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秩序深度轉型背景下，周邊地區作為我國安身立命之所、發展繁榮之基的戰略價值日益凸顯，中國周邊合作模式發生系統性變革。從“互利”到“共命”的周邊外交理念躍遷，彰顯出中國追求與周邊國家安危相系、榮辱與共的天下情懷；從倚重“一軌”向“多軌”并重的機制創新，深化并擴大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導向的區域構建；從“經濟優先”到“全方位合作”的領域拓展，生動詮釋著中國以實際行動推動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決心。這一變革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區域層面的生動實踐和重大創新，正塑造一種超越傳統霸權邏輯、更具包容性與共享性的新型區域關系范式，推動中國周邊工作由被動應對向主動塑造轉變，為動蕩世界提供具有中國智慧的治理方案。

【關鍵詞】全球秩序轉型 周邊地區 周邊合作 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6.008

【作者簡介】李遠，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區域國別研究、“一帶一路”倡議，主要著作有《支撐共贏：一帶一路規則軟聯通的中國方案》、《How China's Silk Road Initiative Is Changing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以深化交流互鑒開創全球文明發展新時代》（論文）等。

全球秩序轉型特征與中國周邊戰略環境

2025年4月召開的中央周邊工作會議指出，周邊是實現發展繁榮的重要基礎、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運籌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鍵。要以全球視野審視周邊，增強做好周邊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這反映出新形勢下中央對周邊地區重要性的深刻認知，以及對周邊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在全球秩序加速轉型、權力結構深度調整、安全與發展挑戰交織的背景下，周邊地區作為我國安身立命之所、發展繁榮之基的戰略價值日益凸顯。中國作為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如何發展好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創新周邊合作模式以應對挑戰、把握機遇，對于實現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開創周邊工作新局面的戰略目標至關重要。

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周邊地區是大變局的重點區域。中國與29個國家為鄰，一方面，周邊國家形成一個環繞中國的地緣帶；另一方面，中國與周邊國家山水相連，構成一個共處地緣區。在國際秩序深刻調整的背景下，中國周邊地區既是地緣博弈的前沿地帶，也是大國外交的重要陣地。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已深度嵌入全球秩序轉型進程，并對世界變局產生深遠影響。這正是中國賦予周邊地區如此重要定位、并對周邊工作給予高度重視的根本原因。盡管當前我國周邊地區總體保持穩定，但由于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新的矛盾與挑戰不斷涌現，使得中國周邊格局呈現大國博弈與區域熱點問題并存的復雜態勢。

首先，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深刻影響著周邊格局。盡管中國一再強調走和平發展道路，倡導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創和平、安全、繁榮、進步的未來，但個別國家仍對中國表現出擔心和警惕，對中國的倡議和行動議程采取不參與、不合作甚至敵視或抵制的政策。這不僅影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認知與輿論導向，也對區域合作構成挑戰。

其次，美國介入的影響。美國持續強化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與軍事部署，采取“貼身緊逼”戰略鞏固與拓展其同盟體系，并頻繁在中國周邊制造事端，對中國施加戰略壓力，實施全方位遏制。美國推行的“印太戰略”試圖通過強化同盟體系、構建“四邊機制”（QUAD）、“五眼聯盟”等方式，在亞太地區形成對華戰略包圍。這些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對區域穩定構成潛在威脅。

再次，全球產業鏈重構壓力傳導至區域層面，經濟“脫鉤斷鏈”風險上升。后疫情時代，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特別是美國推動的“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戰略，試圖將中國排除在關鍵產業鏈之外。2025年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后，美國打著“對等”的幌子濫施關稅，實施新一輪經貿遏壓。這種單邊主義行徑不僅嚴重沖擊多邊貿易體制，給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新的不確定性，而且影響著中國同周邊國家的經貿關系。比如，美國對越南除了征收20%的關稅外，還征收40%的轉運關稅，這不僅影響中越貿易合作的正常開展，也迫使其他周邊國家重新評估自身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

此外，中國周邊熱點問題頻發，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威脅并存。按照地理上順時針的順序看，朝鮮核問題為朝鮮半島蒙上一層陰影；中日韓歷史問題與領土爭端反復出現，為三國合作帶來潛在風險；南海問題是中國周邊最復雜、最敏感的地緣政治熱點之一，涉及中國與多個周邊國家；緬甸局勢尚不明朗，緬甸政府軍與“民地武”之間的武裝沖突持續，邊境安全形勢惡化；中印邊境爭端長期存在，兩國在經濟和地緣政治領域展開競爭；印巴沖突反復引發區域安全體系劇烈震蕩；阿富汗戰后重建面臨諸多困難。此外，“三股勢力”、電信詐騙、毒品走私等非傳統安全威脅與跨國犯罪呈現鏈條化，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網絡安全等全球性挑戰也對地區安全構成威脅。

全球與周邊地區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動關系，全球層面的地緣政治博弈對周邊地區產生深遠影響，而周邊地區的穩定與發展則是中國面向全球的基礎。當前，中國與周邊關系處于近代以來的最佳時期，中國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正處于深度聯動的重要階段。世界變局正深刻影響中國周邊國家行為方式：一方面，與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的中國相處，成為所有周邊國家面臨的新課題；另一方面，域外國家與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利益競爭呈現升級趨勢，這一競爭態勢引發多重效應，對中國周邊國家的行為方式產生復雜影響。

中國與周邊區域構成了一個開放的三維地緣空間，中國、周邊國家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其中。中國將毗鄰國家所在區域概念化為“周邊”（surrounding area）。需明確的是，“周邊”在學理上區別于依附性“邊緣”（periphery）概念，其本質是主權國家間平等互動的空間載體，并非簡單的中心與邊緣的關系。在認知維度上，中國作為周邊區域秩序構建主體，其核心關切在于如何定位和發展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構建區域性多邊關系；而周邊國家的核心關切在于各自對華關系的獨立發展路徑。各國對華政策定位主要基于國家利益考量，其中既有歷史因素，也有對當前及未來利益訴求的考慮?；趪椴町?，周邊國家對中國存在顯著差異化的認知框架、利益界定與關系定位：無領土爭端的國家通常對中國認同度較高，雙邊關系呈現緊密化特征；而存在爭端的國家則對中國認同度較低，形成地理鄰近但戰略疏離的“近而不親”狀態。面對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如何構建穩定的對華關系成為周邊國家面臨的長期課題。總體而言，各國雖將維持對華關系穩定與合作視為理性選擇，但個別國家仍存有戰略疑慮，如警惕中國的主導、憂慮過度依賴中國等。尤其是與中國存在爭端及利益競爭的國家，多數傾向于構建多層次對外關系框架，以平衡中國的影響力。

此外，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加劇，這種體系層面的競爭壓力投射至我國周邊地區，使周邊國家在大國博弈中的戰略選擇空間受到擠壓，導致“選邊站”的壓力加大，采取“對沖策略”（hedging）成為常態化。總體而言，周邊國家（包括與中國存在爭端的國家）普遍將維系穩定的對華關系置于戰略優先層級，政策選擇呈現顯著的“選項不選邊”特征——即通過與各方保持接觸并開展多維度合作，以規避選邊風險。比如，印度既參與美日澳印“四邊機制”，又參與金磚合作機制，通過雙軌參與避免選邊；越南通過開展“竹子外交”，一方面加入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另一方面加強與中國的產業鏈合作，以靈活的對外政策組合規避對立。此外，即便是與美國有同盟關系的國家，也采取“選邊亦選項”的策略，即在維持美國同盟義務的前提下，保留與中國合作的制度性“安全閥”，以維護與中國的和平關系大局。泰國與菲律賓的外交實踐表明，即便作為美國的條約盟國，其戰略選擇仍存在顯著的制度彈性。兩國在維持美國同盟義務的同時，也在系統性拓展與中國的戰略協作。比如，泰國與中國加強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菲律賓與中國創設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BCM），通過加強對話與合作，盡力維護雙邊關系穩定大局。

從未來發展趨勢看，亞洲作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區域合作的內生動力依然強勁，各國對和平發展的期待依然迫切。部分周邊國家并非被動接受大國競爭的影響，而是積極利用自身的地緣優勢和議價能力，在大國博弈中尋求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空間。比如，東盟堅持“中心性”原則，通過制度化建設增強自身的戰略自主性，就是這種能動性的典型體現。此外，亞洲地區長期形成的生產網絡讓參與各國相互依賴、共同獲益，尤其是中國為各國提供的綜合利益是無可替代的，對抗中國既不現實也不符合各方利益。因此，面對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極限施壓”，部分周邊國家雖難免采取“不得已而為之”的隨從措施，但絕大多數周邊國家不會向美國“一邊倒”。如何在地緣博弈加劇、經濟全球分化的形勢下，維護和深化周邊合作，是中國需要應對的重要問題。

中國周邊合作模式的歷史性變革

從喜馬拉雅山麓到中國南海，從朝鮮半島到中亞草原，世界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與中國接壤或隔海相望的周邊地區。近代以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和周邊地區秩序經歷了重大歷史性轉變。一方面，一些周邊國家成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導致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傳統關系被割斷；另一方面，周邊地區陷入動亂，中國自身也淪為被侵略、被瓜分的對象。

新中國成立后，周邊地區經歷新的變化，中國開始逐步重建和重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首要的任務是依據現代民族國家關系的原則，逐步實現關系正常化，這包括劃定領土邊界，確立國家間關系的基本原則，以及恢復和拓展全面聯系。經過不懈努力，中國與所有周邊國家實現關系正常化，并構建起以合作為導向的新型伙伴關系。在此基礎上，中國不僅成為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引擎，更成為地區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以及周邊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投資伙伴，為周邊國家帶來巨大利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周邊外交實現戰略升級。中國創造性提出并踐行“親誠惠容”理念，率先倡導共建周邊命運共同體。通過元首外交的戰略引領，中國與周邊國家構建起立體化合作體系，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拓展多層次交流機制，筑牢地區和平穩定基石。這一系統性實踐推動中國周邊工作實現從理念到機制的歷史性跨越，開辟出相互尊重、共同發展、安危與共的周邊友好合作新境界。

中國周邊國家數量之多、彼此間差異之大，在大國中實屬罕見。在如此復雜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一國若缺乏成熟且先進的理念引領，將難以有效應對諸多挑戰。從“親誠惠容”理念到“周邊命運共同體”構想，中國周邊外交理念實現從價值觀念到價值體系的深刻演變。在這一進程中，周邊外交理念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這既回應對亞洲百年變局的共同關切，也為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提供更加清晰的方向指引。

冷戰結束后，國際格局和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均發生重大變化，中國與周邊國家全面建立或恢復正常的外交關系。伴隨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中國迫切需要營造穩定的周邊環境以拓展發展空間，服務于國內經濟建設與改革開放深化進程。在此背景下，周邊國家在中國外交布局中的戰略地位持續強化，經濟合作成為構建與周邊國家關系的主軸。通過積極推動區域經濟協作，中國以互利共贏的經濟紐帶促進政治議題化解，依托相互依存的經濟關系鞏固政治互信。進入21世紀，中國周邊外交日益注重物質能力與理念傳播的平衡協調。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要“繼續加強睦鄰友好，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加強區域合作，把同周邊國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此后，在“和諧世界”理念指導下，進一步衍生出“構建和諧亞太”的政策主張。中國深度參與區域一體化進程，致力于促進周邊共同發展、實現和諧共贏，顯著增強在區域內的吸引力與感召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既有外交方略基礎上，持續推進周邊外交理念創新與戰略升級，顯著深化周邊外交的頂層設計與實踐路徑，使其更加重視統籌謀劃，目標和手段也更加積極有為，從而成為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關鍵構成部分。在2013年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周邊外交的基本方針，就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親”是指堅持睦鄰友好、守望相助，強調情感聯系和民心相通；“誠”是指以誠相待、信守承諾，以此爭取朋友和伙伴；“惠”是指互惠互利、合作共贏，讓周邊國家從中國發展中獲益，也使中國從共同發展中受益；“容”是指開放包容、求同存異，尊重地區多樣性。“親誠惠容”是新形勢下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生動體現，是對多年來中國周邊外交實踐的精辟總結，歷經時間檢驗，愈發彰顯其思想力量和時代價值。2023年，習近平主席向紀念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國際研討會發表書面致辭指出，“10年來，中國積極踐行親誠惠容理念，全面發展同周邊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雙方政治互信不斷增強，利益融合持續深化，走出了一條睦鄰友好、合作共贏的光明大道”。在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周邊外交成功實踐進行總結的基礎上，2025年4月召開的中央周邊工作會議賦予“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新的內涵，強調聚焦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并從“五個以”的角度進一步完善周邊外交政策體系：以建設和平、安寧、繁榮、美麗、友好“五大家園”為共同愿景，旨在進一步鞏固中國與周邊國家間的共同利益，明確合作內容，為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提供更加具體的目標；以睦鄰、安鄰、富鄰、親誠惠容、命運與共為理念方針，旨在進一步明確我國對待周邊國家的原則，為具體的政策制定與落實提供基準；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亞洲價值觀為基本遵循，旨在進一步突出中國與周邊國家共同文化與價值紐帶，為推動彼此間全面合作提供持久動力；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主要平臺，旨在進一步結合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優勢與周邊國家的現實需求，不斷優化雙方實現互利共贏的合作方案；以安危與共、求同存異、對話協商的亞洲安全模式為戰略支撐，旨在進一步推動我國與周邊各國共同捍衛地區和平與穩定、妥控地區熱點與敏感議題，為周邊命運共同體建設行穩致遠提供持久安全保證。“五個以”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周邊外交的指導思想實現系統性整合，形成以“親誠惠容”等理念方針為指導，以“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目標，以“五大家園”為具體藍圖，以“亞洲價值觀”“亞洲安全模式”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三大核心支柱的完整體系。這些要素環環相扣，共同構成一整套體現中國智慧和天下情懷的周邊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塑造一個更加穩定、繁榮的周邊地區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

中國與周邊國家共同構成一個相互連接的共生區域，共享諸多利益。周邊區域的構建建立在兩個框架基礎之上：一是周邊國家之間的區域合作機制構建，二是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合作機制構建。中國通過參與和共建周邊合作機制，構建起以合作為導向的區域共處、共生與共享空間。其中，周邊合作機制的不斷創新體現了中國主動塑造周邊環境、參與周邊區域構建能力的戰略性躍升。

早期，中國周邊合作側重“一軌”模式，即中國與周邊各國之間的雙邊互動。這種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傳統外交模式，聚焦主權國家間的直接互動，其局限性在于雙邊關系的波動易引發系統性震蕩，且在合作雙方存在顯著實力差距時，可能引發由權力不對稱帶來的結構性負面效應。這種單軌模式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中國主動塑造周邊環境的能力，尤其在區域一體化的浪潮中，制度赤字問題愈發凸顯。隨著綜合國力持續增強，中國周邊外交行為模式逐步從被動響應轉向主動構建，周邊合作機制的重心亦由傳統的“一軌”結構拓展至“多軌”結構，即在發展雙邊關系的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周邊國家之間構建的次區域合作機制，包括共建合作組織、自由貿易協定及多元化合作機制等。“多軌”結構實質上是一種區域雙多邊制度復合體，體現出區域治理形態的機制創新。這一結構對于深化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關系，穩定周邊局勢，以及構建“中國—周邊”和平、發展、合作的共處模式與周邊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周邊國家合作機制的構建為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提供新的合作平臺，中國通過參與和共建周邊區域合作機制，與周邊國家共同構建合作導向的區域共處、共生與共享空間，包括東亞合作、瀾湄合作、中國—中亞合作、上海合作組織等在內的區域合作機制，正有力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多元化的區域合作機制還促進周邊協作網絡的深化，推動我國與絕大多數周邊國家建立起以睦鄰友好、互利互信為核心的新型伙伴關系。目前，中國已同17個周邊國家達成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的共識，成為18個國家的首要貿易伙伴，并與諸多鄰國締結了涵蓋反恐協作、司法互助及罪犯引渡等領域的專項協議。

多元化的次區域合作構成周邊地區發展新態勢，中國既是合作的推動者，也是參與者，通過在周邊推進“四環外交”，在東南亞、中亞、南亞、東北亞四個方向推動構建四大次區域性合作機制，且產生了相互聯動效應。中國還根據東南亞、中亞、南亞、東北亞各自不同的地緣特征和利益關切，采取各有側重的實踐路徑，展現出高度的戰略靈活性。

東南亞在中國周邊外交中占據“優先方向”的特殊地位，并在周邊區域合作中發揮著示范和引領作用。中國與東盟已建立多層次的合作機制。一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10＋1”等雙多邊機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中國對外商談的第一個自貿區，也是發展中國家間最大的自貿區，雙方連續5年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2024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達6.99萬億元。二是中國參與東盟牽頭構建的區域合作機制，如東盟與中日韓（10＋3）、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等。跨區域合作成為中國參與東盟牽頭構建的區域合作機制的新趨勢。2025年6月，東盟—中國—海合會三方合作機制正式建立，這既是橫跨東亞、東南亞、中東海灣三個板塊的首個跨區域合作機制，實現從跨雙邊區域到跨三邊區域的機制創新，也是全球南方國家首次通過跨區域合作應對外部沖擊與風險的一次重要探索實踐，對促進世界開放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中亞地處歐亞大陸腹地，是中國向西開放的戰略通道和維護西北邊疆安全的重要屏障。中國依托上海合作組織和中國—中亞峰會雙平臺，一方面加強與中亞各國發展戰略的深度對接，重點推進經濟走廊建設和能源動脈建設；另一方面強化與中亞國家的制度性互信，2023年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亞五國關于建立永久睦鄰友好合作關系的條約》，首次以法律形式固化“世代友好”原則，成為打造緊密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制度性安排。

南亞地區呈現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復雜圖景。中巴經濟走廊（CPEC）作為旗艦項目，覆蓋能源、交通基礎設施、港口和產業園區等多個領域，旨在打通中國西部直達印度洋的戰略通道。中國同步拓展多方合作：向北推動與尼泊爾的“跨喜馬拉雅立體互聯互通網絡”建設，向南深化與斯里蘭卡、孟加拉國等國的港口和基礎設施合作。然而，印度因素始終是南亞地緣格局中的最大變量。盡管同為金磚國家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中印兩國在邊界問題解決、地區影響力等方面仍然存在結構性競爭，但印度也默許企業參與中國的非爭議項目，形成與中國“有限接觸”的特殊態勢。

東北亞作為大國博弈焦點，是中國周邊外交中難度最大的板塊之一。中國在東北亞的策略更多體現為一種“管控分歧、尋求合作”的務實主義路徑，目標是在無法解決根本矛盾的情況下，維持總體穩定，防止局勢失控，并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盡可能地推進合作。2024年，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重啟三方機制，將合作謹慎限定于各方共識度較高的領域，如深化經貿合作、擴大人文交流，以及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非傳統安全挑戰。但在美國“印太戰略”陰影下，歷史認知與領土爭端仍制約著三方的深層合作。北方區域則形成穩定三角，中俄蒙合作機制通過元首會晤機制，為蒙古國提供能源安全屏障并開拓“中蒙俄經濟走廊”。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周邊合作聚焦經濟發展，經濟合作成為中國周邊合作的核心主題。在這一時期，經濟合作優先策略不僅服務于中國自身的發展戰略，還通過經濟紐帶推動政治問題解決，塑造總體穩定的周邊環境。然而，隨著世界變局加速演進，中國的國內外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傳統經濟優先合作模式遭遇結構性挑戰。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對周邊合作框架進行主動調整，同周邊國家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強各領域交流，周邊合作議題與領域不斷拓展：從傳統的經濟合作優先，演進為發展、安全、文明三輪驅動，還在數字賦能、綠色發展等新領域呈現多層次、多維度的深化態勢，構建起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新格局。比如，中國通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推動同周邊國家經濟合作提質升級；建立“亞洲安全模式”引領區域安全治理新境界；提出“亞洲價值觀”為周邊命運共同體建設注入理念引領力；開展新領域合作讓周邊國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

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已成為中國周邊合作的主要平臺。迄今，中國已與25個周邊國家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并與東盟、歐亞經濟聯盟等開展合作規劃對接，通過推動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設立絲路基金，為基礎設施項目、經濟社會發展項目建設提供支持，基本實現周邊主要陸港通道的互聯互通，并通過周邊陸港通道的輻射，使互聯互通延伸至更大區域。其中，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重大標志性工程扎實推進，為當地民眾帶來實際福祉。比如，中老鐵路開通以來，國際貨運總值突破100億元，黃金大通道作用持續凸顯；雅萬高鐵通車后，雅加達和萬隆之間的旅行時間由3個多小時縮短至40分鐘，極大改善當地交通狀況。近段時間，中國同周邊國家互聯互通取得新進展，如中亞班列開通新線路、中吉烏鐵路啟動、西部陸海新通道班列年度開行破萬列等。通過加強產能合作，中國向周邊國家提供具有競爭力的生產裝備、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推動周邊國家產業結構升級，不斷提升工業化、數字化、信息化水平。2025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南考察時強調：“要拓展與周邊國家的經濟、科技、人才、醫療、文化等交流合作，讓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可感可及。”在與周邊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過程中，中國始終秉持正確的義利觀，通過建設“小而美”民生項目，助力當地公共服務升級，不斷提升民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任何宏大的經濟合作藍圖都無法在動蕩不安的環境中實現。中國周邊地區的傳統安全結構呈現以美國為主導、帶有冷戰色彩的軍事同盟體系特征，這種排他性、零和性的安全安排，本身就可能成為阻礙經濟合作、激化地緣矛盾的根源。為此，中國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和實際行動，為周邊地區營造安全環境，與周邊國家合作管控熱點問題，推動協商對話與和平構建。在此基礎上，中國探索構建的“亞洲安全模式”是對舊有安全范式的超越，其主張通過安危與共、求同存異、對話協商解決分歧，統籌應對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唯軍事論，強調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新路。比如，面對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中國提出實現半島無核化與建立半島和平機制的“雙軌并進”思路，堅持通過和談維護和平大局。在美軍撤出阿富汗后，中國積極搭建阿富汗鄰國協調合作機制，提出幫助阿富汗重建的《屯溪倡議》，主持召開阿富汗鄰國外長會議和阿富汗鄰國與阿富汗臨時政府外長對話會，為阿富汗的穩定與發展提供援助。在緬甸國內局勢動蕩、沖突蔓延的情況下，中國積極斡旋，促成緬甸軍方和地方武裝舉行和談，就臨時?；鸷捅３謱υ掃_成協議，在避免沖突進一步升級、恢復國家社會穩定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利用上海合作組織平臺共建安全共同體，先后推動制定一系列法律文件，成立由相關部門參與的多層級合作機制，營造合作安全與共同安全的區域環境。

文明交流互鑒不僅是中國和周邊國家生生不息的精神紐帶，更是推動中國同周邊國家團結合作的重要動力，對建設和平、安寧、繁榮、美麗、友好的周邊命運共同體意義重大。在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亞洲價值觀”的指引下，中國與周邊國家人文交流亮點紛呈，民間友好日益升溫，文明互鑒蓬勃展開，以實際行動推動全球文明倡議在周邊國家加速落地。近年來，中國陸續與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印度、日本等國搭建起多個高級別中外人文交流機制；與東盟、柬埔寨、越南啟動人文交流年，并與周邊大部分國家開展互辦“旅游年”；與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家實現普通護照全面互免簽證。全球文明倡議也陸續寫入中國與老撾、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多個周邊國家的聯合聲明中。2025年7月，全球文明對話部長級會議行動計劃清單正式公布，在全部110個項目中，約26個項目與周邊國家有關。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亞洲安全模式”、“亞洲價值觀”共同構成發展、安全、文明相互促進的周邊合作新范式，體現出當代中國周邊外交的理論和實踐創新，為推動亞洲這一發展不平衡、安全挑戰多元、文明形式多樣的地區深化合作提供堅實支撐。

近年來，數字賦能、綠色發展成為中國加強周邊合作、助力周邊國家轉型發展的新興領域。在數字賦能方面，中國已與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亞和柬埔寨等多個東盟國家簽署關于加強數字經濟領域投資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也首次將數字經濟專章納入其中，為雙方數字經濟合作制定規劃。2025年2月，廣西與老撾簽約共建中國—老撾人工智能創新合作中心，這是中國與東盟國家簽訂的首個人工智能合作創新平臺。在“上海精神”指引下，中國同上合組織國家不斷加強數字經濟合作。比如，中蒙邊境部署的AGV無人駕駛車輛，通過智能導引與自動避障等技術賦能智慧口岸建設，實現全天候、全時段安全運輸；西安中醫腦病醫院“互聯網＋中醫藥”智慧醫院平臺通過線上會診、遠程咨詢等累計為上合組織國家1.2萬余人次提供診療康復服務。

在綠色發展方面，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清潔能源生產國，正在積極推動與周邊國家在綠色發展領域的務實合作。目前，已有19個周邊國家參與中國發起的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伙伴關系倡議。中國將綠色技術優勢與周邊國家生態治理需求相結合，有利于提升周邊國家環境治理能力。近年來，中國還與中亞國家不斷深化新能源合作。阿克莫拉風電項目群是中哈綠色產能合作的最新成果，該項目群每年可為當地供應綠色電力8.43億千瓦時，可節約標煤27.83萬噸，減少排放二氧化碳68.66萬噸。除了阿克莫拉風電項目，中國還在哈薩克斯坦多地建設多個風電和光伏項目。比如，由中國在哈薩克斯坦合作投資開發的謝列克風電項目，于2022年7月實現全容量并網發電，該項目年均上網發電量可達2.3億千瓦時，對緩解區域用電緊張，助力減碳目標的實現意義重大。過去數年，中國—東盟能源轉型合作范圍和深度不斷擴大，中國與東盟國家積極拓展在節能環保、清潔能源、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海洋和森林資源保護等領域的合作。2000年至2020年，中國對東盟國家可再生能源項目公共投資總量，占同期東盟所收到的外國公共投資的60%。

結語

全球秩序的深度轉型重塑中國周邊的戰略生態，也推動周邊合作模式的系統性變革。中國周邊合作的歷史性變革并非簡單的政策調整，而是中國基于綜合國力躍升、國際格局重組以及自身戰略需求，對周邊外交理念、機制與實踐進行的系統性重塑。這一變革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區域層面的生動實踐和重大創新，正塑造一種超越傳統霸權邏輯、更具包容性與共享性的新型區域關系范式，推動中國周邊工作由被動應對向主動塑造轉變，使和平、發展與合作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基本共識，為動蕩世界提供具有中國智慧的治理方案。其中，從“互利”到“共命”的周邊外交理念演進，彰顯出中國追求與周邊國家安危相系、榮辱與共的天下情懷；從倚重“一軌”向“多軌”并重的機制跨越，深化并擴大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導向的區域構建；從“經濟優先”到“全方位合作”的領域拓展，生動詮釋著中國以實際行動推動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決心。

展望未來，全球秩序轉型進程仍面臨多重張力，中國周邊合作模式的歷史性變革仍將持續深化，并面臨關鍵方向選擇。在此背景下，中國應將防止熱點升溫、沖突升級置于運籌周邊外交的突出位置，通過發揮自身影響力、務實深化合作，確保周邊穩定、和平、合作的發展大局——這亦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共識。新時代的周邊工作，需在共商、共識、共行、共守層面深化努力。一方面，充分理解周邊國家的合理關切，通過對話、協商、合作增信釋疑，貫徹落實中央周邊工作會議提出的周邊外交新理念、新政策、新要求，營造開放、合作、發展、和平的周邊環境。另一方面，持續深化理念引領、機制創新與務實合作，不斷將互利共贏的“蛋糕”做大做實。將經濟合作與安全對話相協調，將官方外交與公共外交相補充，在發展經貿關系的同時增進政治互信，為構建和平、安寧、繁榮、美麗、友好的亞洲家園奠定堅實基礎。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質生產力賦能‘一帶一路’建設新發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4&ZD286；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張蘊嶺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注釋

[1]《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2025年4月9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4/t20250409_11590690.shtml。

[2]可分為接鄰與近鄰國家，按次區域計，包括俄羅斯、東北亞4國、東南亞11國、南亞8國與中亞5國。

[3]程恩富、李靜：《“印太戰略”視域下大國博弈與中國應對方略》，《亞太經濟》，2025年第1期。

[4]K. Breuninger, "Trump Says U.S. Struck Trade Deal with Vietnam That Imposes 20% Tariff on Its Imports," CNBC, 2 July 2025, https://www.cnbc.com/2025/07/02/trump-trade-vietnam-deal.html?msockid=21dbc6429476614e2450d2f9956d6077.

[5]岳小穎：《大國博弈背景下東南亞地區安全秩序與東盟中心性——基于關系性權力的考察》，《國際論壇》，2025年第3期。

[6]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求是》，2002年第22期。

[7]《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2013年10月25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

[8]劉卿：《新時代中國周邊外交的重要理念、特色品格和實踐創新》，《當代世界》，2025年第2期。

[9]《習近平向紀念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國際研討會發表書面致辭》，2023年10月24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11281.htm。

[10]張蘊嶺：《周邊關系、周邊區域與中國的周邊環境》，《當代世界》，2024年第3期。

[11]“四環外交”非官方概念，由蘇浩首先提出，但蘇浩文中的“四環”指的是“東亞、中亞、南亞、中俄蒙”，而本文中的“四環”指的是“東南亞、中亞、南亞、東北亞”。參見蘇浩：《中國周邊外交正實現體系性升華》，2025年2月7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LeLc4wkEU5。

[12]吳娜：《互為伙伴互為機遇中發展繁榮》，《北京日報》，2023年10月15日，第4版。

[13]李開盛：《中國周邊外交：70年來的演變及其邏輯》，《國際關系研究》，2019年第4期。

[14]李遠：《共建“一帶一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抓手》，《國家治理》，2023年第16期。

[15]《讓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可感可及——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南考察時的重要講話引發全省干部群眾熱烈反響》，2025年3月22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08DUDJLK.html。

[16]《中國風電在中亞吹起“綠色新風”》，2025年6月17日，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16874144642908710/?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

[17]《中國—東盟攜手推進綠色轉型》，2024年9月29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40929/4eb811eae7ef4f2a99e76ff57479c987/c.html。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eripher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Transition of Global Order

Li Yua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the strategic value of China's peripheral regions as a place of sustenance and a foundation for prosperi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cooperative model between China and its periphery is undergoing a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The leap from the diplomatic concept of "mutual benefit" to "shared destiny" in China's peripheral diplomacy highlights China's pursui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ere security and honor are intertwined. The shift from a reliance on "single-track" to a "multi-track" approach in mechanism innovation deepens and expands the regional construction oriented by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expansion from "economic priority" to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vividly interprets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rough concrete actions. This transformation is a vivid practice and significant innovation of China's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regional level. It is shaping a new type of regional relationship paradigm that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logic of hegemony and is more inclusive and sharing. It propels China's peripheral work from a passive response to an active shaping, providing a governance solution imbued with Chinese wisdom for a turbulent world.

Keywords: transition of global order, peripheral regions, peripheral cooperatio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