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深度演進和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當代，衛生健康已成為關乎全人類安全與福祉的重要議題。當前，中國醫學國際合作正經歷一場從理念到實踐的深刻變革，亟須構筑一種超越傳統模式、更具包容性、可持續性和創新性的國際合作新范式。

一、從“技術輸出”到“范式貢獻”的理念重構

中國醫學國際合作新范式的創立，根植于對全球衛生健康形勢的深刻洞察和對傳統合作模式的深層反思。其理論內涵的核心，是從基于短期利益計算的“技術轉移”或“單向援助”，轉向基于共同安全和長遠發展的“共生共榮”與“體系共建”。傳統的國際合作范式，往往隱含著一方輸出、一方接受的預設，合作內容多局限于應急性的項目援助或點對點的技術交流，是知識、技能或資源的線性流動。這種模式在特定歷史時期發揮了作用，但也暴露出其局限性：一是難以持續，易受國際政治經濟波動影響；二是可能滋生依賴，不能有效提升受援方的內生發展能力；三是關注點相對狹窄，未能系統性地應對全球性的、結構性的健康挑戰。

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理念，則倡導一種全新的合作哲學，合作的邏輯起點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它強調共商共建共享，追求的是健康領域的公平正義、合作共贏與可持續發展，推崇的是健康權的普遍性和健康安全的共同性，認為任何國家的健康威脅都是全人類的共同挑戰。這意味著，中國醫學國際合作的價值不再局限于解決特定國家的具體醫療問題，更在于為全球衛生治理貢獻具有普遍意義的公共產品與系統解決方案。這要求國際合作必須摒棄零和思維，樹立共贏理念。由此，新范式的“新”，在價值取向上，從“授人以魚”的救濟邏輯，轉向“授人以漁”的賦能邏輯，并最終升維至 “共建漁場” 的協同創新邏輯。在合作目標上，不僅是解決當下的具體健康問題，更是通過共享知識、共建能力、共定規則，攜手提升全球衛生治理的整體效能，增強各國應對未來風險的系統韌性。

這種范式創新的必要性源于時代要求。當前，全球公共衛生治理體系存在碎片化、領導力缺失、規則制定權不平衡等結構性困境，新冠疫情更是放大了這些缺陷。單一國家無法獨善其身，任何國家在健康領域的落后都可能成為全球防疫鏈條的薄弱環節。因此，推動國際合作范式向更加公平、包容、系統、可持續的方向轉型，已不是可選項，而是應對復雜健康威脅、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確保人類整體福祉的必然選擇。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積極參與并引領這一范式變革，既是對“胸懷天下”這一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要求的踐行，也是為全球衛生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的切實體現。

二、從“線性援助”到“系統共建”的范式躍遷

相較于傳統的醫學國際合作范式，新范式在合作理念、主體、內容與方式上均呈現出鮮明特點與顯著優勢，實現從線性、單向的援助范式向立體、多維的系統共建范式躍遷。

在合作理念上，傳統醫學合作范式常帶有一定的“施與—接受”色彩，潛藏著知識、技術乃至價值的單向流動。而新范式則立足于平等伙伴關系，強調相互尊重、互學互鑒。它承認不同國家、不同醫學體系（如中醫藥學與現代醫學）都擁有獨特的價值和智慧，合作是雙向乃至多向的賦能過程。例如，中國在對外醫療合作中，不僅輸出先進的現代醫療技術，也注重分享以“治未病”為核心理念的中醫藥健康管理經驗，這種基于文化互鑒的交流，豐富了全球健康解決方案的多樣性。

在合作主體上，傳統醫學合作范式多以政府間協議為主要驅動，實施主體相對單一。新范式則倡導構建“政府引導、機構主導、市場參與、社會支持”的多元主體協同網絡。政府負責戰略規劃、政策溝通與環境營造；高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等成為創新的主力軍，開展人才聯合培養、科學協同攻關；企業則提供市場洞察、技術創新與產業化能力；非政府組織等社會力量有助于增進理解、凝聚共識。這種網絡化結構能夠有效整合資源，激發各方活力。例如，廣州醫科大學廣州霍夫曼免疫研究所的成功運營，正是得益于中法兩國政府支持、頂尖科研機構深度參與以及國際學術共同體積極互動的多元協同。

在合作內容上，傳統醫學合作范式往往聚焦于疾病診療等末端環節，項目之間關聯性較弱。新范式則強調構建“技術培訓—科研合作—產業轉化—體系強化”的全鏈條合作生態。這意味著合作不再局限于派遣專家或培訓醫生，而是延伸到共同瞄準前沿科學問題、聯合研發適宜技術與藥物、推動科研成果轉化應用，并最終助力合作伙伴國家衛生體系的整體強化。中國在部分國家探索建立的海外醫學培訓中心，嘗試將臨床技術標準化培訓與當地高發疾病的聯合研究、診療指南的本土化適配相結合，正是試圖打通從知識傳遞到能力內化，再到創新策源的關鍵環節，其成效遠勝于單一維度的合作。

在合作方式上，傳統醫學合作范式受限于時空，覆蓋面和服務效率有待進一步提升。新范式則充分擁抱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通過遠程醫療、線上教育、虛擬實驗室、健康大數據平臺等方式，打破地理隔閡，實現更廣范圍、更高效率的資源共享與協同合作。在后疫情時代，這種“線上+線下”融合的混合式合作，正日益成為新常態，為提升全球公共衛生應急響應速度和普惠性提供了強大助力。

三、構建中國醫學國際合作新范式的實踐路徑

將新范式的理念轉化為現實，需要沿著清晰的路徑，在多維度上協同發力，逐步構建起充滿活力的國際合作新生態。

其一，深化戰略對接與政策溝通，筑牢合作政治基礎。應積極推動將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理念融入雙邊、多邊合作框架，加強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的戰略協作，在全球衛生規則制定中秉持公平正義、團結合作的原則。在國家層面，需加強外交、商務、科技、衛生等部門的政策協調，形成支持醫學國際合作的合力，為各類合作主體“走出去”和“引進來”創造更加便利的條件和穩定的制度環境。

其二，構建多層次合作平臺，促進資源集聚與共享。堅持實體平臺與虛擬平臺并舉。一方面，穩步推進高水平聯合實驗室、聯合研究中心、海外培訓基地等實體平臺建設，使其成為技術輻射、知識創新和人才聚集的高地。另一方面，大力建設數字化合作平臺，如國際醫學教育在線平臺、跨境遠程會診系統、科研數據共享網絡等，利用信息技術放大合作效應。平臺的運作應堅持開放包容，吸引全球頂尖智慧和資源共同參與。

其三，創新人才培養與流動機制，夯實合作人才支撐。新范式需要大批具有國際視野、跨文化溝通能力、精通專業知識和熟悉國際規則的復合型人才。這要求深化醫學教育改革，將全球健康、國際衛生政策等納入課程體系，強化跨學科培養。同時，拓展與世界一流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合作，通過學生交換、學者互訪、聯合培養等多種形式，促進人才雙向流動。

其四，推動科技協同創新與成果普惠，激發合作內生動力。圍繞重大傳染病防控、慢性病管理、婦幼健康、公共衛生應急等共同挑戰，設立聯合研究項目，推動數據共享、資源共享。特別注重面向發展中國家需求，合作研發成本可控、效果顯著、易于推廣的適宜技術和產品。加強在中醫藥等傳統醫學領域的國際合作，促進與現代醫學融合發展，為世界提供更多樣的健康選擇。完善知識產權保護與合作收益分享機制，確保創新成果能夠公平惠及所有參與方乃至全球公眾。

其五，加強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培育合作社會根基。醫學合作深層次上是人與人的交流、心與心的溝通。應鼓勵醫務人員、研究人員、青年學生之間的密切往來，通過共同工作、聯合研究、文化交流，增進理解和友誼。積極分享中國在衛生健康領域的實踐經驗和故事，特別是基層醫療、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健康扶貧等方面的做法與成效。同時，虛心學習世界各國在醫學科技、醫院管理、健康促進等方面的優秀經驗，在互學互鑒中共同進步。

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是一項關乎人類未來的宏偉事業。中國醫學國際合作新范式的構建與實踐，是順應時代潮流、回應世界關切的必然之舉。它要求我們以更加開放的胸襟、更加創新的思維、更加務實的行動，與世界各國攜手并肩，共同跨越舊有模式的藩籬。通過深化理念共識、優化合作路徑、強化實施能力，不斷提升國際醫學合作的層次和效能，為增進全人類健康福祉、建設一個更加健康、公平、安全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作者：趙醒村，系全國人大代表、廣州醫科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