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強國通過構建多層級傳承體系、創新科技與跨學科轉化路徑、培育專業人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注入時代精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則在筑牢教育根基、塑造民族氣質、豐富內容體系層面為建設教育強國提供多樣思想文化資源。當前二者雙向賦能仍面臨理念認知、資源分配與各方協同機制等方面挑戰。通過打造校園、校外、數字融合載體，健全“政府—學校—社會—家庭”的協同機制，構建多元評價、分層激勵、動態反饋的保障體系，可以在實踐層面探索教育強國建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雙向賦能機制。二者的深度融合，為教育高質量發展與文化繁榮提供支撐，彰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教育與文化協同共進的實踐智慧，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

【關鍵詞】教育強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雙向賦能

【中圖分類號】G621/G1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8.009

【個人簡介】郭廣銀，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南京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倫理學，主要著作有《倫理學原理》（主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叢書：愛國篇》（主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從嚴治黨研究》（主編）、《應用倫理熱點問題的探索》（合著）等。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快建設教育強國”，將其作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教育強國不僅承擔著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任務，更肩負著傳承文明、創新文化的歷史使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其傳承發展既是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一教育的根本問題的關鍵路徑。教育強國建設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深厚根基，實現教育創新性發展與創造性轉化。建設教育強國與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的重要使命。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猶如車之兩輪并駕齊驅、鳥之雙翼協同奮進，相互依存、相互促進。

教育強國建設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賦予時代精神

教育作為文化傳承的制度化載體，其現代化轉型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奠定基礎。教育強國戰略通過構建結構化傳承體系、創新實踐路徑、培育專業化人才隊伍，形成驅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賡續發展的核心動能。

構建系統化傳承渠道。教育體系的系統性特征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提供了全方位載體。教育對文化的代際傳遞，本質上是通過制度化教育這一精神生產再生產的核心場域實現的。在基礎教育層面，通過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融入國家課程標準，完成文化基因的全民性編碼。例如，中小學課程中經典文本研讀比重的增加，書法、國畫、戲曲等非遺課程的普及，使青少年在認知圖式形成階段完成傳統文化核心符碼的認知內化。在高等教育階段，學科建制化整合為傳統文化傳承提供學理建構。近年來，高校依托國學院、中華文明研究院等平臺，以文史哲學科交叉為基礎，通過學術話語的現代轉化實現傳統知識的現代知識體系嵌入，完成“傳統資源向現代學術范疇”的范式躍遷。職業教育與終身教育的縱深發展進一步拓展傳承的場域邊界。職業院校以“產教融合”模式培育技術傳承主體，消解技藝代際斷裂的結構性矛盾；社區學院、老年大學的相關設置則構建起全齡化參與的文化實踐共同體。這種多層級、立體化的教育通道，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從精英化向大眾化轉型，印證“文化發展依靠人民”的本質規定性。

創新文化轉化路徑。教育強國建設的創新導向，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價值耦合提供制度化轉化路徑。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教育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作用不僅在于解釋和傳承，更在于通過創新轉化使其適應現代社會需求。科技賦能構成教育驅動文化轉化的技術中介。現代教育技術的迭代重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范式：虛擬現實（VR）技術對敦煌莫高窟、故宮等文化遺產的數字化建模，構建起沉浸式認知場域，使青少年實現從文化認知到情感認同的躍遷；慕課（MOOC）平臺的標準化課程開發，依托知識圖譜與智能推送機制，打破地域壁壘，形成全域覆蓋的文化教育網絡。這種技術賦能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完成從實體空間靜態陳列到數字空間動態交互的轉型，構建起“線下保護—線上傳播”的協同生態。跨學科融合提供傳統文化現代價值挖掘的方法論支撐。教育強國建設倡導的學科交叉理念，本質是知識生產模式的革新。高校通過設立交叉學科方向、實施跨學科研究項目，引導研究者以系統論視角重構傳統文化的價值維度：將“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譜系與現代公民素養培育相對接，將“和合共生”的哲學智慧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相融合，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歷史文本的抽象概念轉化為可操作的現代實踐方案，實現其價值張力在當代語境下的有效激活與充分釋放。

培育專業傳承人才。人才是文化傳承的核心載體，教育強國建設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提供了專業化的人才支撐。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專業人才的培養本質上是通過教育塑造符合文化傳承需求的社會關系承擔者。專業型研究人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提供學理保障。高校通過博士點、碩士點建設，培養了大批傳統文化研究人才，涵蓋文獻整理、歷史考證、思想闡釋等領域。這些人才不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者，更是文化精神的詮釋者，他們通過學術著作、通俗讀物等形式，將深奧的傳統文化知識轉化為大眾可理解的內容，架起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認知橋梁。技能型傳承人才使傳統技藝得以延續。職業教育和“師徒制”相結合的培養模式，為傳統技藝傳承提供了保障。在昆曲、京劇等傳統戲曲領域，戲曲院校通過系統的科班訓練，培養了大批青年演員；在傳統手工藝領域，職業院校與非遺傳承人合作開設專業，實現“技藝＋學歷”的雙軌培養。這種專業化培養既保留了技藝的精髓，又通過現代教育方法提升傳承人的文化素養和創新能力。復合型傳播人才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教育強國建設中的國際化教育，培養了一批既懂傳統文化又通國際傳播的復合型人才。

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為教育強國建設筑牢文化根基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其傳承發展為教育強國建設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獨特的價值引領，通過筑牢立德樹人根基、塑造教育獨特氣質、豐富教育內容體系，支撐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發展。

筑牢立德樹人根基。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這一任務的實現提供了價值源泉。“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3]，二者為立德樹人提供深厚文化土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4]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修身思想為德育提供了豐富資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邏輯，“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準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構成了中國傳統德育的核心內容。這些思想通過教育融入學生的價值觀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相呼應，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德育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實踐智慧為勞動教育提供素材。“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的勞動觀念，“格物致知”的實踐精神，與現代勞動教育理念高度契合。教育過程中引入傳統農耕文化、手工藝制作等內容，不僅讓學生掌握勞動技能，更能理解勞動的價值和意義。在有條件的地區開展“農耕體驗”課程，讓學生通過種植、收割等勞動，體會“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的道理，培養勤儉節約、熱愛勞動的品質，這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支撐勞動教育的生動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思想為生態文明教育提供了支撐。“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態智慧，與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相呼應，為培養學生的生態意識提供了文化基礎。通過講解《莊子》中的自然觀、古代“環保制度”，如商周時期的“草木零落，再入山林”，引導學生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形成深層的生態自覺，為建設美麗中國培育認知根脈。

塑造教育獨特氣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中國教育獨特的民族氣質，使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牢牢守住文化主體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教育理念，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思想體系注入了豐富內涵。“有教無類”的平等教育觀、“因材施教”的個性化教育觀、“教學相長”的師生關系觀等，與現代教育理念形成跨越時空的呼應。這些理念經過創造性轉化，成為中國特色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美育思想塑造了獨特的審美教育體系。“中和之美”“氣韻生動”等審美標準，與現代美育相結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美育模式。通過書法、國畫、傳統音樂等藝術教育，學生不僅能提升審美能力，更能理解其中蘊含的民族情感和哲學思想。傳統文化中的師生倫理構建了和諧的教育生態。“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的教師定位，與現代師生平等理念相結合，形成既有禮儀又有溫度的師生關系。在教育實踐中，這種倫理關系表現為教師的責任擔當與學生的感恩之心的相互呼應，構建了穩定而積極的教育生態，為教育質量提升提供良好環境。例如，國畫中的“留白”藝術蘊含著“有無相生”的辯證思維，古琴曲中的“淡和”意境體現“天人合一”的境界，這種美育超越了單純的技藝訓練，上升到精神涵養的層面，使中國美育具有了區別于西方美育的獨特氣質。傳統文化中的師生倫理構建了和諧的教育生態。

豐富教育內容體系。“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對現實世界和人生的思考，積淀形成了濃厚的人文精神”[5]，在此意義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教育內容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從而形成更加全面、多元的內容體系。中國教育內容的豐富性、體系化建立在自身文化傳統基礎之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科技智慧拓展了科學教育內容。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天文歷法、醫學成就、水利工程等，不僅是科技史的重要內容，更蘊含著獨特的科學思維方式。將這些內容納入科學教育，能夠讓學生認識到中國古代科技的輝煌成就及其對世界的貢獻。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辯證思維”、法家的“制度理念”等，為人文教育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資源。通過哲學導論、思想史等課程，學生能夠理解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特點，培養辯證看待問題的能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生活智慧豐富了綜合實踐課程。傳統節日、民俗禮儀、飲食文化等生活層面的文化元素，通過綜合實踐課程進入教育領域，使學生在文化體驗中理解文化內涵。例如，通過春節、端午等節日的主題活動，了解其中的民俗知識和精神寓意；通過傳統飲食文化學習、理解“藥食同源”的健康理念。這種生活化的教育內容，彌補了學科課程的抽象性不足，使教育更加貼近生活、貼近實際，提升了學生的綜合素養。又如，“禍福相倚”的辯證思想有助于學生形成正確的挫折觀，“和而不同”的理念有助于培養包容精神，這些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辯證唯物主義相結合，形成了更具包容性的人文教育內容。

教育強國建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雙向賦能的現實困境

雖然教育強國建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之間具有相互促進、雙向賦能的內在邏輯，但在當前的社會具體實踐中，仍然面臨不少現實的困境。這些困境主要集中在理念認知、資源分配與各方協同機制等三個維度。

理念共識不足，評價體系有待完善。一方面，不同的社會群體在教育領域與優秀傳統文化領域之間依然存在著一定的認知偏差。教育領域的工作者通常將傳統文化視為教學知識的附加內容，未能將之上升到教書育人的核心組成部分，這就導致課堂教學中（如“體驗漢服”“誦讀經典”等活動）容易出現拘于形式的表層化傾向，忽略對傳統文化精神內核的傳承發展。類似的，優秀傳統文化領域的工作者又通常將教學技能視作傳統文化技藝的附加內容，未能深入挖掘技藝背后的教育價值，這就導致傳統技藝傳承也忽視對傳統文化精神內涵的傳承發展。究其緣由，上述兩個領域中認知偏差根源于各自的屬性差異，教育領域注重學理性與創新性，而文化領域則更強調技藝性與穩定性，這導致雙方未能在“創造性轉化”的認知框架下達成共識。另一方面，當前社會評價機制缺乏“教育文化雙向賦能”的科學評價指標，難以有效評價二者之間的實際互動效果。當前實踐中，評估多聚焦短期量化指標（如課程數量、活動參與人數），缺乏評價長期效果的體系機制。究其緣由，這一困境根植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二元張力：現行評價體系常側重于易量化的知識技能傳授（如傳統技藝掌握程度），故而難以有效衡量文化浸潤、價值認同、人格塑造等深層賦能成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許多精髓（如“家國天下”觀、“修齊治平”理想）的轉化，本質上關乎理念層面的“精神調適”與“價值內化”，而這類維度在缺乏長效機制的評價框架中極易被遮蔽，進而導致雙向賦能過程中的價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消解。

雙向賦能的要素供給失衡。其一，部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未能有效地轉化為適合教育領域的教學內容，存在轉化效率低下的問題。例如，在當前的社會實踐活動中，許多非遺文化項目在教學過程中，常常止步于簡單的文化符號引介，未能形成專業化、體系化的課程設計內容，故而難以幫助學生深入學習傳統文化資源背后的知識結構及其價值理念，導致傳統文化淪為缺乏生命力的知識碎片，因此使得優秀傳統文化資源難以高效轉化為能夠讓學習者內化吸收的教育內容。其二，教育領域內部支撐傳統文化教學的專項資源亦存在不足。師資力量是其中的突出問題，當前教育實踐活動中仍然缺乏既精通傳統文化理論又深諳教學方法的復合型人才，許多一線教師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和外延理解不夠深入，而非遺傳承人、技藝大師等雖然擁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和精湛的實踐技藝，卻又往往缺乏系統的教學知識和授課技巧。此外，配套的專項資金、專用的教學設施以及現代化的教學場地器材，在許多學校仍然存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以上資源要素的供給失衡，較為直接地影響教育與文化雙向賦能的開展質量，使得現實生活中的教學實踐活動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之間難以形成良性互動。

雙向賦能的主體聯動薄弱。實現教育強國建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之間的雙向賦能，需構建政府各部門、各個社會機構和社會組織等多方主體團結協作的聯動網絡。目前，聯動網絡尚不完善，雙向賦能所面對的困境具體體現為多方主體協同不足及其所引發的一系列現實問題。首先，部分政府部門在推動教育與文化雙向賦能的工作進程中，缺乏統一的規劃與協調，“各自為政”的現象仍較為普遍，難以形成統一的戰略規劃和政策合力，削弱了教育與文化之間雙向賦能的整體效能。其次，以學校、博物館、藝術館等為代表的社會教育主體的公共教育優勢尚未全面激活。一方面，雙向賦能的具體工作尚未在公共教育的諸多環節充分開展，文化教育場所舉辦的相關活動種類單一、數量較少，難以激發人民群眾的參與熱情。另一方面，尚未構建起各類文化教育場所之間的常態化聯動機制，合作松散使得彼此之間的資源依賴不能通過制度化路徑實現互補優化，如文化傳承人的身份認同困境及相關文化活動難以走進校園等問題。再次，企業與其他相關社會組織在雙向賦能工作中參與熱情不足。由于市場機制潛力未被充分激活，企業的逐利本質使其無法將大量資金注入雙向賦能工作的各個環節，因而無法協助推動規模化、持續化的雙向賦能的時代浪潮。目前，互聯網、區塊鏈、VR/AR等技術為文化數字化等難題提供了解決方案，但多數項目仍處于初步階段，未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構建雙重賦能的多方主體協同的聯動網絡仍需要通過政府的積極引導和政策優惠，鼓勵企業的參與熱情，實現雙向賦能的系統性與可持續性。

教育強國建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雙向賦能的實踐路徑與保障機制

教育強國建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雙向賦能，最終需要通過具體的教育實踐來實現。通過打造融合實踐載體、健全協同聯動機制、完善評價激勵體系，將雙向賦能從理論命題轉化為實踐成果，形成二者協同共進的生動局面。

打造融合實踐載體。實踐載體是雙向賦能的物質依托，通過實體空間與虛擬平臺的結合，為教育與文化的深度融合提供場域支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6]教育與文化的互動需在問題意識中深化，其融合載體構建是關鍵。一方面，校園文化載體營造沉浸式場景。學校通過校園建筑的傳統風格設計如亭臺樓閣匾額楹聯等、文化長廊的傳統文化展示、學生社團的傳統技藝活動等，營造了濃厚的傳統文化氛圍。這種環境教育使學生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文化熏陶，同時也使校園成為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空間。打造具有傳統文化內涵的校園景觀讓學生沉浸式體驗“移步換景”的審美趣味，成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教育融合的象征，承載著文化傳承與人才培養的雙重功能。另一方面，校外實踐基地拓展了融合空間。學校與博物館、文化館、非遺工坊、歷史古跡等合作建立實踐基地，使教育走出校園，在文化現場開展教學活動。學生通過參與文物修復、非遺技藝制作、歷史場景演繹等活動，將課堂知識轉化為實踐能力，同時也為傳統文化傳承注入青春活力。此外，數字文化平臺打破了時空限制。“在當前數字技術的應用環境下，無論是在線上平臺還是線下場景，最新的技術進步已能夠讓文化展示形式更為生動、立體，極大地增強了受眾的沉浸式體驗。”[7]利用“互聯網＋教育”“互聯網＋文化”的模式，構建數字文化教育平臺，整合優質傳統文化教育資源，實現線上線下融合傳播。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中的“傳統文化”板塊，匯集了全國優秀傳統文化課程資源，使偏遠地區學生也能享受高質量的文化教育；“云端非遺課堂”通過直播形式，讓非遺傳承人在線傳授技藝，學生可以遠程學習并互動交流。這種數字載體不僅拓展教育的覆蓋面，也創新傳統文化的傳播方式，使雙向賦能突破地域和時間的限制。

健全協同聯動機制。雙向賦能需要多方主體的協同配合，通過構建政府主導、學校主體、社會參與、家庭協同的聯動機制，形成推動教育與文化融合的合力。政府主導的頂層設計提供制度保障。通過出臺政策文件、設立專項基金、制定行業標準等，為教育與文化融合提供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部門協同聯動，有助于避免政策碎片化，形成工作合力。例如，文化和旅游部與教育部聯合開展的“非遺進校園”活動，通過部門協作將文化資源轉化為教育資源，明確學校、非遺傳承人、文化機構的職責分工，確保活動有序推進。校社協同的資源整合機制提升實踐效能。學校與文化企業、社會組織、科研機構等建立合作關系，形成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合作模式。高校與文化企業合作開發傳統文化教育產品（如動漫、游戲），將教育內容轉化為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傳統文化研究會等社會組織為學校提供志愿者服務和專業指導，彌補學校師資不足的短板。這種協同機制使教育資源與文化資源得到優化配置，提升雙向賦能的實際效果。家校協同的育人機制形成教育合力。通過家長學校、親子活動等形式，引導家庭參與傳統文化教育，形成“學校主導、家庭配合”的育人格局。學校引導家長開展家庭傳統文化實踐，家庭則通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實踐，鞏固學校教育成果。這種協同機制使教育從學校延伸到家庭，構建了全方位的文化育人環境，確保雙向賦能的持續性。

完善評價激勵體系。科學的評價激勵體系是推動教育與文化雙向賦能的“指揮棒”。通過建立多元評價標準、健全激勵機制、完善動態反饋，引導融合實踐向縱深發展。建立多元評價標準以校準融合方向。將傳統文化教育成效納入教育評價體系核心維度，從學生、教師、學校三個層面構建立體指標框架：對學生的評價，突破“唯分數”局限，既考察傳統文化知識掌握程度，更側重文化素養、實踐能力和創新成果；對教師的評價，將傳統文化教學能力、相關課題研究、校本課程開發等納入考核權重，推動教師從“知識傳授者”向“文化傳承者”轉型；對學校的評價，重點考察傳統文化教育的課程體系完整性、活動覆蓋面及社會影響力。這種多元評價體系既為教育注入“文化育人”導向，也為傳統文化傳承提供可量化的實踐目標。健全分層激勵機制以激活參與熱情。針對不同主體設計差異化激勵方案：在教師層面，將傳統文化教學成果納入職稱評審加分項、設立“傳統文化教育名師”專項表彰，鼓勵教師深耕傳統文化教學創新；在學校層面，評選“非遺傳承教育基地”“傳統文化特色學校”，并配套專項經費支持課程研發與設施升級；在社會組織與個人層面，對參與校園文化傳承的非遺傳承人、民間藝人等給予稅收優惠或“文化傳承貢獻獎”，吸引社會力量深度參與。通過物質獎勵與精神激勵相結合，形成“政府引導、學校主導、社會協同”的激勵生態。構建動態反饋機制以保障持續優化。建立“實際—評估—調整”的閉環管理模式：組建由教育專家、文化學者、一線教師、家長代表組成的評估委員會，每學年開展傳統文化教育成效專項評估，重點監測學生文化認同感、教師教學能力、課程實施質量等核心指標；開通線上反饋平臺，實時收集學生、家長及社會各界對文化教育活動的意見建議，如通過“校園文化建言箱”吸納對研學路線設計的優化方案；根據評估結果動態調整政策，組織專家編寫分級教材。這種動態調整機制確保雙向賦能始終與時代需求同頻，推動教育強國建設與傳統文化傳承在實踐中不斷校準方向。

教育強國建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雙向賦能，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教育與文化協同演進的核心命題，其內在邏輯深刻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品格。教育通過構建傳承機制、創新轉化路徑、培育專業人才三重維度，為傳統文化賦予可持續發展動能；傳統文化則以筑牢價值根基、塑造民族特質塑造、豐富內容體系為三維支撐，為教育強國建設提供深層文化滋養。二者的辯證統一，不僅驅動教育高質量發展與文化繁榮的共生共進，更在實踐中強化民族凝聚力與文化自信，其深刻契合文明傳承與國家發展的內在邏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精神根基。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研究專項“以時代精神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生命力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4VWB005；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青年拔尖人才、南京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韓玉勝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6、501頁。

[3][4]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5]劉建軍：《習近平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概括提煉及其理論啟示》，《文化與傳播》，2025年第1期。

[6]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頁。

[7]曾振華、桑學成：《數字技術賦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優勢、困境與進路》，《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4年第5期。

責 編／韓 拓 美 編／周群英

The Two-Way Empowerment Between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and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Guo Guangyin

Abstract: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injects a contemporary spirit in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constructing a multi-level inheritance system, innovating technolog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and cultivating specialized talents. In tur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ovides divers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shaping national character, and enriching the content system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urrently, this two-way empowermen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in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By creating integrated carriers spanning campuses, beyond-school environments, and digital platforms, improving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involving government, schools, society, and families, and establishing a support system featuring diversified evaluation, tiered incentives, and dynamic feedback, practical mechanisms for two-way empowerment between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n be explore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two supports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demonstrates the practical wisdom of synergistic progress between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dvances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wo-way empower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