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是新時代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重要抓手，對引領新興領域有序發展、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實現新興領域活力與秩序的平衡，關鍵在于創新黨務管理。在結構上，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形成兼具權威性與靈活性的組織結構、專業性與業務性的人才結構、規范性與創新性的制度結構；在功能上，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發揮黨的政治領導優勢，推動實現政治發展邏輯、經濟運行邏輯，以及社會治理邏輯之間的有機平衡。未來，需結合黨建要求與新興領域發展規律，提升管理服務質量，推動黨務管理創新，以鞏固黨的長期執政基礎，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支撐。

【關鍵詞】新興領域 黨務管理 結構功能 中國式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30/D26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8.006

【作者簡介】方雷，山東大學特聘教授、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主編。研究方向為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政黨政治研究、政治學理論與方法，主要著作有《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研究》、《政治斷層帶的嬗變》（合著）等。

引言

穩定的社會秩序是實現國家轉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全面深化改革以來，新興領域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增長點。加強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是新形勢下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必然要求，也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注入強勁動力。

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新經濟組織通過創新發展推動產業布局優化和結構升級，新社會組織依托專業服務提升供給質量、創新社會治理模式，新就業形態憑借靈活多元的特點緩解就業壓力、激發勞動力市場活力，三者協同發展，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注入持續動能。作為新時代創新創業的主陣地，新興領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亟須破解。一方面，新興領域去中心化特征明顯，傳統治理模式可能難以適應，若為激發活力而過快開放新興領域治理空間，容易引發治理失序風險；另一方面，若為強化規范而過度約束則可能會抑制社會主體的創新動力。因此，如何通過加強黨對新興領域的全面領導，構建既穩定有序又充滿活力的治理格局，成為當前亟須回應的重要議題。

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看，只有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把黨的領導貫穿改革各方面全過程，才能確保改革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1]在國家治理轉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在基層廣泛建立黨的組織、規范黨務管理工作，以民主集中制原則，構建起嚴密的組織體系，并逐步形成三種以遞進關系為特征的機制。一是組織領導機制，即通過建立黨組織實現對碎片化社會主體的整合。一方面，黨通過加強自身建設，擴大組織覆蓋面，強化政治認同激勵，形成以黨組織為核心的向心型社會網絡體系；另一方面，黨在執政過程中完善相關職能組織架構，設立社會工作部，加強對新興社會治理主體與資源的統籌管理。二是政治吸納機制，即加強人才政治引領和政治吸納工作，在守正創新中不斷優化黨員隊伍結構，不斷增強黨的號召力凝聚力影響力。[2]三是政治動員機制，即通過強化社會主體的政治認同而驅動其參與踐行黨的政治目標。在實踐中，黨依托黨政結構“驅動行政機制貫徹動員目標，并借助政治機制的靈活性和權威性，及時調整動員內容，回應變動中的社會需求”。[3]

由此可見，增強社會秩序的穩定性，關鍵在于將黨組織體系深度嵌入社會，激活內生性體制力量，在黨的引領之下實現有序的社會治理。在這一過程中，提升黨組織的實際領導效能至關重要。因此，在新興領域發展過程中，平衡秩序與活力，關鍵在于創新黨務管理，擴大黨在新興領域的組織覆蓋面。在結構上，以黨的組織為基礎，形成支撐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與新就業群體有序發展的體系化架構；在功能上，發揮黨的政治領導優勢，既確保新興領域發展的正確方向，又激發其作為經濟社會新增長點的潛力，推動實現黨和政府追求穩定有序的政治發展邏輯、新興領域組織追求效益提升的經濟運行邏輯，以及激活社會主體以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邏輯之間的有機平衡。

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理論依據與實踐范疇

黨務管理是一項政治性極強的工作，涵蓋黨的自身建設與黨領導國家治理兩個重要范疇。[4]在黨的建設層面，黨務管理圍繞黨的建設開展一系列具體工作，其以黨的建設總要求為統領，是落實黨的建設各項任務的重要保證，關系黨的建設的方向與效果；[5]在黨領導國家治理層面，黨務管理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高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的基礎性工作，通過組織發展、黨員教育管理、干部培訓以及宣傳工作、統戰工作、群眾路線的實施等方式，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是在遵循黨務管理一般原則的基礎上，結合新興領域的發展特征，運用新思維、新理念和新方法創新黨務工作，旨在擴大黨組織覆蓋新興領域的范圍，探索在新興領域實踐黨的宗旨、踐行黨的路線以及實現黨的奮斗目標的有效路徑。

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理論依據。新興領域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由新經濟要素與新社會需求增長催生的空間形態，“完善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組織建設制度，推動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全覆蓋”[6]是推進新興領域健康發展的基本前提。開展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可從以下三種視角予以闡釋。

一是政黨、國家與社會關系視角。黨通過政府機構以及廣泛分布于社會的基層組織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治理。其中，就黨政關系而言，黨通過政治領導在組織形態與意識形態層面深刻塑造并融入中國特色的政府體系，形成集中統一的黨政結構；[7]就黨社關系而言，“最大限度地代表社會、動員社會和整合社會，是黨的生存與發展之道”。[8]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是黨在新興領域進行的適應性組織拓展，其目的在于通過加強黨對新興領域各類組織和群體的全面領導，科學研判并解決新興領域發展難題，統籌配置新興領域治理資源，以將“社會治理變量”引導轉化為“社會治理常量”。

二是以政黨為中心的國家治理視角。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構建是以黨的領導權為保障的。黨的全面領導地位、領導方式的持續優化，以及其在政治與社會領域的實際領導力，是實現國家治理避險定勢與長期穩定的關鍵。以政黨為中心的國家治理強調黨作為治理主體的功能，通過嵌入國家治理過程并發揮領導作用，創造以協商共治為特征的治理新范式。[9]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開展及其功能延伸，正是以政黨為中心的國家治理邏輯在新興領域的映射，即通過在以高流動性、去中心化與網絡化為特征的新興領域中推進并創新黨務管理，重塑新興領域結構化治理空間，引領各類治理主體共建、共治與共享。

三是政黨建設視角。政黨建設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根本路徑，也是“實現自我設定的歷史使命和履行自我設定的發展責任”，“并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作為政黨組織的內驅力和每個黨員的首要激勵要素”，從而實現長期執政的基本方式。[10]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地位決定黨的建設不僅限于黨內事務，更服務于治國理政的現實需求，由此形成黨建引領的政治邏輯。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立足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圍繞引領新興領域高質量發展這一核心任務，推動黨務工作與新興領域協同演進，實現黨的精準服務與精細管理新興領域的治理目標。

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實踐范疇。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實踐，源于加強黨對新興領域全面領導的政治要求，旨在回應新時代社會工作高質量發展的現實挑戰，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的動力支撐。基于此，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實踐范疇包括基于組織覆蓋的政治引領實踐、基于空間結構再造的政治嵌合實踐，以及基于治理體系化轉型的政治賦能實踐三個方面。

一是基于組織覆蓋的政治引領實踐。有效拓展黨的組織覆蓋是黨在新興領域開展黨務管理工作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強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重點任務。黨的組織在新興領域的嵌入和完善，有利于強化黨對新興領域的領導，加強新興領域與黨組織之間的聯結，為新興領域內各類組織可持續發展提供資源支撐。

具體而言，在結構分化的社會情境中，跨單位組織為社會主體跨越組織邊界、克服分割性和離心性提供制度化通道，也為構建可擴展、可傳遞的穩定秩序提供可能。[11]面對新興領域跨域流動頻率高、跨業協同程度低、跨界整合難度大等特點，可通過在商務樓宇、產業園區、市場商圈等空間設置覆蓋一定區域范圍的跨單位黨組織，引領樓宇、園區或商圈內不同結構、規模、行業、資源稟賦的新經濟組織與新社會組織參與跨單位黨組織活動，實施跨域黨務管理，在橫向上形成具有較強社會適應性的跨組織邊界的韌性結構，在縱向上基于平等協商形成去科層化的組織發展環境。[12]

二是基于空間結構再造的政治嵌合實踐。黨務管理工作的核心內容，賦予其鮮明的政治屬性。如何實現黨務管理在新興領域的有效嵌入，提高新興領域各類組織與群體對黨的政治認同，是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重要實踐任務。

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實踐目標，在于加強黨對新興領域這一經濟空間的政治領導，這不僅要求加強黨的建設，發揮黨組織作為引領新興領域發展的基礎性力量，還要求發揮黨的組織功能，以重塑新興領域組織化空間，解決新興領域發展的碎片化與分散化難題。因此，在新興領域經濟空間中推進黨務管理工作，需要跳出“自轉式”黨務管理思維，圍繞新興領域高質量發展這一中心任務進行“公轉”。這要求推動黨務管理與新興領域相互嵌合。一方面，將黨務管理結構嵌入新興領域，引導新興領域有序發展，及時回應新興領域發展訴求；另一方面，將新興領域發展需求融入黨務管理過程，推動黨務管理的創新發展，實現對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與新就業群體的組織化引領。

三是基于治理體系化轉型的政治賦能實踐。伴隨信息技術發展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以互聯網平臺為基礎的共享經濟創造大量靈活就業崗位，新就業形態的出現吸引大量勞動力涌入新興領域，并呈現規模不斷擴張的發展趨勢。如何吸納數量龐大的新興領域組織和群體參與治理進程，從而賦能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成為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必須解決的實踐難題。

現代化治理體系，是治理主體基于對解決治理問題共同的價值追求、責任認知與目標導向而形成的較為穩定的合作式關系架構。多方治理主體“不僅需要在執行上參與社會治理，更要共同規劃社會治理的目標，共同設計社會治理的政策，共同探索社會治理的工具，共同開展社會治理的實踐，共同評估社會治理的成效”。[13]實現這一愿景，關鍵在于發揮黨的組織動員功能，吸納新興領域各類組織和群體參與基層治理。在實踐中，身份動員、情感動員與宣傳動員等是黨的政治動員的主要方式。[14]為此，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實踐旨在通過政治意識的增強、政治身份的賦予以及政治能力的提升，形成對新興領域各類組織和群體的組織化動員與引領式參與，推動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結構特征

新興領域主要由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和新就業群體構成，經濟基礎的市場化、行業發展的分散化以及就業形態的共享性，決定著新興領域黨務管理需要超越傳統黨務管理的結構模式，重塑新興領域有序發展空間。其中，兼具權威性與靈活性的組織結構是基礎要素，兼具專業性與業務性的人才結構是重要支撐，兼具規范性與創新性的制度結構是有力保障。

兼具權威性與靈活性的組織結構。面臨高度分化的社會結構，黨通過“轉型”“吸納”等方式，以組織建設實現對新興社會階層的整合以及對新生社會空間的品格重塑。[15]新興領域黨務管理面臨的挑戰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衍生自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經濟空間，新興領域經濟密度高而社會聯結弱，大部分組織與工作群體將時間與精力分配于積累經濟資本和生存資源，這與傳統以國有企業等單位為載體開展黨務管理的環境差異顯著。二是新興領域并非獨立存在的真空地帶，新經濟組織與新社會組織多位于屬地網格內的商務樓宇、市場商圈或產業園區中，而新就業群體也以屬地網格內的居民樓棟為工作與生活場所，建立新興領域與屬地網格的空間交往關系以形成整合式發展優勢成為必然選擇。在開展黨務管理過程中，黨在新興領域建立了兼具權威性與靈活性的組織結構。

一方面，在綜合考量新興領域物理空間的場景布局、產權集散狀況與物業管理水平等方面差異的基礎上，因類施策完善其組織體系。依靠組織體系，黨實現中央對地方、地方對基層、基層對個人的政治整合。[16]在實踐中，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突破條塊分割的壁壘，依托商務樓宇、市場商圈或產業園區等空間載體，或根據興趣鏈、項目鏈、產業鏈等環節創新設置功能型黨組織，或通過成立聯合黨委、黨建聯席會議、云端黨支部等多重形式，有效延伸黨的組織覆蓋范圍，并“通過專職黨務工作者、黨群服務中心以及背后依托的整體性政權來整合各類資源，提供集成式服務”，[17]在增強黨務管理與新興領域發展適配度的同時，以新興領域對黨組織領導權威的政治認同，實現黨對新興領域的組織整合。

另一方面，新興領域與屬地網格間常態化關聯的實際需求，決定著新興領域黨務管理須突破場域邊界而形成整合式發展模式。屬地網格作為基層政權延伸的空間載體，承載著建構基層黨務服務陣地、培育基層治理社會資本，以及搭載基層治理創新平臺等多重功能要素，其在黨務管理方面擁有較為成熟的工作機制。黨依托建立于網格內微觀單元的黨組織體系，實現對基層社會的組織動員。在實踐中，屬地網格黨務管理積極對接新興領域黨務管理，不僅發揮屬地網格黨組織的領導與服務優勢，動態掌握在地注冊、居住和工作的新興領域組織與群體信息，指導新興領域依組織、依行業、依樓宇、依平臺、依站點等完善黨組織架構，覆蓋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組織空白點。更重要的是，統籌開放網格內黨群服務中心、黨建活動場地等網格黨務管理資源，探索黨員發展教育協同與黨務信息公開共享，為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工作規范化開展提供支撐，推動網格利用新興領域在信息技術可達性、社會網絡可及性以及輿論引導可擴散性等方面的優勢，增強其在黨的宣傳、思想政治教育、群眾工作與統戰工作等方面的實際效能，由此推動形成新興領域與屬地網格間的整合式發展格局。

兼具專業性與業務性的人才結構。為促進新興領域發展以增強經濟社會發展活力與鞏固黨的執政基礎，黨充分發揮其政治領導優勢與組織建設功能，實現對新興領域社會主體的政治吸納。

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強調從精英群體與骨干群體中發展黨員，建立黨務工作人員隊伍。黨務工作人員是黨務管理的主體。黨務管理隊伍的規模、組成結構、知識能力與穩定性是決定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效能的重要因素。從新興領域各類組織的黨員出資人、組織管理層或優秀員工中推薦產生黨務工作者，是增強黨對新興領域的政治引領力與政治組織力的有效方式。在實踐中，新興領域黨務工作者應積極向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以及新就業群體中的基層黨組織書記與黨員宣傳黨的政策路線方針，把握新興領域發展實際需求，探尋新興領域黨務管理與新經濟組織生產經營、新社會組織生存運行以及新就業群體勞動保障等方面的利益耦合點。在此基礎上，立足黨務管理與新興領域業務發展雙重要素，制定新興領域黨務管理者考核指標體系，為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創新提供現實依據，提高黨務管理者履責的積極性。

新興領域黨務管理著重提升黨務工作者的綜合能力。在遵循黨務管理者隊伍建設普遍原則的基礎上，新興領域黨務管理者的工作不應干擾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的正常經營和活動，應在嚴格把握在新興領域建黨組織、發展黨員與開展相關活動時機的前提下，發掘黨務管理與生產經營的契合點，提升黨務管理的影響力和吸引力。針對當前新興領域黨務管理隊伍建設存在的政治性激勵、經濟性激勵與社會性激勵不足現狀，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應通過探索黨務管理隊伍專職化，提高對其履職的綜合性激勵。其一，明確新興領域黨務管理者的綜合性定位。新興領域黨務管理者不僅要做好黨的建設、宣傳、組織、統戰與群眾工作等方面事務，更重要的是能夠圍繞促進新興領域經濟社會發展更新工作辦法，維護基層社會秩序穩定，發揮“筑巢引蜂”功能。其二，實施制度化的競爭性選聘機制，根據黨務工作者管理規范相關制度，依據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與新就業群體的規?？茖W配置黨務管理工作者，規定新興領域黨務工作者的準入與退出準則，建立優秀黨務工作者的政治激勵機制。其三，充分對接屬地黨務管理資源，以制度化方式加強街道社區與新興領域在黨員管理隊伍組建與工作開展方面的協同聯動。尊重新興領域依其發展實際與特點選聘專業化、高素質且相對穩定的優秀黨務管理人員，發揮其在考核、激勵與問責等方面的工作優勢，協助新興領域形成適配性的黨務工作人員管理機制，增強職責履行的驅動力。

兼具規范性與創新性的制度結構。當前，新經濟組織資本無序擴張、新社會組織資源供給不足、新就業群體勞動權利保障滯后等問題，仍在一定程度上對新興領域的健康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必須在黨內法規體系的框架內，推動黨務管理與新興領域健康發展有機結合，把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轉化為制度優勢，引領新興領域解決治理困境，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夯牢基層根基。

首先，以黨員管理制度的迭代升級，重塑新興領域黨員的政治身份認知，激活其履行黨員義務的持久動力。在一定程度上，新興領域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高流動性導致黨員工作群體在地理位置上“流出”與“流入”頻繁，而由于流出地與流入地基層黨組織之間缺乏制度化信息互通機制，易造成黨員管理陷入“真空”，導致黨員在流入地難以正常履行黨員義務。為此，應探索形成黨員管理“流入”與“流出”的雙備案制度，并對黨員流動實施動態管理。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中，新興領域黨務管理依據新興領域黨員政治素質、參加黨的組織生活、先鋒模范作用發揮等因素創新設置黨員義務履行評價指標體系。同時，創新黨務管理學習教育可視化空間，通過對新興領域黨員的履責行為、履責能力與履責結果進行“立體畫像”，既提升優秀黨員示范效應，也客觀甄別長期未履行政治責任的黨員，使新興領域黨員對其政治身份及其責任形成理性認知，促使其積極履行黨員義務。

其次，以組織生活制度的場景再造，提升新興領域組織生活質量。一方面，基于“加強黨的領導-黨員組織管理-新興領域健康發展”三位一體的原則，完善新興領域組織生活制度。在嚴格執行“三會一課”制度、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制度、談心談話制度以及民主評議黨員制度等重要組織生活制度的基礎上，根據新興領域黨員高流動性、高分散性以及高職業時間投入性等特點，探索由新興領域各類組織與群體推薦選建組織生活基地、創建虛擬議事廳、探索情景教學與體驗教學相結合的組織生活模式等，提高黨員參與組織生活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增強黨員對黨的領導的政治認同。另一方面，從激勵與懲罰兩個層面建立組織生活制度創新性執行的雙重驅動機制。在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工作中，將黨員參與組織生活的相關數據納入新興領域黨務管理考核監督平臺，并作為黨員教育管理評價、黨務人才隊伍建設、新興領域組織管理者力量儲備的重要依據，提高黨員組織生活參與的主體意識。此外，在黨內法規體系的制度框架下對不規范開展以及參加組織生活的新興領域黨組織和黨員實施相應懲罰。加大對不規范開展和參加組織生活的黨組織和黨員的懲處力度，提高違規行為成本，增強制度執行力。

再次，以黨務管理考核制度的優化提高，有效監督新興領域黨務管理者并提升其履職意識。健全體系化考核制度，以量化的考核指標相對科學地認定黨務管理者的工作績效，并以激勵或懲罰等方式增強其履責積極性，繼而提高黨務管理效能。新興領域黨務管理主體包括監管性考核主體、主導性考核主體與參與性考核主體。其中，監管性考核主體是上級黨務管理相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其負有確定考核對象、明確考核內容、制定考核程序等關鍵的考核職責；主導性考核主體則是新興領域基層黨組織及其屬地基層黨組織，承擔來自上級黨務管理部門設置的考核責任，根據考核任務要求與目標設定對考核完成時限、考核實施辦法以及考核保障措施等進行規定；參與性考核主體源于新興領域基層群眾。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并非局限于黨組織與黨員的內部管理，而是立足加強新興領域黨建以引領促進新興領域治理現代化。在此背景下，新興領域各類群體等基層群眾是黨務管理效能的直接感知者，其合理訴求與評價意見理應嵌入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考核過程，并對考核結果構成實質性影響。

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功能體現

新興領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空間載體。新興領域黨務管理以其獨特的結構優勢，在政黨領導之維創新黨的政治引領機制，增強新興領域對黨的領導的政治認同，夯實黨的長期執政基礎；在社會管理之維形成持續且有效的治理機制，有效化解新興領域潛在的發展風險，避免組織無序擴張而導致社會失范；在基層治理之維調適新興領域參與機制，引導培育新興領域融入治理體系的社會資本，增強新興領域治理能力，由此實現政黨領導秩序、社會管理秩序和國家治理秩序的共同生產。

以黨建引領和機制創新實現管理效能轉化。從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實踐邏輯出發，黨的領導權威形成并鞏固于人民群眾的政治認同基礎之上，而獲取人民群眾的政治認同，一方面取決于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因此提高黨的建設水平成為關鍵所在；另一方面則取決于黨的政策路線方針能夠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程度，這有賴于黨能夠及時根據經濟社會變遷作出針對性回應，創新其工作機制以適應并引領經濟社會發展。

新興領域黨務管理以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為指引，為推進新興領域高質量黨建提供體系化機制支撐。同時，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統合黨務工作政治原則與新興領域新形勢新任務，創新適應于新興領域發展模式與組織形態的黨務管理機制，有效增強黨領導新興領域各類組織健康發展的效能。

一方面，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所形成的網絡式組織結構有利于推動黨建全覆蓋，增強黨建引領的功能轉化。黨建引領是黨在社會治理中發揮核心作用的體現，表明黨具備準確預測社會發展趨勢與把握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能力，其在解決政治與社會間結構性沖突的過程中作為“擊發”機制發揮作用。[18]實現黨建的有效引領，需在建立基層黨組織的基礎上增強其與基層社會的嵌合。新興領域黨務管理以網絡式組織結構，推動黨的組織覆蓋與工作覆蓋協同推進，為高質量黨建提供支撐，引導新興領域各類組織和群體在加強社會治理、維護社會大局穩定中發揮積極作用。其中，縱向維度，基層黨組織的建設依托于上級黨組織的政治資源及其所鏈接的行政資源，通過該組織體系順利貫通至新興領域，從而完善黨的組織領導結構，貫徹執行黨的政策方針，使新興領域各類組織和群體在可行的政策框架內尋求有序化發展。新興領域的政策訴求也能夠通過該組織鏈條傳遞至黨組織的決策部門，使黨能夠根據新興領域發展的實際問題與變化而制定回應性政策。橫向維度，基層黨組織的建設，有助于拓展新興領域與成熟的社區治理空間的聯結。以基層黨組織間的良性互動為契機，為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提供社區服務資源，探索建設新就業群體友好場景，發揮新興領域在激發社區發展活力與降低社區服務供給成本等方面的功能。

另一方面，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所創新的整合式工作機制，能夠促進黨作為新興領域領導核心的功能實現。新興領域組織形態多樣、黨員分散性強、服務對象跨域分布性廣，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就必須探索創新黨務管理工作機制。在實踐中，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多依托功能型黨支部開展，配套“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黨務人員管理機制，為黨組織提供了解新興領域內各類組織、行業或平臺發展訴求的機會，為融合政治教育與業務開展提供抓手。此外，為適應新興領域新變化與新挑戰，黨在其職能結構體系中組建社會工作部，加強對新興領域黨務管理與黨建工作的領導；“普遍建立黨委統一領導、‘兩新’工委統籌指導、行業管理部門具體指導、行業黨組織直接負責”[19]的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工作機制，解決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所面臨的碎片化問題。這種整合式黨務管理機制逐步推動黨務管理的條線部門由責權分離向責權適配、由職能分割向職能協同、由資源分散向資源整合的整體性轉型，有利于地方黨委與政府根據新興領域動態發展的實際情形，及時更新并調整新興領域黨務工作方法，提高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效能。

以嵌入式服務激活新興領域內源性發展動力。從中國政治發展的制度邏輯看，開展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工作是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題中應有之義。從社會改革轉型的實踐邏輯看，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實質，是將具有先進性的黨組織嵌入社會資本相對稀薄、組織化程度偏低、思想認知多樣的新興領域中，通過黨的組織建設、黨員發展與管理以及群眾工作與統戰工作等機制的持續優化，驅動新興領域形成自我有序發展的勢能。

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實踐功能，體現為對各類組織和群體的服務管理再升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執政地位，決定著黨務管理并非一項局限于黨組織內部建設的事務性工作，而是承載黨的政治理念與政策目標、面向全社會的公共治理行為。聚焦新興領域，在面對離散復雜的組織環境與細化分化的社會群體時，黨務管理唯有與組織業務發展深度嵌合，方能成為推動組織管理的引領力量，并通過服務創新回應多樣化的群體訴求。

一方面，黨務管理嵌入新興領域各類組織，重塑其內部服務管理模式。相較于傳統領域，新興領域內新經濟組織呈現典型的扁平化組織架構，更加靈活且更新迭代速率更快?；鶎狱h組織建立后，往往將黨務管理作為組織推進文化建設與人力資源管理的手段，或將其作為現代企業治理的手段，通過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等提高組織行為效率，[20]引領新經濟組織規范發展。此外，當前新興領域中新社會組織相對規模較小，亟待通過組織管理制度化提高服務供給質量，進而為組織發展獲取外部資源支撐。新社會組織黨務管理工作的開展，既有助于提升其政治敏感度與組織戰略管理能力，還有助于借鑒黨務管理相關制度完善組織管理規范，以優化內部管理結構。[21]

另一方面，黨務管理面向新興領域各類群體，構建精準服務與柔性治理的有效路徑。新就業群體具有流動性強、分布廣泛等特點，多渠道靈活就業的社會保障制度有待完善。對此，黨務管理通過雙重機制實現“服務前置、治理前移”：其一，以黨的群眾工作為紐帶，拓寬基層黨組織與新就業群體之間的協商對話渠道，使黨能夠精準獲取新興領域的實際訴求并采取針對性政策回應，使黨的基層組織在觀念和行動層面真正進入社會，[22]推動其成為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其二，以黨務管理聯動政務管理，充分利用政務服務熱線資源，暢通新就業群體訴求反映與快速受理渠道，降低其維護合法權利的制度性成本。此外，發揮政務服務熱線作為綜合性信息平臺的信息優勢，通過大數據研判與算法分析，對新興領域訴求產生與發展的傾向性進行動態感知與精準掌握，協助新興領域黨組織將注意力合理分配至群眾工作、統戰工作、宣傳工作等各方面，推動治理模式從“事后處置”向“事前預防”轉變。

增強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治理功能。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本質上以建立黨的全面領導、新興領域健康發展、基層治理體系現代化三維要素協同結構為目標考量，其核心邏輯在于發揮黨的組織動員功能，吸納新興領域各類組織和群體參與基層治理，以整合凝聚基層治理資源，推動基層治理主體共建、共治與共享。在實踐中，“常態化社會協同動員的組織基礎是通過黨和政府共同對體制外精英的體制內吸納，制度化生產大批積極分子實現的”。[23]

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創新旨在通過增強政治意識、賦予政治身份、提升政治能力，形成對新興領域各類組織和群體的有效吸納，實現對新興領域的組織化動員，推動其融入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

現代化基層治理以主體協作參與為特征，而黨組織發揮有效引領則是構建多方共治格局的基本前提。開展黨務管理工作，增強新興領域黨組織的治理引領效能，引導新興領域組織和群體參與基層治理，推動新興領域高質量發展，是增強基層治理韌性并夯實國家治理基石的重要路徑。

首先，以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提升黨的領導水平。通過探索運行“動態設置-區域統籌-準入監督-退出監管”的全周期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機制，實現新興領域黨組織全面覆蓋，以引導式制度賦能、組織吸納與主體協作，引領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與新就業群體重構整體性治理的微觀場域，將黨對新興領域的領導政治優勢轉化為基層治理實際效能。

其次，以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提升黨的動員能力。一方面，依托新興領域基層黨組織與屬地街道社區黨組織所共同引領的治理資源鏈接，在為新興領域各類組織和群體提供治理服務的基礎上，增強其政治歸屬感與政治認同感，為動員其參與基層治理奠定思想基礎；另一方面，發揮街道社區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在引領新興領域黨員治理參與的基礎上形成聯動示范效應，通過選聘新興領域黨員為社區網格員、聯絡員等方式，轉化其在志愿服務、專業管理與網絡影響力等方面的優勢，在更大范圍內帶動新興領域各類群體參與社區治理。

再次，以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提升黨的服務功能。針對新興領域跨地域流動性強的特點，探索建立社區網格員聯系駐地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與新就業群體工作機制，依托共享型黨務信息數據庫及時更新其流動信息，為其提供動態化服務。一方面，通過線下走訪與線上調查相結合的方式，以社區網格員常態化對接駐地新興領域各類組織與群體為基礎，建立黨務服務信息共享機制，實現對黨務服務資源的優化配置；另一方面，結合智慧黨建的制度資源優勢，建立覆蓋新興領域的黨務服務數據庫，以新興領域各類組織與群體的流動軌跡、服務訴求與意見建議等進行動態更新與實時共享為前提，提高服務供給的效率與精準度。

結語

推進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工作，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其遵循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這一根本政治要求，立足黨建政治資源、社會管理需求與新興領域發展任務，以分類施策、梯次推進的方式不斷擴大組織覆蓋，以“行業-組織-屬地”跨域協同的思路持續優化服務供給，以志愿服務理念與機制的創新擴容激活共治資源，以政策規則的有效執行保障各類主體合法權益，推動實現新興領域有序發展，并將新興領域各類組織和群體吸納進基層治理體系，最終推動治理共同體的共同構建。

加強新興領域黨務管理，是持續鞏固黨長期執政的階級基礎、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的有效路徑。其一，實現黨在新興領域的全面有效覆蓋，關鍵取決于把“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政治要求與“尊重新興領域發展規律”這一柔性治理需求有機結合起來。與傳統領域相比，新興領域發展模式新、組織形態新、運行方式新，只有在此基礎上探索出一套契合其特點的黨務管理新方法與新機制，才能真正擴大黨的組織覆蓋面與工作覆蓋面。其二，發揮新興領域在促進經濟發展與優化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雙重作用，前提在于全面提高管理服務新興領域各類組織與群體的質量。“既要有管理，又有服務”是引領新興領域各類組織和群體有序發展的基本前提。借助黨務管理資源，增強黨務管理服務功能，才能鍛造出新的整合機制，推動新興領域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力量。其三，引領新興領域融入基層治理，全面釋放新興領域治理潛能，對于夯實黨的領導與執政基礎至關重要，其關鍵在于持續縱深推進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引導新就業群體“融合”自身訴求與基層治理需求，以“融嵌”重塑參與基層治理路徑，以“融入”構建基層治理新格局。

新興領域黨務管理已在實踐層面實現黨務管理政治空間、新興領域經濟空間與社會治理空間三重邏輯的有機結合與動態平衡。面向未來，應積極發揮黨務管理功能，使其為動態發展的國家治理體系持續提供穩定有效的支撐性力量，進一步推動黨務管理創新，持續提升新興領域黨務管理的規范化、精細化、智能化水平。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中國政黨政治的理論邏輯：‘黨的領導’的闡釋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4VRC082）

注釋

[1]《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確保改革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人民日報》，2024年7月20日，第4版。

[2]王楊：《以加強“三新”黨建提升基層治理效能》，《光明日報》，2025年3月21日。

[3][23]陳天祥、王群：《黨政統合動員：基層社會動員的組織聯結與機制整合——以新時期村居法律顧問政策為例（2009-2021）》，《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1年第6期。

[4]《黨務公開與黨內民主手冊》，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3年，第2～3頁。

[5]熊壽偉：《正確處理黨建和黨務的辯證關系》，2024年12月12日，https://www.nxshgzb.gov.cn/llyj/202509/t20250908_1036489.html。

[6]《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規劃綱要（2023-20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2頁。

[7]王浦劬、湯彬：《當代中國治理的黨政結構與功能機制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9期。

[8]林尚立：《當代中國政治：基礎與發展》，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7年，第132頁。

[9]郭定平：《政黨中心的國家治理：中國的經驗》，《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3期。

[10]唐皇鳳：《使命型政黨：執政黨建設的中國范式》，《浙江學刊》，2020年第1期。

[11]劉建軍：《“跨單位組織”與社會整合：對單位社會的一種解釋》，《文史哲》，2004年第2期。

[12]劉銳：《功能型黨組織：黨的基層組織發展的新形態——以商務樓宇黨組織為例》，《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

[13]郁建興：《社會治理共同體及其建設路徑》，《公共管理評論》，2019年第3期。

[14]孔凡義、阮和偉：《動員、嵌入和整合：黨組織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三種機制》，《學習與實踐》，2022年第2期。

[15]景躍進：《轉型、吸納和滲透——挑戰環境下執政黨組織技術的嬗變及其問題》，《中國非營利評論》，2011年第1期。

[16]周光輝、王海榮、彭斌：《突出政治功能：新時代基層黨組織建設內涵、意義與實踐路徑分析》，《理論探討》，2019年第3期。

[17]王銳：《把空間帶回黨建：新興領域黨建有效的實踐機制》，《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4期。

[18]吳新葉：《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中國敘事——兼論國家-社會范式的局限及其超越》，《人文雜志》，2020年第1期。

[19]《譜寫新時代社會工作高質量發展新篇章》，《人民日報》，2024年11月5日，第1版。

[20]章高榮：《組織同構與治理嵌入：黨建何以促進私營企業發展——以D市J科技園企業黨建為例》，《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9年第6期。

[21]徐越倩、張倩：《社會組織黨建與業務融合何以可能——基于動力——路徑的分析》，《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22]付建軍：《黨群治理轉型與基層協商民主的發展邏輯》，《探索》，2021年第3期。

責 編∕楊 柳 美 編∕周群英

Structural-Functional Analysis of Party Affairs Management in Emerging Fields

Fang Lei

Abstract: The Party affairs management in emerging fields serves as a crucial means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fields and boos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key to balancing the vitality and order of emerging fields lies in innovating Party affairs management. Structurally, the Party affairs management in emerging fields needs to form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at combines authority with flexibility, a talent structure that integrates professionalism with operational expertise, and an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that unites standardization with innovation. Functionally, the Party affairs management in emerging fields leverag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leadership to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an organic balance between the logic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logic of economic operation, and the logic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requirements of Party build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emerging fields, enhance the quality of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Party affairs management, so as to consolidate the long-term governing foundation of the Party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emerging fields, Party affairs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func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