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技術正逐步融入人類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對生產邏輯變革、認知方式重構和主體地位考問中提出全新的技術替代問題。無論是無反思地、樂觀主義地接納人工智能的技術替代，還是悲觀主義地唱衰人類的實踐創造性、形而上學地拒斥人工智能的技術替代，都不是對待人工智能技術及其歷史效應的唯物主義態度。人工智能卓越的認知與執行能力不是物自身演化的結果，而是人類歷史創造性的凝結與物化，是人自身歷史行為能力的表達。因此，從生產重塑、認知拓展和社會進化的三重維度，把握人工智能技術替代的三個層面，既是對人工智能技術歷史本質的哲學探析，又是對當代人與技術關系的歷史考察。

【關鍵詞】人工智能 技術替代 生產 歷史唯物主義

【中圖分類號】TP18/B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7.008

【作者簡介】涂良川，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廣東特支計劃”宣傳思想文化領軍人才。研究方向為人工智能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和政治哲學，主要著作有《馬克思政治哲學視域中的分配正義問題研究》、《“創造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邏輯》（合著）等。

人工智能技術作為定義時代的技術，其推動自動化進階的方式不同于自動化簡化、齊一和高效的操作邏輯，而是從深度和廣度上改變著計算機這一已深度嵌入人類金融、能源、供水、交通和科研的公共設施之功能與價值。因為，人工智能賦予計算機生命，將其變成別的東西。[1]一方面，人工智能給機器帶來轉變，使其從我們的工具，搖身一變成為我們的伙伴，[2]實現從自動工具到智能工具的根本性變革，這種變革使得技能的替代呈現全面性；另一方面，電腦已能以人類遠遠不能企及的速度和準確性，實現原先屬于人類思維獨霸領域的大量任務，[3]人工智能技術更是外化為AlphaFold、AlphaGenome等工具，使人類認知自我和對象的深度與廣度得到顯著提升；再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特別是通用智能技術，不僅從物質生產和知識的雙重角度釋放強大力量，而且還有可能升級人類自我進化的方式，使人類在歷史的現實中有可能既“設計自身軟件”，又“設計自身硬件”。[4]從直觀上看，人工智能技術既通過生產替代的方式將人類排除在越來越多工作崗位之外，又以認知替代的方式侵入知識生產，從而挑戰人腦的社會認知能力，其通用化的發展以意識涌現的方式對主體的完整性提出疑問。從本質上看，人工智能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技術物，“是自然和人類的中介”。[5]盡管人工智能將現代以來的技術替代推至新的高度，并引發“新盧德主義”“新異化”“奇點”等社會歷史性擔憂，但其終究仍是內嵌人類意志的外來者。人工智能時代，人類因自然和生物的有限性，不得不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但同時也應看到，人工智能已成為“科學研究、教育、制造、物流、運輸、國防、執法、政治、廣告、藝術、文化等眾多行業及人類生活各方面的賦能者”，[6]為人類身份轉換、認知能力提升、社會整體進步與發展提供重要契機。

能力的替代與智能生產的邏輯重塑

人工智能技術作為自工業革命以來的自動化技術的升級，兼具使能技術與替代技術的雙重屬性。作為使能技術，它以“一般智力”的技術形態激活、提升人類行為能力，極大地提高生產的質與量，作為替代技術，它替代人類工作，使部分工作和技術變得多余。[7]與自動化機器體系類似，人工智能技術從生產勞動的內容、方式和組織層面重構當代人類的生產邏輯，催生數智勞動這一全新勞動方式，并正在構建智能生產的社會體系。

人工智能技術是全新的通用技術，其跨越領域與行業的能力強化自身的技術替代性，正引發徹底的生產重組。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不僅使指令自動化更高效，而且能夠從數據中推測目標、改進算法。在人工智能時代，“數據完全可以被視作新的石油。隨著大數據變得更大，算法也會變得更好”。[8]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將“我們的大腦理解和塑造環境的能力”[9]物質化和力量化。作為通用技術，“人工智能被應用在一系列不同領域的任務中”，[10]不僅使數字化事物成為經濟活動對象和經濟學范疇，催生資源充裕的經濟學；而且正以數字化方式提升現實世界中物質的運轉方式與特性。再一方面，人工智能以其通用性邏輯逐漸侵入通過長期繁雜教育獲得技術的領域，隨著這一替代邏輯的展開，“我們的經濟和社會將會因為數字化的出現而發生重大轉折”。[11]這一替代邏輯本身，使得人工智能時代的生產在技術邏輯與物質力量的層面呈現富足與高效對匱乏與遲緩的超越，推動傳統生產體系向智能時代的生產體系轉變。

人工智能技術將智能生產推向前臺，以卓越能力替代傳統勞動生產，重構人類生產組織方式，形成數字勞動、數智勞動和生產勞動并行的社會生產體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創造出能夠替代人類部分勞動的“數字勞動力”，[12]改變人類社會生產分工格局，使得數字勞動力能夠有計劃地協同勞動。數字勞動力協同勞動的前端是平臺、界面和接口，后臺則由維系數字勞動體系的基礎設施和專業型創造性勞動者共同支持與保障。這種分工格局能消解傳統勞動者的主體性標識，突破以物的原子性為基礎區分勞動能力的方式，形成以技術邏輯為主導的勞動能力區分標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使以數字與信息為基礎的全新空間，替代物質原子性的實體空間，既增添數智勞動的勞動種類，又使生產更依賴“一般智力”對象化的體系與邏輯。數智勞動基于人類社會生產能力整體、由人工智能連接人類整體社會，形成對個體單一勞動的替代勞動形式。這既是人工智能技術將“積聚成智”的社會群體智能應用于社會生產的重要方式，也是以數據資料替代生產過程中物質資料的勞動方式。因此，人工智能技術推動以數字為對象、方式和特征的生產走向前臺，在開創新生產模式的過程中加速圍繞物質展開的生產體系轉型與升級。人工智能技術改變勞動結構的過程，與其說是對勞動的替代，不如說是對人類社會生產的一種發展與創新。

人工智能技術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充分激活人類理智探知世界、實踐檢驗成效的行為能力，并使技術物化成現實的替代力量，在自動化知識性工作過程中替代重復的非創造性工作。這既重塑社會職業結構，也對社會整體生產邏輯和人才培養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知識性工作的規則化與程序化為人工智能技術替代的推進提供可能性，同時也催生創造規則化與程序化的工作需求。這種替代與其說是傳統意義上的技術排斥，不如說是時代倒逼的創造性改革。人工智能技術推動人類歷史運行的基本方式升級，從以記錄來保存、以傳遞來重現人類既有規則，發展到“用于處理信息，而且越來越自主地去處理信息”。[13]人工智能延續并發展自動化機器體系對人類一般智能的激活能力，具有人類生產主體不具備的特質，成為“投入-產出”計算的最佳選擇。盡管人工智能技術性替代看似直接引發技術性失業問題，但其本質是社會歷史中積累的人類性力量的再現。這意味著，仍以自動化時代的框架思考知識性、程序性能力對社會生產與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可能會錯過諸多時代機遇與變革機會。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在自動化知識性工作的過程中所引發的能力替代，并非對人類主體勞動能力的否定與排斥，而是對人類創造性能力的時代肯定。人工智能技術充分發揮人類對信息認知的成果和處理能力，使人類創造的“規則的邏輯”[14]獲得獨立能力，這既是對思維真理性和力量的肯定，也是人類創造規則的歷史要求。人工智能技術高效調用規則、準確判定結果和恰當運用原則，成為其替代能力的關鍵。然而，規則的邏輯顯然是人類基于自身與對象世界交往實踐而創造的規范行為、驅動工具和改善流程的原則。盡管人工智能技術自動化知識性工作，表面上將人類通過學習而獲得的勞動能力排除在生產體系之外，但實質上是規則力量的表達。這種替代邏輯產生物質力量與知識力量被雙重替代的智能生產，但智能生產本身是理性經濟體系的一部分，而“在任何理性的經濟體系中，人們都應該專注于從事和計算機相比有相對優勢的任務和工作，而讓計算機從事更合適的工作”。[15]因此，在智能生產體系中，人工智能對人的能力替代，本質上只是既定或有限邏輯內的能力替代，而非對創造性本身的替代。

人工智能技術的能力替代加速生產方式的變革，智能生產走向前臺必將重塑勞動方式。人工智能體進入生產體系并成為生產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從悲觀角度看，“它意味著技術會減少工資和就業機會——除非有其他經濟力量與之抗衡”。[16]但從歷史角度看，人類的社會生產總是連續地展開著技術替代的過程。總體而言，人工智能的技術替代所形成的智能生產，屬于人類歷史進程整體的一環。從直接性上講，人工智能能力的替代推動生產自動化的邏輯與方式升級，使自動化時代的勞動主體從過程監管與環節維護的角色，退化為系統功能的補充，使人類自工業時代以來的勞動技能邊緣化；又在生產性勞動智能化過程中提出非生產性勞動的必要性，使人類必然以數字勞動、數智勞動和“數制勞動”的方式重新進入生產流程。從本質上講，智能生產作為人類全新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體系，使生產不再具有空間的依賴性與時間的強制性；生產的品類雖然依舊呈現使用價值的物質與對象，但卻更體現人類生活需要的現實性與發展性；勞動的意義與價值不僅受制于社會生產的一般原則，而且更體現出個體的獨立性與創造性。一方面，勞動因為人工智能的替代而呈現物質、信息和智能三元整體性的結構，既彌合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直觀二分，又充分依賴個體挖掘自身潛能、拓展能力邊界和實現現實創造的能力。另一方面，智能生產是以數據為基礎、信息為方式對生產進行的歷史重塑，勞動對象從物質的具體之維擴展到數據和算法，使生產工具與生產主體有機結合，既為解決傳統勞動分工的單向度難題提供契機，又使勞動全域性展開成為可能。再一方面，智能生產是以智能生產力為基礎的勞動生產，勞動的物化能力成為常態，因此創造性的勞動而非重復性的勞動，必將成為人工智能時代勞動最為重要的形態。

人工智能技術激活蘊含于社會歷史性中的物質力量，以現實之物的能力延伸人的能力，并以技術性能力替代的方式變革當下人類的生產方式與邏輯。作為人類創造出來的社會存在，人工智能通過規避人類固有的生物局限性超越人類自身，以整體智能的方式建構智能生產體系，體現出人類整體智能超越個體智能的事實。因此，面對被智能重塑的社會生產，人類如何在充分滿足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推進自身智能的發展，而非陷入被自身創造物異化的境地，成為我們面對智能的替代必須回答的問題。

智能的替代與知識生產的歷史拓展

人工智能技術不僅升級自動生產的技術邏輯，而且正逐漸演變為具有決定、選擇和行動能力的“超凡智能體”。特別是在人工智能從物質生產向知識生產延伸的過程中，其對傳統知識工具之于人類知識生產的意義與價值發生深刻變革。人工智能憑借強大的算力發現人類知識研究的盲點，成為知識生產的重要補充，又以算法遞歸升級將數據算法化，具備學術論文撰寫、科學實驗設計和理論假設驗證等類人能力，替代傳統知識生產邏輯中經由學術訓練、實操錘煉和思想鍛煉所形成的專業知識生產者，“催生出一種全新知識生產模式”；[17]還以“精確的計算能力”和“博學多聞”[18]將已有事實、既定知識、現有模式和智能邏輯有機整合，不僅“滿足工業對可實行‘智力’的，也就是萬能和復雜的、原來需要人干預或控制任務的機械儀器的實際需要”，[19]而且在無人生產知識的前提下追問人類知識生產的可能與邊界。

“聰明”的人工智能使知識生產的重復性計算工作受到質疑。人工智能的快速檢索與可靠存儲能力替代知識生產中對記憶的依賴，而其有效規劃對既有知識的引用和激發具有重要作用。這既是人工智能替代的具體方式，也是當前知識生產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一方面，人工智能通過實現學習能力和推理能力的高階自動化，不僅加速人類知識生產的進程，而且逐漸獲得生產知識的獨立性能力。這意味著人工智能技術轉“數”成“知”，具有邏輯上的可能性、事實上的可行性和發展上的進步性。另一方面，按照丹尼特的判斷看，人工智能的智能并非簡單地通過知識生產的“＋”模式變革就能實現。比如，“AI for Science”等觀念表明，人工智能的智能能力已深度介入知識生產本身，盡管就目前技術發展的程度而言，人工智能在知識生產中還無法避免因數據污染和價值偏好而產生“提供明顯自然的捏造信息”[20]等問題，但這卻為我們展示了知識生產過程中組合材料、重置因果、編輯經驗和推論語料的重要意義。如果人工智能是“以我們自身的形象創造的、具有智能的人工造物”，[21]那么其展現出來的“轉知成智”的智能替代，并非對人類知識生產中創造性的否定，而是對這種創造性之于知識必要性的證明。

人工智能擴展人類知識生產的方式與活動場域。人工智能在“檢測模式、檢測模式之中的模式、揭露隱藏在混亂數據流深處的模式”[22]方面表現出極高的效率，這既是對知識生產中傳統主體形態的替代，又是對當代知識生產主體活動場域的歷史擴展。從發生學角度看，人類的知識生產是伴隨著人類現實的生產與生活實踐而發生的，“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23]當人工智能特別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人類知識生產時，無人化的智能生產也成為知識生產的重要方式。這意味著人工智能的智能化處理，使得作為知識對象的語言替代傳統知識生產中的復制化邏輯。在智能化時代以前，復制技術雖然將知識從事物的外殼中剝離出來，但其僅通過復制方式提取“獨一無二的物體”，[24]并未將統計學所珍視的相關性作為重要的知識內容。當人工智能以系統獲得智能能力的方式，拓展被自動化時代知識生產封閉的內容時，學者們謹慎地表達出對其生產知識能力的肯定，“人工智能雖然不能產生新的想法，但可以幫助研究人員和科學家組織材料、整理想法，形成初稿”。[25]也就是說，盡管人工智能在資料梳理上具有全面性、在關系列舉上具有全域性、在邏輯判斷上具有合理性、在結果預測上具有可信性，但是其本身仍需要人類主體活動的深度與廣度來進行驗證。知識無論是由人工智能生產，還是由人類創造，其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都“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26]即主體實踐不斷有效擴展的實踐問題。

人工智能推進智能的替代，是將原創性的一階知識和邏輯化的二階知識創新性地融合形成新的三階知識的過程，推動著人類對原創性知識的需求。當傳統人工智能僅能識別或分類現有內容時，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已經可以創建新內容。這種創新基于神經網絡算法對數據的挖掘，充分結合傳統知識生產中的演繹與歸納，使生成本身也成為知識生產的一種方式。當人工智能開創知識生產新模式時，其既能提升人類知識生產效率，又“可以替代人的一些傳統的二階知識生產活動，并為提升一階知識生產能力拓展新的路徑”。[27]因此，當人工智能通過數據訓練、算法迭代和算力提升，形成人類知識的新表達、新呈現和新關注時，必然要回溯追問人類知識生產的開創性與新穎性。人工智能在人類知識生產領域中的替代，雖然以三階的方式創新性封裝既有的邏輯，也能生成用于知識生產的一階和二階知識，但如果缺少基于人與世界交往的感性內容，這種替代就會出現目前人工智能知識產出中初現端倪的“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因此，人工智能的智能替代，并不是因為其語料與算法內部循環的絕對化與主體化而將人類這一現實主體從知識生產實踐中排除，而是在對既有一階知識和二階知識的精細化、廣域化和徹底化中，為我們提出知識生產的新想法與新要求。

人工智能以參數刻畫對象的準確性、關系判定事實的可靠性和生成內容的可信性，替代概念、判斷和邏輯，這既表明知識表達的路徑具有多重性，又要求人類在人工智能時代創新知識生產的范式與途徑。我們并不否定人類智力在知識生產中的重要價值，也不強調知識生產必然遵從非人智能的原則。因為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質上是一個集體智能，其能力“不是因為理解的深度，而是因為事情的規模”。[28]人工智能雖然具有瞬間“看到”整個世界的“超級力量”，但卻是在“大數據小任務”上的“看到”。人工智能以數據為前提，從人類整體的知識中獲得處理知識的能力與方式，其不依賴于人類知識生產中的閱讀與理解，而是有效地調用、選擇、組合和推演等；不利用人類知識生產中積累與形成的“概念、理論和裝置”，“輸入的是數據，輸出的是假設，中間是黑盒”。[29]因此，人工智能在知識生產中對主體的替代，實際上是由數據驅動的、連接一些非常弱的先驗知識形式共同形成的處理語料的能力替代，而非對主體活動的排除。然而，從邏輯上看，“一切科學發現都依賴于一層又一層的概念，這些概念可以追溯至歷史和人類經驗”。[30]因此，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質上是人類既有智能的現實激活，雖然其在特定系統中運作，且不能用人類既有的規范知識邏輯進行刻畫，但其是人類擴展知識和邏輯的重要方式。具體而言：其一，人工智能的智能使知識本身成為知識生產的工具。驅動而非拒斥人工智能的智能替代，重構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循環機制，形成融合概念清晰與描述具體、判斷準確與規定確定、預測有效與檢驗可行的人-機整合的知識生產邏輯，是這個時代知識生產的一般境況和具體方式。其二，將人工智能的智能替代視為契機。以人工智能為工具，深入審視與推進“實驗型知識”的生產，既應用并深化概念、判斷與邏輯，又重視關系、對象和生成，在經驗、實際與真實三個層面，將感性獲得的材料創構進知識之中，并使其成為人工智能時代知識生產的有效語料。其三，充分挖掘人工智能的智能替代的積極要素。推動數字化、計算化和關系化的整體在與人類經驗感知、理論推論與實踐檢驗中的深度對話，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全局模擬、編碼化知識的能力，使人類知識的邏輯與人工智能生成的知識內容進行深度互動。

因此，在人工智能時代，智能的替代并不是對人類認知活動的消解，而是我們再次理解與深度關注人類自我認知能力的重要契機。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自我認識的時代，這個時代與其他時代之所以不同，并非擁有全新的信念，而是不斷增長的對自我的認識和關注”。[31]人工智能的“聰明”并非意味著人類主體的愚笨，而是人類進化升級的現實境遇。

主體的替代與人類進化的社會升級

當今，人工智能不僅使人類生產“從物質生產轉向思想產品生產”“從有形產品生產轉向無形產品生產”“從用手生產轉向用腦生產”，[32]而且由于“機器學習技術讓計算機具備一定的直觀和無意識思維能力”[33]，使得人工智能被看作是人類“進化的繼承者”與“思想的替代者”。[34]盡管我們可以暫時擱置人工智能如何以及為何會具有主體性的問題，但其類主體的行為能力在生產替代與智能替代中已直接提出人工智能時代的主體替代問題。雖然人工智能在信息層面具有自組織、自迭代和自進化的能力，但其本質上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社會存在，既是人將自身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現實創造物，又是與人協同進化的實在物。因此，作為“人類的智能假體”[35]，人工智能是一種與人共享生態系統、協同進化的生命體，[36]其在獲得主體能力并表現出主體替代性中，推動人類進化的社會升級。

人工智能以“像人一樣思考”“像人一樣行動”“合理地思考”“合理地行動”[37]來構筑物體系類主體的行為能力，這是對人類集體智慧的主體激活，而非對主體的機械排除。一方面，人工智能激活主體的集體智慧，在量的疊加與質的提升的雙重維度之下，使其比個體主體具有更廣、更穩和更優的能力，也必然如同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自動機器一樣，給人類帶來替代的憂慮。一堆無生命的物質的機械組合、電子聯結和信息溝通，居然能夠像主體一樣“行動”，更是讓古德這樣的數學家也認為“第一臺超智能機器將是人類最后一個發明”。[38]人工智能強大的能力使社會主體的作用被削弱、主體認知的混亂、沖突和矛盾被解決、主體社會行為的反智效應被遏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顯然不是因自然進化形成的全新智能形態，而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智能體系。因此，作為技術體系和技術物的人工智能，“既是生物進化的產物，又是生物進化的延續”。[39]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明確地說，人工智能主體的替代其實是人把自己的主體性能力，移植到高階自動化的物體系上的結果。人工智能是“模仿人腦從事推理、規劃、設計、思考、學習等思維活動”，[40]而不是在其體系迭代與優化中創造出的行為能力和活動方式。因此，人工智能強大的類主體能力引發的替代問題，既不在邏輯上構成對人類實踐主體的否定，也不可能在歷史現實上構成對主體現實與創造性的排除，人工智能的主體替代問題，本質上是智能物體引發主體意義與價值的歷史反思問題。

人工智能在體力與智力雙重維度上替代主體，既是人類意識驅動物質變換范式變革的成果，又是人類進化的社會歷史升級。雖然“任何擁有體驗意識能力的事物，注定也擁有某種程度的智能”，[41]但人工智能以前述邏輯達成的全面、深入和探索性思考的智能，以超越人類生物有限性的方式獲得“在復雜環境中利用有限資源達到復雜目標的能力”。[42]這意味著其既能夠驅動物，又能夠表現智，而非人類行為的簡單復制或體系挪移。從宏闊的視野看，人類是在更短的時間內根據自我的認知能力使物具有類人的主體能力。這不僅從發生學上印證“人類就是技術的生殖器官”；[43]而且在存在論上更是直指人類進化的社會邏輯，因為“我們的技術，我們的機器，都是人性的一部分。我們創造這些事物，無非是為了擴展我們自己，這也是人類的獨特之處”。[44]更為重要的是，所有這些都是人類在人工智能時代“‘人-人工智能-物’的互動中”，[45]創造對象世界、審視自我發展、變革理論觀念和推進文明進程的社會歷史成果。在推進“智力物替”的過程中，人工智能既承接人類進化“人力物替”的邏輯，又創造性地推進人類進化的社會進程。[46]人類在對象化自身本質的實踐活動中所進行的社會生產，不僅以物質形態改變的方式加速人類生物學進化，而且更是以文明與文化互構的方式不斷影響與加速人類自身的進化與發展。“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47]即是說，當人工智能表現出類主體的能力，在所謂的排斥主體中提出主體替代問題的時候，顯然不是在簡單的“物活論”支撐下的絕對力量主宰人類歷史時代的來臨，亦不是“人類自身成神的觀念”[48]之勝利，而是物質和能動關系變革之后，對人有機軀體的脆弱性、感性與理性并置的智能性和既定生成共在的創造性的社會歷史性回應。

人工智能以主體替代的方式推動實現人類社會的歷史性進化。在將人工智能問題從認識論升級為存在論的過程中，核心直指人類應該如何以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技術力量的主體化和存在環境的歷史化，推進人自身的社會進化問題。作為技術，人工智能“永遠不會是外在事物”，而“只能是我們人性的一種表達”。[49]從前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當人工智能的力量替代、智能替代成為這個時代的常態時，本質上是人工智能賦予我們改造世界的強大力量，給予我們與對象世界斗爭與共存的智慧，“它不斷地擴展我們的感官功能，甚至我們的自然極限”。[50]因此，與其說人工智能作為替代技術威脅到作為主體的人類，倒不如說人工智能基于社會歷史考問著今天主體存在的樣態。盡管人工智能時代人類進化正邁向“賽博格”，但在本質上卻是以技術的方式重拾人類過往的人性，并生成與技術共在的人性。一方面，人工智能以主體替代的方式，對既往的認知成果、技術范式和人性價值進行歷史性選擇，從而構建起延續歷史進程的新環境，并提出人類社會進化的新任務。即“我們正在面對一種主動修改人類生物學機理的趨勢，而且這種趨勢正在變得越來越明顯”。[51]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類主體的替代能力并非因為其是高于人的生命體，而是因為其使人類的思想脫離于人類獨立出來，并依然具有生命力。這表明人工智能已不是在修復功能的意義上推進人本身的社會進化，而是在增強能力的意義上改善、在改進邏輯的意義上增強、在激活歷史的意義上遺傳，從而實現人的社會歷史性進化。這既是因為人工智能技術本身是人類自身的延伸，“而且技術作為思想的累積，與人類之間是一種達爾文式的協同進化關系”；[52]又是因為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人類社會“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53]必然是人活動展開、自我發展和社會進化的前提與基礎。

結語

人工智能升級人類技術替代的邏輯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拒斥人工智能技術對人類生產與生活的介入、悲觀設定人工智能時代人類命運的前景，均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所倡導的對待技術創新與自身發展的態度。只有深入洞見人工智能技術替代的核心邏輯，在人類歷史的整體邏輯中定位這一技術替代本身的社會歷史效應，才有可能使技術與人一同進化，確保人類社會進化的正確方向。

審慎選擇審視人工智能替代邏輯及其效應的歷史尺度。面對技術替代可能引發的技術性失業、智能認知的科學確定性難題以及主體焦慮的存在論難題，必須將其置于人類整體發展的歷史尺度之中加以考察，并從中認識技術發展的必然、人類進化的復雜和集體力量的強大。唯有如此，才能夠真正達到人與技術的共在。

辯證看待人工智能技術替代在歷史開顯中的現實張力。人工智能的技術替代顯然比自動化時代的技術替代更全面、更徹底、更快捷，其對生產的重構、對認識的重塑和對主體的考問，并非對人類創造歷史主體地位的排除，而是在“人-人工智能-物”的三元結構中對人類活動及其意義的重新定位。

變革既有的理論與觀念，全面推進人類的繁榮與技術的繁盛。人工智能的替代不僅使人類從重復和單調中解放出來，還要求人類在積極創新中不斷推進歷史發展。因此，我們需要革新與人工智能時代同行的思想理論觀念，真誠地思考人工智能技術替代的機遇，真實地判定人與人工智能技術替代的邏輯，真切地關懷人類歷史發展的狀態，真實地憧憬人類歷史的未來。

（本文系第七批“廣東特支計劃”宣傳思想文化領軍人才項目、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生成式人工智能風險治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4FXH001）

注釋

[1]詹姆斯·巴拉特：《我們最后的發明》，閭佳譯，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8年，第X頁。

[2][6]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丹尼爾·胡滕洛赫爾：《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胡利平、風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19、IV～V頁。

[3][18][19]羅杰·彭羅斯：《皇帝新腦》，許明賢、吳忠超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年，第1、14、13頁。

[4]邁克斯·泰格馬克：《生命3.0》，汪婕舒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頁。

[5]吉勻貝·西蒙東：《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許煜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1頁。

[7][8][10][16]卡爾·貝內迪克特·弗雷：《技術陷阱：從工業革命到AI時代，技術創新下的資本、勞動與權力》，賀笑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1年，第14、307、309、16頁。

[9][11][12][15]埃里克·布萊恩約弗森、安德魯·麥卡菲：《第二次機器革命》，蔣永軍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9、13、19、19頁。

[13]盧西亞諾·弗洛里迪：《第四次革命》，王文革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頁。

[14]F. Levy and R. J. Murnane, The New Division of Lab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2.

[17]陳曉珊、戚萬學：《知識機器生產模式與教育新隱喻》，《教育研究》，2023年第10期。

[20]J. Meyer and R. Urbanowicz et al., "ChatGPT and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 Academ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ioData Mining, 2023, 16(1).

[21]喬治·扎卡達基斯：《人類的終極命運》，陳朝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88頁。

[22]約翰·布羅克曼編著：《如何思考會思考的機器》，黃宏鋒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頁。

[23][26][47][5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500、500、528頁。

[24]瓦爾特·本雅明：《本雅明經典作品六種》，王涌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32頁。

[25]J. Jeon and S. Lee,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 Education: A Focus on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Teachers and ChatGPT,"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23, 28(12).

[27]肖峰：《生成式人工智能與知識生產新形態》，《學術研究》，2023年第10期。

[28][29][30]斯圖爾特·羅素：《AI新生》，張羿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78、86、88頁。

[31]李棟：《后人類時代教育學知識生產的范式轉型與未來圖景》，《現代大學教育》，2023年第6期。

[32][33]理查德·鮑德溫：《失序》，朱海燕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XX～XXI、XXI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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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涂良川：《人工智能時代的唯物史觀基本問題探究》，《中國社會科學》，2025年第2期。

[46]王寧：《AI時代的智力物替、主體重塑與結構轉型》，《探索與爭鳴》，2025年第3期。

[48]斯拉沃熱·齊澤克：《連線大腦里的黑格爾》，朱羽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110頁。

責 編∕楊 柳 美 編∕梁麗琛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Review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eplacement

Tu Liangchuan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being integrated into every aspect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raising new issues of technology replacem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logic, reconstruction of cognitive methods and questioning of subject status. Neither the unreflective, optimistic acceptance of AI's technological replacement, nor the pessimistic denial of humanity's practical creativity and metaphysical rejection of AI's technological replacement, is a materialist attitude towa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historical effects. The outstanding cognitive and executive capabilit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not the result of the evolution of things themselves, but the condensation and materialization of human historical creativity and the expression of human's own historical behavioral capabilities. Therefore, grasping the three level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eplacement from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production reshaping, cognitive expans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is both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ss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eplacement, produ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