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具體表現為世界經濟增長乏力，整個世界（貨物）貿易的增長呈現下降趨勢，跨國生產在世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較之過往大幅減弱，部分國家的政治社會動蕩以及地緣政治競爭回歸。在這一歷史條件下，推動世界重回和平發展的正道，一個重要的經濟條件就是繼續推進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理論與實踐都證明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經濟全球化實質是市場分工與交換的國際化，其本身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優勢也存在著自身特有的短板。只有承認世界文明與制度的多樣性、強調合作精神、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以實際行動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向普惠包容方向發展，經濟全球化才能行穩致遠。
【關鍵詞】世界動蕩 經濟全球化 全球治理 普惠包容
【中圖分類號】F114.41/F1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9.010
【作者簡介】李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教授、博導，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國際政治經濟學）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關系理論，主要著作有《冷戰后的世界秩序與中國的發展》《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化視野下的市場與國家》《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國際組織》等。
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的表現
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表現為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的經濟、政治與安全三方面的變化，并且這兩個層面相互聯系、相互交織。國際經濟與政治影響著內政，內政特別是大國的內政影響著國際經濟與政治，兩個層面相互影響使當今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
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近年來，全球經濟呈現大幅波動、增長乏力態勢，經濟全球化“步履維艱”。自冷戰結束后，世界經濟增長率基本維持在增長趨勢線左右，而在2020年以后，則處于大起大落的波動狀態。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大幅下落，雖然在2021年后呈現恢復性增長，但這種增長未能持續，呈現回落趨勢，在世界性通脹率高達8.3%左右的狀態下，依然從2022年3.07%下落至2023年的2.68%（見圖1）。發達國家在2008年后經濟增長率便低于增長趨勢水平線，2020年下落幅度更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之后的恢復性增長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北美和西歐的通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處在8%左右（見圖2）。此外，從經濟增長率的趨勢曲線看（圖1、2虛線部分），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都呈現下降態勢，這與部分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新冠疫情影響及地緣政治沖突存在密切聯系。
與經濟增長率趨勢相同，整個世界（貨物）貿易增長率也呈現出相同的下降趨勢（見圖3虛線部分）。由于2018年之后美國特朗普政府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國際貿易增長率呈現大幅下降趨勢。雖然2021年短暫大幅反彈，但2023年再次呈現負增長。這種趨勢，既與經濟危機和新冠疫情相關，又與在西方國家持續發酵的貿易保護主義有著密切的關系。例如，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后，便推行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的貿易與經濟政策，國際貿易水平因此急劇下降，從2017年增長率為10.15%下降到2019年的-2.76%。這種趨勢，還與地緣政治競爭相關。例如，拜登政府時期，美國在多個領域推動對華“脫鉤斷鏈”，并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諸如此類的地緣政治競爭，導致2023年國際貿易水平進一步下降。
跨國投資同樣是揭示世界經濟變化的重要指標，也是反映生產全球化程度最直接的信號，還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本文用跨國直接投資年流入量（inward）在當年世界整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占比，來說明近年來跨國投資在世界經濟增長中作用的變化情況。如果以跨國直接投資年流入量絕對值來衡量跨國生產的變化，由于通貨膨脹因素存在著衡量不準確性，而以跨國直接投資年流入量在當年世界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占比來衡量跨國投資作用，能相對比較準確地反映跨國生產的變化。2008年之后跨國投資在世界GDP中的占比呈逐步下降趨勢（見圖4中虛線），2014～2015年經歷一定程度恢復后進一步下降，之后有所回升，近兩年又開始下降，2023年處于2000年以來，僅高于2020年的歷史低點。跨國投資的變化，一定程度上與經濟保護主義、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相關。由于跨國生產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有人甚至認為“全球化已死”。雖然言過其實，但反映出近年來跨國生產在世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較之過往大幅減弱。
政治社會動蕩與地緣政治競爭回歸。與近年來的世界動蕩相對應的是一些國家的社會動蕩以及國際政治中的地緣政治競爭回歸，而這兩個因素又阻礙了有關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有序運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之一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由此引發社會動蕩。以世界第一經濟體美國為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口在2021年的占比是12.8%。[1]雖然近年來，美國經濟增長的官方數據較為“亮眼”，但在較高的經濟增長數據下存在用電、稅收指標下降，較高通脹水平等經濟問題。經濟問題與外來移民、種族以及跨性別議題等社會問題導致美國社會撕裂，從而使得美國內部政治極化嚴重。美國民眾在2020年大選選擇建制派的民主黨之后，2024年大選又把鼓吹“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特朗普選入白宮，特朗普的歸來意味著美國傳統體制面臨重大變化。除了美國之外，西方一些主要國家近年來也是政治動蕩不斷。英國在近幾年政府頻繁更迭，任期最短的首相只在任幾個月，在這背后是國內經濟增長乏力、財政幾乎破產和社會內部的動蕩。作為歐盟經濟“領頭羊”的德國，其執政聯盟在烏克蘭危機中盲目追隨美國，造成當下經濟增長乏力、通脹嚴重，政府面臨重大危機，而被貼上“極右”標簽的選擇黨，其影響力卻在德國日益上升。歐盟的另一大國法國，也是如此。奉行自由主義的馬克龍政府在2024年上半年的大選中直到最后才“勉強過關”，沒有讓所謂“極右”的國民陣線組閣。近年來，日本首相更迭頻繁，國內經濟走勢疲弱，通脹加劇，人民生活水平處于實際下降狀態。西方社會近年出現的動蕩，預示著過去西方的自由主義政策已經走到盡頭，改弦更張勢在必行。在這變革的時代必然伴隨著政治斗爭，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的自由主義轉型便伴隨著國內和國際的政治沖突。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另一大影響，是傳統地緣政治競爭回歸。地緣政治競爭回歸，與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國家間發展不平衡密切相關。這種不平衡催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新興經濟體崛起可能削弱其全球“主導地位”的深切憂慮，且這種戰略焦慮正隨國際格局演變而日趨加劇。美國對中國發展的擔憂，使得其不斷加碼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并推動對華“脫鉤斷鏈”，甚至不惜挑起中美貿易摩擦，嚴重影響全球供應鏈穩定。對中國發展的擔憂，還使美國在全球大搞所謂的“民主對抗威權”的對立，不斷對與中國有領土（海）爭議的國家進行挑唆，制造區域緊張，并且不斷挑戰中國主權的底線，這既對經濟全球化產生負面沖擊，又加劇國際安全局勢的緊張態勢。
地緣政治競爭回歸，表現為舊的歷史問題以新的形式爆發。近年來出現的影響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烏克蘭危機、中東亂局，便是這一表現的實例。烏克蘭危機是冷戰結束時西方對俄羅斯安全邊界承諾失言的結果。北約不斷東擴最終觸發俄羅斯對自身地緣政治安全的擔憂，這是造成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這一沖突引發西方對俄羅斯的全面制裁，雙方的經濟近乎全面“斷聯”，影響世界經濟穩定并對經濟全球化、國際經濟制度造成重大沖擊。烏克蘭危機在國際層面所帶來的經濟沖擊給許多國家帶來巨大負面影響，如國際能源、糧食供應的變化等造成基礎性物價高企，通脹導致諸如罷工等社會動蕩。中東亂局則是長期以來受美國支持的以色列拒絕執行，乃至破壞巴以“兩國方案”的結果。以色列暴行使世界看到國際人道主義制度的脆弱性，以及美國在這一制度中扮演的“雙標角色”。而中東戰事的擴大不僅進一步影響地區的穩定，而且威脅部分國家內部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穩定。
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地緣政治競爭回歸，使世界正發生巨大變化，和平穩定、有序發展、積極合作的國際秩序受到極大挑戰，全球治理面臨多重考驗。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治理結構改革舉步維艱，原有的制度無法解決現有的問題，而新的有效制度在短期內難以形成。地緣政治競爭使部分西方大國對外政策“零和思維”增加，或將治理議題工具化、武器化，或另組雙邊和“小多邊”架構，本位主義和小集團思維使得全球治理碎片化、停滯化。在新的動蕩變革期，世界該走向何方是擺在世界各國面前的重大議題。
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趨勢與歷史必然性
當今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推動世界重回和平發展的正道，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繼續推進經濟全球化。經濟發展不論對一個國家，還是對整個世界，都是維持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基礎，而世界和平與穩定則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要外部條件。習近平主席在2024年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的書面演講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雖然遭遇過逆風和回頭浪，但其發展大勢從未改變，以各種名目執意將相互依存的世界割裂開來，是開歷史倒車。”[2]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經濟發展首先要進一步提高生產力，而生產力提高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擴大分工。分工協作能夠提高生產力，這是不言自明的。馬克思指出，“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3]分工不僅能夠提高產量，還能促進技術的精進。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開篇就指出：“勞動生產力上的最大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4]人類生產力的提升引發最初的家庭、氏族和部落分工，再到國家內部的分工，目前發展到國際分工。而國際分工對生產力提升的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說，“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5]正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雖然遭遇過“逆風”和“回頭浪”，但其發展大勢從未改變。
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邏輯。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雖然會在一定時期遭遇逆流，但其發展趨勢不可逆轉。近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歷程，可以從跨國生產這一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特征的領域來審視。經濟全球化可以追溯至17世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馬薩諸塞海灣公司和其他由各國冒險商人組成的合營公司。這些最早的特許“公司與許多工廠和地方貿易公司結合在一起，并組織起國際生產”。[6]在工業革命后，這些公司又把宗主國的資本主義生產與殖民地非資本主義生產串聯起來，英國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擠出了歐洲市場，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后就使英國棉織品泛濫于這個棉織品的故鄉。[7]19世紀中葉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資本主義大國普遍進入工業化時代，工業原料與海外產品市場成為工業化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大國開始資本輸出，盡管主要以間接投資為主，但直接投資開始出現。彼時的直接投資基本都服務于國內的生產，即工業化與非工業化國家形成一種工業生產與原材料產業之間的生產分工。原材料產業主要是采礦、農業、林業、牧業等初級產業部門。雖然此時制造業已有一定的跨國生產跡象，但比重較少。據統計，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長期國際投資存量的35%是直接投資，而在這些國際直接投資中大約55%集中于初級產品部門，只有大約15%集中于制造業，其余的則集中于公共事業和服務業——主要是基礎設施、金融和貿易部門。[8]初級產業部門占據直接投資主要份額，說明此時的國際生產程度有限，直接投資主要服務于國內生產，為國內的工業化生產提供原料。可以說，19世紀后半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國際生產主要為工業與原料產業的分工，雖然出現一些制造業跨國生產的跡象，但其整體上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并沒有形成完整的制造業跨國生產鏈。當時國際生產模式主要是世界經濟中心的核心國家生產的制成品向海外出口，而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國家出口原料和農產品。因此，那個時代的國際經濟還是以貿易為主，跨國生產與當今相比，不論從規模、深度和廣度，都不可同日而語，屬于那個時代的世界經濟聯系的支流和邊緣現象，是一種“膚淺一體化”。[9]
經濟全球化發展雖然經歷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挫折，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相對完整的全球生產鏈、供應鏈。戰后跨國生產的發展難以用數字進行準確統計，一是由于通貨膨脹，以各時期數字的比較來體現戰后跨國生產的狀況存在一定誤差。二是因為統計數據不完整，目前能相對全面反映國際生產狀況的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以下簡稱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世界投資報告》（WIR），主要呈現的是直接投資（FDI）的數據，但直接投資數據不能反映非股權和其他跨國生產模式的復雜狀況。[10]非股權形式產生的跨國生產數據在《世界投資報告》中鮮有體現（只有2011年的《世界投資報告》中略有體現，而且數據不全）。另外，聯合國貿發會議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對跨國生產狀況進行統計，缺乏在此之前的相關數據。但即便如此，《世界投資報告》提供的部分數據仍能間接地反映目前國際生產的發展狀況。
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數據表明，1970年世界直接投資年流量（流出）約為141億美元，1980年達到520億美元，1990年則飆升至2439億，2000年達到11637億，2010年達13737億，2015年達16219億。近年來雖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1.4萬億左右。雖然難以準確計算增長倍數，但不難窺見增長幅度之巨大。另外，對外直接投資的沉淀（存量）也可以體現跨國生產增長巨大的事實。1980年世界直接對外投資的流出存量是5589億美元，到1990年已經達到2萬多億，2000年上升到7.4萬多億，2010年飆升至近21萬多億，2017年已有33萬多億直接投資沉淀在世界各國。最后，還可以從直接投資在世界，以及各類經濟體中產出中的比重來反映跨國生產對世界經濟的影響。1990年直接投資存量（流入）在世界、發達經濟體、發展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年產出（GDP）中的比重，分別為9.7%、8.9%、13.4%、0%，到2000年，這組數據分別為23.3%、22.8%、25.3%、15.5%；截至2018年，這組數據基本達到30%以上，即跨國生產將近占到世界經濟和各類經濟體比重的1／3，對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產生重要影響。[11]這些數據說明，經濟全球化在戰后取得巨大發展。
從歷史上看，經濟全球化發展時期通常是較為和平的年代，而經濟全球化受阻時期往往是較為動蕩的年代。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是經濟全球化發展較為困難的階段。仍以國際生產為例，雖然這一時期跨國生產出現了一些新跡象，諸如汽車業等新產業加入海外生產的行列，美國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開始在日本和歐洲進行生產，但是“即使這些產業，生產也是在一國基礎上組織起來的，生產的全球化仍受到限制”。[12]據專家分析，這一時期經濟全球化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戰爭破壞、戰爭債務以及戰后重建產生高昂的費用，使得歐洲大陸無力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除了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較大增長外，其他資本主義大國都呈現下降趨勢；其二，這一時期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導致各國紛紛采取經濟民族主義保護政策，限制了直接投資；其三，由于這一時期金本位制的崩潰，而新的國際貨幣體制尚未建立，各國傾向于采取“匯率貶值”的方式促進出口，不利于外來投資的進入；其四，這一時期國際卡特爾制度盛行，這一國際壟斷形式分割和控制了世界市場，限定了產量及銷售價格，劃分了生產銷售范圍和程度，不利于跨國經營的發展。[13]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全球化發展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戰爭與動蕩、集團性分割、國際制度的失靈與保護主義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敵。
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的方向與路徑
良好的國家治理需克服市場的固有短板。經濟全球化是經濟活動跨越國界和區域、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的過程，[14]當今世界已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如何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穩步發展是一項重大國際議題。普惠包容是經濟全球化行穩致遠的最佳方案。經濟全球化實質是市場分工與交換的國際化。市場雖然在提升效率、提高生產力等方面具備特定優勢，但本身存在一定短板。就經濟社會影響而言，市場自身的短板表現在：其一，市場帶來的社會不公平問題。從邏輯上講，市場經濟將導致競爭優勝者趨于少數化，易形成貧富兩極分化，將財富集中于少數幸運的勝利者手中。市場競爭催使人們去進行技術創新，采用新的生產手段與組織方式，減少生產成本，這可能會導致如熊彼得所說的“創造的毀滅”，致使部分擁有傳統技能的人失去原有工作崗位，無法跟上科技與管理革新步伐的企業遭到淘汰。如果沒有一定的社會保障，市場失敗者的生存將會受到威脅。市場帶來的貧富分化還可能加劇由于所有制產生的分配不平等問題，從這種意義上說，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帶來的貧富分化問題更為嚴重。其二，市場還存在市場失靈及其他影響效率的問題。市場失靈是指市場效率功能的失效，這會對社會產生其他負面影響。市場失靈的現實情況主要包括：不完全競爭和負外部經濟效應、信息不對稱等。除了市場失靈外，市場經濟還會導致公共商品的供應不足。此外，市場的調節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滯后性。這些都會給經濟發展帶來負面作用，甚至引發社會動蕩、沖突與危機。[15]
對于市場的固有短板，在國內是通過國家的積極作用進行消解。市場所產生的最大社會負面效應，是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和由此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問題。這與民族國家的內在屬性間存在一定矛盾，影響公民對國家的認同，潛在地造成“社會撕裂”，最終影響市場本身的效率。因此，國家治理越是成熟，它對市場帶來的財富分化與社會不平等問題越是要保持高度的警覺，往往需要采取更多、更強的措施控制和縮小這種不平等。例如，國家通過收支分配的調節手段來減少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采取積極的促進就業政策、累進稅制、轉移支付、對低收入群體給予諸如食品、醫療和住房方面的補貼等方式，緩解財富的極化效應；通過法律與行政手段對市場失靈糾偏，減少和阻止壟斷，維護公平競爭等。政府通過法律與行政手段，防范經營主體行為所帶來的負面的經濟外部性行為，擴展信息獲取渠道，阻止企業壟斷。為了抵消市場盲目性、滯后性可能引發的經濟周期波動，政府還應采取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如財政或貨幣手段，避免社會動蕩。在國內市場條件下，良好的國家治理是實現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的關鍵。
普惠包容的全球治理需克服既有經濟全球化的弊端。在國際市場的條件下，市場固有的負面作用依然存在。冷戰結束后，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引發了市場危機，如1992年的歐洲貨幣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都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部分學者早就提出警告要求重視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公平、環境問題等，[16]但西方主要大國對此置若罔聞。
在一個主權分立的世界中，要解決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問題，必須依靠全球治理。在國際上，既不存在一個世界政府來發揮作用，也不存在計劃性的全球分工協作模式，以及像國內那樣通過政府的“有形之手”來緩解市場化弊端的方式。因此，在以市場化的經濟全球化作為現實的全球性分工協作方式的背景下，全球經濟治理成為可能克服經濟全球化弊端的方式。在一個分立的世界，全球治理必須適應多樣性的制度和文明，只有承認這種現實才能有合作基礎，才可能實現互利共贏。西方現有的治理模式漠視這種現實，要求世界各國以西方現有的標準來改造自己的政治經濟制度，這不僅將引發國際沖突與動蕩，而且把市場內在的負面影響擴散到其他國家。因此，要真正實現互利共贏、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當前的全球治理必須改革，而改革應當遵循全球發展倡議，立足以下原則。
第一，必須堅持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必然要求，是歷史的大趨勢。正因如此，堅持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就是堅持生產力的標準，順應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要求和歷史發展規律。不能開歷史倒車，逆歷史潮流而動。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生產效率提升，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前提。只有不斷提高生產效率，才能為實現“帕累托改善”提供物質基礎，從而為各國謀發展，為人類謀福祉。缺乏這個物質基礎，就無法實現經濟的增長與社會發展，更無法達到改善性的普惠。
第二，必須承認世界文明與制度的多樣性。由于各國社會制度、文化和發展水平的差異，各國適應全球市場競爭的能力并不一致，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實踐有所不同。要較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就必須允許各國根據自身條件和歷史文化特點，選擇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治理模式，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平衡，從而達到普惠。沒有包容就沒有各國普遍參與的經濟全球化。因此，新的全球治理應當尊重多樣的國家調控方式，承認各國以適合自身發展的方式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實踐，以實現包容下的普惠。在積極適應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國治理的成功實踐表明，不同的治理模式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中國的經驗既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發展潮流，也較好地維護社會公平，具有積極的探索意義和創造性價值。因此，在應對經濟全球化出現的問題時，在全球治理改革過程中，各國應當在制度上相互尊重。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實現互利共贏、普惠包容。
第三，應該強調合作精神。承認多樣的國家治理模式并不等于認可在國際經濟中損人利己、以鄰為壑，而是要求在合作的基礎上彼此兼顧、相向而行。這樣才可能做到互利共贏，否則只是一種消極性排斥，最終損害國際經濟合作，破壞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效率提升。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國際經濟中損人并不利己。西方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代走向了極端，各資本主義大國損人利己、以鄰為壑、轉嫁危機，最終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造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浩劫和經濟福利的重大歷史性倒退。在目前形勢下，世界各國尤應吸取這一歷史教訓，在全球治理改革的探索中強調合作是實現普惠唯一正確的選擇，只有在承認國家治理多樣化基礎上強調協調、互利、共贏原則，摒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才能推動經濟全球化更加普惠。
第四，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普惠式發展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應當承認既有的經濟全球化造成了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分化。這一問題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邏輯的全球無限擴張，市場本身的競爭性和國家治理能力的差異。當前，在全球經濟治理的范圍內進行改革，著力調整和抑制那些長期制約全球經濟增長的國際經濟制度——如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不合理因素，促進全球實體經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是緩解經濟全球化陣痛的“藥方”。唯有如此，才能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前行，在客觀上為多種制度下的國際經濟合作提供較大空間，為國家間的政策協調與合作提供利益基礎。因此，在全球治理改革中，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既體現普惠需要，又為各國相互包容提供民意基礎。
最后，還須堅持行動原則。受地緣政治競爭的影響，一些西方大國出于“零和思維”，將治理議題工具化、武器化，或另組雙邊和小多邊架構，使得全球治理碎片化、停滯化。在這樣的狀況下，要推動全球治理改革向普惠包容的方向發展，新興國家需先行團結行動起來。習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六次會晤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面臨關鍵抉擇。是任由世界動蕩不安，還是推動其重回和平發展的正道？”“時代的風浪越大，我們越要勇立潮頭，以堅韌不拔之志、敢為人先之勇、識變應變之謀，把金磚打造成促進‘全球南方’團結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先鋒力量。”[17]要通過以金磚國家為核心，團結“全球南方”國家，先行改革進程，以合作帶來的普惠包容成果作為示范，逐步帶動更多的國家，與世界各國共迎挑戰、共建未來，攜手推進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
注釋
[1]數據來源見美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s://search.bea.gov/search?affiliate=u.s.bureauofeconomicanalysis&query=poverty+status。
[2]《習近平向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書面演講》，《人民日報》，2024年11月17日，第1版。
[3][5][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169、852頁。
[4]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頁。
[6][8][12]戴維·赫爾德等：《全球大變革》，楊雪冬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29、330、334頁。
[9]威廉·I.羅賓遜：《全球資本主義論》，高明秀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7頁。
[10]彼得·迪肯：《全球性轉變》，劉衛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68頁。
[11]這一段所引用的數據皆來自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數據庫或由這一數據庫的數據計算而來，參見https://unctadstat.unctad.org/datacentre。
[13]滕維藻、陳蔭枋主編：《跨國公司概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35頁。
[14]周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新型經濟全球化的中國方案》，《國家治理》，2024年第6期。
[15]市場化所帶來的具體負面影響參見李濱：《新時代國際政治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4～36頁。
[16]J. Bhagwati, "Coping with Antiglob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02, Vol. 81, p. 2-7.
[17]習近平：《登高望遠，穿云破霧 推動“大金磚合作”高質量發展——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六次會晤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4年10月24日，第2版。
The Evolutionary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a New Era of Turbulent Transformation
Li Bin
Abstract: The world has now entered a new era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manifested in sluggish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 declining trend in worldwide (goods) trade expansion, a significant weakening of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s role in global economic growth compared to the past, political and social unrest in some countries, and the resurgence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Under these historical conditions, a crucial economic prerequisite for steering the world back onto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the continued advance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demonstrate tha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n irreversible trend. At its cor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presen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arket division of labor and exchange. It is inherently a double-edged sword, possessing both advantages and inherent shortcomings. Only by acknowledging the diversit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and systems, emphasizing the spirit of cooperation, adhering to a people-centered value orientation, and taking concrete actions to steer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oward an inclusive and beneficial direction ca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chieve steady and far-reaching progress.
Keywords: the world is in turmoil,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inclusive and beneficial
責 編∕方進一 美 編∕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