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全球化具有自組織性、創造性、自我學習、自秩序性、自動生發性、空間多維性、共時性、復雜性、抽象性等特征，其重塑人類的生存方式、生產方式和生態世界，也引發數字鴻溝等風險。人工智能正以自主邏輯開拓前所未有的新世界、催生人類社會新分化、開創人類知識新紀元、塑造新型社會關系，這要求我們加快探索智能時代人類社會觀念變革的具體路徑。我們必須認識到數字技術顛覆性重構的歷史應然性，主動參與到人工智能的變革進程中，明確人工智能的應用范圍和道德邊界，構建人機協同的主體間性關系，確立人類中心的技術發展觀，基于未來導向不斷動態調適認知。

【關鍵詞】數字全球化 人工智能 人類觀念 社會變革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6.011

【作者簡介】薛曉源，北京師范大學全球化與文化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全球化與數字全球化，主要著作有《全球化與數字全球化——全球化的現在和未來》《飛動之美：中國文化對“動勢美”理解與闡釋》等。

“全球化”一詞自問世以來一直備受爭議。美國學者羅德里克等人把20世紀80年代至2019年的全球化歷程，命名為“超級全球化”；鄭永年將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的全球化命名為“有限全球化”；也有不少學者認為，自2010年代以來逐漸顯現的數字全球化，已經替代“超級全球化”，并在新冠疫情期間有效克服“有限全球化”的弊病，推動全球化再次朝向新的方向發展演進。筆者認為，數字全球化是全球化從“超級全球化”演進到“有限全球化”之后，再次推進到全新階段的體現。

數字全球化的本質及其風險

江小涓認為，傳統全球化動能衰減，數字全球化強勢推進，其主要特征表現為從設計、研發到制造的全鏈條全球化，以更高水平外循環助力新發展格局。加入數字全球化既是必然，也充滿機遇。我們要以最大努力參與數字全球化，在全鏈條中獲取全球分工優勢，不斷提升技術水平和產業競爭力。同時，要以最大努力自主創新，提高技術供給能力。世界經濟合作組織發布報告指出，數字化是全球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已經成為全球性的內生變量。數字化時代機遇與挑戰并存，如果政府能夠革新政策以適應數字化時代的新發展與新要求，那么數字化將帶來難得的全球機遇，釋放巨大的增長紅利，創造更多的福祉。根據中國信通院統計，2021年全球47個國家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38.1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5.6%，占GDP比重為45.0%，增速和GDP占比分別比上年提高12.6個和1.3個百分點。在全球健康危機、經濟衰退和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等背景下，數字經濟已成為全球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穩定器”和大國戰略競爭的新高地。數字經濟和全球化深度融合，數字全球化作為一種新興范式已呈迅猛之勢。筆者認為，數字全球化具有以下本質特性：一是自組織性。數字技術憑借人工智能的中介作用，自主揭示人和機器、人和社會網絡的共生意義，并形成發現知識新意義、賦予知識新意義、制造知識新意義的路徑依賴。二是創造性。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數字技術促進人與機器的深度學習與人機互動，持續拓展人類認知的新領域。三是自學習性。人工智能彰顯強大的自我學習能力，正如基辛格所言：“機器學習有三種形式值得關注，即監督學習、無監督學習和強化學習。”“在強化學習中，人工智能不是被動地識別數據之間的關系，它是受控環境中的‘智能體’，會觀察并記錄環境對其行為的反應。人類無法勝任這一角色：在數字處理機上運行的人工智能可以在數小時或數天內對自己進行數百次、數千次乃至數十億次的訓練，這使得直接的人類反饋完全不切實際。”四是自秩序性。人工智能推動事物與知識的真實存在和虛擬存在樣態發生根本性變革，事物與知識存在形式在層次、結構、組織上自成有序，并實現數理邏輯與人文邏輯的和諧互動、自成理路。五是自動生發性。人工智能使知識的自我復合、生成和發展在數字空間中呈現真實的“虛擬性”，其生成過程具備不可強制干預的自主性，尤以區塊鏈技術為典型。六是空間多維性。數字世界融合真實性、虛擬性以及二者相間性為一體的多維空間向度，形成“不在場的在場”與“在場的不在場”并存的場景，具體空間和地方性空間趨于消解，抽象空間與空間的抽象性問題凸顯。七是時間通透性。數字全球化的時間運行在通透、無間隔、無時差的全天候時間中，不同時區的人們可以共同存在于共同時間里，共享胡塞爾所說的“共主觀性”時間，即共有一個“同一的”對象，共有一個“同一的”自然，共有一個“同一的”世界，等等。八是復雜性，多維認識主體（人類、人工智能以及人類與人工智能的混合體）由不同的視域構成，因而會產生不同的認識結果。九是抽象性。數字世界的運作依托于數字抽象的時間和空間，認識主體的具體性和歷史性在此過程中被顯著抽離。

對于人類而言，數字全球化可重塑人們既往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以及其所依賴的生態世界。生存方式變革主要體現為時空邊界的消解與醫療資源的全球化再配置。處在數字全球化的個體生存可以超越具體的時間和空間，游弋在共同的世界中，視頻觀察和網絡診斷成為在線診療的常態流程。大城市的優質醫療資源向偏僻鄉村地區的人員輻射，甚至全球優質醫療資源可以跨越不同時區進行共享、共觀、共診，實現醫療資源的跨時跨區優質配置和全球化醫療合作。生活方式變革主要體現為日常實踐的數字化與數據化。傳統媒介（紙幣、紙質書刊等）逐漸式微，衣食住行全面嵌入算法邏輯。基辛格等人提出：“在日常生活中，人工智能將與我們朝夕相伴，幫助我們決定吃穿用度，決定認知信念，甚至決定何去何從。”李彥宏在《智能革命》一書中指出：“數據已深深‘浸入’我們的生活。計算機、智能手機、各種智能家居用品，貼身收集著我們的一言一行，通過計算機建模越來越了解我們，使得看新聞、運動健身、吃飯、聽歌、出行等這些最簡單的日常生活都成為一次次隆重的數據盛典。”生產方式的變革主要體現為生產要素和供應鏈的多元化與全球化，流水線無人化、自組織化日漸成為常態。地方性產品在全球化時代成為全球性產品，通過數字網絡得以全球同步生產與銷售，借助無比龐大的數字運算規模（每秒上億次運算），數字全球化為人類理想的按需供應提供可能性。

數字全球化催生的生產方式變革，在全球“燈塔工廠”的崛起中得到鮮明印證。“燈塔工廠”由世界經濟論壇與麥肯錫咨詢公司于2018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首次提出，旨在遴選并推廣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最佳實踐。其評估框架聚焦以下幾個方面：企業是否采用自動化、工業物聯網（IIoT）、大數據、5G等關鍵數字技術；數字化體系是否覆蓋企業內部全流程、產業鏈上下游及產品全生命周期；企業是否發揮數據要素對價值創造與增長動能的放大效應。自首批9家工廠于2018年9月7日入選以來，全球燈塔網絡持續擴容。截至2024年10月8日，累計已有173座工廠獲得認證，其中中國有73座，全球占比達42%。作為數字全球化最新生產力的集中體現，“燈塔工廠”通過人工智能與數字技術對生產流程進行系統性重塑，推動企業生產方式發生重大變革，使數據與算力成為企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企業的效能和增長態勢明顯，并釋放出強大的生產力，成為數字全球化時代企業發展的典范。

生態世界的變遷主要體現在全球氣候成為世界關注焦點。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以及區塊鏈技術、衛星遙感技術實現對全球氣候和環境變化的全天候全方位監控，使“碳中和”“碳達峰”等從理念層面轉化為可計算、可追蹤、可驗證的操作性目標。“充分釋放數字技術在生態環境治理效率提升、技術改進、手段優化等方面的疊加、聚合、倍增效應，能夠為生態環境治理提供重要引擎，有助于達到高效、可持續的生態環境治理效果。”在污染源識別與控制方面，數字化技術也能發揮重要作用，通過遙感技術、無人機巡查等先進手段，可快速識別和定位污染源；依托大數據分析和預判，可針對污染源的排放情況進行精準實時預警，為精準治污提供科學決策依據。綜上，數字全球化通過高新技術的深度融合和貫通，重新構建層次繁多、復雜多維的結構化世界，實現萬物互聯互通互惠，信息、結構與通訊的光速流動，推動經濟文化深度融合貫通，塑造共融共享的新業態，重塑人類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所依賴的生態世界，為邁向協同共治的“大同”秩序提供技術路徑與制度可能。

數字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重塑人類社會，催生數字空間的新型生產與存在形態。數字空間既延伸人類對物理空間的感知，拓展人類生存疆域，也為人類知識的生產和儲存方式帶來革命性變革。但數字全球化也引發前所未有的風險與挑戰，集中體現為數字鴻溝的深化與數字霸權的擴張。一些國家在人口數字素養、數字基礎設施使用成本、數字財政預算以及數字技術等方面的劣勢制約了其數字經濟的發展，致使不同國家間數字鴻溝日益拉大。正如聯合國副秘書長劉振民所言：“持續存在的數字鴻溝是國際社會面臨的最緊迫的挑戰。即便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世界上還有約36億人——將近世界人口的一半，依然無法接入互聯網，他們主要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全球數字鴻溝是一種新的全球性不平等現象，彌合這一鴻溝是當務之急。”數字鴻溝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治理容量失衡。數字空間容納度幾近無限，而監管主體的能力始終有限。當前，13個根服務器高度集中于美國、英國、日本、瑞士四國（美國獨占10個），既暴露全球域名解析體系的單極化風險，也加劇人們對全球網絡的穩定性和安全性的擔憂‌。因此，必須高效監督和管理使用龐大全球數據庫，實現數據的良性互動。二是數字空間統治現象。數字空間中，數字權力和數字統治現象依然存在，中心國家依然占據數字空間統治地位，并持續主導數字空間的話語權，數字依附關系問題依舊嚴峻，數字鴻溝與數字鏈接背后依然存在殖民與被殖民的復雜關系，數字占有與數字邊緣化問題也亟待解決。三是自由與規訓的張力。在數字空間中，數字自由有了新的命題和內生意義，知識具有自動生發性（知識的自我復合、生成和發展將在數字時間和空間里發生）和真實的“虛擬性”，數字空間的區塊鏈管理問題逐漸凸顯，個體自由與區塊鏈管理的限制，成為數字空間辯證法多維運動的張力。四是數字空間具有多維性。數字世界將真實性、虛擬性及其交互態整合為連續的多維向度，“不在場的在場”與“在場的不在場”成為真實場景，數字空間真實性與虛擬性成為難以判別的問題。五是語義層面的多維模糊性。數字空間具有多維的模糊意義，模糊區域與意義指稱多項互動，呈現復雜性局面。六是加劇技術接入差距。一方面，數字空間以光速壓縮全球時空，實現“秒級通達”；另一方面，數字鴻溝加劇中心國家與邊緣國家之間的接入差距，形成“越聯通、越斷裂”的結構性張力。

人工智能是數字全球化的主要動力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國界，深刻重塑著生產方式、社會結構與全球權力格局。人工智能不僅是驅動數字全球化新一輪發展的核心引擎與主要動力，更引領著數字全球化的未來趨勢與發展走向。如今，人工智能已深度嵌入人類生活，以與日俱增的態勢沖擊人類的認知世界、生活世界、社會歷史世界和文化記憶世界，影響甚至重塑人類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將人類的觀念變革推至前所未有的關鍵節點——恰似立于思想的懸崖之畔，使觀念變革成為數字全球化時代亟待回應的基礎性議題。

人工智能正從“技術工具”躍升為“邏輯主體”，在算法、算力、數據的三重驅動下重塑認知、生產與社會關系。其自主性邏輯的生成、跨域知識的涌現、人機共生體的制度化，以及由此衍生的階層極化與全球鴻溝，標志著人類社會正在步入一個以“技術分化-權力重構-價值重估”為核心特征的臨界點。下文將循此邏輯，分述人工智能的自主邏輯、新世界開拓、社會分化、紀元更迭與新型關系五個維度。

人工智能系統正在形成超越人類預設框架的自主邏輯體系。這種邏輯并非簡單模仿人類思維，而是基于海量數據的概率建模與深度神經網絡的表征學習，在特定領域（如高頻金融交易、蛋白質結構預測）已展現出超越人類分析能力的決策模式。“人類正在創造和擴散非人類的邏輯形式，至少在它們被設計用以發揮作用的離散環境中，它們所能達到的范圍和敏銳度可以超過人類。”人工智能正逐步衍生出一種自主運行的內在邏輯，這種邏輯有脫離人類監管的風險，其自主性的野心昭然若揭。這一存在樣態在某種意義上類似于現象學家胡塞爾所言及的“觀念的世界”——一個依循自身排列規則與內在秩序的獨立宇宙。

人工智能正以算法、算力與數據的協同躍遷，憑借其神經網絡的涌現能力和多模態大模型的跨域遷移能力，重塑知識生產與應用的邊界。這種變革深刻改變社會軌跡和歷史進程，集中體現在科技創新的主體性正從純人類邁向“人機共生體”。“人工智能不斷融入我們的生活，將開拓前所未有的新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看似遙不可及的人類目標得以實現；那些曾被認為是人類獨有的成就，比如寫一首歌、發現一種醫療方法，將由機器產生，或由人類與機器合作產生。這種發展將改變所有領域，將它們納入人工智能輔助過程中，到那時，純人類、純人工智能和‘人類-人工智能’混合決策這三者之間的界線有時會變得難以界定。”未來世界將由純人類、純人工智能和“人類-人工智能”混合體構成，三者之間關系復雜而多變，控制與反控制、權力與反權力相互交織，形成一個多維復合的新世界，對世界未來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一方面，技術迭代與勞動力市場重構將加劇階層極化。另一方面，認知能力分化與全球鴻溝將持續加深。“社會內部和社會之間，也就是采用新技術的人群和選擇不采用同類技術或缺乏相應手段開發或獲得技術的某些應用的人群之間，將出現新的分化。當不同的群體或國家采用不同的人工智能概念或應用時，它們的現實體驗可能會出現難以預測或彌合的分歧。”在人工智能迅猛發展的當下，人類社會正因技術采用與否的差異而面臨深刻裂痕。主動采納者著眼于人工智能技術的革命性潛力，而警惕拒絕者則憂慮其失控風險。這種根本性的價值分歧在制度層面被進一步放大：政策往往傾向于支持特定技術路線，并給予率先使用者稅收優惠、科研資助等資源傾斜，這在無形中加劇不同群體間的資源配置差距與話語權鴻溝。然而，技術獲取能力本身就存在落差。當制度性選擇、技術路線偏好、接入能力差異以及價值判斷的分歧相互交織疊加時，這些裂痕不再局限于技術領域本身，而是嵌入經濟結構、社會互動乃至國際關系網絡。若不積極彌合差距并疏導矛盾，人類社會很可能滑向一個因技術分化而日益分裂、對立甚至沖突的不穩定狀態。

人工智能正在通過數據驅動范式深度重構人類認知與知識存儲的疆界。其關鍵突破在于，機器學習算法如深度神經網絡的表征學習能力，能夠捕獲人類無法直接觀測的復雜關聯。正如基辛格所言：“近似人類理性的機器的出現，將同時改變人類和機器。機器將啟迪人類，以我們不曾預期或始料未及的方式擴展我們現實世界的疆界（但事物發展也有可能走向反面：吸納了人類知識的機器將被用來貶低和削弱我們）。與此同時，人類將創造出眾多能夠獲得驚人發現、得出震撼結論的機器，它們能夠學習并評估其發現的重要性。這些機器的問世，必將開創一個新的紀元。”人工智能“開疆拓土”表現為三重協同躍遷：認知維度躍遷、知識生產機制變革、存儲和應用一體化。由此，人工智能得以進入人類知識尚未抵達的空白區，實現超越個體想象力的知識突進和創新。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算力密度與數據通量開拓人類認知與實踐的新疆域，并重塑社會運行的基本范式。“我們正在人工智能與人類之間、使用人工智能增進服務的個人之間，以及這些服務的創造者、運營商與政府之間，形成對個人、機構和國家都具有重大影響的新型關系。”在數字全球化的日常場景中，人工智能已深深嵌入人們的日常社會關系之中，網絡平臺已演化為集購物、檢索、消費于一體的綜合入口，人工智能還在其中充當著不良信息的刪除者，“臉書目前刪除的虛假賬戶和垃圾帖子的數量大約為每季度10億條，還有數千萬條涉及身體裸露或性活動、欺凌和騷擾、剝削、仇恨言論、毒品和暴力的內容”。網絡平臺繼而成為數據和信息的整理者和塑造者，以及輿論媒體的行動者和評判者，并逐漸代替人類成為信息的引導者、解釋者和記錄者。其結果是，人工智能逐步由工具躍遷為數字場域中的“準主體”，甚至開始替代人類成為價值主體，先天承載并行使著價值評判能力。

人工智能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核心引擎，其“雙刃劍”效應已形成全球共識：它既創造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帶來了人類必須面對的顛覆性挑戰。從積極方面看，其一，人工智能具有深度學習能力。與以往人類歷史所有的科技革命不同，人工智能革命是人和機器共同學習和創新的過程。谷歌工程師阿里·拉西米稱深度學習為“今天的煉金術”。其二，人工智能能夠發現新的知識領域。深度學習和人機協作能夠共同發現新知識，這將無限拓展人類知識的領域和疆域，實現科學知識增長的疊加效應。其三，人工智能賦予生產力新的意義。在算法、算力和數據的三重驅動下，人工智能以超乎人類想象力的速度變革著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和機器共同發現新的知識，豐富和拓展生產力的內涵和外延，為人類的知識復合和生產力拓展提供無限空間和卓越的想象力。然而，其負面效應也十分明顯。一是人工智能因其超強學習能力在一些領域超越人類，引發了關于人類是否能夠掌控人工智能的憂慮。二是人工智能缺乏理性的反思能力，“而且會犯錯，包括任何人都會認為是最低級的錯誤”，“其行動的意義由人類決定”。正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提出的思想命題——科學不思所言，“既然各門科學作為科學無法通達這個事實，那我們必須說，科學并不思想”，人工智能就像科學本身，不會反思自身的界限和邊界。三是數字世界的全球性引發人工智能的新復雜性。地緣政治與技術標準深度綁定，人工智能治理呈現“陣營化”分裂；信息主權博弈激化，全球信息空間部分陷入“規則真空”；技術迭代與治理滯后出現時空錯位，系統性危機凸顯。“數字世界的全球性，以及人工智能在全球網絡平臺上對信息進行監控、屏蔽、裁剪、制作和分發的能力，又將這些復雜性引入了不同社會的‘信息空間’。”人工智能具有較強的自主性和一定的獨立性，卻不具備反思性，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風險和挑戰。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問題猶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警示人類須采取正確行動。

從本質上看，人工智能是智能，而非人類的智慧。人工智能歸根到底是一種具有深度學習能力和模擬能力的機器，在智能和運算層面超越人類，但在靈知層面或人類審美和想象力方面，即在王陽明所說的“靈明”意義上，都付之闕如。人工智能介于人工與智能之間，人的介入性、干預性與智能的靈活性、自主性之間存在根本矛盾。人工智能的合法性與道德約束問題正日益凸顯，人工智能是否具備“良知和道德律令”，使其在理性及道德框架內平穩運行，如何掌控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能力和創造能力，確保人工智能在個人隱私保護與圖像監控等領域的合理應用，遏制其可能出現的全方位風險傾向，這些都是無法回避的問題。總體而言，人工智能帶來新邏輯、新領域、新紀元、新分化、新關系，但對人類而言，可以說是喜憂參半。

數字時代的核心悖論在于，技術越先進，人類社會越脆弱。“一個社會的數字能力越強，這個社會就變得越脆弱。計算機、通信系統、金融市場、大學、醫院、航空公司和公共交通系統，甚至民主政治的機制，所涉及的系統在不同程度上都容易受到網絡操縱或攻擊。”數字世界看似密不透風、堅不可摧，實則漏洞百出。在數字全球化的擴展與深化中，技術依賴與系統性風險深度綁定，基礎設施存在連鎖崩潰風險，技術自主性與人類控制形成博弈；社會韌性面臨雙重瓦解，數字鴻溝加劇權力失衡，認知退化削弱風險應對能力，社會聯結被算法解構；治理失能與實效減弱凸顯，數據主權博弈撕裂全球協同，算法黑箱阻礙法律追責，倫理滯后助長技術濫用。當前人類應對的舉措僅能緩解而非消除矛盾，因為數字文明的本質，就是與風險共生。

以觀念變革應對數字全球化

對于當前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人們在欣喜之余，也存有深深的憂慮。人工智能的生產者和創造者是樂觀派，他們既是其擁躉，也是最大的獲益者。谷歌副總裁賽巴斯蒂安·特倫曾言：“人工智能有可能使我們變得更強大，遠遠超出我們目前的意識和能力、自然和生物的界限。人類將能記住所有的東西，認識每一個人，能創造現在還完全不可能制造的、或者完全無法想象的東西。”以美國外交家基辛格、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和馬省工學院胡滕洛赫爾等人為代表的穩健派，既看到人工智能發展迅猛，可能會“重塑人類社會秩序”，又看到“其帶來風險和危險也超過了任何一個時代”。悲觀者則認為人工智能可能在不遠的將來統治人類，并對少數人掌握人工智能技術感到恐懼：“如果技術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弱者的討價還價收益就越小。那么，給定人性不變，文明的人工智能化就非常可能導致文明的重新野蠻化（re-barbarization)。”在人類文明演進的重大歷史關口，數智技術的顛覆性力量正在重構社會存在的基本結構。從唯物史觀視角審視，數字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是人類社會在數字技術革命推動下形成的新型全球交往形態。當前的數字全球化，本質是資本借助數智技術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生產要素重新配置、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歷史進程。數字技術通過重塑勞動工具（如人工智能、區塊鏈）解放人類智能的邊界；又反向催生人類認知的歷史性斷裂：當ChatGPT以每秒萬億次級的符號處理能力解構知識生產邏輯，當深度偽造技術模糊真實與虛構的邊界，既有認知框架已無力應對數字生態的復雜性、涌現性與不可預測性。此種認知危機凸顯觀念變革的緊迫性，而觀念變革的關鍵在于：人類既需接納技術賦能的高效性，又必須警惕認知主體性被算法占據的風險。這需要我們審視技術變革事實，明確數字全球化發展機遇與風險，探索觀念進化與變革的具體路徑。

人類必須承認人工智能對人類認知的顛覆性作用，其可能會重構歷史發展的或然性與應然性，正視數字技術與人工智能對社會秩序、生產方式、生存方式的全域重塑，以積極樂觀的姿態，直面這場史無前例的變革浪潮，認識到其不僅深刻影響人類發展的歷史軌跡，更深度嵌入并重塑個體的生存方式。在人工智能面前，無人能置身事外，無論是主動融入還是被動裹挾，均是個體無法回避的現實境遇。

人類需調整心態，深刻參與這場歷史與文化的變革進程，爭當領潮人而非落伍者。觀念變革的核心在于超越技術工具論的局限，將人工智能視為文明演進的內生動力。人類需達成雙重共識：其一，技術應用具有不可逆性，關鍵在于“如何駕馭”而非“是否使用”；其二，必須通過制度創新推動人工智能邁向安全可控的倫理軌道。

要對人工智能的應用范圍和道德領域進行界定，深入探究其可能逾越人類道德底線的風險。關鍵在于解決人工智能在價值敏感性領域的適用性矛盾：既要界定無須道德介入的技術場景（如工業流程優化），更需明確禁止機器替代人類進行道德判斷的禁區（如司法量刑、生命倫理決策）。這要求設立明確的警戒線，防止技術僭越人本價值根基。

觀念變革的核心在于破除“替代論”迷思，確立人類中心的技術發展觀。人工智能應被定位為增強人類能力的伙伴，而非獨立的思維主體。人類需保持批判性創造力，避免淪為技術依賴的“認知奴隸”。發展目標應錨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實現，使技術服務于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文明愿景。在此過程中，人類應勇當人工智能創新與發展的“弄潮兒”，保持持久而豐富的想象力與創造力。

人類觀念的變革本質是一場持續演進的認知革命。如伽達默爾所言，“時間距離”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當前的爭議和問題將在歷史進程中逐步明晰。人類需培養兩種能力，一是前瞻預判能力，即在技術后果尚未顯現時，提前預判研究治理路徑；二是動態修正能力，即通過實踐反饋持續調適倫理框架，確保觀念進化與技術發展始終辯證統一。

數字全球化的未來

對于人類來說，數字全球化與人工智能是神話抑或悲歌？學者趙汀陽認為：“人的神話，或者主體性的神話，包括人工智能和基因科學的神話，隱含其中的可能是人類的悲歌。”李彥宏在《智能革命》提出：“如果我們以科普的心態看待歷史，就會發現人工智能既不是神話也不是笑話，而是從人類的勞動創造中實實在在生長出來的。我們不需要恐懼也不需要頂禮膜拜。”筆者則認為，“面對數字經濟的未來和烏托邦的理想，既不要幻想，也不要害怕，我們不做盲目的樂觀主義者，也不做長吁短嘆的悲觀主義者，我們要成為像莊子所倡導的達觀主義者，真誠面對未來，積極應對危機”！無論對于數字全球化的未來持悲觀態度還是樂觀態度，都將面對一個終極問題：數字全球化與人工智能是在人類掌控之中，還是在掌控之外。基辛格認為：“人工智能的未來仍在人類的掌控之中，雖然人工智能的進步不可避免，但它的最終歸宿尚未明確。”德國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指出：“隨著生活的‘數字化’，有越來越多的過程和情境變成了可見的參數，亦即變成了在第一個面向可掌控的事物；于是，越來越多的過程和情境中也開始出現了怪物。我們知道越來越多的身體參數信息（如體重指數、血壓、脈搏、血糖、血清素、褪黑素等），也可以對相應的數值施加影響，但我們并不能真正掌控這些數值。”關于數字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的掌控性與不可掌控性的討論還將持續，但數字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確實對人類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人類對現實的定義，人類對意識的界定，以及人工智能最終如果能獲得自主意識那將是災難還是福音？在此，我們可以提出問題，但是不能終結問題。這需要人類進行哲學與歷史的反思，要求社會必須進行一場觀念的變革與更新。

概言之，數字全球化在為人類社會帶來海量機遇的同時，亦衍生出前所未有的挑戰。數字風險、數字鴻溝、數字倫理、數字自由等重大議題，已成為全球數字治理無法規避的核心命題。數字經濟與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數字賦能與負能的深度互動，正將全球化推向加速變革的軌道。一方面，數字技術催生高風險、高透明的社會形態，讓世界陷入不可控的治理困境；另一方面，數字鴻溝的持續擴大，使全球化面臨分裂危機；技術共享性與多體多面性的交織，使數字時代的復雜性超越了人類既往認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數字全球化常被塑造成“包治百病”的萬能解藥，但其本質是一柄“福禍共生”的“雙刃劍”，需以審慎態度正視其一體兩面的屬性。

在此背景下，建設性的數字全球化應回歸人文本質，具體而言：呼喚以人的尊嚴與價值為核心的真實社會，而非數據統治的冰冷秩序；需在理性框架之上，確保人類對技術的自主掌控；必須直面數字鴻溝的危害性，將彌合差距作為治理根基；更應立足人類未來，以未雨綢繆的前瞻性布局發展路徑。為此，我們倡導一種新型全球化：以人類福祉為核心，打造利益攸關的命運共同體；以健康、安全為紐帶，構建風險共擔的治理共同體；以全球協同為路徑，形成權責明晰的規則共同體。數智時代的全球化轉型，要求我們立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技術創新與人文關懷的交融中凝聚全球共識，讓數字文明真正成為照亮人類共同未來的火炬，推動世界在協同共治中邁向更具溫度與韌性的發展新境。

注釋

[1]朱云漢：《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49～50頁。

[2]鄭永年：《有限的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誕生》，北京：東方出版社，2021年，第1頁。

[3]江小涓：《繼續推進高水平開放 抓住數字全球化機遇》，《經濟參考報》，2021年7月27日，第A07版。

[4]OECD, "Fixing Globalisation: Time to Make It Work for All," OECD iLibrary, 27 April 2017,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fixing-globalisation-time-to-make-it-work-for-all_9789264275096-en, 2022-2-3.

[5]王振等：《全球數字經濟競爭力發展報告（202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2頁。

[6][7][8][14][15][16][17][18][19][20][22][23]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丹尼爾·胡滕洛赫爾：《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胡利平、風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年，第77、80～81、51、20、21、27、115、123、137、137、189、51頁。

[9][28]李彥宏：《智能革命》，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第74、28頁。

[10]李海生：《建設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人民日報》，2023年12月1日，第9版。

[11]翟崑：《數字全球化的戰略博弈態勢及中國應對》，《人民論壇》，2021年第17期。

[12]趙麗梅、王林：《數字鴻溝成全球不平等新現象 聯合國副秘書長劉振民：彌合數字鴻溝是當務之急》，2021年9月2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939612016393865&wfr=spider&for=pc。

[13]蔡翠紅：《推動構建人工智能全球善治新范式》，《國家治理》，2025年第14期。

[21]海德格爾：《什么叫思想》，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41頁。

[24][25]理查德·普雷希特：《我們的未來——數字社會烏托邦》，張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60、131～132頁。

[26][27]趙汀陽：《人工智能的神話或悲歌》，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142～143、4頁。

[29]薛曉源：《許諾與虛諾——數字全球化時代的烏托邦難題》，《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12期。

[30]哈特穆特·羅薩：《不受掌控》，鄭作彧、馬欣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1頁。

Digit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oncepts

Xue Xiaoyuan

Abstract: Digital global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self-organization, creativity, self-learning, self-orderliness, automatic emergence, multidimensional space, simultaneity, complexity, and abstraction. Digital globalization reshapes human modes of existence,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worlds, while also triggering risks such as the digital divid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ioneering an unprecedented new world with its autonomous logic, giving rise to new social differentiations, a new era of human knowledge, and new types of social relations. This calls for an accelerated exploration of the specific path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social concepts in the intelligent age. We must recognize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disruptive restructuring by digital technology,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transformative proc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arify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ethical boundar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ild a subject-to-subject relationship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establish a human-centered view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ly dynamically adjust cognition based on future orientation.

Keywords: digital globaliz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concepts, social tran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