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具有多維而復雜、易變又韌性的特征，盡管面臨“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但經濟全球化的不可逆轉性、全球供應鏈的強勁韌性以及國際流動的顯著增強，共同構成了全球化應對逆境的免疫力和修復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化將進入擴容與升級的“再全球化”階段。再全球化具有動力機制轉變、經濟結構變革、政治與經濟融合、區域化與全球化互動、包容性與可持續性等特征。中國作為“再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正以開放、柔和、務實的方式引領全球化向數字化、包容性、普惠性和共贏方向加速發展。

【關鍵詞】全球化 再全球化 新興經濟體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圖分類號】F125/F114.4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8.010

【作者簡介】王棟，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長聘正教授、北京大學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雙聘教授、北京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雙聘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冷戰史、國際關系理論、國際安全、東亞安全、美國外交、中美關系，主要著作有《再全球化：理解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新視角》（合著）、《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戰略領域的中美關系》（主編）等。

當今世界處于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全球化作為一種強大的力量，正在深刻改變人們的生活與工作方式。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從何而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全球化呈現哪些新的特征，產生了哪些重要影響？當傳統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全球化模式弊端凸顯，“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興起，全球化未來何去何從？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特別是中國在全球“數字化”領域的競爭實力，為中國引領“再全球化”提供重要基礎和能力。回顧歷史，全球化經歷從萌芽、發展到不斷深化的過程；展望未來，全球化沒有終點，更不會停滯，而將繼續以更加包容、可持續的方式向前發展。

多維而復雜的全球化

“全球”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詞匯，有著四百多年的歷史。然而，“全球化”與“全球性”這兩個概念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流行。據考證，1961年韋伯斯特詞典（Webster Dictionary）是最早對全球化進行定義的詞典。[1]事實上，定義全球化本身就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因為這一概念極為復雜且內涵豐富。理解全球化，需要從多維度的視角進行剖析。從內容上看，全球化既像一個“籃子”，又像一個“多棱鏡”。從氣候變化到恐怖主義，從全球分配不平等到全球南方市場貿易，幾乎一切問題都可以被納入全球化的范疇，仿佛都可以裝入這個“籃子”。同時，不同的人從這個“多棱鏡”中可以看到不同的側面。也正因如此，全球化的概念具有高度爭議性，學界對其定義存在諸多分歧。但不同觀點之間仍存在某些重疊之處，這些重疊構成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公約數”。具體而言，全球化涉及社會互動網絡的激增，交流和互動進程的加速，以及相互依賴關系的擴展和延伸，這種相互依賴性不僅體現在客觀物質層面，還擴展至精神聯系層面。

從發展進程看，學者們對于全球化的歷史年表劃分存在諸多爭議，而這些爭議本身表明，全球化現象可能與人類歷史一樣久遠。如果從嚴格的政治與文化全球化維度來衡量，真正的全球化似乎始于19世紀后期，而全球化的大范圍擴展則主要發生于20世紀70年代之后。根據全球經濟開放程度與政治和諧程度，全球化形態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封閉型全球化、內卷型全球化、脫嵌型全球化和包容型全球化，這四種類型的動力機制存在顯著差異。封閉型全球化是一種極端狀態，表現為全球經濟的相互分離和政治上的協調不足；內卷型全球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實現高級模式的轉變，呈現內部不斷復雜化的發展趨勢；脫嵌型全球化出現在全球政治經濟失調、全球化力量分散的時代，表現為傳統霸權國家與新興國家之間戰略互信的缺失；包容型全球化則始于全球化動能從美國向中國轉移的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新時代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這一政策主張不僅契合時代潮流，也為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易變又堅韌的全球化

全球化呈現數字化與區域化并進的新特征與新趨勢。一方面，數字化推動全球化的深度變革，數字平臺的興起極大地降低跨境交易成本，使全球市場更加高效和透明，數字技術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區域化成為全球化的重要支撐，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北美、歐盟等地區蓬勃發展，亞洲地區也在加速追趕，區域合作成為增強經濟韌性和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關鍵動力。中國在這一過程中通過技術輸出和市場拓展，引領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創新鏈中不斷提升地位，成為推動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當前，全球化已邁入由數字信息、思想與創新流量主導的新時代。數字平臺創造更高效、透明的全球市場，使得分處不同大洲的買家和賣家能夠通過網絡輕松實現連接。數字通信和交易的邊際成本近乎為零，這為大規模跨境交流奠定基礎。[2]在此背景下，個體在全球互動中的參與度顯著提升，全球化中的“贏家”與“輸家”格局正在重塑。傳統全球化模式中，處于全球貿易網絡節點的國家往往比外圍國家更能享受全球化紅利。然而，跨境數據流網絡的興起打破了地理限制，借助社交媒體和其他互聯網平臺，任何個體都有機會實現互聯互通，積極構建跨境聯系。截至2024年7月，全球互聯網用戶數量達54.5億人，占全球人口總數的67.1%。其中，社交媒體活躍用戶數量達51.7億人，占全球人口總數的63.7%‌，電商市場規模增至67.05萬億美元。[3]新技術革命推動數字領域的再全球化，但圍繞新技術的擔憂也在蔓延。人們可能面臨職業轉型，這不僅涉及工作類型、工作場所與工作流程的變化，還意味著需要滿足智能化時代對更高層次認知技能的要求，包括批判性思維、創造力以及復雜信息處理能力等。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成為推動全球經濟持續復蘇的重要力量，也是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時代趨勢。[4]中國在全球數字化進程中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通過技術輸出和市場拓展，帶動其他新興國家加快數字化轉型，并在數字基礎設施、5G融合應用生態、人工智能創新與應用以及數字技術產業等領域取得長足發展。全球數字化發展與各國數字技術的生產創新加速全球經濟新樣態的形成，進一步增強全球經濟的韌性和靈活性，為新興經濟體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據預測，2028年全球跨境電子商務市場規模將超過3.3萬億美元，[5]比2023年增長107%。[6]此外，《中國跨境電商企業出海發展藍皮書（2024）》指出，相較于歐美發達國家市場，東南亞、中東、拉美等新興國家市場將成為中國跨境電商新的增長極。在全球范圍內，中國正引領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創新鏈中不斷提升地位。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彼得·佩特里（Peter A. Petri）等學者認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在21世紀初已顯現衰退跡象，未來全球化的走向可能更多地體現為經濟區域化。當前，北美經濟一體化、歐盟經濟一體化和跨大西洋經濟合作等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已相對成熟，具備堅實的制度基礎和物質條件。然而，由于各經濟體經濟結構差異顯著，以及在國家安全等問題上存在防范心態和預期分歧，亞洲地區的區域合作進展相對滯后。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亞洲區域合作的前景。后疫情時代，全球化的區域化特點愈發明顯，區域一體化正成為推動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動力，并為全球經濟復蘇和發展提供新的動能。復雜多變的全球地緣政治局勢促使各國愈發傾向于通過區域合作增強經濟韌性和抗風險能力。在此背景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推動區域合作形成新局面，促進共享紅利與共同發展。2022年，RCEP的15個成員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3.9%，對外直接投資同比增長21.7%。其中，老撾、緬甸、柬埔寨等欠發達經濟體對RCEP其他成員貿易同比增長分別達28.13%、13.68%和3.42%，[7]區域經濟合作成為其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指出，到2030年，RCEP有望帶動成員國出口凈增加5190億美元。[8]此外，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預測，到2035年，RCEP將使區域投資累計增長1.47%，帶動世界實際生產總值和進出口貿易分別較基準情形累計增長0.12%和2.91%，[9]為全球經濟復蘇注入新動力。除亞太區域外，其他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也在積極應對新挑戰、迎接新機遇。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AfCFTA）于2021年正式啟動，覆蓋非洲大陸54個國家。世界銀行預測，到2035年，AfCFTA有望使非洲大陸的生產總值增加4500億美元，使世界其他地區收入增加760億美元，吸引更多外資流入，促進基礎設施和工業發展，并使300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10]

全球化面臨復雜影響與逆全球化浪潮的風險挑戰。全球化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和國際分工的同時，也帶來諸多風險與挑戰，這些挑戰不僅威脅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引發對全球化進程的深刻反思。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全球化深刻重塑全球經濟格局，其最顯著的影響體現在生產要素通過國際分工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與重組。這一進程提高生產效率，加強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還推動世界經濟貿易的繁榮。然而，全球化本身所具有的多維度屬性也使其影響呈現復雜性，既帶來積極效應，也伴隨著諸多消極影響。首先，全球化加劇全球范圍內的“不公平”。以國際為視野，全球化發展表現為“南北發展不均衡”問題，即全球財富分配的不均衡與南方國家的貧困問題。其次，全球化導致“不普惠”。在國家內部層面，經濟全球化加劇跨國階層之間的不平等，形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局面，進而引發部分國家內部的社會分裂。再次，全球化造成“不均衡”。公共與私有部門之間的財富分化日益嚴重，表現為“國家越來越富，政府越來越窮”的現象。此外，全球化還引發惡意經濟競爭導致的生態環境破壞，以及霸權國家通過制裁手段濫用、篡改國際市場規則等問題。正是這些消極影響，逐漸催生“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浪潮。

“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亦稱“逆全球化”，是指全球化導致的各國及地區之間的相互依賴和整合程度出現回退的現象。這一概念最早由反全球化運動的重要倡導者瓦爾登·貝洛（Walden Bello）提出。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相伴相生，而“去全球化”的直接推動力量源于美歐等西方國家國際地位與綜合實力比較優勢的逐漸喪失，以及由此產生的對資本分配不均與經濟利益失衡的不滿。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對全球化的失望情緒不斷增長，保護主義和本土主義觀點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11]從邏輯上看，“去全球化”是對全球化的反動，反映了其主要推動力量西方發達國家對更均衡的多極世界格局的排斥。從理念上看，“去全球化”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全球化”，即“聯盟集團化”，體現為西方發達國家與其所謂“志同道合”（like-minded partners）伙伴開展小圈子合作，以“本國優先”為旗號采取收縮策略。本質上，新興國家的快速崛起，使得西方發達國家因“零和思維”而內顧，因“維護霸權”而壓制，因“本國優先”而封閉。“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反映了傳統霸權國家與新興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同時揭示了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因追逐資本至上而產生的尖銳問題。從歷史來看，“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的聲音可以追溯到1999年反全球化運動的誕生。1999年，4萬多名抗議者封鎖了西雅圖的街道，試圖阻止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的召開，這一事件標志著反全球化運動的誕生。此后，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2016年特朗普上臺，以及2024年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等事件都加劇了人們對“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是否會成為主流的擔憂。在“逆全球化”沖擊下，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民粹主義、孤立主義盛行，區域一體化受到威脅，多邊制度難以發揮有效的規范與治理作用。多次興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對全球經濟貿易、投資、技術、人員流動產生明顯負面影響。

全球化展現出強勁的韌性。全球化經歷多次波折和逆流后，不僅未停滯，反而在不斷適應、調整、演變與發展。現階段，全球經濟貿易逐步恢復、全球供應鏈不斷加固，數字技術推動下的國際流動也充滿活力。這些現象都表明，全球化具有應對逆境沖擊的免疫力、通過調整適應而迅速恢復的修復力，以及通過創新實現更優發展路徑的執行力。具體體現為全球經濟應對全球性沖擊的能力，如全球供應鏈的保持力和創造力，以及以數字要素為時代特征推動下的國際流動力。全球化的強勁韌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經濟全球化的不可逆轉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報告指出，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和美國等國家的經濟韌性顯著增強，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已基本得到管控，實現“軟著陸”（soft landing）成為可能。在通貨膨脹方面，經濟供給側問題得到緩解，各國普遍采取限制性貨幣政策，大多數地區的通脹下降速度超出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25年全球總體通脹率將進一步降至4.4%。此外，全球多數高收入國家的勞動力市場表現依舊強勁。盡管全球貿易發展環境受到多重制約，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25年世界貿易增長率升至3.6%。[12]報告強調，通過加強多邊合作增強韌性是應對全球性挑戰的關鍵。盡管各國對全球化存在“失望”或“疑惑”，但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這些負面情緒尚不足以改變其發展方向。二是全球供應鏈韌性強勁。全球供應鏈既是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因素，也是全球化經濟波動的影響因素。隨著貿易聯系的加深與供應鏈不斷優化，全球供應鏈已經形成體系完善、相對固定的全球供應鏈結構（supply chain configuration），難以被輕易改變。[13]全球供應鏈的形成得益于貿易壁壘的拆除、技術進步的快速普及、投資自由化的推廣，以及以中國為樞紐的亞洲成為全球生產中心。這一過程從根本上改變商品生產方式，大多數最終產品由多個跨地域的生產商共同完成，并通過國際供應網絡銷售。自全球貿易興起以來，無數企業共同創建高效、緊密的價值鏈，顯著降低生產成本，并提高供應鏈的靈活性與適應性。全球與區域供應鏈的形成是國家、區域、企業經過長期磨合的結果，是基于多重成本效益考量的最優選擇。三是國際流動顯著增強。新冠疫情對全球公共健康和經濟支柱產業——旅游業產生了巨大沖擊。據官方統計，2019年至2020年，全球旅行和旅游總支出從5萬多億美元減少至2.44萬億美元，降幅超過一半。[14]然而，自2022年以來，旅游業逐步恢復增長，預計到2033年，全球旅行和旅游業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份額將超過疫情前水平。2024年全球旅游業（包括休閑旅游、商務旅游和國際旅游）等實現全面復蘇。[15]

全球化的升級與擴容：再全球化

“再全球化”是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對全球化進程的改革，以及這種改革所產生的模式升級與擴容效應。[16]傳統的全球化以“中心-外圍”經濟結構為基礎，發達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在工業制成品與原材料貿易中形成的“剪刀差”，加劇全球的不公平現象，使得傳統國際格局中的兩極差距愈發明顯。然而，隨著新興國家綜合實力的整體提升，中國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打破了傳統的全球化格局。從發展形態看，“再全球化”呈現從經濟導向向政治導向的轉變，以及從高層全球化格局向低層全球化格局的演進趨勢。全球化的力量不能僅通過經濟學家的理論模型來理解，因為每一個貿易數字增長的背后都隱藏著諸多行為體之間的利益沖突，這些沖突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公投脫歐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當選等現象。“再全球化”并非推倒全球化，而是對全球化的升級與擴容，推動由大資本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格局轉變為由底層民眾主導的政治全球化格局。“再全球化”并非“新”全球化，不是新興國家“另起爐灶”，而是通過內部改革來升級現有國際架構。

從動力機制看，隨著西方大國參與全球化的意愿與能力下降，“再全球化”的動力已從傳統大國轉向新興國家。2008年前后，新興經濟體的表現尤為亮眼，這些國家曾經長期處于全球化的邊緣地帶，如今已逐步走向中心。與西方主導的高層全球化不同，這些新興國家代表整體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是低層全球化在國際關系中的體現。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陷入不同程度的孤立主義困境，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對全球治理的參與度不斷提高，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動力。2001年，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尼奧爾提出“金磚國家”概念，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四個新興市場國家開始受到全球關注。2010年，南非加入金磚國家，首次完成擴容，由“金磚四國”（BRIC）變為“金磚五國”（BRICS）。2023年，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會晤作出金磚擴員的決定，2025年金磚國家正式成員進一步擴容至11國，在經濟、金融、安全、環保等全球治理領域的合作成果顯著，有力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從類型看，“再全球化”屬于“包容型全球化”。在“再全球化”時代，世界權力轉移的方式將更加和平，競爭方式將從傳統的軍事競爭轉向公共產品供給競爭。新興大國主動歡迎小國“搭便車”，在舊有霸權主導的體系之外，開辟了一種新型供給公共產品的治理路徑。這是一種新老治理結構共存并進、分工協作的模式，世界將在權力轉移的公共產品供給競爭中共同獲益。2014年，習近平主席出訪蒙古國時指出，“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搭快車也好，搭便車也好，我們都歡迎”。[17]這一表述不僅體現中國對全球化的開放態度，也揭示新興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為何美國在近年來愈發不愿意承擔全球責任，而新興國家卻成為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者？從供給動因看，歡迎他國“搭便車”既是維護自身利益的舉措，也是推動全球化進程的重要方式。中國將發展紅利分享給世界的積極行為，充分體現了包容共生智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深刻的包容哲學，強調萬物和諧共生，方能實現天下大同。與西方的零和競爭思維不同，儒家思想強調關系親疏的差序格局，即便對關系網絡外圍的陌生人，也應盡量給予包容和接納。[18]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以“主動經營”的理念推動國際秩序優化，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周邊命運共同體”、“亞洲安全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展現出中國推進“再全球化”的開放性、柔和性與務實性。

在“再全球化”階段，無形的數據要素流動愈發頻繁，“數字化”已成為“再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大大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第一次科技革命開啟了世界工業化進程，使世界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第二次科技革命加速資本主義經濟的飛速發展，推動了世界市場的逐步形成；第三次科技革命則進一步加強世界各國的相互聯系與依賴，促使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當前，人類正邁向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輪科技革命，以智能化、數字化和創新格局多極化直接塑造“再全球化”的全新形態。“再全球化”意味著全球化進入一個由數字信息、思想和創新流量所定義的新時代。數字平臺構建更高效、透明的全球市場，買家和賣家僅需通過網絡即可實現快速連接。數字通信和交易的邊際成本近乎為零，這為大規模跨境交流奠定堅實基礎。在傳統全球化模式中，處于全球貿易網絡節點的國家能比外圍國家享受更多的全球化紅利。相較之下，跨境數據流網絡打破了地理界限，讓任何個體都能與他人建立聯系，借助社交媒體和其他互聯網平臺構建自己的跨境聯系網絡，從而更加主動地參與全球互動并重塑關系網。

“再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實踐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際關系格局也迎來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國際關系層面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體現在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迅速崛起，世界多極化進程加速推進，國際格局日趨均衡，各類戰略力量分化重組，國際形勢處于新的轉折點。從經濟層面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快速崛起，推動經濟全球化持續深入發展，世界經濟格局深刻變革。美國內顧傾向不斷強化、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不斷抬頭。經濟領域的大變局直觀地表現為中國經濟規模對美國的快速追趕，這一趨勢在近年來愈發顯著。從科學技術層面看，大變局時代是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新工業革命蓬勃興起的時代。中國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取得長足進步，成為新工業革命時代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也成為美國科技競爭的主要目標。

2017年，唐納德·特朗普宣誓就職美國總統，主張對他國采取干涉主義政策，尤其是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以實現美國的國家發展目標。在其領導下，美國不僅大量退出國際組織、撕毀部分國際貿易協定，還對中國、歐盟、墨西哥、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發起關稅戰。2024年，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與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不再受華盛頓錯綜復雜的“深層政府”的掣肘，擺脫了連任競選的顧慮，從而能夠更加自由地施展其政治抱負。自2017年以來，特朗普重塑共和黨，“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徹底改變美國政治生態，所有不順應特朗普和“MAGA”運動的共和黨人都被邊緣化。未來特朗普將繼續高舉“美國優先”旗號，在外交上推行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這可能損及聯盟體系的內部團結與穩定；經濟上“反全球化”，追求貿易保護主義，對貿易伙伴國發起貿易戰，未來可能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知識產權調查力度，并實施升級版的對華科技戰、芯片戰甚至太空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國引領“再全球化”既面臨挑戰，也充滿機遇。中國在新能源汽車、半導體芯片、電子商務等多個領域已經展現出顯著實力，成為推動“再全球化”的重要動力。在電動汽車領域，據相關數據統計，2023年，中國汽車整車出口總量達491萬輛，其中新能源汽車出口總量達120.3萬輛，同比增長77.6%，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已連續九年位居全球第一。[19]中國正處于汽車產業跨越式發展的關鍵階段，新能源汽車出口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舉措，真正實現“換道超車”，成為中國汽車工業的一大亮點。這充分表明中國已在數字技術等高科技領域成為先行者，并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引領全球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在半導體芯片領域，半導體芯片是智能手機、電腦、汽車和家用電器等一系列現代技術產品的關鍵組件。盡管體積微小，但這些硅電子器件卻以多種不同方式為現代世界提供動力。面對美國的打壓與對全球化進程的破壞，中國將發展半導體產業視為國家戰略重點，并積極推動其發展，為全球化的進程注入強勁動力。中國本土芯片制造商的總裝機容量從2020年的每月296萬片晶圓增加到2021年的357萬片晶圓。中國的半導體器件銷售額從2017年的130億美元（占全球芯片銷售額的3.8%）增長至2020年的39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30.6%，全球市場份額升至9%。[20]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也開始反哺“再全球化”的發展，據美國企業研究所2024年的報告顯示，中國已經成為主要新興市場中最重要的芯片來源國。[21]在電子商務領域，長期以來，中國的互聯網電商已成為推動“再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據相關統計，2023年中國電子商務市場規模達50.57萬億元，較2022年的47.57萬億元同比增長6.31%。[22]為確保跨境電商出口的平穩可持續增長，中國政府各部門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國際經濟合作平臺“絲路電商”，積極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擴大雙邊合作，不僅擴大了市場準入，還促進物流、金融等行業發展。在世界處于動蕩變革期的時代背景下，這一舉措將共建“一帶一路”定位為充分利用跨境電子商務潛力的重要途徑，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中國一直是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與實踐者，具備引領“再全球化”的能力。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不可逆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不可阻擋。中國以最大誠意引領“再全球化”，因為經濟全球化大勢不可逆轉，和平共贏的多國合作不可逆轉，人類向前發展的進程更不可阻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的一員，中國始終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同呼吸、共命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始終以最大誠意尋求與各國深化合作，并主動以自身高水平對外開放作為動力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堅定不移地推動經濟全球化。[23]在“再全球化”時代，中國將引領“再全球化”發展，使其經受住全球性挑戰，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一道，以開放、柔和、務實的方式引領新一輪全球化加速前進，與全球南方國家攜手走出和平之路、發展之路、開放之路與合作之路，堅定不移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共同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結語

2023年8月，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恩戈齊·奧孔喬-伊韋阿拉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發文指出，近期世界貿易組織總部的同事們開始探討“再全球化”這一概念，表示“全球化并沒有停止，但在新的時期它需要改進和重新構想”。伊維拉認為，更加深入、多樣的全球供應鏈能夠為“再全球化”提供一條相互依賴但不過度依賴的路徑。她指出，“再全球化”源于這樣一個事實，即世界需要依靠國際貿易來應對當今最緊迫的全球性挑戰，如氣候變化、貧困、不平等和戰爭。[24]2024年9月，世界貿易組織以“再全球化：更好的貿易，創造更好的世界”為主題舉辦了年度論壇。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干事張向晨認為，盡管當前國際社會對于“全球化”存在諸多不同觀點，但全球化并未終止，而是在以不同的形式繼續發展，即“再全球化”，一種更能反映廣泛民眾需求和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的全球化形式。[25]當下，“再全球化”概念正受到國際社會更多的關注與討論。對中國而言，推動和引領“再全球化”進程，不僅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升級的前瞻性思考，也是實現可持續和包容性發展的重要方向，更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鍵路徑，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國際擔當。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百年變局下全球化進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研究”和“北京高等學校卓越青年科學家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1&ZD172、BJJWZYJH01201910001007）

注釋

[1]M. Steger, Globalization: A Very Short l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J. Rothfeder, "The Great Unraveling of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Post, 24 April 2015.

[3]《國際電信聯盟：2024年年底全球互聯網用戶將達55億》，2024年11月28日，http://intl.ce.cn/qqss/202411/28/t20241128_39218624.shtml。

[4]王棟、高丹：《數字全球化與中美戰略競爭》，《當代美國評論》，2022年第2期。

[5]Matthew Purnell, "Cross-border eCommerce Market Statistics 2023-2028," 2 August 2023, https://www.juniperresearch.com/resources/infographics/crossborder-ecommerce-market-statistic-infographic/.

[6]Juniper Research, "33% of Ecommerce Spend to Be Cross-Border by 2028 Globally," 17 July 2023, https://www.juniperresearch.com/press/33-of-ecommerce-spend-to-be-cross-border-by-2028/.

[7]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課題組：《以提升規則利用率為重點釋放RCEP紅利——2022-2023RCEP實施初步評估》，《上海證券報》，2024年6月7日，第7版。

[8]A. P. Petri and G. M. Plummer, "East Asia Decoup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War, COVID-19, and East Asia's New Trade Bloc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 June 2020, p. 34.

[9]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RCEP對區域經濟影響評估報告》，2021年，第9頁。

[10]World Bank Group,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Economic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27

July 2020, pp. 1-3, 44.

[11]L. H. Summers, "It's Time for a Rest," New York Times, 5 December 2016.

[1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24年1月，https://meetings.imf.org/zh/IMF/Home/Publications/WEO/Issues/2024/01/30/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4。

[13]T. Pedersen and P. D. Ørberg Jensen, "Resilience: Easier Said Than Done – But It Can Be Done!" AIB Insights, 17 May 2023, https://insights.aib.world/article/75254-resilience-easier-said-than-done-but-it-can-be-done.

[14]The Statista, "Coronavirus: Impact on the Tourism Industry Worldwide-Statistics & Facts," Statista, January 2024, https://www.statista.com/topics/6224/covid-19-impact-on-the-tourism-industry/#topicOverview.

[15]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Tourism Grows 4% in 2021 but Remains Far Below Pre-Pandemic Levels," 18 January 2022, https://www.unwto.org/news/tourism-grows-4-in-2021-but-remains-far-below-pre-pandemic-levels.

[16]王棟、曹德軍：《再全球化：理解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新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17]習近平：《歡迎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2014年8月22日，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8/22/c_126905369.htm。

[18]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9～30頁。

[19]《中國車企迎來“出海”關鍵時刻》，2024年9月4日，http://m.ce.cn/qc/gd/202409/04/t20240904_39127675.shtml。

[20]China Accelerates Foundry, "Power Semi Efforts," 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 22 November 2021, https://semiengineering.com/china-accelerates-foundry-power-semi-efforts/.

[21]C. Miller, "Foundational Chips: China's Ambi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Manufacturing Base," AEI, 12 October 2023, https://www.aei.org/research-products/testimony/foundational-chips-chinas-ambitions-and-implications-for-the-u-s-manufacturing-base/.

[22]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2023年度中國電子商務市場數據報告》，2024年6月17日，http://www.ec100.cn/zt/2023dzswscbg/。

[23]周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新型經濟全球化的中國方案》，《國家治理》，2024年第6期。

[24]N. Okonjo-Iweala, "Why the World Still Needs Trade: The Case for Reimagining-Not Abandoning-Glob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2023, 102(4).

[25]《世貿組織2024年公共論壇聚焦“再全球化”》，2024年9月11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40911/6ed7a5ce04d444b99a38c20037676750/c.html。

責 編∕楊 柳 美 編∕周群英

"Globalization" and "Reglobalization" Amid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Wang Dong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ultidimensional complexity, variability, and resilience. Despite the impacts of the "de-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waves, the irreversibility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strong resilienc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he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obility have collectively formed the immunity and restorative capacity for globalization to cope with adversities. Amid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globalization will enter a phase of "reglobalization" featuring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Reglobal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dynamic mechanisms, changes in economic structures,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nd inclus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As a crucial driving force behind "reglobalization", China is leading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owards digitalization, inclusiveness, accessibility, and win-win outcomes in an open, gentle, and pragmatic manner.

Keywords: globalization, reglobalization, emerging economies,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