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已從 “技術奇觀” 演進為全民參與的社會過程，對青少年社會心態的影響具有正負兩面性，其社會影響構成特殊的“科林格里奇困境”，需從科學技術視角進行評估和治理。研究可重點關注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青少年發展愿景與未來預期、價值理念與文化自信、認知能力與思維模式、情感需求與社交方式、自我認同與生命體驗這五大方面的影響；并通過跨學科研究完善社會心態的學理建構，從而推動中國社會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為社會心態培育和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實用建議。

【關鍵詞】人工智能生成內容 青少年社會心態 自我認同 認知外包 科林格里奇困境

【中圖分類號】 C912.6/TP1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0.006

【作者簡介】呂小康，南開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心理學系系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社會心態、醫患信任，主要論文有《找回“社會”：重新理解網絡社會治理》《社會心態：一個政策概念的生成史及其學科價值》《社會心態治理的元理論思考》《國家治理視角下的社會心態治理》等。

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復合含義與使用現狀

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也稱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內容，是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制作、生成、合成的文本、圖片、音頻、視頻、虛擬場景等信息。在實際使用中，人工智能生成內容還具有復合語義，既指一類信息內容，也指生產及分發這些信息的內容生產方式，還包括相關的人工智能技術。為示區分，在涉及多重語義時，本文將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內容”這一泛化指代；在僅指信息內容類型或內容生產方式時，則分別稱為“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和“人工智能內容生產”。隨著ChatGPT、DeepSeek等相對低成本、高體驗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平臺的涌現與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規模化應用的實現，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已從實驗室意義上的單純“技術奇觀”，深度演進為全民可參與的社會過程，并成為人類社會數智化轉型的標志性現象之一，其帶來的內容生產方式變革也正在重塑社會關系，并引發社會心態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會反作用于社會運行與生產力變革。

當下，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已成為青少年社會化的重要學習、生活和娛樂方式，對其社會心態產生顯在或潛在的影響，其對青少年社會心態的影響路徑包括主動使用和被動暴露兩種。根據2025年1月發布的第5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4年底，我國已有2.49億人表示自己使用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產品，主要用于問答（77.6%）和辦公輔助（45.5%）。2025年7月發布的第5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則進一步發現，在年齡結構上，中低齡用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體，其中19歲及以下用戶占比達33.8%，20～29歲用戶占比為21.0%，兩者合計達54.8%；在職業結構上，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網民中學生的占比達37.8%。這些統計數字表明，青少年網民是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產品的主力軍。此外，青少年還從現有的信息傳播渠道接觸大量的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如各類數字人、虛擬場景等。根據《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運用報告（2024）》的調查，未成年人對網絡負面效應的認知排名前三的分別是“比以前更愛待在家里，運動減少了”“分走了不少學習時間”“更懶了，依賴網絡，懶得自己想問題”；而對網絡積極效應的認知排在前三的分別是“獲得知識變得容易了”“有了很多新的娛樂方式”“隨時知道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方勇等，2024）。這表明青少年能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包括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在內的網絡內容所帶來的正負面效應。

然而，當前學界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社會影響的研究，大多聚焦就業替代、技術開發、文化產業、版權保護等經濟學、傳播學和法學領域，盡管已對生成式人工智能對青少年社會心態影響展開多維度探索，但相關研究仍相對分散和薄弱。為此，本文擬在全面把握青少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與暴露現狀的基礎上，深入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青少年社會心態的具體影響，并進一步提出引導青少年健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進行內容生產，以及培育青少年積極向上的數智社會心態的有效途徑。

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青少年社會心態的影響

當前，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青少年社會心態的影響已受到廣泛關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對認知創造力的影響。研究發現，青少年在學習、寫作中依賴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認知外包”行為（指人類通過外包部分認知任務給外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以完成任務的行為）已呈現常態化趨勢，許多青少年已形成“我不用學，人工智能會告訴我”的思維慣性，并形成“創造力依賴”的心態（劉天元、晏靜露，2025）。此外，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使用已使青少年語言表達趨于“同質化”和“模板化”，其表達“AI味”濃重、原創性顯著下降，甚至在一些日常化的交流和表達中，青少年也需要借助人工智能工具的輔助才能感到“放心”。總體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對青少年創造力具有雙重效應：過度依賴會抑制其獨立思考，但合理的人機協同（如讓人工智能承擔重復性任務、讓人類聚焦高階創新）則可能激發其創意靈感。

對情感體驗的影響。盡管當下的諸多大語言模型和情感智能體并不具備真實的情感，但仍有少數青少年在與其進行情感交流后表示“感受到被理解”，并將這些工具的同理性回應視為“人性化的宣泄出口”（Y. K. Lee et al., 2024; Y. Sullivan et al., 2023; M. Hu et al., 2025）。研究顯示，處于孤獨與情緒低落等情境中的青少年，更傾向于依賴具備“去評判性”與“高度可控性”等特征的人工智能情感陪伴工具，而非現實中的社會支持系統，以獲取心理安全感與互動掌控感。然而，人工智能情感工具的使用雖可暫時緩解情緒困擾，但這種依賴可能削弱青少年對真實親密關系的投入與期待；長期依賴還可能導致“人機依戀”，表現為共情能力與現實沖突應對能力的退化，進而加劇孤獨感與社交回避（I. Pentina et al., 2023; F. Yang and A. Oshio, 2025）。此外，研究還發現對人工智能的情感依賴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即青少年女性更易將情感人工智能視為“低風險傾訴對象”。

對自我認同的影響。青少年正處于自我認同形成的關鍵期，其自我認知、存在意義感及虛擬-現實邊界感知易受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影響。有研究指出，頻繁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青少年提及“人類獨特性”等話題的頻率顯著高于對照組，且人工智能的類人智能可能使青少年對“人之為人”的本質、尊嚴與價值產生困惑，進而引發存在性焦慮（F. C. Andreescu, 2024; E. Barnes and J. Hutson, 2024; M. B. Kitchens and B. P. Meier, 2025）；頻繁使用人工智能形象生成工具的青少年對自身身體意象滿意度會下降；青少年在虛擬互動中塑造理想化人格，可能導致現實自我與虛擬自我產生沖突；一些青少年將人工智能視為能力參照，從而產生“智能比較焦慮”（如“人工智能比我更懂情緒”），且自尊水平較低者更易形成“自我否定”認知（馮昌揚等，2025；X. Yao and Y. Xi, 2025）。

對未來預期的影響。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強能力和通用性正在重塑青少年的職業認知和社會流動感知，并影響他們對人生奮斗意義的認識。研究發現，青少年對人工智能時代的未來預期呈現分化特征。個別青少年因“人工智能替代傳統職業”產生“努力無效”的無力感。人工智能的興起以及由此產生的“流量邏輯”等商業化現象對傳統“付出-回報”邏輯的解構，也使一些青少年出現“奮斗意義認知混亂”，甚至表現出“躺平”“擺爛”等應對傾向（成雪峰，2025）。當然，也有青少年對此持積極心態，將人工智能視為“突破階層固化的工具”，通過主動學習人工智能技能重構發展路徑。此外，人工智能技術也影響青少年的社會流動性感知，一些青少年認為這些工具降低信息與技能獲取門檻，為向上流動提供更多機會，但技術應用能力的差異也可能強化社會分化，使個別青少年產生“階層固化加劇”的擔憂。

對價值觀念的影響。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文化偏向性對青少年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自信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值得警惕的是，諸多西方研究都呈現“去文化”傾向，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對所謂“普世價值”的塑造，而較少關注算法偏見與文化霸權的問題。相反，國內研究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則指出，西方主流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平臺算法訓練多依賴西方文化范式，這易導致中華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元素在生成內容中被邊緣化或簡化，進而弱化青少年對本土文化的認同。研究還發現，不同國家開發的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平臺具有明顯的“內群體偏好”，即對本國議題的態度更寬容、對他國議題的態度更苛刻，在涉及政治問題的回答時這種傾向尤為明顯（Z. Di and Y. Zhang, 2024）。此外，當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還存在明顯的“語義脫嵌于文化”現象，許多大語言模式對歷史事件的敘事都有去語境化的特征，這種特征可能會影響青少年的文化價值形成，進而影響對自身文化主體性的認知，從而降低其文化自信水平。

在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青少年造成的上述影響中，有些是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全球性議題（如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是否造成青少年的“創造力依賴”心態），有些則是具有文化主體性的區域化議題（如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去文化”特征如何影響中國青少年的價值觀形成）。這提醒我們不應當將人工智能的內容生產單純視為一種純粹的技術問題，而應將其視為一種社會問題加以應對。如何發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積極作用、抑制其不良影響，引導青少年、家庭和社會恰當地認識與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使青少年養成既積極擁抱技術又審慎應對風險的社會心態，既是當下青少年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優化人工智能治理、促使智能向善的緊迫要求。

探索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青少年社會心態影響的基本理論視角

當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會影響已成事實，關鍵在于厘清其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對何種人群形成何種具體影響。然而，困難在于準確地識別這一系列“是否”問題并無標準答案，恰恰陷入典型的“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即技術發展的社會控制通常面臨兩難局面：技術發展初期難以預見其社會影響，而當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時，其負面后果已深嵌社會結構而難以控制或改變（D. Collingridge, 1980, p. 16）。從現有研究的結果及社會實際反映看，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正負面影響已經開始顯現，與之相關的積極或消極心態也已產生。此時，研究的重點不應是基于某種立場而選擇性地驗證自身觀點，而應轉向宏觀層面的系統評估，通過分析和探索積極與消極影響出現的整體比例、產生條件和轉化機制，以主動使用、積極擁抱的態度，深入分析并有效駕馭各種類型的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給青少年帶來的差異化風險。這既是風險應對過程，也是心態培育過程。技術的長期影響總是未知的，人類所有的治理行動并不完全基于已發生的事實，還基于對未發生事實的一種主觀預期。也就是說，人類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本身，恰恰構成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治理的基本起點。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在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青少年社會心態及其他社會影響之前，有必要澄清對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及所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原則立場。對此，本文采用Farrell等人（2025）發表于《科學》雜志的觀點，將大語言模型及相關人工智能技術視為一類全新的“文化與社會技術”而非“自主智能體”，其本質類似于文字、印刷術、市場制度等歷史上曾出現并形成深遠社會影響的信息處理系統，其核心功能是對海量個體知識、價值觀、偏好和行為的整合與塑造，并可通過重組這些累積數據實現大規模的社會合作行為，但這些功能的發揮始終離不開人類對它們的創造性使用。這一理論定位使本文將不參與“人工智能是否超越／接管人類”的抽象辯論，而關注更為現實而緊迫的問題，即經由人工智能產生的信息如何影響青少年的社會心態及其作用機制，以及這些影響將如何長遠地改變人類的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進而從“科學技術在社會中”的視角評估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社會影響并構建治理路徑。

就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社會心態的影響而言，還需在上述理論立場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社會心態作為社會意識的特殊性，這有兩層基本含義。

首先，社會心態本質是一種社會意識，受社會存在的決定性影響。青少年與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相關的心態是個體的使用或暴露于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后的及時情緒反應、認知反饋和行為傾向，但這些心態的產生在根本上深嵌于社會階層、家庭關系、朋輩關系、學校氛圍等社會環境之中，后者可能比前者更為深層地決定著青少年對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使用習慣及相關體驗。因此，在考慮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青少年社會心態的作用機制時，需立足系統的社會生態視角去確證其中綿長的因果鏈條與作用機制，尤其注重分析其中社會結構性因素的深層決定作用。比如，青少年對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使用方式和使用體驗，可能因其父母的教育水平、家庭結構、主要照護人的性別、青少年的城鄉戶籍等因素而存在結構化差異。其對青少年社會心態的具體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伴生性或共生性的，不能僅從人工智能生成內容使用或暴露本身得到完整解釋，而要考慮因青少年所處的家庭環境、學校環境、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因素所產生的方向（積極或消極影響）或程度（具體影響的強度）的區別。

社會心態在數智轉型時代的變化規律和生成機制具有新的特征，需進一步突破將其視為“個體心態之統計聚合”的簡化認知框架，而轉向“具有突生性和總體性的社會事實”屬性的系統性研究。在思考對消極社會心態影響的干預方案時，也應考慮相應策略與這些社會系統因素的匹配度，而不能希冀某種標準化的干預方案能夠對所有青少年都產生同質化的效果。實際上，所有干預策略的成效實現，都離不開機制優化和技術改進這些“基本面”，只有把影響因素分析和干預機制研究更為恰當地嵌入整個社會結構的改進和相關技術系統的優化過程，才能使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發揮最大的社會效益。這也說明在人工智能時代，旨在將個人體驗問題關聯至社會結構問題的經典“社會學想象力”（米爾斯，2017）并不會過時，而會隨著時代的發展進一步豐富其解釋力。

其次，社會心態具有部分獨立于并反作用于社會存在的主觀能動特征。社會心態不是對社會現實狀況的無損映射，而是一種經過主觀加工的社會心理折射。同時，社會心態作為一個傘狀概念，具有社會需要、社會情緒、社會認知、社會價值觀和社會行為傾向等多重維度，每個維度間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社會心態還具有建構社會現實的功能，尤其是其中的社會需要維度，集中反映大眾對社會現象和社會發展態勢的評判與期待（王俊秀，2025），這是影響產業發展和政策推出的重要社會心理變量，對后續的社會現實具有強有力的助推或阻礙作用。這使得社會心態與社會現實之間并不必然保持同步變化，其子維度間的變化也不一定均衡，而會出現不對稱變化的復雜形態。比如，在現實中，即使在處于同一階層、同一學校和類似家庭背景的青少年中，也會出現對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不同使用行為和使用傾向，甚至在同一家庭內部的不同青少年間也存在類似現象；而青少年本身對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偏好，也會促使人工智能平臺開發相應的技術產品，從而推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升級換代和體驗優化。

因此，在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青少年社會心態的影響時，不能簡單地從社會結構的維度特征推導社會心態的涌現類型與變化趨勢，不可忽視個體的認知、情緒、價值觀等主觀因素，在促成青少年對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創造性或依賴性使用、形成對此類技術后果的積極或消極評估中的作用。同時，還應更為全面和系統地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青少年社會心態各子維度的不同影響及其中的交互作用機制，從而提升社會心態預測與干預的精準性。此外，還應注重調研青少年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需求與應用趨勢，從而開發更有利于青少年健康使用的人工智能產品。這也意味著在進行相關研究時，需要采用“社會科學問題驅動＋工程技術路徑驗證”的跨學科思路，在社會心理現象分析基礎上引入行為感知、人機交互、自然語言處理與系統干預等工程技術手段，從更全維度、更高強度驗證數智時代的社會心態生成規律，以及這種心態如何反作用于社會發展與技術演進的動態過程。

可重點研究的具體方向及其學科價值

基于前述理論立場，并綜合已有研究，本文認為，就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我國青少年的近期影響而言，可重點關注以下五個方面的社會心態主題。

對青少年發展愿景與未來預期的影響。主要探究接觸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重塑青少年對未來社會結構、個人發展路徑和奮斗意義的認知與情緒反應。具體內容可包括：調查青少年對人工智能技術能力邊界的認知評價，以及將生成式人工智能視為威脅還是機會的態度分化模式；探討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青少年的社會流動性感知與未來階層想象；識別因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普及所帶來的負面情緒反應與非病理性焦慮體驗，揭示這些負性心態與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相關認知的內在關聯機制。其目的在于全景式繪制青少年發展愿景的變化圖譜，揭示數智時代青少年流動性感知的結構性變動，提升青少年的未來信心、重建努力意義、增強心理韌性。

對青少年價值理念與文化自信的影響。主要探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內容生成與敘事建構中出現的文化語義脫嵌、價值“中立化”、“去民族化”等現象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價值理念形成、國家認同建構與文化自信塑造。具體內容可包括：通過大數據技術分析考察主流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平臺，在文本生成過程中多大程度上存在“去文化化”“去價值化”“語義漂移”“文化真空”等現象；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如何影響青少年對“國家”“民族”“集體”等概念的情感認同，青少年接觸或使用是否弱化對中華文化的表達能力、稀釋文化歸屬感；探討如何通過人機協同增強青少年的文化批判能力、緩沖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負面影響，提升青少年對中華文化的主體性認知。其目的在于為技術平臺、教育體系和監管部門提供優化建議，構建具有文化主體性的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生態，增強青少年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時的文化自信心與價值主體性。

對青少年認知能力與思維模式的影響。主要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如何在青少年的學習、寫作、表達過程中，引發認知加工路徑變遷、思維能力重構與表達行為替代現象，深入分析其對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自主表達能力等核心認知能力的影響機制。研究內容可包括：探討青少年“認知外包”的社會影響因素，分析他們在何種情境下將信息檢索、問題思考、寫作表達交由人工智能完成，探索認知外包與“效率優先”“結果導向”文化的關聯機制；探討青少年“表達外包”與語言能力變化的關聯，考察青少年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作文、演講稿、社交文案等對其語言風格和邏輯表達力的影響，分析其批判性思維能力是否受阻及受阻機制；探索進行合理的人機協同與分工模式、激活創造性思維的新策略。其目的在于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青少年思維結構的深層變化機制，提升青少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素養、促成“人機協同而非人機替代”的認知生態構建。

對青少年情感需求與社交方式的影響。主要探討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為情感交互主體如何在青少年的情感表達、社交建構、依戀形成等過程中發揮替代性作用，系統分析情感智能體對青少年情感需求滿足機制、人際關系結構與社交行為方式的影響。具體內容可包括：調研青少年對情感智能體的使用現狀及認知與情感投射特征，分析情感智能體對青少年情感需求滿足機制的影響與潛在依賴路徑；分析與情感智能體的情感交互對青少年親密關系建構、人機依戀機制與社交行為的替代性影響，探討青少年人機依戀的形成路徑及這種依戀對青少年社交能力的影響。其目的在于引導青少年養成健康的情感表達與人機交往習慣，設計有益于青少年展開現實社交的人機協同干預機制，優化青少年情感素養教育，并開發相應的人工智能健康使用引導工具。

對青少年自我認同與生命體驗的影響。主要探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對青少年自我認知、存在感、現實感與生命意義感知的深層影響，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引發的存在性焦慮和虛實邊界模糊化對青少年身份認同的重構作用。具體內容可包括：與智能體交互過程中的數字自我建構如何影響青少年的理想人格建構；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進行創作、思考、對話時，青少年對“作為人”獨特性的反思與懷疑過程如何涌現，出現“我存在的意義是什么”“人是否終將被替代”等焦慮式反思的心理機制為何；青少年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獲得的虛擬體驗如何與其現實體驗交互作用并影響其生命意義的感知；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進行生命意義教育，引導其理解技術的工具性與人的主體性，構建以生命體驗、倫理自覺、現實連接為核心的心態培育路徑。其目的在于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影響青少年存在感知與身份建構的深層機制，提升數智時代青少年的生命意義感、實現其自我認同的健康成長。

結語

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青少年社會心態的影響顯然是一個跨學科的議題，涉及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傳播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等多個一級學科。就更具體的細分學科而言，探究這種影響正是聯接宏觀社會機制與微觀心理過程的社會心理學學科的天然使命和當下任務。而社會心態作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學術概念和政策概念，沒有完全對應的英語詞匯和西方理論，是具有創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之豐富潛能的研究領域（呂小康，2024）。當下社會心態的生成與演進，是“技術-制度-文化-個人”多方互動的結果，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為一類社會基礎設施發揮著隱性或顯性的心態調節作用，而人工智能內容生產則是其發揮這一調節作用的主要信息中介。這使得社會心態研究整體上面臨數智化、算法化的轉型，需要聚焦人工智能對社會心態的全局性建構作用，從信息分發機制、虛擬交互主體和內容生成技術等多個維度，重新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對社會心態的認知、情感、價值觀、行為傾向的形塑作用，并通過青少年社會心態的培育和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內容治理這一雙向過程，不斷探索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的社會心態圖譜，提煉中國式數智社會心態的核心特質及其文化主體價值。

當然，任何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社會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倫理邊界和治理邊界模糊的問題。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對青少年社會心態進行監測、預警和干預，必將涉及未成年人保護、大中小學校的機構隱私保護等多個議題，既可能觸及青少年隱私與自主選擇權，也可能突破家長、學校和工作單位的監管權限，同時還要考慮當下人工智能治理的整體技術水平。為此，在研究設計和干預技術開發層面，還需進行更為周密的倫理考量，確保相關研究和策略不會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明顯傷害，從而在技術有效性與倫理合規性之間建立動態平衡。

總之，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對社會心態的深度影響及中國式應對策略為核心，通過社會學、心理學、人工智能相關學科的深度交叉融合，可進一步完善社會心態的學理建構，產出兼具理論原創性、政策實用性和文化主體性的知識成果，為中國特色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系注入代表性內容，為社會心態培育和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實用建議。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醫患社會心態的形成機制與治理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ASH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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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楊 柳 美 編∕梁麗琛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

on Adolescent Social Mentality

Lv Xiaokang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 (AIGC) has evolved from a novel technological phenomenon to a pervasive social influence, reshaping the way adolescents engage with information and construct their social realit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ual impact of AIGC on adolescent social mentality, highlighting both its beneficial and potentially harmful effects. The phenomenon presents a typical "Collingridge Dilemma," where in the full social implications are not yet fully understood, necessitating a balanced approach to its governanc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how AIGC influences five key developmental domains: aspiration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value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mindset, emotional need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as well as self-identity and life experiences. By integrating insights from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cognition in adolescence and offers a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an independent Chinese perspective within social psychology.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promoting healthy adolescent social cognition and managing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AIGC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 (AIGC), adolescent social mentality, self-identity, cognitive outsourcing, Collingridge Dilem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