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代國際傳播格局呈現出環狀往復與遞歸生成的動力學特征,即信息在國際傳播中被吸收、挪用、改寫,最終以新的形式反向作用于原初的敘事者,形成一個“回環”。“回環”作為一個新的解釋性的學理框架,相較于傳統反饋機制,強調傳播在循環往返中不斷發生的生成性轉化。以“回環”為邏輯切口,可以揭示當下國際傳播的三重特征:平臺、用戶與內容的高頻互動正在加速文化回環;意義的生成需要在跨語境中不斷重寫與遞歸;制度與結構并非靜態框架,而是傳播過程中的沉積。“回環”視角為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提供路徑啟示:應將外部反饋納入敘事生產的全過程;通過前瞻性的議題設計,將自身的發展理念嵌入國際公共話語中,以跨語境的動態調適,循環沉積轉化為制度性的承認;注重價值共建與互為主體的交流,進而提升傳播的認同力,贏得更深層次的話語主動權。
【關鍵詞】回環 國際傳播 文化流動 意義遞歸 制度沉積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9.004
【作者簡介】胡正榮,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新媒介與媒體融合、國際傳播、文化產業,主要論文有《以系統觀念推進國際傳播格局重構》《以中華文化賦能價值供給:國際傳播系統性迭代的內在邏輯與實踐策略》《人工智能驅動提升國際傳播可及性:機制、困境與路徑》等。
回環邏輯的提出:國際傳播進入循環往復的動力學階段
當代國際傳播格局已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動力學階段。全球文化交流的本質不在于單向度的擴散,也不僅僅是多點連接的編織,而是呈現出環狀往復、遞歸生成的形態。本文提出的“回環”概念,正是為揭示這一全新格局而生。
所謂“回環”,并非對傳統反饋機制的重復描述。反饋往往被置于傳播鏈條的末端,被理解為對信息源的回應;回環則強調傳播在多元文化主體之間的不斷折返與再造。一次跨境傳播,不是從甲傳至乙而告終,而是從甲到乙,再由乙經由文化、技術、權力等機制折返至甲,并在返回途中嵌入新的意義、形塑新的格局。換言之,回環凸顯的是循環中的質變,是一種不斷生成、不斷延展的文化螺旋。
在這種環狀動力之下,國際傳播從“誰在說、誰在聽”的靜態框架,轉向“誰在回應、誰在回響”的動態網絡。信息在國際傳播中被吸收、挪用、改寫,最終以新的形式反向作用于原初的敘事者。這種作用既可能帶來話語權的放大,也可能帶來敘事權的稀釋。傳播由此成為一種回返的力量:其既是意義的遞歸,也是權力的再分配,是國際關系場域中不斷進行的文化再生產。在這一意義上,回環不僅是一個描述性的現象概念,更是一個解釋性的學理框架,其強調傳播在循環往返中不斷發生的生成性轉化。這種生成性不僅改變敘事的語境,也塑造新的國際傳播秩序。
對于中國而言,把握回環的邏輯具有重要意義。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不只是“講出去”的能力,更是“接回來”的能力;不僅是敘事的主動輸出,更是對回響的敏銳捕捉與戰略轉化。在回環的邏輯中,中國的國際傳播應著力推動由量的擴散到質的塑造的轉變,從而在全球文化格局中贏得更加主動的地位。
以“回環”邏輯理解循環往復的生成機制
回環作為一個概念,其意義不在于修辭的形象性,而在于揭示傳播與文化在當代全球格局中運行的深層邏輯。回環描繪的并非直線的傳遞,而是一種持續往返的運動:信息與話語在跨越語境的過程中被改造,被賦予新的能量,再度返回原初語境,并由此觸發新的變化。這種運動既攜帶回聲,又不斷生成新的意義,形成螺旋般的動力循環。
回環的提出呼應中國傳統文化對世界秩序的理解。《周易》中,“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命題揭示萬物在循環往復中的生成規律。這種關系性的思維構成中國哲學的根基:世界的本質并不在于線性的因果鏈條,而在于循環生成的秩序。在這一意義上,回環的理論內涵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形成深層的共鳴,以學術化的方式延展“循環往復”的智慧。
傳播學研究告訴我們,意義并非在單一的時間節點完成,而是在一系列的回應與重組中逐步生成。傳播行為之所以能夠塑造現實,正因其總在往復之間積聚力量。話語在跨文化的移動中獲得新的解讀,這些解讀在折返時反向作用于傳播者自身,推動語境的更新。由此,傳播過程更像是一種不斷擴展的波動:沒有終點,是一種循環的生成性力量,一次次推動文化向前演進。
從文化生成的角度來看,回環展現意義的生命力。文化并不是凝固的存量,而是一種通過互動不斷生成的新形態。每一次跨語境的進入,都使符號脫離其原有的背景,并在新的土壤中扎根、生長。當它帶著新的含義返回時,既延續舊的結構,又開辟不同的可能性。正是在這樣的回環運動中,文化展現出持續更新的力量,而全球傳播的復雜性也因此顯得尤為突出。
回環的邏輯,始終與權力的運作緊密交織。話語在循環中得到放大,也可能在循環中遭遇抵抗。在回環的過程中可以強化既有的權威,也可能因話語的重釋和再創造而打開新的空間。由此,傳播并非單純的信息再現,而是一個充滿張力的場域。在這里,主導與回應、霸權與反撥、延展與偏移共同構成回環的運動軌跡。這種運動并不服從單一的中心,而是通過回響與震蕩展現出多重可能性。
回環邏輯中的全球文化新格局
平臺、用戶與內容的高頻互動正在加速文化回環。在全球范圍內,文化內容、平臺機制與用戶實踐之間,逐漸形成一種高頻率、低時滯的反饋機制:內容經由算法推薦與社交關系的網絡在平臺間擴散,用戶的再生產、再分發與再語境化過程影響內容端與產業端,從而推動下一輪的創制與跨文化傳播。
典型的例證之一,來自中國主導的短劇與直播電商生態。2024~2025年間,以中文網絡文學和移動端敘事機制為基礎的“豎屏微短劇”在全球市場迅速擴散,[1]尤其在美國市場,以ReelShort與DramaBox為代表的平臺化產品用戶量獲得顯著增長。這一過程并非偶然,而是依賴高度數據化的生產邏輯:極短的制作周期、巧妙的敘事鉤子與快速的文本測試,使用戶的停留與付費數據直接反饋到劇本結構與剪輯節奏的優化中。值得注意的是,其本地化策略并非局限于配音或字幕的淺層調整,而是通過深度改寫與跨語言敘事重塑,形成“在地重述”的傳播模式。這種機制揭示回環在跨文化敘事中的作用:用戶的接受經驗轉化為內容再生的依據,推動文本范式和文化語境的雙重循環。
與短劇平行,直播電商則為回環提供另一種產業化樣本。基于抖音平臺的實證研究顯示,實時互動的強度與用戶情緒信號對銷售表現具有顯著影響;彈幕數量、觀看時長等指標與轉化率之間存在可量化的相關性,而這種關系又通過社會臨場感營造—消費風險降低—用戶信任建構的路徑被進一步放大。[2]更系統的調查發現,直播場景特征、主播的專業性與娛樂性等因素,能夠在細粒度上塑造用戶的購買意向與復購行為。[3]換言之,當互動信號與算法分發深度嵌合時,供需兩端會在短時間內完成多次調整與優化,從而形成一個循環往復的動態回路,將文化意義生產與商業轉化緊密綁定在一起。
平臺側的機制進一步推動回環向治理與制度層面延展,回環不僅僅生成效率,也同步生成新的風險結構與治理回路。TikTok Shop在英美市場嘗試引入中國直播電商的組織邏輯,雖然受到本地用戶習慣、監管環境與競爭結構的制約,未能完全復制中國模式,但其在運營、選品與內容工廠化上的布局,呈現出經驗與方法的跨國遷移軌跡。而在此過程中,新的風險也隨之產生:實時視頻形態對知識產權保護與真實性判斷提出更高要求,迫使平臺與品牌在風控與審核機制方面不斷升級,從而形成技術、制度與內容之間的動態互動。
以劇集與平臺出海為代表的“內容回環”,同樣在重塑中國文化內容的全球傳播版圖。中國電視劇的國際流通不再完全依賴網飛(Netflix)等主流流媒體平臺,而是通過愛奇藝、騰訊等中資平臺在東南亞的重點布局以及優兔(YouTube)的矩陣化運營,形成一種差異化的分發格局。部分作品通過跨區域協作與本地化營銷獲得顯著的市場表現,這不僅規避單一平臺主導的局限,也通過數據化運營建立內容生產的二次循環。這些現象共同揭示:在全球文化流動中,回環并非抽象的形容,而是由平臺分發、類型策略、粉絲參與,以及社交互動共同驅動的可觀察結構。
游戲與聲像同人等參與式再創作,正在將回環推向文化、技術與社群的深度交織維度。以開放世界冒險游戲《原神》為例,其跨語言的聲學再創作、協作混剪與敘事拼接,不僅在粉絲社群內部形成高密度的再詮釋與互動,還通過影響官方敘事與市場策略,成為“創意回環”的顯著案例。當這種實踐被平臺算法放大時,全球社群的擴散與官方的運營調整形成同頻互動,構成當下全球文化傳播新格局中最具活力的文化動力單元。
回環結構中的文化流動,發生條件是平臺化分發與參與式文化的高度耦合;動力來源是數據反饋與本地化再創作的疊加;邊界由監管、品牌治理與跨平臺競爭共同界定。從短劇出海、直播電商、電視劇跨域傳播,到游戲與聲像二創的多重經驗都表明,當代國際傳播的顯著特征,正是由“回環式動力鏈條”牽引的結構性現象。
意義的生成需要在跨語境中不斷重寫與遞歸。自傳播學與文化研究誕生以來,意義問題便居于核心位置。經典的傳播模型往往假設意義如同可封裝的信息單元,能夠在編碼與解碼的鏈條中被傳遞。文化研究進一步揭示意義的社會性,指出意義不會自然顯現,而是在意識形態與符號系統中被生產、協商與爭奪。但無論是工具理性的傳遞模型,還是批判性的文化闡釋,均隱含著一個前提:意義雖可多義,但其生成與流轉依舊具有某種穩定的秩序與線性邏輯。
回環視角打破這一前提,揭示在全球化與數字媒介交織的當下,意義并非在編碼與解碼之間單次生成,而是在跨語境的往返中不斷被遞歸性地重寫。換言之,意義不是在傳播鏈條中被運送的對象,而是一個在循環中生長的過程性存在。文化文本進入新的語境時會經歷再編碼與再敘述,生成帶有在地經驗與價值指向的變體。這些變體并不會停留在接受端,而是通過社群流通、平臺算法和產業反饋,反向嵌入原有的生產機制,改變原有的敘事邏輯、創作模式乃至制度結構。這種遞歸性,構成回環視角理解全球文化傳播的理論基石。
在這一邏輯下,意義不再是符號學上可供解讀的“文本”,而是社會實踐中的動態過程。中國網絡劇在跨國傳播中的再語境化即為一例。仙俠與古裝題材在泰國觀眾眼中與佛教因果觀念發生互文,在墨西哥則被賦予反殖民與社會抗爭的寓意。這些差異化解讀通過社交媒體的再生產匯聚為二次敘事,形成跨語種的文化話語,并最終促使制作方在市場策略與敘事選擇上作出調整。在此過程中,意義不僅被接受,還完成遞歸的循環——返回生產端,改變原本的文本邏輯。類似的機制在全球游戲社群中同樣有顯著表現——《原神》的跨國傳播并非單向的文化元素擴散,而是敘事意義的往返與再造。不同語境下的用戶生成對中國文化的多元詮釋,這些討論與再生產不僅塑造跨國公共話語,也促使開發者在后續版本中修正角色設定與敘事表達。這里的“意義遞歸”指向的正是文化文本如何在用戶的再創造中獲得新生命,并通過制度化的渠道返回生產端,進而改變文化產業本身。
由此可見,回環視角下的意義呈現出兩大核心特質:生成性,即意義不再是文本中等待解讀的潛在資源,而是在跨語境循環中被建構生產的社會實踐;遞歸性,即意義并不會在接受端消解,而是通過觀眾的再創造、社群的流通與平臺的吸納,被重新納入生產機制,成為新的輸入要素。正是這種生成性與遞歸性,使全球文化傳播表現為一種不斷書寫與重構的過程。
制度與結構并非靜態框架,而是傳播過程中的沉積。在很多研究中,制度與結構通常被預設為傳播的外部條件,決定文化產品如何被生產、流通與接受,似乎先于傳播而存在。但在回環的視角下,制度并不是靜止的框架,而是在文化循環的往返中不斷被生成、修正和再嵌入的產物。換言之,結構是傳播過程在制度層面的沉積物。制度之所以看似穩定,恰恰是因為其在循環中被持續更新,制度的存在方式本質上是遞歸性的。
平臺治理中的規則看似呈現出一種穩定性,但實則源于遞歸性的積累和再生產。短視頻平臺的算法與審核機制通常被視為預先設定的規則,但在運行過程中,用戶的模仿、再創作與跨語境傳播不斷生成新的內容模式,而這些模式又被平臺吸收為算法推薦和治理依據。制度在此不是靜止的,而是通過回環保持其表面的穩定,制度的規則性正是循環積累與再生產的結果。
在更宏觀的層面,人工智能應用于內容生產與審核時,不同地區的文化標準與價值取向在反饋過程中不斷進入算法設計,在不同文化語境中被不斷注入地方性的規范與期待。某些地區對宗教、性別、政治的敏感性要求,最終會通過用戶反饋與政策傳導進入算法模型,進而影響全球性的治理模式。這意味著,制度不是中立運行的,而是在跨文化循環中被注入差異化的規范與期待。由此,人工智能管理的相關制度法規在全球傳播鏈條中成為一個遞歸生成的制度節點:既承載地方語境的反饋,又以新的技術邏輯反向塑造全球文化的流通路徑。
結構既是行動的條件,也是行動的結果,[4]回環邏輯正是對這一思路的延伸:制度并非超然的框架,而是循環往返中不斷被重寫的節點。制度的穩定性不是來自不變,而是來自不斷變化中的再生產。制度上的回環為我們理解制度穩定性提供一種方式。制度在傳播的循環往返中被不斷生成與重新嵌入。制度的權威與效力并不依賴單一中心,而是通過跨語境的循環互動獲得。制度之所以“穩定”,正是因為其能夠在循環中被重寫,卻在形式上維持連續性。在全球文化新格局中,這意味著制度權力呈現出多中心化的動態格局:制度不是一勞永逸的規范,而是跨語境循環中不斷遞歸生成的秩序。
回環邏輯中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
在當代全球格局深度變動的背景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已被提升至國家戰略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5]國際傳播能力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全面提升國際傳播的深度廣度精度,在新形勢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6]
回環視角為這一系統工程提供新的理解框架。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不能只強調提升能力,即側重于信息的外輸和效果的單向評估。在回環的邏輯下,傳播能力不僅體現為“說出去”的強度與廣度,更在于傳播與反饋的動態循環。國際傳播的有效性,不在于內容建設方面的一勞永逸,而在于跨語境往返中的遞歸生成。在全球化與數字媒介深度交織的當下,中國的國際傳播必須以回環為邏輯,把外部接受、反饋與再創造視為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從而實現敘事、機制與制度的動態更新。
這一邏輯凸顯一種認識:中國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不僅僅是塑造形象的工具,更是構建制度性話語權的重要路徑。這意味著傳播既涉及受眾的接受度,也關乎制度結構的循環生成。中國在國際傳播中的回環邏輯,不僅體現在文化內容的跨語境往返,也體現在制度規則的循環沉積。通過不斷把外部反饋納入國內敘事與制度改造的過程,中國能夠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成為更具主動性的參與者和塑造者。
中國敘事如何在全球語境中生成。敘事是國際傳播的核心維度。在新時代背景下,中國國際傳播的核心任務不僅是“講好中國故事”,更是通過跨文化敘事的循環往返,在全球語境中不斷生成新的意義框架與價值共識。這一過程,正是回環邏輯在敘事建構層面的生動體現。
回環邏輯強調敘事的生成性。在這一邏輯中,敘事不是靜態文本,而是回環中的動態過程。中國故事往往被視為單向投射的符號性表達,受眾的解讀被假定為結果變量。但現實表明,中國故事在跨文化流動中必然經歷再解讀與再語境化,其意義不再停留于傳播者的初始意圖,而是在往返互動中被不斷遞歸。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例,其敘事從最初強調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逐步擴展至綠色發展、數字絲路與人文交流。這一敘事的演進,正是通過與合作國社會輿論、學術話語及民間互動的循環反饋而實現的。
回環邏輯凸顯敘事的互構性。中國故事在回環中與他者敘事交織,共同生成跨語境的文化共識。“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7]強調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與共生。這一立場在傳播實踐中并非簡單的價值宣示,而是通過雙向互動與多元闡釋實現的。比如孔子學院的語言教育,不僅向外部傳播漢語與中華文化,也在反饋中吸納本地文化需求,對教學內容與傳播方式進行調整。
敘事維度的回環邏輯表明,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關鍵不在于單向的講述,而在于如何通過跨語境的互動遞歸,使中國故事在全球范圍內不斷獲得新的解釋與共鳴。敘事的力量不在于其固定性,而在于其循環生成性;不在于其排他性,而在于其互構性。由此,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提升,必須以回環邏輯為基礎,把外部反饋納入敘事生產的全過程,使中國的國際傳播真正具備持續的生成力與制度性影響力。
全球議題的提出與話語權的積累。國際傳播能力的建設,最終要落實到話語權的塑造與增強。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新時代中國國際話語權構建,強調“爭取國際話語權是我們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大問題”。[8]在回環邏輯下,話語權并不是一次性發聲的結果,而是在議題提出、互動回應與制度沉積的往返循環中不斷生成的動態能力。
在全球輿論場中,誰能夠提出議題,誰就掌握主動。中國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應當注重通過前瞻性的議題設計,將自身的發展理念嵌入國際公共話語中。以氣候變化、人工智能治理、公共衛生為例,這些議題天然具有全球性和跨地域性,能夠成為中國與世界對話的支點。通過提出兼顧普遍性關切與中國特色的方案,中國不僅能夠占據議題的源頭位置,還能夠在后續循環中引導議題的發展方向。
議題的提出只是第一步,在回環邏輯下,傳播能力更重要的體現,是能否在反饋與互動中不斷調整表述方式,使其在不同語境中獲得認同。議題如果不具備適應性,便難以在循環中持續生成效力。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例,這一理念在歐洲被解讀為全球治理的價值框架,在非洲則更多與發展合作的現實關切相契合,而在東南亞又與區域互聯互通的戰略愿景相呼應。正是通過這種跨語境的動態調適,議題在往返互動中不斷擴展其解釋力。
話語權的最終鞏固,不依賴短期輿論聲量,而在于能否通過循環沉積轉化為制度性的承認。當國際議題被納入聯合國決議、國際組織的政策文件或多邊合作的機制安排時,議題便從傳播層面的表述上升為制度資源。這一過程表明,國際傳播能力的提升必須超越單向度的敘事,通過回環實現從理念到規則的轉化。
從回環的視角來看,增強國際話語權并非追求一次性的有效傳播,而是要在議題的提出、調適與制度化的循環往返中,逐步積累解釋力與引導力。由此,中國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得以在動態的全球格局中形成穩固而持久的戰略主動。
在文明交流互鑒中塑造價值共識。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不僅關乎信息傳遞和議題設置,更在于價值體系的傳播與認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9]文明交流不是單向度的文化輸出,而是在互動、反饋與再創造中不斷遞歸生成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擴展中國國際傳播的內涵,也為構建持久的國際認同提供深層支撐。
在全球多元文明并存的格局中,價值理念的傳播通過回環互動獲得真正的生命力。如果傳播僅停留在單方面的宣介,就容易淪為自說自話,難以進入他者的語境。而在回環邏輯下,價值觀念的傳播強調在交流與互鑒中不斷調適。例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生命力,正是通過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訴求、文明傳統和歷史經驗相互嵌合,在循環中不斷被重寫而得以彰顯。通過跨語境的再詮釋,中國的價值理念在循環中生成多元的解釋力與認同感。
這種互鑒式的邏輯也對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提出新的要求:傳播能力不僅是表達能力,更是傾聽能力。文明交流的有效性取決于是否能夠把他者的經驗與關切納入傳播循環,使傳播成為真正的互動而非單向灌輸。這意味著,中國在推動國際傳播時,需要更多地依托教育、智庫、文化交流等平臺,構建雙向乃至多向的溝通渠道。正是在這種循環中,中國的價值理念得以沉積為跨文明共識。更為重要的是,文明互鑒的回環具有制度化的潛力。當交流與互鑒不斷沉積為國際機制的一部分時,價值理念就從傳播層面的互動上升為制度性資源。“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等多邊機制,既是文明交流的平臺,也是價值理念制度化的通道。在這種機制化的循環中,中國是文化敘事的提供者,也是價值規則的塑造者。這種遞歸性的積累,正是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能夠獲得持續性與穩定性的根本所在。
文明互鑒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化輸出,而是一個在往返互動中生成共識、沉積規則的過程。文明互鑒要求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從單一的講述,轉向價值共建與互為主體的交流。這不僅能夠提升傳播的認同力,更能推動中國在國際體系中贏得更深層次的話語主動權。
結語
從全球文化傳播的新格局出發,以回環作為理論切口,可以揭示當下文化流動、意義生成與制度結構的遞歸性特征。在循環往返的邏輯中,傳播是一個跨語境、多層級的生成性過程:文化內容在擴散中獲得再生產,話語在接受中完成重構,制度在反饋中被不斷更新。傳播的穩定性并非源自外部框架的預設,而是源于循環遞歸中的動態再生。
對中國而言,這一邏輯為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提供新的認識框架與實踐路徑。一方面,提示我們應超越線性模式,更加重視傳播過程中的互動性與反饋性。在這一意義上,“講好中國故事”并不僅僅是單向的闡釋與輸出,而是要通過回環互動,在跨文化的循環中不斷豐富自身的敘事邏輯,形成具有開放性和解釋力的多元表達。另一方面,回環邏輯強調制度與主體的生成性。國際傳播的制度安排并非一勞永逸,而是需要在循環中不斷調整與重構;傳播主體的合力也不是先驗存在的,而是在國家、社會與民間的互動往返中逐漸生成的。這些認識為我們理解并建設一個多層次、立體化的國際傳播格局提供新的理論支撐。
回環邏輯為中國國際傳播提供多中心化的戰略視角。在全球輿論格局加速分化的背景下,中國既要保持自身敘事的主體性,也要積極吸納多元反饋,通過制度、文化與主體的多重回環,推動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全球話語體系。這種能力建設不僅是傳播技術與話語資源的競爭,更是文明互鑒與增進國際理解的過程。
因此,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未來走向應當體現三重意涵:以循環遞歸為核心動力,把握文化流動中的反饋機制,提升敘事更新與意義再造的能力;以互動共生為制度保障,在全球文化治理中形成動態而靈活的規范體系;以多方主體為實踐基礎,推動國家、社會與民間在循環中生成合力,共同構筑多層次、立體化的傳播格局。由此,中國得以在新的全球傳播生態中,真正實現由“被動應答”到“主動塑造”的轉變,在循環往返的互動中不斷增強國際傳播的影響力、感召力與創造力。
注釋
[1]楊乘虎等:《微短劇出海,開拓中華文化傳播“新航線”》,《廣播電視網絡》,2025年第8期。
[2]Q. Li; C. Zhao and R. Cheng, "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ve-Streaming Environment Affect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esence and Perceived Trust," IEEE Access, 2023(11).
[3]X. l. Liu and L. Zhang, "Impacts of Different Interactive Elements on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in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PLoS ONE, 2024, 19(12).
[4]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郭忠華、徐法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5頁。
[5]《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并講話》,2021年6月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
[6]程曼麗:《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2024年8月16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8/t20240816_5772300.shtml。
[7]《習近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2019年3月27日,https://www.qstheory.cn/zdwz/2019-03/27/c_1124287427.htm。
[8]王文起:《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構建》,2023年9月6日,www.cssn.cn/zkzg/sylbt/202307/t20230726_5670607.shtml。
[9]習近平:《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求是》,2019年第9期。
Global Cultural Landscap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Building in the Logic of "Circuit"
Hu Zhengrong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is characterized by dynamics of circularity and recursive generation, wherein information is absorbed, appropriated, and reinterpreted across borders, ultimately feeding back in new forms to influence the original narrators, thus forming a "circuit". As an explanato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concept of "circuit" emphasizes the ongoing generative transformation within communicative loops, distinguishing it from traditional feedback mechanisms. Using the "circuit" as an analytical lens reveals three salient features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ccelerated cultural circulation driven by high-frequency interactions among platforms, users, and content; the continuous rewriting and recursiveness required for meaning-making across contexts; and the dynamic, processual sedimenta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structures rather than their static predefinition. This circuit-based perspective offers strategic insight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building: external feedback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entire narrative production process; through proactive agenda-setting, a country's developmental concepts can be embedded into international public discourse, with cross-contextual adaptation facilitating their gradual 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and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value co-construction and intersubjective dialogue, thereby enhancing identificatory power and securing deeper discursive initiative.
Keywords: circui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flows, meaning recursiveness, institutional sedimentation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