而被地區國家接納為“西方大國的替代者”和“可靠的發展伙伴”。[11]美國學者帕拉格·康納據此認為，由亞洲主導的世界秩序始于2017年。因為“2017年5月，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一帶一路’倡議是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其重要性和影響力堪比20世紀中葉成立的聯合國、世界銀行、馬歇爾計劃這三者的總和”。[12]在持此觀點者看來，這意味著中國的地區影響力已經達到空前高度。

在西方國家眼中，周邊地區的地緣結構已經發生體系性變化，中國開始成為地區的權力中心。究其原因，西方政治家始終秉持“將國家的上升力量轉化為海外影響力”的邏輯，[13]這是西方國家主導國際體系的核心路徑，而他們顯然將中國的發展對號入座到這一邏輯中。同時，處于快速發展進程中的國家，它的權力稟賦相比主導國而言處于劣勢，此時大肆使用和彰顯權力，顯然有悖常理。更為合理的邏輯是，前者擴展的是影響力而非權力。[14]而中國在現實中的地區行為表現，在它們看來似乎又契合這一邏輯。當中國被視為“地區權力中心”的時候，地緣政治矛盾由此產生。因為在西方國家的霸權護持邏輯中，一個國家要想挑戰全球霸權，首先要成為地區的主導國，然后才有可能在全球層面對霸權構成威脅，因此要防止任何一個大國主導某個地區。在這個過程中，作為霸權國的美國的反應最為強烈。美國前國務卿布林肯2022年5月26日在喬治城大學發表的對華政策演講中指出，“美國的目標不是改變中國的行為，而是塑造中國所處的周邊環境。”[15]換言之，就是平衡和遏制中國地區影響力的擴展，以此來削弱中國地區權力中心的影響。

美國戰略調整在亞洲地區層面的集中表現是2017年出臺的“印太戰略”，這意味著美國開始將其大部分的戰略資源投入到本地區。在美國的帶動下，以法國、德國為首的歐盟，以及英國和加拿大等域外行為體，它們一方面是本地區重要的投資者和貿易伙伴，另一方面也是美國的盟友，在雙重身份的驅動下，紛紛出臺各自的“印太戰略”，[16]介入周邊地區事務中來。這也意味著這些域外大國開始前所未有地將其戰略資源集中到周邊地區。大國戰略匯聚帶來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周邊地區開始成為大國博弈的中心地帶。

域外大國的戰略目的不言自明，除了防止中國的快速發展，當然也不能放任印度、印尼等地區大國的發展，這是它們近代以來在霸權更替過程中得出的歷史經驗。但有個結果可能出乎它們的意料，那就是當它們將其戰略注意力和戰略資源投入到周邊地區時，這些新加入的力量資源連同地區已有的力量資源共同形成一個“合力”，正在塑造一個全新的世界權力中心。其區別就在于，它們是客場，而地區國家則位于主場。至此，周邊地區經歷了財富中心到權力中心的演變。更具體看，世界十個軍力最強的國家中的六個，十個最繁忙港口的九個，都在本地區，全球9萬多艘商船中的50%在本地區航行，承擔著全世界三分之二石油的運輸任務。

當大國戰略匯聚周邊地區，而周邊地區也逐漸演變為世界權力中心時，周邊地區不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成為一個地緣范疇；塑造周邊格局的力量不再僅限于周邊國家，域外大國的戰略行為同樣發揮著作用。此時的周邊格局依然不是國際格局在周邊地區的直接投射，因為周邊地區不是世界，但周邊國家和域外大國都是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的重要推動力量，而且域外大國的目的在于重塑周邊格局朝著對它們有利的方向發展，周邊格局與世界變局的深度聯動由此產生。

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深度聯動的表現形式及其影響

習近平主席指出：“歷史證明，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明多樣化的時代潮流不可阻擋，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不得人心，沒有哪個國家愿意退回到封閉的孤島。”[17]這三個“化”和兩個主義高度概括了世界變局的兩個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向，而三個“化”則在本質上指出世界變局的三個維度。與此同時，隨著亞洲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周邊地區則展現出三個鮮明的屬性：一是作為世界新的權力中心，是推動世界多極化的關鍵力量；二是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是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的關鍵基礎；三是作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主要推動力量，是豐富人類文明“百花園”的關鍵貢獻者。周邊格局的三個特征與世界變局的三個維度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兩者深度聯動也由此圍繞著這三個方面展開。具體看，世界變局構成周邊格局變化的外部因素，周邊格局則為世界變局演進提供內在動力。

周邊格局聯動大國博弈，改變周邊關系互動模式，也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貢獻亞洲力量。世界多極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它的物質基礎在于技術發展和技術擴散所帶來的世界財富中心和權力中心的分散化，這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世界變局的一個突出標志。在這個過程中，大國是推動世界多極化發展的重要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是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志。”[18]周邊國家多是發展中國家，周邊地區也是“全球南方”的重點區域，周邊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在改變國際力量格局的同時，也在推動著世界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出于維護既有的霸權格局和利益體系的戰略考慮，西方域外大國尤其是美國開始前所未有地將其戰略資源投入到周邊地區，周邊地區就此泛化為大國博弈的核心地帶，周邊格局與大國博弈就此聯動起來。

由此產生的一個結果是，中國周邊外交的主要矛盾開始發生轉變，演變為中國塑造周邊環境的能力和美國塑造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環境的能力之間矛盾。主要的行為表現就是，美國加大資源投入爭取周邊國家對自己的支持和認同。對于周邊國家而言，面臨著如何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保持平衡的兩難困境。新加坡資政李顯龍就不止一次感慨：“對小國而言，與大國為鄰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中美關系太重要，我們不想‘選邊站’”。隨著美國等域外國家在周邊的投入和對周邊國家的拉攏力度越來越大，周邊國家抵御誘惑的難度也在提高。

域外大國行為的變化、周邊國家心態的糾結，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模式發生變化。第一，中國周邊外交策略需要作出相應調整，除加大周邊外交的投入，更要順勢而為，由“爭取周邊國家的支持”轉變為“為周邊國家在大國之間保持平衡創造政策空間”。這其實對中國周邊外交的包容性提出更高要求。第二，提高中國供給地區公共安全產品的訴求。以前中國的安全供給是內向型的，即約束自己的行為，讓中國成為地區和平和穩定的關鍵力量。當地緣政治博弈日趨緊張時，周邊國家更希望看到中國積極有為的一面，也就是當它們面臨安全威脅的時候，中國能夠提供一定程度安全幫助。第三，管控地區熱點問題的模式面臨挑戰。周邊地區結構性的熱點問題眾多，既敏感脆弱又難以在短時間內有效解決。但中國和周邊國家在長期互動中，逐漸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思路和管控機制，像朝鮮半島的“雙暫停”倡議和“雙軌并進”思路、阿富汗鄰國協調合作機制等。但當域外國家介入周邊事務時，這些熱點問題成為它們低成本的切入點和抓手，通過攪動地區局勢從中漁利。域外國家已進入周邊地區并不斷強化地區存在，在這種新情況下，如何構建綜合性的、開放性的而又有韌性的熱點問題管控模式，就成為一個新問題。第四，中國周邊外交的對象由此擴大，需要構建新的周邊外交架構。介入到周邊地區的域外國家不是中國的地理鄰國，但卻是中國的地緣鄰國。周邊外交事實上存在著三對雙邊關系：中國與周邊國家、中國與域外大國以及周邊國家與域外大國。因此統籌周邊關系需要構建“中強鄰”小三邊架構，只有將周邊國家和域外國家放在統一的框架中去綜合考慮，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

與此同時，周邊聯動大國博弈也是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的關鍵因素。世界多極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實現平等的多極化關鍵是要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實現有序的多極化關鍵是要各國共同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共同堅持普遍認同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習近平主席強調：“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我們都要攜手應對各類安全挑戰，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貢獻亞洲力量。”[19]亞洲力量概括起來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亞洲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本身就是世界多極化發展的重要體現，它從根本上動搖了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主導國際體系的基礎。第二，平等有序也是周邊國家長期以來堅持的行為原則和基本共識。周邊國家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成立的國家，對國家主權的獨立和平等的認知尤為深刻；1955年萬隆會議通過的十項原則，現在讀來也是對平等有序的生動詮釋。第三，周邊國家在長期互動過程中形成的處理地區事務的東盟模式、亞洲方式等，其中的精髓要義就包含對平等有序的訴求。第四，作為地區核心力量之一的中國，不僅倡導平等有序的多極化，中國主張的亞洲安全觀、亞洲價值觀、亞洲安全模式和建設“五大家園”的美好愿景，無一不是對平等有序原則的現實詮釋。總而言之，崛起的亞洲不僅在平等有序原則上完成共識建構，而且在行動上也踐行這一原則，大多數周邊國家在大國博弈中不采取“選邊站”的政策立場就是典型的體現。

相反，介入周邊事務中的域外大國，要想發揮作用、實現預期，就不能不考慮到周邊國家的原則立場，不能不尊重周邊國家的行為模式和思維習慣，不能不接受周邊國家的利益訴求。這樣一來，周邊國家的原則要求既是對域外國家的行為約束，在某種程度也是對它們的規則教化，亞洲力量顯著增強。

周邊格局聯動世界經濟，周邊地區合作進程面臨新的挑戰，也為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全球化不斷深化的歷史，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全球化步伐有所放緩，直觀的表現就是金融危機之前，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高于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金融危機之后，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開始低于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近幾年來，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逆全球化思潮來襲，給全球化帶來空前挑戰。與此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驅動全球產業鏈朝著數字化、綠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加速調整，也使得區域化、本土化、短鏈化成為“慢全球化”時代的主要特征。[20]周邊地區作為當今世界最具發展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地區，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變化與周邊格局的聯動尤其密切，其影響也甚為廣泛。

周邊地區合作進程面臨新的挑戰。周邊地區在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形成了以產業內分工和產品內分工為主，產業間分工依然并存的復合型網絡分工體系，從而形成多條價值鏈相互交織的區域生產網絡；以及周邊國家提供原材料、中國提供中間產品（部分終端）和日韓供給終端產品的三邊貿易結構；特別是中國作為地區經濟中心也在逐漸整合地區的生產網絡和地區市場。另一方面搭建起RCEP、“10＋3”、“10＋1”等地區合作架構，形成規范合作進程的東盟模式。現在全球化進入新的階段，將經濟視為權力資源的地緣經濟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國家的資本開始不再直接進入中國市場，而將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國作為投資跳板轉移其產業鏈；同時，美國的貿易戰和產業本土化政策更是嚴重擾亂了周邊地區業已初見輪廓的產業分工體系和產業資本的流向。在這種情形之下，既有的地區合作架構如何保持彈性和韌性，不得不作出相應調整的地區產業鏈又如何重構，面臨分割的地區貿易結構如何調整，都將是域內國家需要面對的挑戰。概括起來，周邊地區合作進程將走向何方、又以何種方式展開，考驗著地區國家的智慧。

兩者的深度聯動也為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逆全球化思潮的盛行本質上在于傳統的“中心—邊緣”的依附型全球化走到了盡頭，一方面富國越來越富，窮國越來越窮，世界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另一方面在富國內部富人越來越富、越來越少，窮人越來越窮、越來越多，國內也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世界呼喚普惠包容的新型全球化，周邊格局與世界經濟的深度聯動則有望為之注入新的動力。首先，周邊地區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以“發展地區主義”和“發展型安全”為代表的地區發展文化。[21]連同亞洲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增長極，既為推動世界發展既提供智慧經驗，也為實現新型全球化增強內在驅動力。其次，周邊國家的發展客觀上受惠于自由、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在地區層面開放型地區主義也是地區合作的主渠道，周邊國家對開放主義的堅守，有助于普惠包容經濟全球化不偏離前行的軌道。第三，地區國家搭建的合作平臺證明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是可行的，能夠提高相關國家的整體福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在實踐中，“一帶一路”倡導一種共建國都能獲益的新型全球化，其邏輯是打造一種“節點-網格”的新型全球化，概而言之就是“去依附中心”，通過互聯互通將邊緣地帶打通成為節點，節點之間形成網格，每一個國家都是“自中心”，由此徹底打破“中心—邊緣”的依附關系，在新的網格體系中實現公平與普惠。周邊地區以發展重塑世界，周邊國家同樣也將以發展的智慧和經驗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普惠包容的方向前行。

周邊格局聯動與人類文明進程，文明敘事被西方國家重構的同時，也為促進文明多樣化作出亞洲貢獻。實現國家現代化是世界各國的共同心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球南方”國家共同邁向現代化是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類文明進程中史無前例的壯舉。[22]周邊地區作為“全球南方”的重點區域，周邊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作為人類探索現代化文明的一部分，必然要書寫人類文明史的新篇章。特別是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周邊國家的實踐打破了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神話，豐富了人類文明的“百花園”，周邊格局從而與人類文明進程聯動起來。

面對周邊國家的文明躍升，一些西方國家卻忙于文明敘事的重構，其時代背景有二：一是民粹主義興起，西方國家治理的弊端浮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西方國家治理大致沿襲了精英治理的模式。但現在一些西方國家內部貧富分化、階層固化、政治極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財富積累和貧窮積累同步進行，國家發展與社會撕裂同時出現。民眾不得已走向街頭，宣告精英治理模式的失敗。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國際社會和西方國家都在思考，西方文明依然是優越的嗎？如果是優越的，為什么會出現如此普遍的自己反對自己的情形？顯然，一些西方國家對自己國家治理的信心顯著下降。二是所謂“西方自由秩序”瓦解。回顧近幾年來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我們就會發現，自由主義秩序的瓦解并非只是因為南方國家的崛起，還在于西方自己反對自己構建起來的自由主義秩序，從而成為自身的修正主義者。最典型的表現就是當前一些西方國家盛行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因為它們覺得自己似乎不是這一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這也說明，西方國家對全球治理的信心顯著下降。當西方國家信心下降時，它們尋找的答案卻是將問題推出去，重構國際文明敘事。這也是我們在烏克蘭危機、南海問題、朝核問題等場域中看到所謂“民主對威權”“民主對專制”諸如此類的論調反復上演的深層原因。其目的依然在于將自己標榜為優越的文明，從而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孤立目標國。這種文明敘事的重構雖然難以逆轉周邊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但卻可以重塑西方國家的集體身份，從而以“價值觀聯盟”的方式共同應對周邊國家發展給它們帶來的國際壓力。也就是說，在西方主導的文明敘事體系下，話語孤立、道德綁架、形象詆毀、亂貼標簽等問題，將是周邊國家在建設國家現代化的道路上不得不面對的共同挑戰。

多樣文明是世界的本色。現代化并非只有西方一條道路，現代文明必然是多元多樣的。周邊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實踐已經證明這一點，尤其是中國式現代化更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探索現代化道路提供全新選擇。這是周邊格局聯動人類文明進程，促進文明多樣化發展作出亞洲貢獻的第一個體現。多樣文明如何實現和諧共生，亞洲經驗值得借鑒。冷戰后國際政治的一個焦點問題就是，文明的同質性和異質性對于締造和平，哪一種更加有利。西方學者給出的答案是文明沖突論。實際上，差異并不必然帶來矛盾，反而是產生親和力的基礎。亞洲各地區在歷史進程中締造出別具特色的文化體系，并在長期對話、交流和互鑒過程中形成多元共生的文明生態，由此也就跳出文明沖突的理論窠臼，譜寫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篇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23]這是對文明和諧共生的亞洲經驗的時代總結。再次，亞洲的群體性崛起為各種文明交流互鑒創造新的空間與機遇。一方面周邊國家依托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博鰲論壇等機制不斷深化彼此之間的人文交流和人文合作，實現文明交流互鑒，從而促進文明多樣化發展。另一方面亞洲國家的多元文化和文明也為西方國家提供有益借鑒，即便是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對于一些西方國家緩解國內矛盾、完善基礎民生也是大有裨益的。

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深度聯動的發展趨勢

趨勢建立在現狀發展的基礎上，判斷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深度聯動的發展趨勢，需要對這個“重要階段”進行詳細分析。整體看，周邊關系進入“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深度聯動的重要階段”的戰略判斷有兩層含義：一方面，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的聯動之前就有，只不過其聯動是局部的和松散的，深度和影響有限；另一方面，“深度”意味著兩者的聯動是全面的和緊密的，且影響是相互的和長遠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兩者的聯動即便是深度聯動，仍具有階段性，特別是從相互作用也就是“誰塑造誰”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概言之，可以將這個“重要階段”再細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世界變局對周邊格局的影響（或者說塑造）超過周邊格局對世界變局的影響，二是兩者的相互影響大致相當，三是周邊格局對世界變局的影響超過世界變局對周邊格局的影響。就當前而言，兩者的聯動尚處于第一個階段。

其中，有四個主要原因：一是雖然2024年亞洲的經濟已超過世界經濟的一半，接近55%，但這只是經濟實力的體現。在國際政治當中，實力不是能力，能力更多的是指實力運用的技能和產生的結果。同時，單指標雖然有意義，但單指標并不能用來衡量一個行為體，特別是不適用于體系大國。二是亞洲國家雖然通過發展提高了自身實力，但國際實踐的經驗相比西方國家存在嚴重不足。近代以來，世界出現四個霸權國，都是西方國家，即便美國作為世界霸權國的歷史只有八十多年，但其國際經驗和國際戰略的謀劃能力也遠非任何一個周邊國家可比。三是西方國家是一個集體身份，協同捍衛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和價值理念。盡管西方國家彼此之間也矛盾重重，但大多可以通過交易來解決，屬于交易型矛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方國家面臨“全球南方”崛起所帶來的壓力時，它們內部的協調能力和凝聚力會迅速提高，從而使其集體身份再次得到強化。四是周邊地區通過中國而將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和西亞鏈接在一起，但內部的整合不夠，一致性的區域認知尚未形成，結構性問題長期存在，地區大國間的關系沒有完全捋順，集體行動能力有待提升。由此我們看到，兩者聯動處于第一個階段的主要表現就是，美國僅僅通過貿易戰就嚴重擾亂了地區業已初步搭建的產業鏈布局和貿易結構，且周邊國家沒有形成有效的集體應對行動。

面對第一個階段的大致態勢，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深度聯動的發展趨勢呈現出兩種情形：一方面，域外大國通過深度介入周邊地區事務，強化其力量和影響力存在，在將周邊地區泛化為大國博弈前沿的同時，延續周邊國家依附于西方國家的傳統體系。另一方面，周邊地區聚焦發展和地區整合，積極參與和完善世界經濟規則的制定，在建設美好家園的同時，將周邊地區建設成為推動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文明多樣化的積極力量。

就當前而言，實現第二種發展情形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周邊地區擁有自己的不對稱優勢。一是周邊地區作為最具發展活力和潛力的地區、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擁有持續發展的地區環境、發展文化和發展基礎。在地區環境方面，中國的作用尤為顯著，在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指引下，中國周邊外交推動形成了中國與周邊國家共同發展和共同安全的良好局面；同時，“一帶一路”、RCEP、亞洲方式等合作平臺、機制和規范的構建，為地區發展提供穩定的合作預期。在發展文化方面，發展主義已成為地區國家的共有知識和共同認知，在此驅動下，地區國家發展意愿尤為強烈，周邊地區也成為國際社會認可的最為勤奮的地區。在發展基礎方面，周邊地區的發展資源尤為豐富和關鍵：人才方面，據OECD估計，到2030年，中國和印度STEM學位畢業生數量將分別達到美國的9倍和7倍；創新資源方面，韓國、中國、泰國、越南等國家研發支出占GDP比重連續上升，目前全球十大科技創新集群榜上有七個在亞洲，而全球最大的五個科技集群都位于東亞地區；[24]市場方面，中國、印度、越南等國的儲蓄率和投資比重在未來5年內均將維持較高水平，且當前全球55%的消費階層生活在亞洲。[25]獨特而豐富的發展基礎，造就了周邊獨特的發展優勢。

二是周邊地區在數字化、綠色化發展走在世界前列。數字化和綠色化是全球經濟未來發展的方向，周邊國家在這兩個領域取得的進展堪稱引領時代潮流。中國的微信、支付寶等平臺，印度的UPI支付系統，東盟國家以及中國和部分東盟國家之間的二維碼支付網絡，徹底顛覆了人們對經濟生活的傳統認知，并從消費支付領域拓展到金融服務、健康醫療、教育培訓、數字基礎設施和公共管理等領域，前所未有地激發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這些成果也逐漸被“全球南方”其他地區和歐美地區國家所借鑒。在綠色化發展方面，中國的成就尤為顯著。2024年，可再生能源累計裝機規模達18.9億千瓦，風電、太陽能發電累計裝機規模突破14億千瓦，合計約占全口徑發電量的18.5%。[26]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達1288.8萬輛、1286.6萬輛，新能源汽車銷量達到新車總銷售量的40.9%。[27]這些成果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領先的。周邊國家在數字化和綠色化發展取得的成就說明，它們的發展道路本質上是一種科技創新驅動的發展，而科技創新的取得又以制度創新為前提，這兩種創新類型結合起來所造就的發展模式既不缺乏內部動力，更是難以遏制。這就是周邊地區即便是在未來，也依然能夠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之源的關鍵原因。

三是中國因素。客觀來說，周邊格局之所以和世界變局產生深度聯動，最關鍵的原因還在于中國。亞洲通過發展塑造了世界的趨勢，中國通過發展確立了作為周邊地區的經濟中心和力量中心地位。在爭取第二種聯動發展趨勢的過程中，中國因素至為重要。單從發展的角度看，202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接近19萬億美元。2010年～2024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約7.5%，遠超同期全球平均增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30%。中國經濟總量約為亞洲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占亞洲整體貢獻率的一半。可以說，中國的地區存在和發展態勢從根本上決定了第二情形的出現。

同時，中國的作用還體現三個方面：首先是帶動作用，也就是克勞斯·施瓦布所概括的“中國效應”。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國效應的作用下，周邊國家發展道路的性質正發生潛移默化的轉變。20世紀大多數亞洲經濟體的經貿活動都以美國為核心，僅有個別依賴中國；2006年之后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亞洲經貿往來中心。當大多數地區國家的發展依賴本地區國家時，說明在整體上周邊國家的發展具有內部驅動的特征，這對于抵御外部市場的風險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其次是整合作用。中國是周邊地區的經濟中心和地理中心，不僅擁有最完善的工業制造業體系和超大規模的市場，也是海陸兼備的國家，這些特質使得中國能夠天然地發揮地區整合的作用。一方面中國已參與眾多地區機制，可以發揮橋梁作用，開展機制間的對話，將已有機制有機地對接起來。另一方面，搭建更廣范圍的開放性平臺，為促進地區國家間的合作提供公共產品，比如共建“一帶一路”。再次是引領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高度重視周邊工作，從全球視野審視周邊，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出一系列契合地區發展實際、順應時代潮流的倡議：以建設和平、安寧、繁榮、美麗、友好“五大家園”為共同愿景的周邊命運共同體，實現周邊國家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的“一帶一路”，解決周邊地區安全問題的亞洲安全模式，推動周邊地區多樣文明和諧共生的亞洲價值觀，完善全球治理的“真正的多邊主義”，等等。這些倡議無不從提高整個地區福祉為出發點，以建設美好的周邊世界為最終目的，確保周邊國家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引領周邊地區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雖然爭取第二種發展趨勢完全可以預期，但一些挑戰特別是來自地區內部的一些問題要審慎應對。一是構建地區的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二是塑造地區國家間一致性的區域認同；三是有效管控地區熱點問題；四是地區大國間的關系尤其是中印關系、中日關系要穩健且有彈性，能夠實現最優的合作策略。以中印關系為例，印方人士對此有著極高的期待，普遍認為“21世紀毫無疑問屬于印度和中國”，“中印合作關系決定著‘亞洲世紀’的未來”。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特別顧問迪拉杰·納亞爾認為，“新時期以來，西方自我邊緣化和孤立使舊的經濟秩序正逐漸瓦解，在‘去全球化’背景下，中印需摒棄對抗和防御思維，積極探索經濟一體化的可能性，攜手領導實現‘亞洲世紀’”。[28]應該說，這些來自內部的問題肯定會因為世界變局的加速演進而被放大，但同樣的，這也促使周邊國家從全新的視野和未來的視角審視這些問題，從而為問題的最終解決提供新的路徑和實踐方案。習近平主席指出：“亞洲好，世界才能好。”[29]這其實也是對第二種發展趨勢之所以能夠出現的最根本詮釋。更進一步看，即便周邊格局與世界變局深度聯動步入另外兩個階段，其發展趨勢也必將遵循同樣的邏輯。

結語

亞洲通過發展塑造了世界的趨勢，這是周邊格局與世界變局深度聯動的直觀表現。其內在邏輯還在于中國通過發展確立作為周邊地區的經濟中心和力量中心地位形成大國形象的戰略積累[30]，周邊格局出現結構性變化，激發體系大國大量戰略資源的地區投入，與周邊地區的國家形成“合力”，促使周邊地區演變為世界新的權力重心。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文明多樣化是世界變局的三個基本維度；周邊格局則呈現出三個鮮明屬性——世界新的權力中心、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主要推動力量。兩者在這三個方面表現出的高度一致性，也使得它們的深度聯動主要體現在這里。西方大國前所未有地將其戰略資源投入到周邊地區，其目的還在于延續周邊國家依附于西方國家的傳統體系；周邊國家聚焦發展和地區整合，則要將周邊地區建設成為推動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文明多樣化的積極力量。就當前而言，這也是周邊格局與世界變局深度聯動的兩種發展趨勢。周邊地區的不對稱優勢尤其是中國因素的存在，則構成了地區國家爭取第二種發展趨勢的堅實保障。

這些研究結論有助于理解周邊環境的體系性變化，但更為重要的是，它表明中國周邊外交已今非昔比。首先，要以綜合的視角來審視周邊外交。要區分地理周邊和地緣周邊、陸地周邊和海洋周邊、傳統周邊和周邊新疆域，可以說，周邊地區已經成為融大國外交、發展中國家外交、傳統周邊外交、多邊外交和全球治理于一體的綜合性外交舞臺。其次，要以開放的胸襟來審視周邊外交。當域外大國深度介入到周邊事務時，周邊地區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地區機制的運行、地區共識的達成等其范圍已超出周邊地區國家，周邊外交的開展就需要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審視這些新的因素。再次，要以未來的視角審視周邊外交。作為經濟中心和新的權力中心的周邊地區，已成為推動世界變局發展趨勢的關鍵動力，因此周邊外交不僅服務于當下，更需要著眼于未來。中央周邊工作會議指出，周邊是運籌外交全局的首要，其豐富內涵也體現在這里。

［本文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校級課題“中國周邊環境新態勢與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4YB022］

注釋

[1]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4/October.

[2]World Bank,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22, PPP," http//:data bank files, world bank, org/public/ddext＿download/GDPPPP.pdf.

[3]《日媒：GDP超全球一半，歡迎來到“亞洲世紀”》，2025年7月25日，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5/0725/c35421-40529390.html。

[4]章俊、李沁蔓、吳京：《亞洲產業鏈的崛起和中國地位的重塑》，《清華金融評論》，2025年第3期。

[5]克勞斯·施瓦布：《亞洲崛起》，《中國經濟周刊》，2021年第17期。

[6]P. Kennedy, "Asia's Rise: Rise and Fall," The World Today, 2010, 66(8/9).

[7]馬凱碩：《新亞洲半球：勢不可擋的權力東移》，劉春波、丁兆國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第213頁。

[8]相關數據由筆者根據當年亞洲國家經濟貿易的相關數據整理所得。

[9]《習近平外交演講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280頁。

[10]《習近平外交演講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171頁。

[11]韓愛勇：《美國印太海洋聯盟的建構及其地緣影響》，《東南亞研究》，2025年第2期。

[12]帕拉格·康納：《亞洲世紀：世界即將亞洲化》，丁喜慧、高嘉旋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引言，第1～2頁。

[13]法利德·扎卡里亞：《從財富到權力》，門洪華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12頁。

[14]韓愛勇：《中國周邊地區雙重結構性矛盾與印太聯盟體系的構建》，《外交評論》，2022年第5期。

[15]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16]域外大國及其出臺印太戰略的時間：美國2017年，法國2018年，德國2020年，英國2021年，歐盟2021年，加拿大2022年。

[17]《習近平會見柬埔寨人民黨主席、參議院主席洪森》，《人民日報》，2025年4月18日，第1版。

[18]《習近平出席“金磚＋”領導人對話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24年10月15日，第1版。

[19]《習近平在哈爾濱第九屆亞洲冬季運動會開幕式歡迎宴會上的致辭（全文）》，2025年2月7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2/content_7002627.htm。

[20]章俊、李沁蔓、吳京：《亞洲產業鏈的崛起和中國地位的重塑》，《清華金融評論》，2025年第3期。

[21]魏玲：《本土實踐與地區秩序：東盟、中國與印太構建》，《南洋問題研究》，2020年第2期；鐘飛騰：《發展型安全：中國的一項大戰略》，《外交評論》，2013年第6期。

[22]《習近平出席“金磚＋”領導人對話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24年10月15日，第1版。

[23] 《習近平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并發表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3月16日，第1版。

[24]Soumitra Dutta, Bruno Lanvin, Lorena Rivera León and Sacha Wunsch-Vincent,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4, WIPO, 2024,  p. 19.

[25]章俊、李沁蔓、吳京：《亞洲產業鏈的崛起和中國地位的重塑》，《清華金融評論》，2025年第3期。

[26]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報告2024年度》，2025年5月28日，第5頁。

[27]《國家能源局舉行新聞發布會 介紹新型儲能發展相關情況》，2025年1月23日，https://www.nea.gov.cn/20250123/3e5379eb74b94d94bcdaf556268ad466/c.html。

[28]迪拉杰·納亞爾：《中印兩國應聯手實現“亞洲世紀”？印度智庫專家如是說...》，2018年1月28日，https://mp.weixin.qq.com/s/20-a4Qjh6fz-pMq0jngAbg。

[29]《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全文）》，2022年4月2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424.htm。

[30]趙可金：《中國周邊外交戰略重在立威增信》，《人民論壇》，2014年第19期。

The Internal logic, Manifestation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Deep Linkage Between the Neighboring Configuration and the World's Changes

Han Aiyong

Abstract: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deep linkage between the neighboring configuration and the world's change lies in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neighboring configuration have aroused the sustained strategic concern of the system powers, and invested a lot of strategic resources to form a "joint forc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ich has prompted the neighboring region to evolve into a new power center in the world. There are three manifestations of the deep linkage: The neighboring configuration interlinked with the great power game, has changed the interactive mode of neighboring relation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equal and orderly world multipolarization; The neighboring configuration interlinked with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cooperation process in the neighboring region is facing the new challenges, which also injected new impetus into inclusiv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neighboring configuration interlinked with the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le the narrative of civilization was reconstructed by western countries, it also made Asian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the diversity of civilization. The deep linkage between the neighboring configuration and the world's changes has stages. At present, its development trend has two situations: First, By intervening in the affairs of neighboring regions, the extraterritorial powers continue the traditional system that neighboring countries are attached to western countries. Seco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focus on development and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shaping the neighboring region into a positive force to promote world multipolariza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ty of civilizations.

Keywords: neighboring configuration, world's changes, wealth center, power center, neighboring diplo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