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體現黨中央政策演進深化的一貫性，關乎文化傳承發展全局。現階段，繼續深入認識和推進中華文明發展進程的研究，破解國內外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和難點，需通過加強中華文明發展史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完善與中華文明研究相關的多學科建設，為標識體系構建提供強而有力的學科保障；積極研究并反駁有關錯誤觀點，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掃清外部障礙；加強多形式國際交流，掌握中華文明發展史國際話語權，從而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對外推廣搭建平臺；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激勵研究標識體系的優秀人才培養和作品問世。

【關鍵詞】中華文明標識體系 中華文明發展史 國際傳播

【中圖分類號】G0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7.007

【作者簡介】王學斌，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實踐，主要著作有《從文明古國邁向文化強國》《新時代文化建設十論》《探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之徑》等。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在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部分，正式提出要“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1]這一最新的工作部署關乎文化傳承發展全局，意義重大，既是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高揚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必然選擇，也是深刻理解和落實“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有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現實舉措，同時符合進一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時代需要。

顧名思義，“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屬于一個立意極為宏大、內涵極其廣博、概括極為凝練、要素極易辨識的整全型價值系統和符號體系，大致包括物質、習俗和精神三個層面的諸要素，且以外顯、外隱、內顯、內隱四層次輻射與蘊涵于地理、建筑、典籍、器物、風俗、技藝、語言、文字、制度、思想、信仰、理論等各類載體之中。基于中華文明復雜豐富、多元融合的實情，對于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構建，首要任務或基礎工作即繼續深入認識和推進中華文明發展進程的研究。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2]這無疑也是在強調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揆諸當前方興未艾的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研究現狀，學界關于該問題的“應然”探討與構想居多，[3]而“實然”的剖析與對策偏少，[4]故圍繞科學認識與推進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傳播工作展開討論，從而筑牢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研究根基，則顯得極有裨益，且非常迫切。

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演進歷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西方很多人習慣于把中國看作西方現代化理論視野中的近現代民族國家，沒有從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這樣就難以真正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5]在世界格局加速演變的形勢下，無論是一種文明、一個民族，抑或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只有具備極為強大的解釋且定義自身的能力，即徹底解答“我們是誰？”這個本根性的問題，從而完全擺脫西方現代化理論所隱藏的諸多理論陷阱和制造的許多實踐迷思，真正凸顯文化主體性，才能洞察自身文明的源流本末，把握發展道路的廣闊前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持續加強對中華文明核心要義、時代價值、呈現路徑的追問、挖掘和闡釋，“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恰是這一探尋的一大成果。

早在2013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要“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6]，這意味著對自身文明核心要義的更深提煉已成為重要的時代議題。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第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7]同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中強調，“中華文明經歷了5000多年的歷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8]從內隱式的“精神追求”提煉為外顯式的“精神標識”，此階段可視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孕育的開端。

2016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強調，“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9]此論斷拓展了“精神標識”這一提法的文化內涵。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強調，要“規劃建設一批國家文化公園，成為中華文化重要標識”。[10]2018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11]的任務，且要求著力從外在載體層面進行探索，推介一批國家文化地標和精神標識，增強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可見至此階段，國家已逐漸部署相關部門在一些領域進行有針對性的試點和實踐工作。

2018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12]“精神標識”與“文化精髓”并提，不僅豐富了對中華文明核心要義當代概括的層次，更凸顯了文明標識在國際傳播中的關鍵作用。與之接續，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13]202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構建和運用中華文化特征、中華民族精神、中國國家形象的表達體系，不斷增強各族群眾的中華文化認同。”[14]不難判斷，隨著有關工作走向深入，采用何種整全型的概念來表達中華文明的諸多物質、非物質、精神性的具有代表性的符號、技藝、習俗、制度、思想等要素資源，已成為中國共產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議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特質、形態與創新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念茲在茲，始終關注。2019年，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從四個方面總結中華文明的基本特質，即“親仁善鄰、協和萬邦是中華文明一貫的處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華文明鮮明的價值導向，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恒的精神氣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文明內在的生存理念”。[15]2022年，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從四個維度概括中華文明的當代價值，即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16]時隔一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又從五個層面提煉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并強調黨“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17]這是對中華文明整體理念的最新總結，彰顯出百年大黨高度的文明意識與文化自覺，體現出中華民族主動認知自身、解釋自身且定義自身的能力。

綜上可見，“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不斷深入把握自身文明進程的最新成果，厚植于五千多年代代累積的文明沃土之中。中華文明發展史的研究與傳播，實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筑牢根基，是體系構建精準與否的先決條件。進而言之，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是當前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與傳播的一項重要任務，二者皆需高度重視。

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與傳播面臨的挑戰

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重大命題，無疑為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傳播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由于歷史、現實、國內外諸多原因，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研究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與傳播工作主要面臨以下方面的挑戰。

系統性研究闡釋不足，缺乏戰略性整合統籌。中華文明發展史及其規律的研究，涉及歷史、哲學、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民族乃至天文、物理、化學、古生物學、古動物學等多學科，是一項跨領域、綜合性的系統工程。其超越以單一歷史現象和社會現象為分析對象的學科，是與中國史、世界史、考古學、哲學、經濟、政治等學科緊密相關又自成一體的新興交叉學科，其與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構建密不可分。目前我國相關領域研究人員眾多，分布廣泛，但整體上尚處于分散的狀態，諸多研究較為散亂，除個別高校有一定程度的試點外，尚沒有形成完善的、戰略性的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體系，從而出現彼此研究議題分散、難以聚焦、少有熱點話題、方法較為傳統等情況。總體而言，中華文明發展史及其規律研究仍處在“碎片化”的階段，這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構建的高度、廣度與精度。

海外相關理論影響較大，不斷出現觀點溢出迭代、誤讀誤用等現象。長期以來，西方社會基于自身歷史的有限經驗和對外殖民的需要，建構“一族一國論”“文明等級論”“一教一國論”等理論，在全球擴張中塑造其話語霸權。海外中國學研究因之不斷迭代理論、翻新敘事模式，其中部分錯誤觀點涉及中華文明史研究領域，頗值得警惕。突出表現就是通過所謂“理論體系”，對我國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發起挑戰甚至解構，大體可歸為三類：一是久已存在且逐步固化的歐美日學界研究中華文明史的理論；二是周邊國家建構所謂單一民族國家歷史對我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民族史觀的挑戰；三是臺獨分子所炮制的謀獨理論。這種情況愈益凸顯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迫切性與重要性，需要引起重視，主動應對。

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的國際傳播力度不夠，傳播格局有待重構。客觀而言，我國中華文明發展史及規律研究成果的國際傳播“音量”不夠大，效果還不夠好。中華文明發展史是國際上關注度很高的學術領域，在海外存在較大規模的研究人員。近些年來，我國通過組織世界中國學、國際漢學、古典學、北京文化論壇、良渚論壇等學術交流，持續進行對話傳播，取得不小的成效，但仍需從廣度、深度層面繼續加大推進力度。

現階段，我國正大力推動國際傳播守正創新，理順內宣外宣體制，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媒體集群，積極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有效開展國際輿論引導和輿論斗爭，初步構建起多主體、立體式的大外宣格局，我國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顯著提升。同時我們也面臨著新的形勢和任務，尤其是“在國際上有時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18]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作出“推進國際傳播格局重構”[19]的重要部署，落在中華文明發展史領域，就需要廣大學術工作者立足中國大地，講好中華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把中華文明發展史的話語權、解釋權掌握在自己手上，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傳播打開局面。

中華文明發展史學科建設不強，尚處于起步階段。整體而言，中華文明發展史理論研究成果中實證性研究多，但視野開闊、體系完備、理論水準高的成果尚不足，原創性亦不足。其中，亟待闡釋的學理、哲理層面的基礎性研究并不夠深入，且很多重要領域未形成共識，這無疑影響各學科參與和推進中華文明發展史學科建設的實際效果。換言之，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的跨學科程度越深，綜合性越高，才能夠更好地支撐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構建。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20]具體到中華文明發展史方面，目前國際上很多知名高校都設立了文明學，甚至涉及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的有關專業，而國內只有10余所院校開設了與中華文明發展史相關的課程或研究機構，進入實質性學科建設階段的僅有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且更多屬于探索性質的試點，尚未形成規模。如此可知，當前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學科支撐不足。

相關人才培養有待改進，仍面臨一些體制機制問題。作為較為悠久的研究領域，中華文明發展史相關人才儲備較為豐富，但囿于現有的學術評價機制和學科發展現狀，貫通型的學者反倒較為稀缺。具體而言，一是缺乏統領全局的大師級學者和國家級代表人物，二是缺乏綜合性、高素質、跨學科的復合型人才，三是涉及與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有關的冷門絕學、區域國別史及邊疆民族史研究等特定敏感領域存在人才短缺的情形。隨之帶來的問題是相關研究成果豐富性不足，學術影響力不夠。眾所周知，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屬于“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議題，高質量、復合型、成梯隊的專家隊伍必不可少，目前探討該話題的學者更多是來自民俗學、文藝學、哲學等領域，諸如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參與較少，一定程度上影響中華文明發展史的縱深發展，長此以往，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也會遭遇人才隊伍缺乏的難題。

推進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助力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構建

綜上，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之所以處于現在的狀況，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如何改進和加強該領域研究，從而助力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構建，具體對策包括以下方面。

加強中華文明發展史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完善與中華文明研究相關的多學科建設，為標識體系構建提供強而有力的學科保障。中華文明發展史學科建設與培養相關人才，是落實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理化闡釋、踐行全球文明倡議的題中之義和必然要求，是一項關乎大局的戰略性工作。首先，國家應加強學科體系的“頂層設計”，創建交叉學科一級學科“中華文明發展史”，為培養領軍人才、建設人才梯隊創造新的高端學科平臺。前已言及，國內某些高校的中華文明學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已開始試點，可以考慮編制全國中華文明學學科發展規劃綱要，有條件的高校可自主設立中華文明學交叉學科，盡快形成完善的學科人才培養體系，條件成熟后再納入《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提升中華文明研究有組織科研能力，設置一批國家級研究基地和重大科研項目，聚焦中華文明史等基礎研究，打造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其次，須加強學科機構建設，創建國家級的中華文明發展史專門研究機構。應由有關部門牽頭，創建中華文明發展史專門研究機構，為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建立國家一級的組織機構，從而保證有力有效地組織、集聚一定數量的國內頂尖優質人才，并起到號召、示范與引領作用，以加強學術機構組織的形式推動學科建設。再次，須加強中華文明發展史基礎研究特別是考古研究工作。中華文明發展史學科建設依賴于基礎研究的推進。當前中國文明研究的熱點是中華文明探源。自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開展以來，成績巨大，代表了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最高水平。目前存在的主要不足是理論研究深度有待深化，文化本位需繼續提升，還沒有徹底擺脫把西方研究當成一般理論模式的窠臼。在考古成果的闡釋與傳播上，視角不夠豐富，還不夠接地氣。放眼未來，一是要重點加強“三中”考古，也即中華民族、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的起源，這是中國考古學的基本立足點，也是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重要著力點，目前在中國人的由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上成績較為顯著，在中華文化的起源研究上相對遜色一些。二是推進西方考古學研究，長期以來我們是西方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未來我們需要把西方當成是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對象。西方是現代考古學的發源地，有很好的學術積累，將之作為研究對象，有助于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提供他者的寶貴鏡鑒，也利于開展文明互鑒交流。三是建立數字化的文明史資料共享平臺，目前國內有關資料共享的數量和質量跟國外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復次，須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構建智慧型中華文明知識譜系。有關高校和科研機構可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注入中華文明知識數據，并進行專門的古文、古文字、古語音和各民族語文訓練，開發中華文明大語言模型。并利用自主學習、多模態信息抽取等技術，統合打通現有資源體系，構建智慧型中華文明知識譜系。知識譜系的構建，將為相關領域研究帶來能力與效率的飛躍，防止境外錯誤文明史信息的滲透與污染，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構建提供巨大的智慧供給與工具保障。

積極研究并反駁有關錯誤觀點，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掃清外部障礙。要主動積極防范海外錯誤學術思潮在國內的無序傳播，嚴防西方中心主義、文明沖突論、歷史虛無主義及其大量變種等思潮對我國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的滲透。對于海外各種新舊學術成果，我們要保持審慎客觀理性態度，既吸收其值得借鑒、可取的內容，又要辯證看待其立場、視角和背后的理論預設、政治態度。一旦發現其錯誤危害，不僅要點明揭露，更必須從學理上進行徹底批判，厘清錯誤思潮的基本內涵、概念內容，深入剖析其根源，達到正本清源、以理服人的效果。為不斷提升和鞏固批判海外錯誤思潮的成果，應立足國家戰略高度，組織有關專家對既有的錯誤思潮進行追根溯源式的梳理、歸類，對其潛在的風險危害進行剖析、定性，逐漸形成一種豐富可靠的海外有關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錯誤思潮觀點的“病毒庫”，便于學術界、理論界遇到類似情況可以有據可依、照方開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類“病毒庫”也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提供可以規避的錯誤案例和素材，極有價值。同時，我們還要極力扭轉國內學術界、理論界各種有失偏頗的研究傾向，如對一些中華文明概念、議題進行泛化、窄化、標簽化的問題，不給海外錯誤思潮以可乘之機。

加強多形式國際交流，掌握中華文明發展史國際話語權，從而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對外推廣搭建平臺。在“推進國際傳播格局重構”的部署下，掌握中華文明發展史國際話語權是一項系統工程。一要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提高中國學者的國際學術影響力。有關部門可設立關于中華文明發展史國際學術交流的專項通道，為教學、科研機構開展國際學術交流、進行國際性學術調研考察創造有利條件，并鼓勵國際學者互訪交流。二要堅持文明國際傳播與交流互鑒。面對西方所構建的文明沖突論、文明優劣論歷史敘事的挑戰，我們有必要以中華文明的典型標識性符號、概念、圖像、習俗等作為載體，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讀懂中華文明的基因，贏得世界的民心，重建世界文明和人類進步的新秩序。應積極形成國內國際各路力量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有機統一整體行動；廣泛設立海外文明交流互鑒合作研究中心，擴大“朋友圈”；響應聯合國設立的“文明對話國際日”，舉辦“全球文明對話大會”等高層次的國際學術平臺；可設立“全球文明研究貢獻獎”，牢牢把握國際文明研究的話語權。三要加強對中國歷史方面的外國留學生的培養，這是一支傳播中國歷史研究成果、推介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重要力量，也是當前易于對外傳播的形式。此外，還要加大對中國學者文明史專著外譯工作的支持力度，選取一批精品，有計劃、有策略地進行外譯，擴大中國學術的海外知名度、影響力。

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激勵研究標識體系的優秀人才培養和作品問世。學術人才是開展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和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根本，體制機制是推進相關研究的保障。基于現狀，一要在現有與中華文明發展史關系密切的學科培養方案里增設相關內容，加大力度培養跨學科、高素質、綜合能力強的復合型人才。二要引導相關部門正確看待敏感學術選題，改進成果出版。建議由主要部門牽頭，各出版社、學術期刊共同參與討論，制定敏感重大選題出版、發表的工作要求與工作流程，確保工作機制高效，緩解研究成果出版難、發表難的問題。三要加強人才激勵機制，在人才項目評審、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申報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加大對重大問題、基礎問題和研究薄弱領域、冷門絕學學科的支持力度，為構建中國自主的中華文明發展史知識體系提供穩定、高端的科研平臺和經費保障。四要調整科研評價體系，重視、鼓勵學術專著的出版，提高學術著作在科研評價體系中分量，鼓勵中青年學者潛心探討重大命題、基礎性問題，推出一批批厚重、嚴謹、具有較高創新價值和現實意義的成果，提升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研究成果的整體水準。五要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提高中國學者的國際學術影響力。相關部門可設立關于中華文明發展史國際學術交流的專項通道，為教學、科研機構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創造有利條件，鼓勵中國學者積極參與相關領域的國際學術會議，并進行有益的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對外傳播工作。

客觀而言，目前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仍處于方興未艾的起步階段，扎實推進中華文明發展史研究、持續強化其傳播工作，無疑是重中之重的基礎性任務。唯有多方形成合力，深化共同合作研究，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才可積薪而上，蔚為大觀。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人民日報》，2024年7月22日，第1版。

[2][17]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頁。

[3]代表性論文如王一川：《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構建及其藝術表征實踐》，《中國文藝評論》2025年第4期；蕭放：《中華文明標識內涵、體系構建與藝術呈現原則》，《中國文藝評論》2025年第6期等。

[4]參見霍巍：《中國考古與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構建》，《人民論壇》，2024年第16期。

[16]習近平：《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6]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7頁。

[7]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212頁。

[8]《習近平外交演講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99頁。

[9][12][15][18]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60、342、403～404、235頁。

[10]《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2017年1月25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11]《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2018年10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0/08/c_1123530260.htm。

[13]《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7～38頁。

[14]習近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推進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求是》，2024年第3期。

[19]習近平：《加快建設文化強國》，《求是》，2025年第8期。

[20]《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 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2022年4月25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408562。

責 編∕肖晗題 美 編∕周群英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Advance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Research and Dissemination Work

Wang Xuebi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ymbol System embodie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s policy evolution and deepening, and is relate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At the current stage, to continue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o solve many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faced by and foreig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to improve the multi-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related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research, and to provide disciplinary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ymbol System; to actively study and refute the wrong views, to clear the external obstac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Symbol System; strengthen multi-form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master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thus build a platform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Symbol System to the world; increase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encourage the training of outstanding talent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works on the Symbol System. 

Key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Symbol System,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