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國際秩序、國際體系正在經歷深刻調整，各國物質實力不斷變化，人們的思想、觀念不斷更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文化文明意識不斷增強，全球文化格局進入一個重塑期。全球文化格局的塑造受物質力量變化、人口因素、科技發展，以及國家主觀意識等影響。當今世界在以上方面均呈現鮮明的演變態勢，全球文化格局受此影響呈現新的特征，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可以在全球政治文化塑造、中華優秀文化理念傳播、中國實踐經驗總結凝練、文明互鑒交流平臺搭建、深化全球南方國家媒體合作，以及增加知識供給等方面繼續努力，為全球文化格局塑造注入積極與進步力量，推動世界走向更加和平、開放、包容、進步的光明前景。

【關鍵詞】中國文化 全球文化格局 中國理念 國際傳播 國際合作

【中圖分類號】G112/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9.007

【作者簡介】孫吉勝，外交學院副院長、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國外交、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語言學、全球治理，主要著作有《語言、意義與國際政治——伊拉克戰爭解析》、《國際政治語言學：理論與實踐》（主編）、《國際政治語言學：敘事、話語與國際話語權》（主編）、《傳統文化與中國外交話語體系構建》等。

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不斷變化，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性崛起，南北差距、東西差距不斷縮小。伴隨物質實力的提升，南方國家的文化自覺和自主意識不斷增強?？萍甲兏锸剐畔⒒A設施大幅改善，改變了信息生產和傳播的模態與方式，各種文化要素在全球范圍內以更快速度、更為廣泛地流動傳播，各國在文化領域的交流更加便利，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文化場域中的能見度亦大幅提升。盡管科技不斷發展進步，全球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卻在不斷加大，一些國家不時出現政治極化、社會分化等問題。這些變化促使人們重新思考問題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以及發展道路、民族精神、治理模式、人類未來等具體問題，也推動人們對傳統的主導觀念、思想和價值進行深刻反思。在觀念、思想和文化文明領域，世界不再簡單由西方大國主導，全球文化和文明呈現更加多樣化的發展態勢，人類文明的發展格局和演進態勢也在經歷調整和重塑，[1]全球文化格局進入一個關鍵的重構期。作為歷史悠久和文化深厚的文明古國，以及蓬勃發展的現代大國，中國近年來在世界舞臺上日益展現積極性、主動性，成為當前國際秩序和國際格局演變的重要塑造力量。中國不斷提出新理念新主張新政策新倡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持續彰顯。未來，在全球文化格局不斷演進的新形勢下，中國需要有更多新作為，推動全球文化新格局向更加文明、正確和先進的方向發展，為建設更加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世界貢獻中國的文化力量。

全球文化格局演變的影響因素

全球文化格局主要指在全球范圍內，不同國家、民族、區域的文化體系，如價值觀、語言、藝術、生活方式、意識形態等通過互動、競爭、融合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結構關系與狀態，不僅體現出各類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產生的不同影響，也反映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模式，如文化傳播、借鑒、沖突、共生等。文化格局也可反映各種不同特質的文化在一個較長時間內較為穩定的結構和力量對比，[2]以及不同文化互動模式背后的經濟、政治、技術邏輯。縱觀人類歷史，全球文化格局不斷發展演進，其形成和演變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物質力量變化、人口因素、科技發展以及國家主觀意識等起到尤為重要的作用。

物質實力是塑造全球文化格局的基礎。物質實力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物質實力的積累是文化發展和傳播不可或缺的條件，也是物質文明的根基和體現。一方面，物質實力為文化的發展與形成提供基礎條件和動力，如為文化發展提供資金、技術和物質載體，促使文化形態從簡單向復雜轉變。資源差異會塑造不同的文化特質，正因如此，全球范圍內有的區域發展出農耕文化，有的區域發展出游牧文化，有的區域文化形態復雜多樣，而有的區域則相對單一。另一方面，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成功會使其文化更具吸引力，也更易傳播。因此，經濟基礎和物質實力的變化會影響世界文化中心的轉移以及不同文化影響力的消長。

回顧人類歷史，物質力量變化深刻影響著全球文化格局的變遷。從中國歷史看，西漢和隋唐時期，中國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發達的農業文明不僅賦予中華文化獨特的價值追求和內涵，也推動當時的中國成為重要的世界文化中心。這一時期東西方貿易、交流較為活躍，中華文化通過多種渠道得以廣泛傳播，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大量輸出，造紙術、印刷術等文化科技也得以遠播四方，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逐漸形成，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對周邊國家產生廣泛影響。中華文化不僅影響周邊國家，也為歐洲的啟蒙運動提供了有益借鑒。15～17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經濟興起，城市商業繁榮，新興資產階級崛起，他們利用所積累的財富和資源，支持文化藝術的發展。意大利的佛羅倫薩等城市成為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和重要文化中心，繪畫、雕塑、建筑等藝術形式不斷變革，人們的價值追求也不斷變化，更加強調人文主義精神以及人的價值和尊嚴，文藝復興時期獨特的文化風貌逐漸形成。18世紀6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帶來生產力的飛躍，從根本上重塑英國乃至全球的經濟、社會結構，也催生了新的文化形態。工業化進程中的技術創新與制度變革推動了現代科學文化的發展。工廠制度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也推動形成與工業文明相適應的文化景觀，如強調效率、紀律、標準化等價值觀，以及催生現代城市文化、工人階級文化等，深刻影響近代以來的文化形態。啟蒙運動、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釋放的巨大效能，創造了遠超以往的生產力，世界經濟、政治、文化格局開始向歐洲傾斜。之后，隨著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歐洲文化也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傳播，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進入20世紀，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沖擊，歐洲經濟嚴重衰退，美國經濟實力快速提升，當時美國工業產出占世界總量的近1／2，貿易出口占世界總量的1／3，黃金儲備占世界總量的2／3，最終成為國際體系的霸權國，其文化影響力也迅速上升。美國依托其高度發達的電影、電視節目、通俗音樂等文化產業，向全球輸出其價值觀、生活方式等。冷戰結束后，美國主導并強力推進以新自由主義為內核的全球化進程，美式文化符號、價值理念和消費習慣等也成為全球文化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進程也使非西方文明被邊緣化。

人口因素是影響全球文化格局演變的基礎要素。人口的規模、流動、結構及分布等方面的變化也會對全球文化的生產、傳播與互動模式產生深刻影響。人是文化的生產者和創造者，也是文化的載體，人口因而成為影響全球文化格局演變的基礎要素。人口規模構成文化生產與傳播的基礎底盤，例如，中國、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其春節、排燈節等傳統節慶依托龐大的族群基礎，不僅成為全球參與人數最多的文化盛事，還通過海外移民等途徑持續向世界傳播。而在一些歐洲國家，白人在總人口中的占比逐年下降，這也使很多人擔憂人口結構的變化會對當地主流文化產生沖擊。人口流動也是打破文化邊界、推動文化融合與創新的主要力量，例如，19～20世紀，歐洲移民將本土音樂、飲食帶入美國，與黑人文化、印第安文化交融，孕育出搖滾樂、漢堡包等“美式文化符號”，這些符號也得以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傳播。人口結構的差異則決定了文化的代際取向與多元特征，例如，非洲年輕人口占比較高，這一人口結構特征為非洲節拍樂與電子樂融合等文化創新提供了重要驅動力，助力非洲音樂人躋身國際舞臺。人口的地理分布則深刻影響區域文化圈的形成，如東亞人口密集，在歷史上形成了“漢字文化圈”，而亞馬遜雨林的印第安部落、北極因紐特人等因人口分散，其文化長期局限于小范圍傳承，直至現代才逐漸被全球認知，并成為“文化多樣性保護”的對象。

移民作為人口跨國流動的主要力量及重要文化載體，對全球文化格局的重塑有著重要影響。一方面，移民通過文化移植不斷拓展本土文化的全球影響力。隨著移民群體在遷入國形成穩定社群，其語言、宗教、節慶等文化要素會隨著移民的日常生活實踐而自然輸出。例如，印度移民將排燈節的點燈儀式帶入英國，使其成為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的年度慶典；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唐人街，來自中國的移民也將中華文化帶入社區。另一方面，移民的跨文化互動催生“融合文化”，重塑全球文化表達。此類融合不僅體現在生活層面，更深入價值觀領域。例如，加拿大的印度裔移民推動集體主義家庭觀與西方個人主義對話，促使當地教育體系引入家庭參與式教學；澳大利亞的華裔移民將中庸理念融入職場文化，促使企業管理風格從競爭至上轉向協作共贏，充分顯示移民文化對主流價值的影響。此外，移民還可通過改變文化權力結構，推動全球文化從中心壟斷向多元共治轉型，從區域獨立向多元交織演變。歷史上，西方借殖民擴張單向輸出文化，形成了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文化霸權；而當代移民的流動也在不斷沖擊西方文化霸權，移民群體可通過選票、社區組織等方式，影響遷入國的文化政策。例如，因拉丁裔人口占比超39%，美國加州將西班牙語列為官方第二語言，公立學校必修“拉美文化史”，這種政策調整會直接改變區域文化的權重分配。以上例子表明，人口的跨國流動既為弱勢文化突破地域限制提供了傳播渠道，也促使強勢文化在文化交流和碰撞中接納多元表達。這種動態變化不斷推動全球文化格局從“單一主導”向“共生互鑒”轉變，推動全球文化在碰撞、融合與共生中不斷演進。

科技變革及受其影響的傳播實踐直接影響全球文化格局塑造。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科技發展始終是影響全球文化格局的重要變量，科技創新不僅加速文化產品的生成和傳播，也直接影響人們的物質互動效能，使人類文化文明的輻射范圍向更為廣闊的區域延伸，推動人類文明整體向前發展。例如，蒸汽輪船、通洋運河、鐵路、電報和無線電通信等技術的發展，大幅提升人們的互動能力，直接拓展文化的傳播范圍，文化產品得以走向更廣闊的市場，也推動不同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廣泛傳播、互動、交融。造紙術與印刷術的發明，使中國儒家經典突破口耳相傳的局限，通過典籍流轉，在東亞形成“漢字文化圈”。與此類似，阿拉伯人改進的造紙術與星盤技術，助力伊斯蘭文化從巴格達輻射至伊比利亞半島，構建起跨歐亞非的文化傳播網絡。此外，科技發展也是思想、價值、意識形態傳播的重要推動力。在近代工業革命催生的交通與傳播技術的助力下，西方國家得以推動其文化、價值觀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傳播，也使全球文化格局呈現“西方中心”特色，直接影響全球文化的分布與演化軌跡，在文化領域形成“中心－邊緣”的不平等格局。

綜上所述，科技發展可以使原本疏離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碰撞交匯，甚至帶來全球層面的根本性變革，19世紀人類在技術領域的突破成為全球邁向現代性的轉折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3]此外，科技發展也是國際傳播實踐的直接影響因素。從傳統的報紙、廣播、電視，到今天的互聯網和各類社交平臺，科技創新成果不僅能夠塑造文化傳播的內容和形式，也直接影響傳播的模態、速度和廣度。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數據，全球仍有約三分之一的人口、約26億人無法上網，數字鴻溝的存在也將加大文化鴻溝。

國家的主觀意識和政策行為。文化傳播在很多時候體現為一種國家戰略和國家行為，國家意識、戰略規劃和政策選擇會對文化的傳承、創新、發展和傳播產生影響，也會直接影響其全球文化影響力。18～19世紀，英國通過《教育法案》在殖民地推廣英語教育和西方價值觀，如在印度關閉傳統梵語學校，強制引入英式課程體系，從思想層面影響當地文化。此類文化殖民政策使得英語文化圈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擴張，許多殖民地獨立后仍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直接影響了當地的文化認同和全球語言分布格局，英語成為全球性的主導語言。冷戰時期，美蘇對抗主導當時的文化格局。美國通過設立“美國新聞署”、實施“富布賴特計劃”等手段，向全球推廣所謂“美式民主”和消費文化；好萊塢電影成為其文化輸出的重要工具，影片塑造的美國英雄形象和生活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其他國家民眾的價值觀。蘇聯則通過創辦“莫斯科廣播電臺”、支持各國無產階級政黨文化組織等方式，傳播社會主義文化理念，在東歐、亞洲部分國家形成了以蘇聯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文化圈。美蘇的文化政策也使全球文化格局呈現明顯的東西對立態勢。日本和韓國在促進本國文化對外傳播方面亦開展了諸多探索和嘗試。20世紀日本的“酷文化”輸出戰略展現了國家政策推動文化國際傳播的具體路徑：日本政府設立“文化廳”專項基金，資助動漫、游戲產業出海，通過國際動漫展、海外發行補貼等方式，推動動漫游戲進入全球市場。同時，日本旅游局將“動漫圣地巡禮”納入觀光推廣，吸引全球粉絲赴日體驗，形成“內容－旅游－消費”的文化傳播閉環。韓國的“文化立國”戰略則展示了另一種政策實施路徑：韓國政府不僅為K-POP娛樂公司提供稅收減免、海外演出補貼等優惠政策，還通過韓國國際文化交流振興院在17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文化中心，推動K-POP舞蹈教學、韓劇臺詞班與韓語教育整體性對外輸出，使“韓流”成為該國的一個特殊名片。綜上所述，國家可以通過優化頂層設計、制定并實施積極的文化策略，不斷重塑本國的全球文化形象，提升自身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當前全球文化格局演進呈現新態勢

當前，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經歷深刻復雜變化，廣大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不斷增強，發達國家相對優勢不斷縮小，世界文化、人類文明的發展格局和演進態勢也隨著物質力量的變化及科技進步而不斷調整和重塑。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在文化、文明領域也出現諸多令人深思的問題。一方面，人類在攜手塑造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推動世界共同繁榮等方面存在諸多共識。同時，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新興科技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和生產方式，也推動人類文明不斷向前發展。另一方面，世界局勢變亂交織，大國博弈加劇，地緣政治風險不時出現，經貿、科技等問題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現象頻發，世界面臨的分裂風險上升。人類似乎并未隨著科技進步邁向嶄新的未來，反而在重復過去的老路。思潮領域的碰撞持續不斷，一些國家內部不時出現種族矛盾突出、貧富差距擴大、政治極化嚴重、國家身份撕裂等問題，其中不少問題的根源或表現，都與社會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密切相關；國際社會的一些基本共識也不斷被打破，全球化面臨挑戰，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民粹主義等思潮沖擊著人們的思想觀念，思想割裂、文化紛爭不時威脅人類文明的發展。全球文化格局在重塑過程中應該何去何從，成為關乎世界發展和人類文明未來走向的時代課題；應該構建什么樣的政治文化來規范各國行為、指引世界的發展，成為世界各國亟須反思的重要命題。

全球文化的發展方向更加多樣化。當前，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根本性、結構性轉變，深刻影響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的既有秩序與未來走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的提升打破了長期以來由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格局，其文化意識不斷覺醒，文化影響力亦穩步提升，有力助推非西方世界文化振興進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獲得長足發展，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30萬億元，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約30%。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也呈現強勁增長態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4年預測，印度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將于2026年超過日本，2027年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相比之下，傳統西方強國增長步伐放緩，部分歐洲國家長期面臨債務危機、經濟長期結構性問題等難題，甚至陷入長期停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已超過七國集團，過去10年間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40%。全球經濟重心逐漸從西方轉向東方，從大西洋沿岸轉向太平洋沿岸。新興經濟體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逐步增強，通過諸如二十國集團、金磚機制以及上海合作組織等平臺，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成為世界變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并非僅局限于經濟、政治領域，在文化領域亦有極為突出的體現。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主編拉維·阿格拉瓦爾（Ravi Agrawal）2024年初撰文指出，2023年全球政治一個最有意義的趨勢是全球南方正在各個領域變得更引人注目，更有影響力，如經濟、外交甚至是體育、藝術，全球南方作為一支崛起的力量似乎勢不可擋。[4]

全球南方國家文化意識和文化自覺不斷提升。伴隨著物質力量的增強，全球南方國家在文化方面更加自信，不再將“西方標準”作為唯一尺度，各國更加珍視和重視自己的理念、價值、文化及文明?？v觀人類歷史，盡管全球南方從未缺席人類文明發展進程，在西方敘事中卻常常被邊緣化。近年來，全球南方國家日益清醒認識到需增強其在世界思想文化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一些主要國家加大在考古學、人類學等領域的投入與研究力度，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等西方史觀，重塑自身文明起源故事，強化文明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國把文化建設擺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全局的重要位置。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5]2023年6月，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的要求，闡明了新時代的文化使命，為我國文化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另一代表，印度莫迪政府于2020年啟動了新版《國家教育政策》，其中將構建印度知識體系確立為政策的指導原則之一，包括部落知識、印度經典學習、梵語、印度數學史、阿育吠陀醫學、古代工程技術、古代土壤分類系統等內容。2023年，印度高等教育管理部門制定《將印度知識納入高等教育課程的指導方針》，要求“國學”課程占本科和研究生教學體系總學分的比例不低于5%。非洲大陸歷史悠久、國家眾多、文化獨特，但在殖民地時期，非洲文化如同政治、經濟等其他領域一樣，長期受到西方宗主國的壓制，對其本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近年來，非洲在追求政治自主、謀求發展自立、積極聯合自強的同時，更加注重文化自信，努力重塑非洲的歷史和文化認知。2015年1月，非盟通過《2063年議程》，號召非洲人“在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命運基礎上合力建設繁榮團結的非洲”，明確將非洲文化復興作為重要目標。非洲還提出“非洲人的非洲思想”，推動形成非洲大陸共同價值體系。在此背景下，非洲文化創意產業迎來發展熱潮，在音樂、電影、時尚等領域保留本土核心元素，展現出獨特的文化特質。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在文化發展方面的努力為推動全球文化格局向更加多樣多元的方向發展提供了豐富資源和不竭動力。地方性文化的反思成為推動國際秩序重構、國際體系轉型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在此過程中也更加重視從文明、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全球關系，主動尋求自身在多元價值體系中的文化定位。

移民及人口結構變化使全球文化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在國際局勢變動及全球化歷史大勢等因素的影響下，人口的跨國流動更加頻繁和復雜，這一進程也伴隨著不同文化的交流、傳播、碰撞與融合。根據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發布的《2024世界移民報告》，全球國際移民數量已達2.81億，占全球總人口比重的3.6%。相較1990年的國際移民數量1.53億，現已增加約1.28億人。[6]歐洲成為移民的主要聚集地，目前有大約8700萬移民在歐洲各國生活，過去10年間歐洲新移民增長近16%。2015年難民危機后，移民成為歐洲人口增長的主要推動力，2024年移民貢獻了歐洲人口增長的97.5%，其中穆斯林移民族群成為第一大外來族群。據估計，2050年前后，法國可能將首次出現穆斯林人口超過基督徒人口的情況。族群結構變化也對社會文化產生深刻影響。本地文化與移民文化的交流、碰撞與融合，將直接影響社會文化的發展態勢，這也使得歐洲人愈發擔憂穆斯林人口占比的增加會改變歐洲的民族和文化構成，沖擊歐洲的世俗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影響歐洲的國家和民族認同，出現“歐洲伊斯蘭化”的情況。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歐洲穆斯林與歐洲本土居民具有不同的文化與生活方式，他們“對上帝與人、個體與群體、公民與國家、父母與子女、丈夫與妻子的種種關系有不同的觀點，而對權利與責任、自由與權威、平等與階級的相對重要性亦有迥異的看法”。[7]多樣化的穆斯林社區為歐洲城市帶來了獨特的傳統、美食和藝術形式，但也引發了關于多元文化主義的爭論。文化差異、移民與本土居民的經濟差距、福利體系壓力等因素融合，加大了移民融入本地社會的難度，未來的發展演變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美國作為世界上典型的移民國家，長期被視為“文化熔爐”，形成了多元特色突出的移民文化。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非拉美裔白人人口占比已跌破60%，而少數族裔人口顯著增長，如西班牙裔增長23%，亞裔增長超過35%，非洲裔增長超過5.6%，人口結構的變化沖擊了美國白人在政治和社會參與中的主導地位，倡導種族平等、要求尊重不同群體文化和訴求的多元文化主義逐漸成為美國的“政治正確”。[8]但是，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美國不斷調整移民、難民政策，不時將移民問題工具化。加之白人至上思潮和民粹主義的興起，移民不時被視為威脅，美國社會文化分裂和對立加劇，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包容度下降，這些成為美國社會文化危機的重要表現。[9]

數智技術發展催生全球文化發展新態勢?？萍紕撔聲ξ幕l展產生深遠影響，每一次技術突破都在重構文化傳播的成本、成效與影響。當前，人類進入數智時代，以智能化為引領的科技變革不斷推進，也為全球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提供了新的空間和可能。一方面，數智技術打破了傳統傳播的時空壁壘，為各種文化傳播、展示和交流提供了更為便利的平臺。例如，以TikTok、起點國際等為代表的中國新媒體平臺逐漸成為全球傳播場域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以通過更為靈活多樣的形式及更加豐富的渠道走向全球。此外，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小眾文化、邊緣文化也有了更多被關注的機會，全球文化格局不再僅由少數幾種主流文化所主導，而是呈現更加多元的發展態勢。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驅動的國際傳播，在打破時空限制、將世界各地的文化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同時，也更易催生文化雜糅現象，形成新的文化形態，甚至塑造全新的數智文明。不同文化在虛擬空間中交流碰撞，既可以通過對話和互釋建立跨文化共識，進一步增進不同文化群體的共情，也可能加劇文化隔閡和群體極化，使弱勢群體和邊緣文化在數智鴻溝中進一步被邊緣化，影響不同國家和群體對自身文化的認同以及對文化主權的維護，同時也需積極應對各類虛假信息導致的難題。

中國需在國際傳播中強化新作為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日益增強。在實踐中，中國高度重視發展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同時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努力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面對全球文化格局演進的新形勢。未來，中國需從多方面著力、以創新實踐強化新作為，為全球文化新格局的塑造貢獻文明和進步力量。

傳播中華優秀文化理念，塑造先進、文明和符合時代潮流的全球政治文化。文化是一個群體的共有知識，突出體現在共有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等方面，在國際關系中則體現為各國不同的國際行為標準、規范和習慣。不同國家差異化的政治文化、安全文化、外交文化、合作文化、生態文化等，會時刻影響各國的國際行為準則。當前，全球面臨日益嚴峻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這些困境的化解也呼喚人們從文化、文明層面進行深層次的反思。在安全領域，新冠疫情以來，伴隨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化的合作型安全文化正在向沖突型文化轉變，暴力沖突不斷，大國博弈、地緣政治、經濟競爭加劇，國際安全合作日益艱難。烏克蘭危機和加沙危機爆發后，上述態勢更為明顯，聯合國安理會等國際組織和機構在安全治理方面愈加難以發揮其應有作用，一些大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安全問題給相關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加沙危機造成饑荒嚴重、醫療系統崩潰、大量平民流離失所、教育體系癱瘓、飲水困難等人道主義危機。在發展領域，聯合國《2025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數據顯示，在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169個具體指標中，近35%進展順利，近一半進展緩慢，18%出現倒退，整體落實進展遠低于預期。如何凝聚全球發展共識、培育全球發展新動能也是新的時代難題。這些問題和困境更加凸顯當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正確、先進和符合歷史進步潮流的文明、文化理念為人類提供價值引導和精神指引，需要塑造正確的政治文化來規范各國行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里，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內。”[10]在全球問題日益嚴峻且高度聯動、治理赤字日趨固化甚至不斷加劇的情勢下，有必要就全球治理理念在各國間求得普遍共識，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基本原則，[11]為此，中國多次強調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倡導并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中國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以及中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而成的和合文化和優秀政治理念可以為塑造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文化格局發揮重要作用。鑒于此，中國可在以下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一方面，積極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理念，為全球文化格局塑造增添新理念和正能量。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孕育了豐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塑造了中國獨特的世界觀、天下觀、義利觀、交往觀，以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但長期以來，受西方大國在全球文化場域主導話語和敘事的影響，這些理念未能被世界充分認識和理解。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對外交往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塑造性日益增強，不斷提出新理念新主張新政策新倡議，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新型國際關系、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等。這些新理念新倡議的背后，承載著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與思想傳統。在對外傳播時，若國際受眾未能洞悉其背后的思想傳統，僅停留在字面含義的翻譯層面，不僅難以觸及理念的真正要義，更易產生“同樣的話語，不同的理解”現象。[12]例如，要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刻內涵，一方面，需要理解中國將世界視為一個整體的天下觀，也要理解整體中的個體相互關聯、相互依存，整個世界應該是一個平衡、包容、和諧的整體；另一方面，需要理解協和萬邦、包容并序的秩序觀。又如，中華文化塑造了中國人的認知與行事方式，如強調標本兼治、綜合施策，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也為中國推動解決全球問題提供了方法論，中國提出“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認為發展問題解決了，諸多其他問題便會迎刃而解。過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外傳播多聚焦器物層面，這雖使中國美食、功夫、舞蹈等顯性文化走向世界、為全球熟知，但這樣的傳播成效仍顯不足。未來，中國需要重視理念、價值、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傳播，讓世界更好地認知和理解中國主張、中國政策和中國行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理念成為世界話語和世界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好地補充、完善、超越現有的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全球文化格局。

另一方面，需更好總結、凝練中國實踐，推動其向理念層面升華，轉化為更易被世界認同的共識與理念，進而豐富相關知識體系、話語體系和思想體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在各個領域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需推動相關實踐經驗概念化、體系化、理論化，使其轉化為理念話語、理論話語和知識話語，將實踐積累轉化為話語優勢，進而產生持久影響。有研究指出，中國近年來的實踐已經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很好的規范影響。[13]未來，仍可推動提煉升華不同領域的中國實踐。在發展領域，廣大發展中國家仍面臨著實現現代化的艱巨任務，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形成的“實現共同富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平衡好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等都是傳統現代化理論所欠缺的。充分總結、凝練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不僅能完善既有的現代化理論體系與知識體系，更能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具價值的借鑒與啟示。在價值領域，西方文化所強調的民主、自由曾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然而近年來，這類所謂“民主、自由”愈發暴露出諸多弊端。中國明確提出要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并在實踐中切實踐行，更能充分體現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與訴求。在國際合作層面，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并推動其從中國倡議走向國際實踐，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愿景轉變為現實，建設成果超出預期。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既蘊含開放、包容、共贏的中國傳統文化理念，又創新了傳統國際關系合作理論，其凸顯的平等合作、漸進性合作、發展合作實踐成效，進一步豐富了國際合作理論體系，彰顯出中國實踐的理論影響力。[14]

強化制度建設，增加文化公共產品供給，為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搭建合作平臺。近年來，國際議程不斷被改寫，沖突、對抗不時主導國際議程，各國競爭加劇，人文交流不暢、認知混亂、互信缺失現象凸顯。個別國家煽動意識形態對立和陣營對抗，“文明優越論”“文明沖突論”沉渣泛起，國際合作的社會基礎不斷被弱化。在此背景下，加強文明文化交流，推動各國交流互鑒成為重建信任、推動世界向正確方向發展的關鍵。加強制度建設是深化雙、多邊合作的重要路徑，這是各國在二戰后積累的重要經驗之一，聯合國及其各類多邊機構在促進國際合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相較而言，國家間的文化、文明交流與政治、安全、經濟等議題相比緊迫性較弱，因此更需大力推動相關制度建設。為更好地促進人文交流、推動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中國始終致力于積極提供公共產品、搭建合作平臺，并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2019年5月，中國召開首屆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為亞洲各國搭建了互學互鑒、共同發展的平臺。2023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為促進人類文明進步、共同發展繁榮提供中國方案，不斷注入文明力量，豐富和拓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路徑。同時，中國在多項多邊機制中，增加人員往來、文化交流的相關條款與內容，從不同維度推動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例如，在中國—中亞峰會機制下，中國邀請中亞五國參與實施“文化絲路”計劃；習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宣布推進實施“十大伙伴行動”，其中第一項是“文明互鑒伙伴行動”；在金磚機制下，習近平主席提出建設“人文金磚”的目標。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下搭建的絲綢之路國際劇院聯盟、博物館聯盟、藝術節聯盟等機制更是為深化“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提供了制度支撐。2024年6月，第78屆聯合國大會協商一致通過中國提出的設立文明對話國際日決議，充分體現各國希望通過文明對話來消除歧視偏見、增進理解信任、促進民心相通、加強團結合作的共識。上述制度建設，既彰顯中國在推動各國深化交流、互學互鑒中的制度成效，也為未來工作明確可行路徑。未來，一方面，需逐一建好各類平臺機制并推動其發揮實效，避免文化與文明交流在國際政治議程中被邊緣化；另一方面，各國要依托這些機制在交流互鑒中產出更多可視性成果，切實推動塑造全球文化新格局。

深化全球南方國家媒體交流合作，夯實深化文明交流互鑒的輿論根基。媒體在思想交流、觀念塑造、強化認知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數智時代，隨著信息傳播模式和傳播方式的改變，敘事和話語優勢變得更加重要。信息的壟斷、操控和歪曲不僅誤導公眾認知，也會左右國際議程，誤導世界輿論，影響各國政策和行為。當前，各國博弈已經超越經濟、軍事領域，延伸和演變為敘事之爭、話語之爭、輿論之爭。近年來，沖突、對抗、競爭不時主導世界輿論，叢林法則、強權政治不絕于耳，發展、文明等重要議題經常在國際輿論場被邊緣化，國際局勢的動蕩更需媒體積極發揮作用。長期以來，西方媒體一直在國際輿論場中占據優勢，享有話語霸權，經常主導國際話語和世界輿論的走向。諸如CNN、BBC等西方主流媒體，長期掌控全球新聞傳播的主要渠道，而全球南方國家一直處于相對弱勢。全球南方國家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等方面存在諸多共識，但在國際輿論場中的聲量較低，影響力有限。鑒于此，應著力加強全球南方國家在媒體領域的合作，在這一方面已有一些有益實踐，例如，2025年7月15日至17日，金磚國家媒體智庫高層論壇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該論壇的目標之一是讓全球南方的聲音更響亮、更受關注，“全球南方媒體與智庫合作傳播伙伴計劃”和“走進金磚?聆聽南方”項目在論壇上正式啟動。“一帶一路”媒體合作論壇自2014年創辦以來已舉辦9屆，有力推動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

當前，全球南方國家普遍認同世界不同文明具有平等地位，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不存在高下之分，同時認為文明的發展繁榮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進而推動多元文明平等對話、彼此傾聽，世界各國應共同推動減少沖突，為文明交流創造良好條件。[15]加大對上述共識的國際傳播，使其成為國際輿論場的主基調，可為全球文化格局的塑造構建有利環境。為此，全球南方國家應從多維角度加強國際傳播領域的合作，向世界展示全球南方的主張、團結和力量，積極設置媒體議程，在南方國家關注的議題以及與南方國家國際利益直接關聯的議題方面塑造更多共識，更好地影響國際輿論走向。

順應數智時代的國際傳播大勢，提升中國文化國際傳播效能。數字時代的國際傳播已經轉變為全球傳播，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都在發生深刻變革，傳播主體更加多元，傳播渠道更加多樣，傳播內容可多模態呈現，傳播廣度、速度、效果與過去大不相同。我國在數字技術、信息技術領域的“彎道超車”為做好數智時代的國際傳播奠定了堅實基礎。新的時代條件下，做好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要從內容、載體和作品等不同方面綜合發力，將其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推動。具體而言，需明確傳播理念，選好傳播內容，創新傳播載體，拓展傳播渠道，提升傳播效果，構建國際傳播的有效閉環，使中華文化通過有效的國際傳播在世界產生更強大的吸引力、影響力和感召力。近年來，無論是《哪吒2》在全球的熱映，《黑神話·悟空》在全球游戲圈引發的巨大反響，亞洲象北遷事件牽動中外媒體聯動傳播，還是拉布布在全球的爆火，都可以為做好中國文化和中國要素的當代國際傳播提供啟示，需積極總結上述經驗，進一步推動實踐創新。

加強學術交流，提升學術話語權，進一步加大面向世界的知識供給力度。長期以來，全球知識體系呈現“中心—邊緣”的失衡，很多源于西方思想和西方經驗的理論被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在學術界和政策界廣泛傳播，但這些理論在南方國家往往并不適用。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范式”、社會學中的“現代化理論”等大多基于西方經驗，難以適配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關系學界，歐美學術界發展的國際關系理論常用以解釋全球的國際關系實踐，如基于“大國政治的悲劇”、“修昔底德陷阱”等概念和理論來研究中美關系，[16]從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理論視角出發研究國際社會，上述研究中誤解和誤讀時有發生。近年來，很多學者呼吁要發展全球國際關系（Global IR），[17]即將更多國家的視角和思想融入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使國際關系真正可以解釋全球的國際關系，很多南方國家的理念與實踐成為眾多研究的焦點。此外，知識供給經常與具體問題的應對密切相關。一方面，南方國家迫切需要解決減貧、產業升級等本土問題，另一方面，在應對全球性問題時，南方國家的關切和訴求經常被忽視。未來，南方國家需要進一步加強學術交流，更好地凝練全球南方實踐，實現理論升華和創新，擴大南方國家知識供給，充分展現全球南方理念、敘事和話語。具體而言，全球南方國家需要搭建更高水平的學術交流平臺，為全球南方經驗、理念和知識的傳播創造更多有利條件，進而有效提升全球南方國家的學術話語權，更好地對全球知識體系進行補充和重構，推動其更加豐富、多元，為全球文化格局塑造提供智慧支撐。

結語

文化、文明在人類發展過程中積淀而成，是人類發展、進步、繁榮的標志和體現。在百年變局之下，文化、文明更要發揮價值支撐和精神引領的積極作用。在全球文化格局調整、重塑的關鍵時期，中國作為一個文化資源豐富的文明古國和現代化大國，有責任也有能力發揮更重要的影響力，推動世界朝更加符合歷史進步潮流的方向發展。為實現該目標，中國需要傳播正確發展理念，總結凝練實踐經驗，強化制度建設，搭建文化交流合作平臺；深化全球南方國家的媒體合作，擴大南方國家聲音，強化文化國際傳播效果；提升學術話語權，加強面向世界的知識供給，使中國文化、中華文明更具影響力、吸引力、親和力和感召力，為塑造全球文化新格局，推動構建更加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世界貢獻中國理念、智慧和方案。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大精神重大項目“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踐、理論創新與國際傳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ZDA126）

注釋

[1]《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頁。

[2]魏恩政：《在把握全球文化發展的大趨勢和總體格局中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論壇》，2001年第9期。 

[3]巴里·布贊、喬治·勞森：《全球轉型：歷史、現代性與國際關系的形成》，崔順姬譯，李佳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1～87頁。

[4]R. Agrawal, "Why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in 2023," 12 January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12/global-south-geopolitics-economics-climate/.

[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64頁。

[6]"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4 Reveals Latest Global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Human Mobility,“ IOM, 7 May 2024, https://www.iom.int/news/world-migration-report-2024-reveals-latest-global-trends-and-challenges-human-mobility.

[7]S.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p. 22-49.

[8]王玙璠：《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一場文化保守主義運動》，《世界知識》，2025年第11期。

[9]潘亞玲：《美國社會文化危機的根源與表現》，2024年12月3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12/t20241203_5809588.shtml。

[1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73頁。

[11]張宇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體系》，《國家治理》，2025年第2期。

[12]孫吉勝、何偉：《國際政治話語的理解、意義生成與接受》，《國際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

[13]J. Garlick and F. Qin, “China's 'Do-as-I-do' Paradigm: Practice-Based Normative Diplomacy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Pacific Review, 2024, 37(5).

[14]孫吉勝：《“一帶一路”與國際合作理論創新：文化、理念與實踐》，《國際問題研究》，2020年第3期。

[15]《〈環球時報〉記者采訪全球南方國家政界、文化界人士，他們眼中的“文明觀”什么樣？》，2025年7月14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NU4pXGIkMO。

[16]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陳定定、付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17]阿米塔·阿查亞、巴里·布贊：《全球國際關系學的構建：百年國際關系學的起源和演進》，劉德斌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A. Acharya and B.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2007, 7(3).

The Shaping of the Global Cultural Pattern and China's New

Initiatives and Efforts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un Jishe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The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 strength among various countries is constantly changing. People's idea and thoughts are also being updated. Many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gun to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prote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ir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nd the global cultural pattern has entered a reshaping period. The global cultural landscape is often influenced by changes in material forces, demographic factor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nation's subjective will. The world today has witnessed evident changes in the all-above-mentioned aspects, which have led to new features in the global cultural landscape. Against this backdrop, as a major country of the world, China can continue to make more efforts to inject positive and progressive forces to shape the global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o shape the benign global political culture, disseminate the fine Chinese concepts and ideas, better summarize, conceptualize, and communicate China's experience, build more platforms for mutual learning and exchange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deepen media cooperation with Global South countries, and increas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upply in different fields. By doing so, China can play more positive role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world of greater peace, openness, inclusiveness, and progress.

Keywords: Chinese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he global cultural pattern, Chinese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責 編∕包 鈺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