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性概念，不僅是新時代中國話語體系的重要敘事和話語表達，更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亟待深化的關鍵議題之一。底蘊深厚的中華文明，既是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核心所在，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根基。在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進程中，必須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之突出特性，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進程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以理論創新助力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關鍵詞】中華民族 中華文明 中華文化 多元一體 中華民族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G122/D63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7.002

【作者簡介】麻國慶，中央民族大學原副校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社會文化人類學、民族與區域、全球化與跨區域社會體系，主要著作有《永遠的家：傳統慣性與社會結合》《人類學的全球意識與學術自覺》《破土而出：流動社會的田野呈現》等。

引言

多元一體是我們認識和把握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關鍵詞，也是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在2014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講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體包含多元，多元組成一體，一體離不開多元，多元也離不開一體，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兩者辯證統一。”在2019年召開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我們偉大的祖國，幅員遼闊，文明悠久，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先人們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也是我國發展的巨大優勢。”這些重要論斷表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學理基礎建立于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基礎之上，而各民族“你來我往、我來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進程和現實特點，形塑著具有中華文明特色的多元一體。因此，理解中華文明，必須超越表層文化符號層面，轉而從多元一體視角切入，深入其生態結構、民族結構和文化結構層面加以理解。在一定意義上，多元一體視角是認識中華文明的核心出發點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文化關乎國本、國運”，“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中華文明具有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這些特性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文明根基，凸顯出中華文明的精髓。從重要標識性概念看，中華文明、中華民族、中華文化是研究認識“何以中國”及“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切入點。中華文明為中華民族之文化本體，中華民族則為文明之創造主體，二者互為表里。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的“一體兩面”昭示多元一體結構的深層同構性，而多元一體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生成的內在機制。隨著語境與情境的轉換，這一同構性表達呈現動態調適。在人類學、社會學學科關于話語體系轉化的問題中，多元性與一體性、共同性與差異性之間的關系、普遍性與特殊性并存的問題等，是中國與世界學術話語對話的關鍵議題，也是學科范式更新關注的焦點與核心議題。

總之，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結構，不僅是回溯“何以中國”的核心范式，更是回應各族人民美好生活訴求的價值支點。因此，要加強對“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研究，順應中華民族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多元凝聚為一體的發展大趨勢，深刻理解把握中華文明之突出特性，深入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進程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重大基礎性問題研究，闡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時代內涵，為構建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提供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表達。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提出

清末民初是現代中華民族意識由“自在”躍升為“自覺”的歷史關鍵期。在近現代殖民沖擊與主權危機的影響下，中華民族完成了由“自在實體”向“自覺實體”的范式轉換：自在形態是歷史長期演化中無意識形成的多元共生狀態，而自覺形態是近代面對列強沖擊后主動建構的民族認同與國家民族意識。正如費孝通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多元一體作為中國學界在民族研究領域提出的具有原創意義的理論框架，是對西方民族理論的本土化重構，其以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的跨學科實證為基礎，對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規律進行高度凝練，形成中國民族學的重要理論框架。多元一體不僅精準概括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歷史，也為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民族認同提供重要基點，進一步說明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是統一體。

為數眾多的分散民族單位，經由接觸、混雜、聯合和融合，形成“你來我往、我來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結構，既保留各單位的個性，又凸顯共生性關聯。這就強調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框架下，中華民族本身就是國家民族的概念，而56個民族是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56個民族單位構成“多元”，而中華民族則為“一體”，二者是多元和一體的關系。多元是一體中的多元，一體是由多元構成的。多元不是強調分離，而是表述現象，其核心是強調多元中的有機聯系體，是有機聯系中的多元，是共生中的多元，而非分離中的多元。

多元一體是理解中華文明連續性的重要切口

中國是人類文明的搖籃之一，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中國考古學研究成果已充分揭示中華文明的起源呈現多樣性與統一性結合的特點。不同區系的考古發現，中原先民的遷徙脈絡已輻射全國，在與各地族群的長期互動中，語言、文化與心理認同不斷交融重塑。通過對不同區系在不同時期的遺物分析研究，可判斷追溯各人群的來歷與變遷，進而揭示中華文明起源的特點，為認識中華民族歷史、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奠定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這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我國基本國情可概括為“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擁有眾多勤勞勇敢人民、特殊地理位置、數千年獨特歷史的廣袤而文化燦爛的中國，是研究人類起源與文明形成機制的重要地區。最新考古成果表明，從舊石器時代的連續演化到新石器時代的多元融匯，這片大陸始終以多線并進的路徑孕育文明。這表明并非只有更迭、間斷、替換才是文明演進的模式，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正是這片大陸早期文化和人群發展、交流、融合的延續，為世界提供連續、融合、交流型文明演進的東方樣本。中華文明在形成和發展中孕育出燦爛輝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結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成為延續和發展中華文明、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恒久動力。

若要真正理解中華文明的生成邏輯，就必須摒棄傳統的“中心”和“周邊”的二元觀念，將中原與邊疆置于同一互動網絡之中，并將中華文明置于人類文明的宏闊視野中考量。20世紀20、30年代，李濟率先以考古學與人類學并置的方法關注中華文明的起源。他在《中國文明的開始》中指出，“現代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不僅限于找尋證據以重現中國過去的光輝，其更重要的責任卻是回答以前歷史學家只是隱約感知到的，而在近代科學影響下醞釀出的一些新問題。這些問題分為兩類，但兩者卻息息相關：其一是有關中華民族的起源及其形成；其二是有關中華文明的性質及其形成”。李濟對于“何以中國”的文化空間判斷，被后來的考古發現所證實，為后續學者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奠定學術基礎。他以“人類學的大歷史學”研究，樹立起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整體視角、動態視角、空間視角，為我們認識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提供重要研究路徑。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是傳統文明基因在現代國家治理中的延續與再表達。儒家“和而不同”的價值理念使差異性的族群、地域文化得以在共享的倫理與政治框架內持續對話互惠，從而將多樣性轉化為統一性的內在活力。時至今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一國兩制”的政策安排，正是這一傳統辯證邏輯在主權國家情境下的規范性重塑，彰顯著中華文明連續性與創新性并生、一體性與多元性共存的現代形態。

多元一體是中華文明創新性的動力引擎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以“守正”賡續根脈，以“創新”激發活力。各民族共同創造、共同享有的中華文化，成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力量的重要源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靜水深流與波瀾壯闊交織。連續不是停滯、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歷史上，農耕文化、游牧文化、綠洲文化、山地文化、漁獵文化和海洋文化之間交往、交流、交融，在多向互動中推動中華文化向前發展。如今，我們唯有繼承并發揚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的先進文化，并以開放胸懷吸納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才能不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持久而深沉的精神力量。

如我們強調的“文化轉向”，正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現代性敘事的反思。百余年來，主流現代性的理論大多是一種“現代性的非文化理論”，即撇開文化的因素來考察現代性問題。多元現代性理論則揭示，由于文明遺產和文化傳統的差異，不存在任何一種普適性的現代化道路和模式。現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現代化，這意味著現代化具有多種可能形態。這一理論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高度契合——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在邁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進程中，“一個民族都不能少”構成中國式現代化不可移易的內在規定性。以56個民族作為整體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逐步縮小各民族之間的發展差距，推動共同富裕、共同繁榮、共同發展。唯有在此基礎上充分激活全民族的文化創新與文化生產活力，方能實現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進而從多元一體視角，更好地理解“政治共同體”“文明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等歷史與現實命題。

創新是文化的生命所在，也是文化的本質特征。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并非是對傳統的線性延續，而是對傳統的再造過程。置身急劇變遷的現代社會，我們同時肩負“守正”與“創新”的雙重使命：既要繼承并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要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代需求同頻共振。我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多元一體是中華文明創新發展的動力引擎，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獨有的資源與優勢。需要明確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是“主干”與“枝葉”的共生關系。其中，中華文化是“主干”，是各民族文化長期交融匯聚形成的共性文化精華，凝聚著各民族的精神共識與價值認同；各民族文化作為“枝葉”，承載著獨特的民族智慧與文化特色，為“主干”輸送養分。根深干壯需依賴枝葉繁茂，枝葉繁茂亦需依托主干支撐，二者共同構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完整體系。因此，要尊重差異、繁榮各民族優秀文化，不斷增強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進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多元一體是中華文明統一性的重要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根源于各族人民對“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的深刻認同，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提。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多元一體始終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顯著趨勢。古代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錯雜居、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經濟上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親近。近代以來，在抵御帝國主義的進程中，中華民族的凝聚意識和認同感實現歷史性淬煉升華，最終推動中華民族成為認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強的命運共同體，筑牢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穩固格局。

2024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在2019年“四個共同”（共同開拓疆域、共同書寫歷史、共同創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基礎上，新增“我國各民族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五個共同”的完整表述。這一新增內容填補中華民族歷史觀的國家維度，從疆域、國家、歷史、文化、精神五個層面，深入闡釋“各民族共創中華”的歷史事實，系統表述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的深刻內涵，為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史料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提供綱領性支撐。我國各民族在廣袤的疆域內生存發展，為避免陷入無序沖突狀態，統一的國家政權應運而生。而國家形態又推動各民族在持續交融互鑒進程中，形成具備強大融合力、內化力、延續力與凝聚力的歷史文化和民族精神。就此而言，“我國各民族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既是中華文明統一性的根基，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核心出發點。

費孝通所論的多元一體格局，并非分離的多元，而是具有聯系性、互動性、統一性的多元，強調在一體性、共同性、統一性基礎上，探討文明進程中的差異性問題。他以“中華民族”的歷史形成過程來論證中華文明是多元一體的，如以游牧、農耕、走廊、山川、海洋等坐標揭示：自然地理環境差異固然造就區域文化多樣性，但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始終在貿易、技術、文化層面深度耦合，形成“地區性的多元統一”。這一區域多元一體格局正是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交互影響的統一體。農牧交錯地帶文化的共生性，以及文化過渡區內的民族、文化與社會的關系，正是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與演化的關鍵切口。

從地理格局看，我國各民族共同開拓祖國的遼闊疆域并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中華民族的家園因東西海拔落差顯著、南北緯度跨越較大而形成多樣生態結構，孕育出平原農耕文化區、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區、西南山地農業文化區、海洋文化生態區等不同文化地理類型。河西走廊、絲綢之路、長城與草原之路、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嶺南走廊、藏彝民族走廊、茶馬古道和南方絲綢之路等網絡狀“廊—道”體系，將這些相對獨立的歷史民族區和生態民族區之間縫合為連續的整體，維系著各民族在文化、經濟以及情感上的聯系，從而使區域之間保持著連續性和統一性。自古以來，人群沿此交錯帶持續遷徙、交融、分化，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文明亦由此呈現多元共生的生態。

早在對中華文明的史前文化研究中，考古學家嚴文明就提出“重瓣花朵”模式。他在《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中，將中國史前文化格局形容為“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其周圍的甘青、山東、燕遼、長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區構成第一層“花瓣”，再外圍的文化區形成第二層“花瓣”。這一模式被認為是從考古學角度探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和中華文明研究的標識性成果。從歷史上看，“大一統”一直是中國歷史的主基調，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初步形成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格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都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諸如北魏、遼、金、西夏、元、清等政權，都在不斷學習、吸納中原的制度和文化，強調對中原大一統王朝的政治文化認同，這體現出中華文明內在的包容性與中華文化所具有的文化整合力。

今天討論文明的轉換過程，仍需在動態視角下認識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我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一歷史和現實表述，正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出發點。中華文明的統一性作為中華民族共同性的文明基礎，建基于兩大整體觀：中華民族整體觀與中華文明整體觀。二者均以悠久而共享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土壤，逐步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觀，不同民族可以通過文化之間的交往交流，形成共同的文化認同。正是這種認同，成為維系并推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發展的核心紐帶，使中華民族共同體在互動交融中持續壯大。因此，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的首要前提，便是對這一整體性的自覺認同與堅定持守。

多元一體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具體寫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要求把握好共同性和差異性、多元和一體的關系，共同性、一體性是主導，是方向、前提和根本，差異性不能削弱和危害共同性。在增進共同性、一體性的基礎上，要尊重和包容差異性，凸顯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的內在活力。

中華文明的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發展是考古學研究的重中之重。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考古學一直以來十分重視考古學文化研究，將其作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譜系脈絡的基本方法。這些成果揭示，中華文明得以綿延不斷的關鍵，正在于其深層的包容性——一種建立在各民族之間相互理解、文化共享、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包容基礎上的文明機制。中華文明數千年的發展進程，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包容史。追求大一統、推進民族團結始終是歷史主流。各民族在互動中不斷交融匯聚，最終構建血脈相連、命運與共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文明歷來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文化與文明活力，在同其他文化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是其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與和平性的文明特性能夠實現現代性轉換的文化磁場，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礎。1962年，考古學家夏鼐在《新中國的考古學》中指出：“現今全國的少數民族還很多，他們雖和漢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歷史進程中，與漢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緊密的聯系，今日大家一起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他強調各兄弟民族祖先共同構成整體，發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學術先聲。20世紀70、80年代，中國考古學步入成熟階段。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的“區系類型”理論，成為研究中國文化與文明起源、國家形成、民族融合及多元一體格局等重大課題的基礎。他將中國歷史的基本國情概括為“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他強調各區域文化既獨立發展，又共同構成中華文明的整體格局，其“區系類型”和“滿天星斗”理論為理解各民族如何凝聚成共同體提供結構框架，為探索中華文化與中華文明的起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在人類學與民族學領域，費孝通主張多學科協作，結合歷史文獻、考古資料以及民族志材料，分析各民族在歷史上“分中有合”的互動過程，進而凸顯中華民族的共同性。他選用“華夏”作為核心概念，認為中華文明的起源過程，正是以華夏為中心，逐步融合各地區文化、形成漢族、拓展中原、交融農牧、吸納邊疆的過程，最終構建出一個點線結合、層次分明的網絡結構，呈現“分而未散、融而未同化”的多元一體格局。各民族在互動中不斷吸納先進文化，而非固守差異，從而推動在多元基礎上形成一體的歷史趨勢。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我國各民族始終以互動共生為機制，正是這種多向交流，使多元一體從理念沉淀為血肉相連的格局，并由此構成中華文明包容性的生動注腳。具體而言，漢族與周邊少數民族之間、各少數民族彼此之間的互動往來，不斷織就文化交流的網絡，最終匯聚成今日中華文化的主干。歷史上的“茶馬互市”“鹽茶互市”“絲綢之路”和“和親”等制度化的交往渠道，促進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借鑒、吸收和互補，推動各民族共同進步和發展。因此，只有正視各民族之間的互動性、有機聯系性與共生性，才能真正理解中華文明包容性的生成邏輯。

可見，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在于不斷跨越民族、文化、宗教的邊界，分而不離、合而有新。所謂“分”，并非走向“分裂”，而是孕育新的聚合；所謂“合”，始終以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為政治前提，使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維度上共享高度共同性。當然，這種共同性中包容著多元性。中華民族的形成史，正是一部“分”與“合”相互作用、互動共生的過程史。“分”與“合”并非二元對立，而是呈現螺旋式上升的互動共生，更體現為一種“合之又合”的關系。在此邏輯下，不同民族之間通過不斷跨越文化邊界實現更高層次的“合”，最終鑄就中華文明包容性基礎上的統一性。面向當代，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要求我們堅持開放包容，以更加自信的心態、更加寬廣的胸懷，深度參與世界文明對話，批判性借鑒吸收人類文明的最新成果，提升中華文化的影響力與吸引力，進而強化國家凝聚力和國家認同。

多元一體是中華文明和平性的內在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和發展，也是中國人民從近代以后苦難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結論。”中華文明自形成之初即內嵌“和平、和睦、和諧”的價值指向，其經典表述“和為貴”不僅是思想傳統，更沉淀為制度層面的文化基因，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提供持續演進的內在動力。“世界一體、天下大同”的和諧整體觀，已沉淀為中華民族認知與行動的深層范式，成為處理人際、天人及國際關系的重要價值觀。

中國人民歷來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為貴”“和合共生”的理念，以和諧精神凝聚家庭、敦親睦鄰、善待他人，由此造就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民族稟性?？讖R大成殿前的“中和位育”四字，凝練儒家精義，標示著中國人數千年未變的基本價值取向。“中和”之觀念在實際生活中具體表現為對“人和”的青睞。孟子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說明“人和”理念認同已自春秋戰國時期起便向社會全域延伸。在中國思想譜系中，“天人合一”為一種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間的社會規范就是“和”，“和”的觀念因而構成統一多民族國家和諧共生的文化基因，以及社會內部結構各種社會關系的基本出發點。當這一原則投射于民族關系時，便生成“和而不同”的交往范式——承認差異、尋求共在，而這迥異于早期西方民族國家“文化同質化”傾向。“和而不同”由此成為全球化語境下中國與世界文明對話以及解釋多元共生的基本準則，也是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中華文明和平性的關鍵。《尚書·堯典》言，“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已將“協和萬邦”的思想基因深植于中華文明世界觀?！吨芏Y》“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和《周易·乾卦彖辭》“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皆與其一脈相承。和平共處的天下秩序，由此成為中華文明數千年來賡續不斷的理想圖景。

自秦漢奠定統一多民族國家框架以來，“和而不同”“以和為貴”的大一統理念便深入人心，“四海之內皆兄弟”“五方之民共天下”“夷夏一體”等觀念，體現出和平共生的價值取向。近代遭遇帝國主義沖擊后，中華民族“大家庭”話語由文化自覺上升為政治必需，“五族共和”成為民國初期對“大家庭”隱喻的最早政治表達。1935年發布《八一宣言》后，中國共產黨逐步把少數民族解放納入中華民族整體解放的任務之中。從改革開放初期的“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到新時代“中華民族一家親”“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擁抱在一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大家庭”的話語不斷推動中華民族走向一個包容性更強、凝聚力更大的命運共同體。“三千孤兒入內蒙”的歷史佳話，正是各族人民團結友好、骨肉情深的生動寫照。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中，早已形成一種超越單一民族認同的“家”的觀念——中華民族大家庭——已成為各民族和睦相處的重要認同符號。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貿易之路，更是文化之路與和平之路，銘刻著中國古人追求同各國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歷史足跡。中華民族始終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促進中外文化融合，對外待之以禮，實行睦近交遠，留下對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話。這些歷史片斷共同印證了和平共生理念的多重實踐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人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共產黨堅持胸懷天下，走出了一條具有鮮明特色和獨特優勢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

結語

總體而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并非一個靜態的模式，而是動態的多層次結構。其既是回溯中華文明五千年演進的“解碼鑰匙”，揭示各民族從“交往交融”到“命運與共”的發展規律，也是破解現代多民族國家治理難題的“理論工具箱”，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學理支撐。其對生態秩序和心態秩序的關注，反映出對文化的多元與一體關系的整體把握。在筆者看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相關理論探討核心包含兩個層面的問題：其一，探尋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背后，人類文化和心理層面具有的共性內涵；其二，在不同的文化之間尋求理解、互補、共生的邏輯。唯有在多元基礎上凝聚文化共同性與一體性，方能推動心態秩序的構建。而當前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研究中，需在尊重差異中增強文化共同性，尤其需要“文化”的超越。費孝通曾指出文化的超越特征，即文化就是在把歷史上眾多個體的、有限的生命的經驗積累起來，變成一種社會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識、財富，又以各種方式保存在個體的生活、思想、態度、行為中，成為一種超越個體的東西。

中華文明所具備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是其區別于其他文明體系的重要特質。從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關聯看，底蘊深厚的中華文明，既是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核心所在，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根基。在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進程中，我們既要從中華文明的整體角度，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脈絡與發展邏輯，也要以中華文明的豐厚積淀為支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注入持久動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必將伴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推進，不斷豐富內涵、實現新的發展。

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需立足于自身文明歷史展開，這由該國民族結構和文化結構的發展歷程所決定。中華文明正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結構”。因此，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成為認識中國社會構成的核心概念。作為中華文明重要標識性概念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不僅是新時代中國話語體系的重要敘事和話語表達，更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亟待深化的關鍵議題——如何推動其從理論命題提煉為學術范式，仍需進一步探索。這就要求我們開展跨學科研究，將中華文明的標識性概念納入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核心研究范疇，以理論創新助力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路徑研究——推動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ZDA10）

參考文獻

習近平，2019，《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9月28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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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楊 柳 美 編∕梁麗琛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Key Defining Concep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a Guoqing

Abstract: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key defining concep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Chinese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system for anew era. Moreover, it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urgently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deepening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profou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fundamental to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and pressing ahead wi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profoundly grasp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amely its continuity, innovativeness, unity, inclusiveness, and peacefulness. We should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the evolving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unified multi-ethnic entity, and construct an theoretical system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so as to contribut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o the build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words: Chinese na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e, diversity in unity,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