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有利于提升國家軟實力，有助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國際傳播，可以在國際化“符號競爭”中彰顯文明意蘊、凸顯中華民族的自我識別性、保存民族集體記憶。為此，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應以中西古今節點為時空坐標，統籌各民族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并解決一些易混淆的問題和錯誤認知；有必要構建包括物質文明標識體系、精神文明標識體系、政治文明標識體系、社會文明標識體系和生態文明標識體系在內的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中華文明精神標識的有效傳承，將為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輸送源源不竭的精神食糧，應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在海外傳播應有所側重，發揮新媒體傳播的優勢，結合政治外交，融入經濟貿易，同時加強文化交流。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中華文明 標識體系 理論邏輯 實踐進路

【中圖分類號】G122/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7.003

【作者簡介】張冠梓，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院長、黨委副書記、研究員，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研究方向為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國少數民族法制史、法律人類學與法律社會學、海外中國學，主要著作有《論法的成長——來自中國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詮釋》、《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法律文獻匯編》、《法律人類學：名家與名著》（主編）、《多向度的法—與當代法律人類學家對話》（主編）等。

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歷史進程中，凝練鮮明的中華文明標識、構建系統的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不僅是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自信、鞏固文化主體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內在要求，也是向世界清晰展示中華文明獨特魅力、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戰略需要，同時是賡續中華文脈、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的時代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1]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2]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是與中華民族內外部形象“正相關”的概念。一方面，它是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構成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華文明自我認知的心理和情感基礎；另一方面，其蘊含的深厚歷史傳統和思想價值是中華民族樹立國際形象的文化底蘊，是中華文明價值理念和精神文化的集中體現。

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作為一個新概念，近年來受到社會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但學界尚未對其進行深入研究，也鮮見其明確界定和系統性討論。客觀來說，符號和標識體系等都是具體的存在，但其形成是一個從具體的中華文明歷史實踐到抽象的價值描述，再到形成具象的符號、標識的過程。需要從學術上梳理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社會學、傳播學等相關人文社科成果，以及我國社會歷史發展實踐的經驗成果，進而研究形成規律性認識，提煉出能夠代表中華文明的符號和標識體系。加強對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研究，有助于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因子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有助于深刻認識中華文明具有的五大突出特性，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賡續中華文脈。[3]

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基本原則

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構建，絕非符號的簡單堆砌，而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歷史進程中，對中華文明核心價值與精神脈絡進行系統提煉與時代升華。確立科學的構建原則是其首要，是確保標識體系具有深厚歷史根基、鮮明時代特征、廣泛民族認同和國際辨識度的根本保障。基本原則須承載深刻把握文明傳承的內在規律與現代化發展的時代需求，以清晰的時空坐標錨定文明方位，以共同體意識統領多元一體格局，并通過辨析糾偏筑牢思想根基，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構建廓清迷霧、指明方向。

以中西古今的節點為時空坐標。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既是我國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自視”和“他視”的共同結果，也是在國際上與不同民族國家“自視”和“他視”的共同結果。當今時代，是一個不同文化群體互為“他者”和互為“鏡像”的時代，需要在自我中建構，也需要在“他者”的“鏡像”中理解、認識和表達自己。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認為現代化和全球化就是西方化，事實上全球化和多元化是同步進行的，即全球化發展得越快，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性文化復興就越顯著和迫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既要在中華文明的傳統根基上挖掘、分析不同時期的文化特色和符號系統，對蘊含深厚哲學思想、精神信仰和審美情感的文化符號進行篩選、建構，又要創立新的中華文化符號，塑造新的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這就意味著我們要以中西古今的時空節點為坐標，提煉、選擇構建中華民族形象標識，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探索并回答在悠久歷史中創造的中華文明符號和文明標識體系，如何有效進入新時代的文化場域。

統籌各民族的共同性和差異性。符號和標識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蘊，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要以共同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為基礎，凝練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符號特征，從而構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體而言，在堅持中華民族整體性的基礎上，尊重56個民族在歷史傳統、風俗習慣、語言文化等方面的多樣性特征，著力強化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基因；通過構建互嵌式社會結構、促進交往交流交融，使“各美其美”的民族特色與“美美與共”的中華文明精神標識有機統一；積極整合珍貴的文化多樣性資源，不斷夯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基礎；堅持尊重民族差異，但不強化差異和消融共性，引導各民族始終把中華民族共同利益放在首位，認同、傳承、發展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通過發掘各民族優秀文化所具有的特點，深入各民族的生產生活實踐，提煉優秀文化尤其是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標識、符號和形象，充分發揮文化符號的效能，達成與中華文明標識之間的有效銜接，實現共生共融。尋繹學術史不難發現，“大一統”“五方之民”“華夷一家”等共同體觀念始終是中國傳統思想及其知識系統生產的主線。在這種整體論的統攝中，各個民族和地區及至邊疆邊遠之地的敘述，與中心話語胼手胝足、共同表述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僅以文學而論，北方的粗獷、南方的溫婉、西部的蒼涼、中原的厚重等，交融匯聚、和合共生，構成外部特征明晰、內部多元互補的中國文學共同體，以漢族文學為主體、各民族文學交相輝映的中國文學表述，一直占據中華民族文學公共話語空間。[4]

澄清幾個易混淆的問題和錯誤認知。其一，不能將中華文明標識與各民族的文化符號相混淆。比如某些民族獨屬的宗教符號不應被視同為中華文明標識，因為后者才是中華民族成員普遍認同和共享的價值觀、信仰。將各民族、各區域的文化符號與中華文明標識混為一談，不僅不能增進共同性，反而會消解共同性。其二，不能將中華文明標識與區域文化符號相混淆。比如當前中華地理符號和地理視覺形象構建，首先要解決的是“價值取向”問題，即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取向，突出符號“共享性”，而不是與某些區域地理符號相混淆。其三，不能將不符合條件的符號、形象視為中華文明標識。如某種符號、形象不具有歷時性、延續性，只是某個或某幾個特定時代的符號、形象，就不屬于中華文明標識范疇。其四，不能將“主流意識形態”和“概念泛指”相混淆。中華文明標識構建屬于主流意識形態范疇，不是泛指的標識選擇和形象樹立，同符號學、形象學研究的內容有本質區別。其五，提煉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領域不容混淆。提煉、擇取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需要選對領域，如祖國大好河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輝煌發展歷程等，不是任何領域都可以成為擇取對象。

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主要內容

文明之為文明，在于其能夠以清晰的符號向世界昭示“我是誰”。中華民族五千多年延綿不斷的文明史，沉淀了豐厚的物質、精神、政治、社會與生態資源，其精華共同構成一套可感、可知、可行、可傳的符號譜系（見表1）。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主要內容，是對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系統性、具象化呈現，也是標識體系發揮價值效能的核心載體。從物質文明的“形”，到精神文明的“核”，從政治文明的制度彰顯，到社會文明的民生溫度，再到生態文明的永續追求。深入梳理和清晰界定這五個維度下標識的內涵與外延，不僅是對中華文明豐富內涵的結構性呈現，更為標識體系的提煉、闡釋與傳播奠定堅實的學理基礎。

表1

中華物質文明標識體系。在物質文明方面，標識體系是中華文明的符號化、外延式呈現，重在“形”。歷史物質遺產、中華地理等都是中華物質文明標識的重要來源，共同構成中華物質文明標識體系，并以精湛工藝、恢宏氣象、美學意境激發跨越國界的共鳴，讓國內外民眾感受中華物質文明瑰寶的魅力。一是歷史遺產標識。歷史記憶符號能通過對歷史場景的重現，對共同經歷、共同記憶的喚醒，不斷強化共同體成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價值理念，使共同體成員堅定“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信念，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攜手奮斗，畫出最大同心圓、書寫最大公約數。其包括建筑標識、瓷器標識、戲劇標識、書畫標識、樂器標識、節日文化標識、服飾標識等。二是中華地理標識。當某一地理空間被賦予特定的社會文化意義，其就轉化為一種地理符號，其不但是空間標識，更是重要的物質文明標識。如黃河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象征，長城象征著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大運河、北京中軸線等都已成為中華地理標識的典型符號。從物質文化層面看，如何制定標準篩選出最能代表中華文明獨特性的物質遺產，如何避免“以物代文”而忽視物質文化遺產背后的制度與精神內涵，如何讓傳統物質文化（如長城、京杭大運河、文物等）在現代語境中煥發活力，哪些物質文化符號在國際上已被廣泛接受、哪些仍被誤讀，如何彌合認知鴻溝等，均是迫切需要厘清的問題。[5]

中華精神文明標識體系。在精神文明方面，標識體系是語言文字、經史子集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鮮明呈現的人文精神、思想觀念和道德規范，蘊含著中華文明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等。其一，中華文明“精神”標識體系。在中華民族的長期奮斗過程中，始終流傳著盤古開天、女媧補天、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經典神話故事，跨越千年，集中彰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精神、奮斗精神、團結精神、夢想精神。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中華民族孕育形成了偉大建黨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南泥灣精神、雷鋒精神、紅旗渠精神、脫貧攻堅精神等一系列偉大精神。其二，中華文明“概念”標識體系。漢字構成一定的概念標識，為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提供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支撐、體系基礎及范式依據，是國家形象塑造、意識形態宣傳、道義規則制定的關鍵載體。概念標識可分為精神標識概念、方法標識概念、使命標識概念、治理標識概念、夢想標識概念、文明標識概念、主體標識概念和認同標識概念等。其三，中華文明“思想”標識體系。其中，既包括有形的、可感的實物形象，如長江黃河、秦磚漢瓦；又包含抽象的文化觀念，如陰陽八卦、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程朱理學、天人合一等。

中華政治文明標識體系。中華政治文明標識體系是指中國社會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行為的總體水平和發展階段的標識及象征，反映社會的政治發展程度、政治規范和價值觀、以及民眾的政治參與和權利保障狀況等。其一，政治象征標識。其包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等主流意識形態類價值共識符號，凝聚國家發展的核心理念；也包括五星紅旗、國歌等紅色文化標識，其作為中華政治文明標識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獨特的象征、塑造、黏合與傳播功能，以及深層意蘊，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時代價值與蓬勃生命力。其二，儀式慶典標識。其通過特定人物、程序、禮節、器物等符號元素，表達、傳遞集體意識和共同意識，如開國大典、國慶閱兵儀式、建黨百年慶祝活動等。其三，政治制度標識。中國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形成了諸如郡縣制度、監察制度等[6]制度文明。這些制度深植于多元一體格局，在世界文明史中具有鮮明的獨創性。當代中國，“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7]這種包容性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被進一步激發，集中體現為我們黨開創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等。

中華社會文明標識體系。社會文明是社會領域的進步狀態和結果。社會文明體系是一個社會中各種社會制度、社會規范、社會文化和社會行為的總和，反映該社會的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社會文明標識是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出生產力水平提高后，人們的物質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人們的道德水準和思想觀念有所提高，人們的政治權利及社會保障等獲得制度保護，人們的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社會參與度以及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都有所提高，人們處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狀態之中等。其一，核心標識，包括理念標識，如仁愛、誠信、和諧、正義等，形象標識如龍鳳、長城、漢字、太極等。其二，行業標識，包括文化教育領域的博物館標識、學校校徽，公共服務領域的政務服務、醫療衛生、交通出行等的標識規范，商業領域指向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色的商業標識。其三，區域標識，如城市標識的城市地標、文化廣場標識，鄉村標識的村口標識、鄉村文化活動中心標識等。其四，活動標識，如傳統節日標識、重大文化活動標識等。

中華生態文明標識體系。人類社會發展史，歸根結底是一部人類與自然、生態與文明的關系史。中華生態文明標識體系包括生態文化、生態制度、生態生產生活方式和生態環境質量等方面。其一，生態文化標識。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持續深化對生態與文明關系的認識，把生態文明建設確立為“千年大計”，在倡導生態意識和生態價值觀，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理念下，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化標識。其二，綠色發展標識。其主要內容是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發展循環經濟和可再生能源。比如，綠色能源、綠色產業、綠色交通等是綠色發展行業標識；美麗中國、美麗鄉村等是綠色發展實體標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是綠色發展概念標識。其三，生態制度標識。總結提煉中國生態治理的經驗并上升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可以為世界其他國家解決環境問題貢獻中國智慧，使發展中國家搭上中國的“綠色快車”，為推動世界綠色發展、維護全球生態安全作出積極貢獻。

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實踐進路

標識的價值不僅在于被創造，更在于被看見、被理解、被共享。置身數字浪潮與全球敘事競爭新態勢，構建完善的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服務于國家發展大局與文化傳播戰略，要求我們積極探索科學可行的實踐路徑，推動標識體系從理論建構走向生動實踐。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生命力在于有效的傳承弘揚與廣泛的國際認同，其構建既須破解跨文化傳播中的認知壁壘，避免意識形態差異與文化習慣不同導致的誤讀；又須激活新媒體傳播優勢，依托技術賦能拓寬傳播場景；同時要融入政治外交、經濟貿易與文化交流等實踐，讓標識體系從“靜態符號”變為“動態載體”。

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在海外傳播應有所側重。一個國家的符號生產能力與符號傳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國的國力指數、形象指數、文化創造力指數以及國際政治傳播力指數。中華文明“走出去”，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將文化符號融入受眾熟悉的藝術表現形式，引導受眾從藝術體驗自然過渡到文化理解。

第一，結合海外國家的歷史文化背景進行傳播。首先，結合海外國家受眾需求進行傳播。針對不同地區受眾，應深入調研其文化心理與認知習慣，優先在與中華文化共鳴較強的群體中深化傳播，實現精準施策。其次，加大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對外傳播力度。近些年來，孔子學院、歡樂春節、中國旅游年、文化交流年、熊貓外交等中華文明標識在海外逐步“獲客”，中國“新四大發明”的掃碼支付、共享單車、網購和高鐵也具有同樣特征，應將這些作為中華文明標識的代表，加大宣傳力度。再次，根據知名度和喜愛度實施外宣策略。如春節、高鐵、兵馬俑等中華文明標識在國外廣受民眾喜歡，但還有擴大其知名度的空間，在外宣中宜實施重點擴大知名度和喜愛度的策略。又次，充分發揮華裔在海外對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二級傳播作用。如華裔美國人是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推廣傳播的重要中介。對漢語、中餐、中華醫藥、春節、功夫等的調查結果顯示，華裔美國人對這些文化符號的認知、態度、行為都高于或好于非華裔美國人。

第二，兼顧外國受眾的精神和審美需求。一方面，在塑造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過程中有效運用文化符號和標識，既要著力打造富含中華文化意蘊的標識形象，也要兼顧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心理和審美需求，這樣才便于受眾從審美認知、藝術體驗自然地過渡到文化理解和價值認同，進而實現潛移默化地傳播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的目的。可以借鑒國際時尚品牌傳播的經驗，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歷史遺存符號，對中華文明標識進行“翻轉騰挪”的審美再創造，而后形成“原創”品牌效應。另一方面，要引起外國受眾的共情。共情，本質上是一個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情感共鳴過程，而文化符號和文明標識恰可以依托生活中的共情場景，具象化展現中國特性，使外國受眾產生情感共鳴，進而對陌生的中國文化建立起共識，助力中華文化形象建構。比如，李子柒的系列短視頻，以中國傳統美食文化為主題，以服飾、器物、食材等元素展現不同的生活狀態，使人心生向往，引發了外國觀眾共情，拉近了他們同中國文化的距離，使中國的民俗文化、美食文化以一種日常方式在國外的網絡平臺得到有效傳播。

第三，借鑒中華文化歷史傳播的經驗。歷史上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是以中國特有的文化符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通過不同形式向外部世界逐步推送和展開的，諸如絲綢、瓷器、茶葉，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等，這些極具濃郁中國元素的中華文化符號跨出國門、走向世界，為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和世界文化的精彩紛呈作出重要貢獻。如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其后一條通往中亞和西亞的通道被迅速打開，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在唐代，各國使團將中國的典章制度、文學和科學技術帶回本國，發揚光大。在元明時期的“東學西傳”中，中國的傳統文化陸續傳入歐洲之后，“17～18世紀，西方社會文化生活中流行著的一種泛中國崇拜的思潮——‘中國潮’（Chinoiserie），它既指一般意義上西方人對中國事物的熱情，又特指藝術生活中對所謂的‘中國風格’的追慕與模范”。[8]從16至18世紀歐洲思想家對中國的高度評價中可知，中國傳統文化在當時歐洲產生的影響絕非只是停留在歐洲社會的淺表層面，而是已經滲透到了歐洲人的精神世界。因此，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海外推廣，必須全面挖掘和深度借鑒“東學西傳”的歷史經驗。

第四，以全球文明視野提升中國形象的海外能見度。隨著對外交流的日益頻繁，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需要同步謀劃國際化傳播策略，既要保持民族定力，不刻意迎合西方文化符號體系的固定標準，也要參照西方文化符號的表現形式及特征，找準彌合中西差異的切入點。一方面，要有全局性國際視野，清醒認識到跨文化傳播的艱巨性與迫切性，避免跨文化交流可能造成的沖突與誤解，講好現代中國故事；另一方面，要認識到中華文明標識在國際傳播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制約因素，如意識形態和文化習慣差異、可能遭遇外國媒體偏見和扭曲報道等。同時，展示具有豐富精神內涵和核心價值的東方元素。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形象輸出既要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也要沖破西化藩籬，傳播認同度高、可及性高、立己達人的東方元素，尊重國際傳播、跨文化交流的規律。比如，形象、符號、標識的塑造與傳播需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考慮國際審美的差異性，讓他國民眾了解、接受新時代的中國形象，以符號、形象的傳播，助推中國在當今世界的多元對話，提升話語權。

發揮新媒體傳播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優勢。在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推廣過程中，除了需要明確政治方向，突出主流媒體傳播的主體地位外，還要充分發揮新媒體傳播的優勢。隨著文化符號數量越來越多，傳播的表現形態越來越復雜，傳統傳播形式可能力有不逮。所幸信息化和新媒體為不同類型文化符號的傳播提供契機，使其能夠以更多樣的形式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并使之更符合當代人的信息接受習慣。

第一，運用新媒體進行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傳播的基本指向。自古以來，文化及其傳播在社會生活中一直發揮著重要的橋梁和紐帶作用。隨著社會生活的多重變化，文化傳播在技術遷移中不斷變換場域。符號是文化傳播的構成要素，也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內容，更是文化傳播的先決性條件，任何類型的文化生產與文化傳播都需要借助人們所創造的各種符號來完成。時至今日，以微信、微博、抖音等為代表的社交媒體正以超乎人們想象的速度成為社會文化傳播最普遍、最重要的平臺和載體。社交媒體全面嵌入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傳播和中華文化傳承注入新動力。借助社交媒體向各族人民傳遞共有、共享的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可以推動各族人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借助社交媒體樹立和突出共有、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切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以為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障。

第二，用好新媒體時代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推廣的成功經驗。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真實地感受到社交媒體在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傳播中的強勁勢頭。其一，傳播推廣傳統節日和民俗標識等。在中華傳統節日里，民俗活動與節日氛圍可通過短視頻、直播等進行生動、即時的影像傳遞，實現視覺形象的跨時空動態化傳播。如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豎屏看春晚”直播，收視次數、播放量、用戶人數、全媒體觸達人次連年創新高，火熱出圈。其二，傳播推廣文化題材標識。如人民日報新媒體推出的《文化中國行》主題宣傳片，聚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展開多維度、立體式傳播。其三，通過短視頻和直播傳播推廣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如北京冬奧會期間，短視頻博主“聆玲響叮當”在法國街頭用小提琴演奏《北京歡迎你》，將北京夏季奧運會、北京冬季奧運會這兩件世界體育盛事用音樂聯系在一起，強化北京“雙奧之城”的形象。四是通過綜合性傳媒傳播推廣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比如，河南省將黃河這一中華文明標識予以整體規劃，通過打造超級IP、精品文藝、漫畫動漫等方式，構建黃河視覺形象體系，推動黃河文明符號在當代場景中的普及應用。

第三，在“萬物皆數”的時代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數據庫。中華文明的深厚積累與優勢資源，需依托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弘揚、凸顯，而傳播載體是符號和形象的存在基礎、傳播先導和發展依托。其一，將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廣泛應用于精神文明創建、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試點等工作中，推動中華文化符號進企業、進社區、進鄉鎮、進學校、進宗教活動場所等。其二，將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廣泛應用于“文化進萬家”“我們的節日”等全國性文化惠民活動之中，利用各類公共場所、群眾文化活動等傳播中華文化符號，強化、規范化、潛移默化使用國家主題符號、標識等。其三，將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廣泛應用于國民教育和社會教育之中，將相關教育融入社區文化藝術培訓之中。四是在對外交流中使用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通過解讀、演繹，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總之，“萬物皆數”的時代正在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和進化路徑，應加強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數據庫建設，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解析中華文明基因，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服務。

新時代推廣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具體路徑。推廣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是更好擔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自信才能自強”，[9]“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0]將“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理念轉化為國際傳播產品，既能回應“文明沖突論”，又能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智慧。

第一，結合政治外交。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在政治外交領域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將中華文明標識體系融入外交活動，可以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和當代價值，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如在外交場合運用書法、京劇、中醫等文化符號，舉辦“文明對話”論壇，推動“一帶一路”文化交流項目，既能彰顯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又能促進不同文明間的互鑒共榮。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通過公共外交推廣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文化具有公共性，保護和振興某種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增強其在當代的公共性。因此，可深化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創新性運用，如國家領導人以中國代表性傳統服飾著裝出席相關外交場合、將以中國傳統紋樣為元素設計的禮品贈予外國友人、帶領外國訪問團品鑒中國地方特色美食等，都是推廣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有益形式。此外，提高傳統文化在政治外交活動中的比重，如以國際化設計語言，將一些傳統文化符號、元素創新演繹，并展現在外交環境與理念之中，也有利于提升其傳播效率與價值。

第二，融入經濟貿易。將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深度融入經濟貿易領域，是推動文化賦能產業升級、實現“軟實力”向“硬價值”轉化的重要路徑。挖掘文明標識的經濟價值，既能增強中國品牌的國際競爭力，又能促進文明交流互鑒。這種“文化＋貿易”的融合模式，既延續了《“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提出的“文化數字化戰略”，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的生動實踐。[11]具體而言，在各類出口商品中，融入中華文化元素和符號，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出去。如推行以“國潮風”為理念的產品設計模式，打造以中國元素符號（如陶瓷、書畫、絲綢、茶葉等）為特色的時尚創意產業，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為導向，提高相關產品的經濟、審美附加值。同時，重視、加強對海外受眾反饋信息的收集與整理，分析目標貿易國家群眾對于中國商品的接受態度和意見，不斷優化產品質量，提高服務水平，更好地滿足海外市場及消費者需求。

第三，加強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的范圍包涵衣、食、住、行、民俗、藝術等多方面。從這些代表性文化符號及其載體來看，可構建以漢服、旗袍、中山裝等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傳統服飾文化傳播體系，以八大菜系、地域小吃、養生藥膳等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傳統飲食文化傳播體系，以宮殿建筑、石窟藝術、園林景觀等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傳統建筑文化傳播體系，以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等歲時節日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傳統民俗文化傳播體系，以書畫、音樂、舞蹈、戲曲等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傳統藝術傳播體系。同時，倡議國內博物館、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機構與海外博物館、圖書館等聯合舉辦中國古代文物、圖像展覽及相關學術論壇，縮短中國與世界各國在空間、時間及心理上的“文化距離”。[12]文化交流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在加強中華文化對外交流與傳播的過程中，還可以向海外受眾介紹國外流行文化、藝術風尚在中國的傳播情況，這既能推動中外文明的共享互鑒、創新發展，也能促進中華文明標識在海外被進一步認同和接受，進而有助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國際傳播。

結語

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是新時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賡續中華文脈的戰略工程。其以符號化方式凝練五千年連續不斷的文明基因，既在內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匯聚起實現民族復興的深沉偉力，又于外部參與全球文化競爭，把中國道路的價值意涵轉化為可感、可知、可對話的公共表達。在此意義上，提煉與展示中華文明標識，不僅重塑國家的文化身份，也重構中國與世界互識互鑒的語義秩序，使中國式現代化在文明維度上獲得自我確認與普遍意義。面向數字時代的記憶洪流，標識體系更承擔著保存與激活民族集體記憶的根本使命。當碎片化敘事不斷稀釋歷史縱深，體系化的符號恰可為飄散的個體經驗提供共同的意義錨點，使宏大敘事在日常可感的形象中活化，并轉化為面向未來的創造性能量。由此，中華文明標識不僅是回溯傳統的路標，也是通向明天的橋梁；既守護中華民族獨特的自我識別性，又在全球文明交響中貢獻歷久彌新的中華樂章。

質言之，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是從文明維度確立中國式現代化自我闡釋與話語表達的關鍵支撐，其構建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建設極其重要而獨特的組成部分。中國式現代化不僅追求物質層面的豐裕，更致力于精神價值的凝聚與文明意義的彰顯，亟需構建一套具有主體性和辨識度的話語體系，而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正是該話語體系的核心依托與意義內核。一方面，中華文明精神標識的有效傳承，將為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輸送源源不竭的精神食糧，應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另一方面，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在海外傳播應有所側重，發揮新媒體傳播的優勢，結合政治外交，融入經濟貿易，同時加強文化交流，讓世界更好地讀懂中國，讀懂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正是從文明根脈中提煉符號資源，在話語生成層面貫通歷史與現實，在實踐層面融匯民族精神與時代訴求，在傳播層面搭建中國理念與世界認知的橋梁。

注釋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5頁。

[2]《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4頁。

[3][5]張冠梓：《加快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人民政協報》，2025年3月24日，第3版。

[4]李長中：《口頭傳統、交混性文本與民族文學批評的再反思》，《中國社會科學》，2025年第6期。

[6]參見《習近平：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20年1月1日，https://jhsjk.people.cn/article/31531147。

[7]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8]王寅生編訂：《西方的中國形象（上）》，北京：團結出版社，2014年，第148頁。

[9]習近平：《必須堅持自信自立》，《求是》，2024年第14期。

[10]習近平：《堅定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求是》，2019年第12期。

[11]《扎實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系統性保護 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人民日報》，2022年12月13日，第1版。

[12]參見阿蘭·庫隆：《我知道什么？——芝加哥學派》，鄭文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44頁。

責 編∕ 桂 琰 美 編∕梁麗琛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ymbolic Syste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Zhang Guanzi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civiliz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country's soft power, highlight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mbol competition", emphasizing the self-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eserv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should take the interse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nd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s the spatio-temporal coordinates, and coordinate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while resolving some confusing issues and erroneous perceptions.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encompasses the material civiliz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e social civiliz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In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new media, integrating with political diplomacy, and incorporating it into economic trade, while strengthening cultural exchanges.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appro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