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期，我國首次在全國層面推出個人消費貸款貼息政策，旨在以“精準滴灌”方式助力暢通經濟內循環，鞏固經濟持續向好態勢，并通過財政貨幣政策協同及數字化手段提升施策精度。這一政策可經由價格、預期、流動性和風險分擔等多重渠道傳導，形成乘數效應，同時需關注財政效率、居民負債及市場扭曲等潛在風險。建議建立動態調整機制、加強數字監管防套利，并完善配套政策以構建穩就業、促消費的長效機制。

關鍵詞: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  消費信貸成本  提振消費  財政金融協調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今年8月，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三部門聯合印發《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明確自2025年9月1日起，居民在六大國有銀行、十二家股份制銀行及五家消費金融機構申請個人消費貸款，可獲得財政貼息支持。作為“提振消費專項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方案》通過財政資金直接降低居民消費信貸成本，旨在激發消費潛力、擴大內需，鞏固經濟持續向好態勢。[1]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變革與國內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關鍵時期，此政策不僅具有短期穩定經濟的作用，更有助于長期優化經濟結構、提升居民消費能力，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奠定堅實基礎。

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的目標導向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快補上內需特別是消費短板，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2]面對當前復雜的內外環境，《方案》的出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我國宏觀調控思路的深化，即在傳統貨幣政策空間受限的背景下，更加注重發揮財政政策的精準導向作用，以直接降低居民消費成本的方式，為經濟注入確定性。

打通經濟內循環堵點。近年來，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日趨復雜，外部需求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我國經濟從過去依賴出口和投資的“雙引擎”模式，向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消費被賦予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被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和“壓艙石”。受多種因素疊加影響，居民的消費意愿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財政貼息政策的推出，是對當前消費疲軟問題的精準回應。通過降低借貸成本，尤其是在那些需要信貸支持的大宗消費領域，打通經濟內循環的“堵點”，將居民的潛在消費能力轉化為實際的經濟增長動能。

增強宏觀調控政策精準性。在傳統的宏觀調控框架中，貨幣政策是刺激經濟的主要工具之一。通過降準、降息等方式，可以增加市場流動性，降低貸款利率，以鼓勵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然而，這種普惠性的“大水漫灌”式政策在當前面臨著新的挑戰。即便市場資金成本很低，如果居民和企業對未來缺乏信心，他們可能仍不愿意借貸，導致貨幣政策傳導受阻。相比之下，財政貼息政策是一種更為直接、更具精準性的“精準滴灌”工具。這種方式將惠民生與促消費相結合，能夠確保優惠直接到達消費者手中，有效地將政策意圖轉化為居民的實際消費行為。它避免了貨幣政策可能出現的傳導效率低下問題，也能夠更好地引導資金流向特定的消費領域，實現宏觀調控的精細化和靶向性。

規范消費金融市場。近些年，我國消費金融市場發展迅猛，但部分非正規機構的高利率、不規范的借貸行為等現象也時有發生。這次政策將貼息范圍明確限定在六大國有銀行、十二家股份制銀行以及五家消費金融機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這一舉措不僅是對這些正規金融機構的認可和支持，更是對整個消費金融市場的有力引導和規范。通過將貼息優惠與正規渠道掛鉤，政策鼓勵居民選擇更安全、利率更合理的金融服務，從而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促進消費金融市場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促進消費的傳導機制

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能否有效激發消費潛力，關鍵在于其傳導機制是否順暢。通過多重協同路徑，該政策可將財政支持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市場活力與居民購買力。

個人消費貸款貼息政策具有杠桿放大效應。貸款財政貼息政策作為一種典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其理論來源可追溯至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理論和斯蒂格利茨等人的信貸配給理論。在凱恩斯框架下，有效需求不足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而通過政府干預降低消費信貸成本，可以有效提升邊際消費傾向，刺激總需求擴大。信貸配給理論認為，由于信息不對稱和風險厭惡，金融機構往往會對部分消費者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實行信貸配給，而財政貼息可以通過風險分擔和成本補償緩解這一問題。根據財政乘數理論，消費刺激政策的乘數效應通常高于投資刺激，因為消費需求直接引發生產擴張和就業增加，形成“收入—消費—收入”的良性循環。貼息政策相較于直接補貼，具有杠桿放大特性，通過部分財政資金補貼貸款利息，能夠撬動數倍乃至數十倍的社會資本流向政策鼓勵的領域，大幅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通過多重傳導機制，共同激發消費活力。對消費者而言，其傳導路徑有三：一是價格效應，貼息政策通過價格傳導渠道直接降低消費信貸利率，減輕消費者的利息負擔，從而提升其可支配收入與購買能力。二是預期效應，政策也借助預期形成渠道釋放出鼓勵消費的明確信號，改善居民消費預期，并降低預防性儲蓄動機。三是心理效應，行為經濟學中的“心理賬戶”理論指出，當消費者將貼息貸款視為“額外收入”或“政策紅利”時，其消費意愿往往顯著高于常規收入增加所帶來的效果。與此同時，貼息能夠通過流動性緩解渠道幫助中低收入群體降低支付能力與消費意愿之間的錯配，促使潛在消費轉化為實際購買行為，這一機制在耐用消費品和改善型消費中表現尤為明顯。對金融機構而言，財政貼息作為一種風險補償機制，降低了信貸投放的風險溢價，推動其擴大消費信貸供給，并更多覆蓋傳統金融服務不足的群體，能夠形成有效的風險分擔渠道。[3]

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的多維創新

在全國層面推出針對居民個人消費貸款的財政貼息政策，展現出宏觀調控思路從以投資驅動為主，向更加注重消費拉動的重要轉變，并在政策工具、目標設定、運行機制和治理方式等多個維度實現系統性創新。

政策工具創新。財政貼息多應用于特定產業或特定人群，而此次，中央財政直接對范圍更廣的個人消費貸款進行貼息，與之前出臺的服務業經營主體貸款貼息政策在“供需兩端”協同發力。這是財政金融協同支持提振消費的一次創新探索，反映出宏觀調控思路的重大創新，彰顯了黨和國家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提振居民消費的堅定決心。

政策目標創新。與普遍性消費刺激不同，個人消費貸款貼息政策重點支持家用汽車、養老生育、教育培訓、文化旅游、家居家裝、電子產品、健康醫療等七大領域。這些領域符合消費升級趨勢，有助于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改善收入分配，實現經濟增長與民生改善等多重目標。這種目標導向的創新，將宏觀政策目標與微觀主體行為更緊密地結合，也有助于提高政策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政策機制創新。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采用“政府定標準、市場運作”的實施機制。財政部門制定貼息范圍、標準和期限，金融機構自主決策貸款發放，消費者自由選擇消費項目和產品。這并非簡單地直接干預利率，而是在利率市場化的大框架下，通過財政手段對市場利率進行靈活調節。金融機構仍然可以根據自身的資金成本和風險定價，而財政貼息在此基礎上，對居民承擔的利息進行部分抵扣。這種機制既保持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又融入政府政策導向，避免了行政直接干預可能造成的扭曲，體現出政策設計的精細化。政策的優惠可以迅速轉化為消費者的借貸和消費行為，使得政策傳導鏈條短、時效性強。這種即時性的效果，有助于在短期內迅速提振市場信心，釋放居民消費潛力。

治理工具創新。財政、央行與金融監管等部門形成聯席工作機制，共享信息、協調政策，可全流程監控、跟蹤貼息資金使用情況，評估政策效果，防范套利和欺詐行為。大數據分析有助于更精準地識別目標群體和評估消費傾向，提高政策精準度。區塊鏈等技術的應用還可以增強資金透明度，減少中間環節損耗。

消費信貸支持政策的國際經驗與借鑒

運用消費信貸工具刺激內需在國際上已有諸多實踐，主要經濟體的政策模式為我國當前推行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提供參照。

主要經濟體的消費信貸支持政策模式

在全球范圍內，各國政府在應對經濟下行、刺激內需時，都曾不同程度地運用過消費信貸支持政策。然而，其模式和側重點各有不同。

美國傾向于以稅收優惠為主導，輔以定向信貸支持，如對購房、教育、醫療等領域貸款利息實施稅收抵扣，并借助量化寬松等貨幣政策工具降低整體融資成本。2008年金融危機后推出的“舊車換現金”（Cash for Clunkers）計劃，即為通過政府補貼定向刺激汽車消費的典型代表[4]。日本則采取財政補貼與金融機構低息貸款相結合的方式，尤其在節能家電、環保汽車等領域提供利息補貼或擔保，同步推動消費提振與產業結構升級。歐洲國家如德國和法國，則更多依賴財政補貼與政策性擔保。例如，德國對電動汽車的高額購車補貼，法國為特定消費貸款提供政府擔保，以降低銀行風險、提升貸款可獲得性。

基于國際經驗的啟示

鑒于其他經濟體消費信貸支持政策的經驗教訓，我們需對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可能伴隨的多方面挑戰有清醒認識。

財政層面。政策全面推廣可能帶來可觀的資金需求，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財政壓力加大的背景下，需注意避免對其他民生領域投入的擠占。無論是美國的“舊車換現金”還是日本的環保產品補貼，都顯示出將政策與特定消費領域、特定產業發展相結合的重要性。單純的普惠性信貸刺激可能導致資金流向不必要的領域，甚至加劇資產泡沫。同時，信息不對稱可能導致貼息資金使用效率不高，如出現“逆向選擇”或貸款被挪用、過度消費等道德風險。

金融層面。需警惕居民杠桿率已處于較高水平的背景下，貼息可能誘使部分群體進一步過度負債，或出現消費貸違規流入樓市、股市等現象。美國的次貸危機部分源于對信貸風險的過度放松。政策隱含的政府信用可能弱化金融機構風險管控動機，引發后期壞賬風險，并可能因金融服務覆蓋不均衡，反而拉大不同地區和群體之間的受益差距。此外，綜合運用財政與貨幣政策時，二者間須實現有效協同。美國的經驗表明，單一的貨幣政策在居民信心不足時可能失效，而日本和歐洲的實踐則顯示，將財政補貼與金融機構的低息貸款相結合，能形成更強大的政策合力。《方案》將合作機構限定在風控能力強的正規金融機構，可以確保在刺激消費的同時，不以犧牲金融系統的穩健性為代價。

市場層面。貼息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價格信號和資源配置，若過度支持特定消費領域，可能影響行業間公平競爭，甚至帶來消費“擠出”和政策退出后的波動，反而不利于經濟平穩運行。因此，在政策實施過程中需統籌兼顧，注重精準性和可持續性。成功的消費刺激政策不僅要解決眼前的需求不足，更應與國家的長期發展戰略相結合。例如，補貼環保產品不僅能刺激短期消費，更重要的是推動產業升級、實現綠色發展。

完善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的建議

在深入剖析政策傳導機制并充分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確保我國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能精準高效、行穩致遠，還需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優化完善。

精準識別對象，實施差異化激勵。建議建立多維度目標群體識別體系，超越簡單收入標準，構建包含收入水平、消費傾向、家庭結構和區域因素在內的綜合指標體系，精準識別政策目標群體，可借鑒美國“目標群體指數”（TGI）體系[5]，通過大數據分析不同群體的消費特征與信貸需求。在此基礎上，實施差異化貼息比例，依據貸款用途和消費者特征設定階梯式支持標準，對綠色消費、教育消費等正外部性顯著的領域及中低收入群體、年輕創業者等特定人群給予較高貼息比例，而對高收入群體和奢侈性消費則降低或取消貼息支持。更進一步，可引入“負貼息”機制，對可能產生負外部性的消費領域（如高能耗產品）不僅不予貼息，還可通過額外收費引導資源合理配置，從而構建“獎優懲劣”的完整政策體系，增強政策整體的協調性和導向性。

強化部門協同，構建動態保障機制。為確保政策有效落地與可持續運行，需著力構建財政與金融聯動機制，加強財政部門、央行及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建立“財政貼息+央行再貸款+監管激勵”的協同框架，通過央行提供優惠再貸款支持、金融監管部門給予考核激勵，形成多層次的政策合力。同時，應建立“政府+銀行+擔保機構”多方參與的風險分擔機制，利用財政資金設立風險補償資金池，對符合條件的貼息貸款損失按比例補償，并設置補償上限和約束條件，以有效防控道德風險。此外，還需引入動態調整機制，根據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實施效果靈活調整貼息規模、支持范圍和補貼比例，可借鑒歐美“自動穩定器”式設計，即在經濟下行階段主動擴大貼息力度，在經濟過熱時逐步收縮，從而增強政策逆周期調節能力，提升整體響應效率與調控精度。

加強政策配套，完善系統支撐體系。財政貼息政策的有效性最終取決于居民對未來收入和就業的穩定預期，因此，建議將該項政策與更廣泛的中長期配套措施相結合，構建系統性、可持續的政策組合。具體而言，應協同推進穩就業與促增收政策，通過持續深化改革、優化營商環境，激勵企業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從根本上提升居民收入與消費能力；同時加快完善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體系，減輕居民后顧之憂，增強其通過信貸擴大消費的意愿。在供給端，需不斷優化營商環境，激勵企業提供更優質、創新的產品與服務，實現供需之間的良性循環，使貼息政策所激發的消費需求得到有效承接。此外，應加強消費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在農村和欠發達地區，提升金融服務可及性和包容性，并配套開展金融素養教育，引導居民理性借貸和消費，防范過度負債與非理性行為。

【本文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研究團隊首席專家；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面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項目編號：22ZDA049）、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人口老齡化的收入不平等效應及對策研究”（項目編號：23VRC05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大力提振消費的思路舉措和重點領域研究”（項目編號：202511040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略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