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銀發經濟作為一個新興概念迅速升溫，不僅頻頻出現在政策文件中，也成為資本市場追逐的新風口。各類產業園區興建、智慧養老項目推進、養老金融產品不斷涌現，預示著一場席卷全國的“銀發經濟浪潮”。然而，基于“供給—消費—服務—技術”的四維透視，當前銀發經濟存在政策模糊性與產業斷層的雙重制約、支付能力與消費意愿的雙重抑制、人才缺口與體系碎片化的循環困境、智慧養老的“熱概念”與“冷應用”等結構性矛盾。銀發經濟不應被簡單理解為面向老年群體的“老年生意”，更不能僅以市場規模和消費潛力來衡量其價值。銀發經濟的核心應是以老齡社會為背景的制度性應答，其發展須根植于家庭結構、保障體系、公共治理與產業協同等多個維度的邏輯協同。

【關鍵詞】銀發經濟 人口老齡化 老年消費 養老服務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6.012

【作者簡介】吳瑞君，華東師范大學老齡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研究領域為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人口國際遷移與僑務政策、獨生子女代的人口問題等，主要著作有《上海大都市圈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公共服務配置的有效性評價》（合著）、《人口學輝煌六十年》（合著）等。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末，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達3.1億，占比超過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人口老齡化趨勢持續加劇。在此背景下，銀發經濟作為一個新興概念迅速升溫，預示著一場席卷全國的銀發經濟浪潮。然而，熱潮之下應有冷思考。銀發經濟并非“老年消費”的簡單堆砌，更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工具。其涉及家庭結構的演變、社會保障體系的適應、政府治理能力的升級以及產業鏈條的重構。如何理性看待銀發經濟的意義與邊界，如何在政策制定與產業推動中厘清方向與重點，如何以問題為導向、需求為牽引，實現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本文將圍繞上述問題展開分析，并提出相應的思考建議。

銀發經濟的內涵解構與外延邊界

銀發經濟的提出并非政策突發奇想，而是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邏輯延伸。2015年該術語在官方語境中出現，2021年“十四五”規劃將其納入發展議程，2024年國務院發布《關于發展銀發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明確銀發經濟的內涵，即“向老年人提供產品或服務，以及為老齡階段做準備的經濟活動總和”。隨后國家統計局進一步明確銀發經濟覆蓋12大類、51中類的產業范圍。從單純的“養老服務”升級為“全生命周期的養老和備老經濟活動”，這一概念轉型，體現出國家對老齡化問題的戰略性理解與前瞻性部署。

與傳統的“養老服務”“老齡產業”相比，銀發經濟具備三大突破性特征：一是生命周期維度的延伸，從老年群體延伸至備老群體。據國家統計局預測，到2030年45～59歲備老階段人口占比將達到峰值，形成約3.5億人的龐大市場。備老群體的崛起代表一種新型銀發經濟的誕生，調查顯示，在備老群體（男55～64歲，女50～59歲）中，72%的人已開始進行養老財務規劃，這些有規劃的人又分為兩類：45%的人已經開始實施養老規劃，有規劃正在尋找合適產品的則占27%，反映出備老經濟的增長潛力。

二是需求層級的縱深拓展，從基礎照護走向品質生活。國家統計局分類顯示，老年教育、智慧穿戴等新興領域增速遠超傳統養老用品，根據中國老年大學協會的統計數據，截至2023年4月，全國各類老年大學（學校）已達7.6萬所，注冊學員超過2000萬，年均增長速度為4.7%。2024年康養旅居消費超過2萬億元，占銀發經濟規模總量接近20%，康養旅居消費保持年度同比增速15%～20%，顯著高于傳統旅游行業。上述消費傾向的變化，印證需求升級趨勢，體現出銀發經濟正從“基礎照護”向“品質生活”轉型。

三是經濟功能的結構躍遷，銀發經濟不再被視為純粹的民生議題，而被納入擴大內需、推動新型消費的重要抓手。銀發經濟的角色從“福利事業”過渡到“經濟增長點”，進入公共資源配置與市場機制協同的新階段。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其列為九項重點工作之一，正是基于其對擴大內需、培育新動能的戰略價值。據測算，2019～2023年，銀發經濟市場規模以約13.2%的復合年增長率增長。2024年以來，全國各地積極規劃建設銀發經濟相關產業園區，已基本形成養老用品制造、健康服務、文旅休閑等完整產業鏈。以上海康復輔具行業為例，截至2024年末，企業數量已增至540家，相比上年凈增了32家，顯示出這一新興領域的產業牽引力。

銀發經濟的外延呈現“全產業鏈滲透”特征，其產業邊界正不斷消融。隨著消費需求的升級，銀發經濟已經從傳統的養老服務業延伸至金融、科技、文旅、家裝、教育等多個領域。一方面，養老服務融合加速，目前我國已建成社區養老服務機構和設施36.7萬個，在縣區層面建成示范性養老服務網絡446個，已形成“居家—社區—機構”三級養老服務體系。但專業化服務供給仍顯不足，在上海浦東新區的調研顯示，政府購買服務覆蓋的失能老人僅占實際需求的7.3%，且多集中在助餐、助浴等基礎項目，專業護理服務覆蓋率不足5%。另一方面，產品滲透廣泛但適配不足。大量老年智能設備設計脫離使用場景。中國老齡協會發布的《中國老年數字生活藍皮書》顯示，2023年我國老年智能手機用戶突破1.8億，但71%的老人每周至少遭遇3次操作障礙，超40%的子女因父母頻繁求助產生焦慮情緒。功能過剩、實際使用率低是智慧養老落地的主要障礙之一。

多方主體結構失衡，國企與民企分工趨于分化協同。政府在兜底保障中發揮基礎作用，財政部發布的數據表明，2019～2024年全國財政用于養老服務和老年人福利方面的支出超過5600億元，年均增長11%。民營企業在標準化運營上表現活躍，2024年全國民辦養老機構占比達58%；家庭則依然承擔了70%以上的居家養老日常照護負擔。多方參與主體尚未形成有效協同機制，造成資源錯配與服務斷點。根據2025年3月發布的行業分析報告，截至2022年，全國已建成社區養老服務設施34.7萬個，但社區養老設施利用率普遍較低，部分康復設備因缺乏培訓與運營機制被長期閑置。國有企業多聚焦普惠型服務，如中央企業主導的社區助餐項目；民營資本則向中高端市場滲透，近年來多地探索“國企建設＋民企運營”的混合模式，有效實現公益屬性與市場效率的結合。

繁榮表象下的結構性矛盾：基于“供給—消費—服務—技術”的四維透視

第一，盡管中央層面對銀發經濟的政策引導日益清晰，但部分地區在指標設計、部門協同和績效評估上仍存在落地障礙。例如，房屋適老化改造與智能設備補貼存在分離的情況。以上海為例，近年來上海持續擴大適老化改造項目的補貼范圍，并將輔助器具、智能家居、健康監測、安全監護、照護服務等助老科技產品納入優化服務的清單，但部分老年人因改造項目不符合需求而放棄申請。在醫療資源與養老資源整合方面，由于醫療與養老服務體系分屬衛健與民政系統，各地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共享不足，造成轉診流程繁復、響應時間延遲。

第二，產業結構性失衡日益顯現。一方面，基礎養老服務供給過剩，2024年全國養老床位空置率達‌58%‌，部分地區如北京市平均入住率僅‌為45%‌，部分機構空置率甚至超過‌50%。這一現象在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的特大城市較為突出，北京市民政局數據顯示，2023年全市571家養老機構平均入住率僅為38.4%，床位空置率高達61.6%。另一方面，高品質、個性化服務供給不足，發達國家定制游占比普遍超30%，而我國休閑度假旅游（含定制游）消費占比僅15%，凸顯結構性差距‌，難以滿足“新銀發群體”（高儲蓄、高教育背景群體）日益多樣化的消費訴求。這種“過剩與短缺并存”的矛盾，本質上是政府與市場責任邊界模糊所致——公辦機構因福利屬性吸引低支付能力群體，民辦機構為追求利潤偏向高端市場，導致中端服務出現“真空”。此外，養老產業龍頭企業缺位加劇行業碎片化，中小企業則因融資難、準入門檻高，普遍缺乏規模擴張能力。

第三，區域間發展差異持續拉大。調查顯示，上海、杭州等東部地區銀發經濟產業規模占全國的60%以上，而中西部地區占比不足30%。截至2025年4月，東部地區適老化產品數量占全國總量的‌94.4%‌（20.4萬種），依托東部成熟的產業鏈（如醫療器械、康復輔具），養老用品制造業區域集中度顯著高于制造業平均水平，與東部省份老年用品產能占全國‌68%‌的趨勢一致。在服務領域，2023年全國社區養老機構和設施共36.3萬個，職工總數74萬人，平均每個設施配備專業護理人員僅約‌2人，北京、江蘇等東部地區每個設施配備護理人員數量大多超過3人，但中西部不少地區僅配備1～2人，‌部分農村地區社區養老設施甚至無專職護理員，依賴兼職或志愿者服務，服務能力受限。

銀發經濟消費潛力巨大，但現實中支付能力不足與消費信心薄弱成為主要限制因素。首先，社會保障水平偏低構成了老年消費的“硬天花板”。人社部2024年公布的《2023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企業職工養老金替代率已從2000年超過70%降至2023年的‌41.3%‌，若計入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全國綜合替代率約為‌44%‌‌，農村地區平均養老金為城市的三分之一。且養老保險三支柱發展失衡，第一支柱占比超70%，第二、三支柱合計不足30%，難以形成多層次保障體系。醫療支出負擔沉重進一步壓縮消費空間，微觀調研顯示，老年人醫療自付費用每增加10%，非醫療消費下降3.8%。

其次，消費觀念與市場失信交織形成“心理鎖鏈”。一方面，受預期收入、健康風險和遺贈動機等因素的影響，老年人顯示出較高的預防性儲蓄傾向。據媒體報道，2023年我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為26697萬人，財富積累量78.4萬億元，人均財富儲備約26.4萬元。但傳統“福利依賴”思想根深蒂固，對市場化服務的付費意愿偏低，形成“高儲蓄、低消費”的矛盾。另一方面，保健品詐騙、非法集資等負面案例屢見不鮮，使得老年人擔心被騙而不敢消費。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門聯合開展打擊整治養老詐騙專項行動，2023年起訴該類犯罪1932人，2024年1月至6月起訴343人。2025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網上發布廳發布了一批檢察機關打擊非法集資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打著“養老金融”旗號，以提供養老公寓、旅居基地為噱頭，主要針對老年人群體進行非法集資的養老詐騙案，涉案金額高達50億元。

再者，數字鴻溝限制消費渠道的拓展。盡管智能設備日益普及，但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于2021年組織開展的《第五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老年人智能手機擁有率達76.6%，其中能夠較為獨立且熟練地應用智能手機各項功能的僅占34.9%。工信部2025年初推動完成的3000余款適老化改造App中，84款仍存在廣告干擾、界面混亂等問題，約半數老年人因智能設備操作復雜或價格門檻較高被排斥在數字消費之外。2025年新增適老化產品2.87萬種，但同質化率高達63%，智能導覽、在線醫療等功能因缺乏老年需求調研導致使用率不足30%，文旅消費中，僅28%老年人能獨立完成景區線上預約。這些問題共同構成了老年人消費動力不足、消費手段受限、消費信任喪失的三重障礙，抑制銀發經濟的內需引擎。

服務供需結構不匹配已成為制約銀發經濟轉型升級的核心障礙，表現為專業人才嚴重短缺與服務體系碎片化疊加。其一，目前我國養老護理員缺口超過500萬人，持證率不足15%，低于發達國家60%的水平。薪酬偏低、社會認同感有待提升、職業晉升通道狹窄，導致流失率較高。據部分養老護理機構反饋，半數新入職護理員在一年內離職，導致“照護不到位—服務質量下降—口碑受損”的惡性循環。在失能老人照護領域，專業人才更為稀缺，具備失能護理技能的人員僅占護理員總數的10%左右，難以滿足4000萬失能老人的照護需求。全國200所高校開設老年服務專業，但畢業生三年流失率超70%，根源在于職業發展路徑模糊，缺乏長期激勵機制。

其二，農村地區護理人才短缺問題更為突出。截至2024年，我國已有1.6萬個農村敬老院、168.1萬張床位和14.5萬個農村互助養老服務設施，但縣鄉村三級養老服務體系覆蓋不足30%，互助養老多流于形式。由于資金不足和制度不穩定，不少村莊僅能提供送餐服務，基本醫療和照護服務嚴重缺位。在一些偏遠鄉村地區，獨居老人的基本照料甚至依賴子女遠程采購藥品和生活用品。

其三，服務供給體系內部標準不一、流程割裂，進一步加劇老人使用服務的難度。2023年國家衛健委等五部門聯合發布的《居家和社區醫養結合服務指南（試行）》‌明確指出：“當前全國家庭病床覆蓋率僅達到18%左右，與老年人實際需求存在顯著差距。”居家養老服務因標準缺失，在不同城市、不同機構之間的收費差異較大，中國社會福利與養老服務協會發布的《銀發經濟藍皮書：中國銀發經濟發展報告（2024）》指出，“一線城市高端養老機構收費普遍超過萬元，而縣域普惠型機構月均費用不足3000元”，兩者收費標準相差近4倍。綜合《北京市養老機構行業發展報告（2024）》《上海市養老服務發展報告（2024）》及第三方市場分析，北京、上海等城市民辦養老機構中，收費低于5000元／月的床位占比不足20%，且多分布在遠郊區縣，與中心城區的高端機構形成鮮明對比。這導致普通工薪家庭老人面臨“公辦排不上、民辦住不起”的困境，從而加劇養老服務的可及性分化。這種“系統失配”不僅壓低服務質量，也消磨老年人的消費信心和生活滿意度。

近年來，“智慧養老”成為政策推動和企業宣傳的高頻詞。智能穿戴、遠程監測、服務機器人等概念不斷被引入，但實際落地效果遠不及預期。一方面，設備普及與使用存在落差。2022年我國養老智能監護設備市場規模約‌120億元‌，2023年受老齡化加速推動，規模增長至約‌142億元‌（年增長率18%）‌，但實際啟用率僅為15%～22%。問題主要集中在“三不匹配”：技術復雜度超出老年人操作能力，產品定價與支付能力不符，功能設計與實際需求脫節。前述調查同時顯示，46%設備存在誤報，因設備誤判行為頻繁報警反而增加老人焦慮，最終被停用或拆除。

另一方面，產研脫節限制了技術轉化。不少高校科研機構研發的人工智能算法或監測設備準確率雖高，但因缺乏落地渠道、缺失使用場景適配，難以實現規模化生產。有學者對全國20所高校的專利轉化數據統計結果顯示，高校智慧養老專利轉化率均值為3.7%，顯著低于企業的48.1%。工信部數據顯示，2024年納入《智慧健康養老產品及服務推廣目錄》的228項產品中，僅有37%真正實現規模化應用，其余產品因功能設計復雜、操作門檻高或成本過高等問題，仍停留在試點階段。這種轉化困境的核心是“實驗室思維”與市場需求脫節——高校側重技術先進性（如AI監測準確率），卻忽視老年人操作能力與支付意愿。

此外，數據安全與隱私風險未被充分應對。根據工信部《智慧健康養老產業發展行動計劃（2021—2025年）》及2024年試點示范名單，北京、上海為代表的試點城市，已建成200余個智慧養老示范區（含示范街道、基地、園區），配備智能穿戴設備滲透率達37%，較2020年增長240%。智能設備記錄的健康數據、生活軌跡等敏感信息常常被存儲在云端，一旦缺乏加密措施，極易泄露。2023年某智能手環廠商因服務器配置漏洞導致10萬名老年人健康數據泄漏，引發輿論關注。部分企業為降低成本，省略加密或本地脫敏環節，使得用戶信任基礎進一步削弱。“智慧”若不能體現為“適老”，就只是概念堆砌。推動智慧養老真正走入家庭、融入日常，需要回歸技術可用性、支付可承受性、功能契合度這三項基本原則。

理性視角下的銀發經濟再定位

隨著銀發經濟成為政策熱詞與市場焦點，其本質和定位亟待冷靜梳理。銀發經濟不應被簡單理解為面向老年群體的“老年生意”，更不能僅以市場規模和消費潛力來衡量其價值。銀發經濟的核心應是以老齡社會為背景的制度性應答，其發展須根植于家庭結構、保障體系、公共治理與產業協同等多個維度的邏輯協同。在此基礎上，我們需重構銀發經濟的基本邏輯認知，為其高質量發展奠定理論基礎和制度支撐。

老年消費并非孤立行為，而是深度嵌入家庭結構之中。許多看似屬于老年人的消費，實則服務于多代同堂的家庭關系，如照顧孫輩、家庭采購、旅游決策等。這種“家庭型消費”對多個產業鏈條產生溢出效應，并具有代際流動性和多元目的性。因此，銀發經濟的產業設計應從“個體中心”轉向“家庭聯動”，推動開發兼容代際需求的共享型產品與服務（如家庭旅居、智能家居、跨代保險、家庭照護組合包等），建立“代際友好型”產業生態。過度膨脹銀發經濟的邊界，可能高估其GDP貢獻，導致政策誤判。因此，應建立精細化的產業分類體系，區分“直接老年消費”與“間接家庭消費”，明晰核心產業邊界，提升政策工具的精準性。例如，制定銀發經濟統計分類標準，設置一級（老年專屬產業）、二級（老年主導消費）、三級（家庭共同消費）等不同層級的邊界認定，為財政支持和產業引導提供依據。

當前銀發經濟發展存在“數據繁榮與福祉倒掛”的現象，即消費總量上升但老年人生活質量改善有限。部分智能產品、旅游項目、保健消費雖活躍，但功能空轉、體驗不佳、詐騙風險高，未能形成真實的福祉提升，甚至在部分情況下造成資源浪費和信任受損。銀發經濟應回歸“福祉為本”原則，將主觀幸福感、參與感、安全感、尊嚴感等指標納入產業績效評估體系。推動建立“用戶共創”機制，讓老年人直接參與到產品設計與服務反饋機制中，提高適配度和接受度。借鑒國際經驗，如德國、日本等國在產品開發過程中普遍推行“參與式設計”理念，強化老年用戶的主體地位。國內方面，探索建立“銀齡幸福指數”，作為衡量銀發產業發展質量的重要維度，將其納入政策考核與財政分配體系。唯有將消費行為與生活質量掛鉤，銀發經濟的發展才能真正從“數量紅利”轉向“質量紅利”。

銀發經濟的活力根基在于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與消費信心，而這兩者均受社會保障水平深刻影響。養老金替代率的提升、長期護理保險的普惠覆蓋、醫保自付比例的降低，均能緩解“預防性儲蓄”傾向，激活現實消費。更關鍵的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穩定性與透明度，直接影響老年人對未來的信心與安全感。因此，應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作為銀發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形成“保障提升—消費釋放—經濟增長”的良性機制閉環。這一聯動邏輯也要求制度工具的統籌協同：如養老金調整機制與價格指數掛鉤，推動長護險納入國家統一籌資體系，建立醫保、商保、長護險之間的轉接機制，并出臺相關法律制度明確保障責任與權利邊界。同時，提升政策宣傳和數字化服務水平，降低老年人獲取信息與辦理手續的門檻，增強政策的可及性與感知度。只有形成支付能力與支付信心雙提升的環境，老年人的潛在消費力才能真正轉化為現實購買力。

銀發經濟的多維屬性決定其不能完全市場化，也不宜完全行政化。政府應聚焦普惠性、基礎性服務的供給保障與規則制定，如農村照護、失能家庭支持、行業標準建設等；市場則應聚焦中高端、個性化服務的創新供給，通過機制競爭提升質量與效率。2024年中央財政安排養老補助資金184億元支持社區養老設施建設，但其效能發揮需避免“重建設、輕運營”的傾向，核心是通過市場化機制激活設施的使用價值。目前的“國有主導＋民營參與”模式顯示出初步協同成效，但仍需在機制設計上進一步明晰權責邊界、優化資源配置。推動“政策工具組合拳”（財政補貼、準入激勵、稅收減免）與“混合運營模式”并行，強化公益性與市場性的結構融合，是未來制度演進的方向。2023年民營高端養老機構入住率達85%，月收費普遍在8000～20000元區間，說明高品質服務具備真實支付意愿與市場潛力。應出臺《銀發服務公共責任與市場參與清單》，厘清政府“兜底清單”和市場“優供清單”，探索建立“政府采購—社會服務—績效監管”的“三位一體”合作機制，構建分層次、多通道的服務供給體系。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不在于角色替代，而在于邊界清晰、功能互補。“國企建設＋民企運營”“政策工具組合拳”等實踐模式，本質上是在探索“公益屬性”與“市場效率”的平衡點，其成功的關鍵在于明確各方權責與利益分配機制。

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四大突破方向

我國“4000萬失能老人、85%依賴家庭照料”的局面既是服務短缺的表現，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制度缺位問題。家庭照護的隱性負擔不僅會限制中青年家庭成員的勞動參與，也會制約老年人的照護質量和消費空間。破解這一困局需以“積極老齡化”為價值內核，通過釋放家庭照護者勞動潛力、激活失能群體服務消費，形成“照護保障—消費釋放—經濟循環”的正向反饋，基于保障維度、服務維度、治理維度構建系統性方案。保障維度，擴大長期護理險的普惠性覆蓋。當前長護險20%的覆蓋率與失能群體需求存在顯著差距，需將居家照護、輔助器具租賃等納入保障目錄，加快實現全國統籌，重點向農村地區傾斜，通過“政府主導＋市場補充”的籌資機制減少家庭支付壓力。服務維度，培育規模化、專業化的照護服務主體。當前照護市場呈現“小散弱”特征，需通過政策引導形成區域龍頭企業，建立標準化服務體系（如失能等級評估、分級照護流程），以降低邊際成本，滿足差異化需求，推動照護服務從“生存型”向“發展型”升級。治理維度，構建“居家—社區—機構”協同的照護網絡。強化社區作為照護樞紐的功能，通過日間照料與夜間巡護的時空互補，降低機構床位依賴，既提升照護資源配置效率，又為社區養老服務產業創造增量市場。

當前智慧養老產品“熱技術、冷使用”的困境，本質是技術研發與老年需求、產品功能與實際應用、智能設備與服務系統的三重脫節。推動智慧養老高質量發展，需錨定三個核心方向。交互優化：以適老化設計重構產品邏輯。基于“適老化設計理論”，破解70%智能設備因操作復雜被閑置的問題。應強化“極簡主義設計”，通過大字體、語音交互等適配老年人的能力短板（如視力退化、操作記憶衰退），而非單純堆疊功能。同時需建立統一的適老化標準與產品認證制度，引導企業以“老年用戶體驗（UX）”為核心，降低技術使用門檻。成本控制：以規模效應推動普惠化滲透。通過政策引導企業聚焦“核心需求—基礎功能”的性價比平衡，利用規模化生產降低成本；同時通過“研發補貼＋消費券”組合政策，推動適老技術從“高端小眾”向“普惠大眾”轉型，激活銀發數字消費市場。系統協同：以數據互通打破場景割裂。建立跨部門健康數據共享平臺，構建“預防—干預—康復”的全鏈條數據閉環，推動智能監測設備與社區醫院、家庭醫生終端實時聯動，既提升技術實際應用價值，又為智慧養老產業創造“設備＋服務＋數據”的增值空間，形成生態化發展格局。

我國養老護理員550萬人的缺口，以及從業人員“年齡偏大、學歷偏低”的結構特征，本質上是銀發經濟中“人力資本供給”與“產業升級需求”的矛盾。從人力資本理論看，養老人才的質量與數量不足，不僅直接制約服務專業化水平，還會因“服務能力信任赤字”抑制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消費意愿，成為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構性瓶頸。破解困局需基于“職業發展全周期理論”，從“引人—用人—留人”三個階段構建激勵機制。培養端：以“產教融合”破解人才供給斷層。當前200所高校設立的老年服務專業與產業需求存在“最后一公里”差距，為此，需推動高校、職業院校與養老機構共建實訓基地，提供入職獎學金與就業優先通道，設立“銀齡技能人才培育專項計劃”，鼓勵青年群體加入。使用端：以“標準化管理”提升崗位適配性。建立統一的職業標準與認證機制，推動人崗匹配和技能分級，設立“適老照護服務等級證書”制度，強化職業透明度和可晉升性。激勵端：以“能力—薪酬掛鉤”強化職業吸引力。將薪酬與服務年限、技能等級掛鉤，構建“能力導向＋穩定激勵”的職業晉升路徑；同時提升職業社會認同感，將護理經驗納入公共服務積分體系，推動養老服務職業從“過渡型就業”轉向“成長型職業”。

從制度協同理論看，當前銀發經濟政策體系存在政策間缺乏協調性、制度缺乏連續性、執行缺乏落地性的“三重瓶頸”。這種“碎片化”狀態難以形成支撐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合力”，亟須構建系統協同的制度體系。養老金融制度：構建全周期資本支持體系。整合個人養老金賬戶、住房反向抵押等工具，通過稅收優惠引導長期儲蓄向銀發消費轉化，借助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手段激發養老金融活力；設立養老金融監管專責機構，平衡“資本效率”與“風險防控”，為銀發經濟提供穩定的資本供給，推動“儲蓄—投資—消費”的良性循環。服務監管制度：建立標準化質量治理體系。構建覆蓋服務內容、安全管理、投訴處理的全流程標準體系，引入第三方評估與“紅黃綠”預警機制，通過“優質優價”的市場機制倒逼服務升級，推動銀發服務從“數量擴張”轉向“質量競爭”，增強老年人消費信任。人才激勵制度：完善長效權益保障體系。將養老從業經歷與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務權益掛鉤，構建“職業發展—社會權益”的長效激勵框架，提升職業認同感與穩定性，為銀發經濟提供可持續的人力資本支撐，解決“服務能力不足抑制消費”的瓶頸。產業扶持制度：打造精準化生態培育體系。設立銀發經濟產業基金，重點支持適老科技研發、普惠服務平臺等“短板領域”；通過稅收減免、用地優先等政策組合，引導社會資本聚焦“高質量供給”，推動形成“創新驅動、多元協同、公平可持續”的產業生態。總之，銀發經濟的發展不能止于產業擴張或數據繁榮，其根本目標應是構建一個尊嚴老齡、活力老齡、共享老齡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注釋

[1]引自中國保險資產管理業協會發布的《中國養老財富儲備調查報告（2024）》，2024年10月25日。

[2]邵念榮：《從康養旅居看銀發經濟》，《經濟日報》，2025年4月17日，第5版。

[3]談志林：《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著力推動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光明日報》，2025年1月2日，第7版。

[4]引自上海市康復器具協會發布的《上海市康復輔助器具產業藍皮書（2025）》，2025年5月29日。

[5]民政部：《全國已經建成社區養老服務機構和設施36.7萬個》，2025年2月28日。

[6][21]周刊君：《500萬護理員缺口vs3億老人需求：中國居家養老服務的“冰與火”》，《新華養老周刊》，2025年4月1日。

[7]引自中研普華產業院研究報告《2024—2029年中國養老院建設發展現狀及前景規劃建議報告》，2024年6月24日。

[8]黃春棉等：《養老機構“冰火兩重天”》，2024年11月19日，http://www.ce.cn/cysc/newmain/yc/jsxw/202411/19/t20241119_39208082.shtml。

[9]引自中國游藝機游樂園協會（CAAPA）與美團合作發布《2024中國旅游休閑度假市場新趨勢發展報告》，2024年10月23日。

[10][17]陳友華、孫永健：《銀發經濟發展：問題與前景》，《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3期。

[11]周刊君：《風口下的銀發經濟產業園：怎么干、有多難、咋發展》，《新華養老周刊》，2025年2月12日。

[12]《廣東老年用品產業規模超6500億，近五成企業聚集穗深莞》，2025年6月18日，http://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506181095644.html。

[13]養老事業部：《地方多舉措推進養老服務人才隊伍建設，養老護理員仍是關注重點》，民德咨詢，2025年1月6日。

[14][28]趙麗、薛凱文：《我國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困境與實踐路徑探析》，《中國證券期貨》，2025年第4期。

[15]蔡穎等：《未來居民消費增長路徑展望》，《紅周刊》，2021年11月21日。

[16]引自民政部、全國老齡辦聯合發布的《2023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2024年10月11日，https://www.mca.gov.cn/n156/n2679/c1662004999980001751/content.html。

[18]《針對養老領域非法集資犯罪檢察機關保持懲治高壓態勢》，《人民日報》，2024年8月9日，第12版。

[19]趙浩華：《彌合數字鴻溝，為銀發經濟注入新動能》，《科技日報》，2025年6月30日，第8版。

[20]李鵬波等：《老年文旅消費“數字鴻溝”問題的成因與對策》，《中國旅游報》，2025年4月7日，第3版。

[22]《30萬護理員VS3500萬失能老人，“人才荒”如何解》，《上海第一財經》，2025年5月18日。

[23]董海寧：《我國銀發經濟發展趨勢及對策研究》，《經濟師》，2025年第6期。

[24]林瑜勝：《淺談完善縣域養老服務體系的著力點與優化路徑》，《中國社會報》，2025年7月8日，第4版。

[25]引自中研普華產業研究院《2025—2030年監護設備行業風險投資態勢及投融資策略指引報告》，2025年2月。

[26]《智慧養老技術與應用發展白皮書——基于情感陪護養老的探究》，2025年7月10日。

[27]任歡等：《智慧養老，如何實現從“有”到“優”》，《光明日報》，2024年7月24日，第7版。

[29]引自工信部消費品工業司監測數據及智研咨詢《2024年中國智能養老行業發展報告》。

[30][31]紀競垚、杜飛輪：《銀發經濟政策：基本邏輯和發展前景》，《宏觀經濟研究》，2025年第5期。

[32]陽義南：《持續健全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養老金融體系》，《國家治理》，2025年第8期。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Silver Economy and Approaches to Their Resolution

Wu Ruijun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concept, the "silver economy" has rapidly gained traction. It not only frequently features in policy documents but also has become a new hotspot pursued by the capital market.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industrial parks, the advance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projects, and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elderly care financial products all signal a nationwide "silver economy wave." However, from a four-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supply-consumption-service-technology," the current silver economy is plagued by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cluding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ambiguous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discontinuities, the dual suppression of payment capacity and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the cyclic dilemma of talent shortages and fragmented systems, and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he "hot concept" and "cold application" of smart elderly care. The silver economy should not be simply interpreted as a "business for the elderly" targeti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nor should its value be measured solely by market scale and consumption potential. Its core lies i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 aging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must be rooted in the logical synergy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family structure, security systems, public governance, and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Keywords: silver economy, population aging, elderly consumption, elderly car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