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當下和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必須承擔的重大戰略任務。對移植于西方的知識體系實施本土化改造，即以中國經驗為基礎，對其既有政治經濟學理論模型進行修正并使之中國化，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第一條路徑。第二條路徑，需對本土固有知識形態，尤其是其中的儒家思想進行社會科學化的淬煉提升。第三條路徑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所積累的案例、數據和材料進行歸納概括，為國際學術界提供“概念化”和“理論化”的高級學術產品，使中國真正成為與經濟大國地位相匹配的學術大國、學術強國。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最終目標，是鍛造以中華文明為背景的普遍主義的知識體系。

【關鍵詞】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西方知識體系 本土固有知識形態 中國化 理論化 社會科學化

【中圖分類號】C03/B2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1.002

【作者簡介】王學典，第十三屆、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院長。研究方向為中國歷史文化、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和中國現代學術史，主要著作有《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史料、史觀與史學》等。

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賦予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重大戰略任務，也是哲學社會科學界必須面對的重大時代命題。[1]這一命題的提出，源于中西文化激蕩與古今思想碰撞的宏大歷史背景，契合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旨在探索一條平衡本土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知識生產之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不僅要形成獨具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范式，更重要的是使其在世界知識增長鏈條中居于關鍵位置。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中國化與本土化，中國本土固有知識形態的當代社會科學化，中國式現代化經驗、數據、材料、案例的理論化與概念化，形成了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三重路徑。

西方社會科學的本土化改造

黨的十八大以來，整個中國的精神氣候、文化氣候、思想氣候發生深刻變遷，一個在思想、理論和文化上，全方位、立體化的本土化時代已然來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因此開啟了一次意義深遠的轉型。[2]這次轉型，同時也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實踐。

對五四運動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從西方移植進來的哲學社會科學進行本土化改造，是本次轉型的核心任務。中國現代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自建立之初，便深受歐美模式影響。從研究范式、理論工具、概念術語、基本預設，多移植自西方學界，可以說是“整體性的橫向搬用”。這種“全盤西化”的傾向，導致社會科學絕大多數領域至今仍面臨本土化調整改造的艱巨任務。

盡管這些外來學科在中國本土已生存一百多年，盡管它們在中國的發展大多經歷了從零開始、白手起家的本土積累，并在實踐中逐步融入一定的本土元素，但其內在的西方氣質并沒有根本改變。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的主流路徑是“以西釋中”，即以從西方社會中生成的理論、命題來解讀中國現象、中國實踐，再嘗試以此反哺西方學術體系，在這一循環中，我們無疑是處于被動地位的。正如有些學者所批評的，大量發表于頂尖期刊的論文，“都沒有找到中國的問題和命題，只是用中國的證據來印證西方的理論和命題而已”。[3]從某種意義上，遵循西方設定的學術規則，研究西方問題并努力與之對話，在當前中國學界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目前中國學界遭遇的最大困境和難題，是西方知識體系所提供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模型難以充分解釋中國經濟發展邏輯，更無法系統概括中國發展經驗。以市場經濟為例，西方理論將產權視為市場化的基本前提，而中國的實踐卻表明，市場經濟完全可以在產權尚未完全明晰的條件下成功建立并有效運行。在實踐過程中，“公有制”“國有制”“集體所有制”等，往往相互交織、難以嚴格區分。這種在產權模糊背景下實現經濟騰飛的現象，是西方經濟學無法有效闡釋的。同樣令西方學界感到不解的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中國成功實現了現代化。長期以來，西方主流學界認為現代化只有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才能實現，這一觀點幾乎成為該領域的一項理論共識。然而，中國的發展實踐對這一理論預設構成了根本性挑戰。20多年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事實表明，中國已穩步邁入現代化強國行列。而這恰恰是在憲政民主框架之外實現的。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國際理論界曾陷入一個巨大的困惑：在西方憲政民主框架之外，究竟有沒有一條可以走得通的現代化道路？今天，中國以自身的發展成就對此給出肯定而明確的回答，也為修正西方既有理論模型、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奠定現實基礎。

在筆者看來，對既有理論模型進行批判性修正并推動其中國化，正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環節之一。西方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從西方文明視角出發，對經驗世界的一種可能的普遍性陳述。如同我們所看到的，人類的經驗世界極端復雜，任何理論體系都無法做到萬能和全息，都有其無法回避的盲點和死角，也都有其力不從心之處。而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的發展實踐，恰恰構成西方社會發展理論長期以來難以充分解釋的領域——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就是由此而來。[4]

當下我們所面臨的迫切問題是：中國學界能否有效利用西方社會科學所提供的理論工具，將其所研究的問題、內容和對象轉向本土經驗？換句話說，能否使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管理學，乃至中文、歷史、哲學等學科，從理論范式到研究方法實現工具化轉型，成為理解和認識當代中國轉型過程的利器，進而實現對這些學科的重構？筆者認為，這完全有可能，其出路就在于推動研究的問題、內容和重心的本土化。現有學科體系作為知識積累的載體仍將繼續存在，關鍵是要調整方向。這些學科的生命力和未來出路，在于將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對中國經驗和中國轉型過程的探討中，從而引導和驅動這一轉型過程，并向全世界提供對這種轉型的說明和解讀。

中國學界對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反思與本土化調適，自其傳入伊始便已發軔。20世紀30年代，時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感嘆：“中國現在還有許多人不知道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他們的歷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須研究的，而且是可以研究……學市政的或者知道紐約、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漢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學政治思想的，那一定上自柏拉圖，下至拉斯基，都聽過一遍；好一點的，還對于某派某家下過專門的研究。至于中國的政治思想，普通不過看了梁任公的講演集。”[5]他由此呼吁中國大學“為中國造人材”，致力開墾中國問題的新大陸。其中，以社會學和人類學的中國化最為典型。1931年2月，孫本文在中國社會學社第二屆年會上號召建設“中國化的社會學”。[6]1940年12月，吳文藻在《社會學叢刊總序》中也提出，欲實現社會學“徹底的中國化”，須將社會學理論與中國實際相驗證。[7]可見，本土化與引進外來理論并不沖突，本土化恰恰意味著引進外來理論的一個高級階段。

當然，我們也必須正視，晚清以來中國學界對歐美知識體系大規模、結構性的移植，構成了中國學術從傳統向現代結構性轉換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且必須看到，這一來自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迄今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和發展空間，并在未來相當長時期仍將被沿用。因而，目前的這種改造不是全盤否定西方知識體系，而是一次深刻的淘洗揚棄。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不是在既有的知識體系之外另起爐灶，從頭再來。西方知識體系經過文藝復興以來三百多年的發展，其中蘊含的普遍性原理需予以認真審視與吸收；同時，必須警惕在此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文化民族主義的激進傾向和極端立場。

在推進本土化的過程中，我們還面臨一個難題，即怎樣辨識西方知識體系與人類共享知識體系之間的關系？其實，很多情況下我們采用的不完全是西方知識體系，而是所有研究者共建共享的知識體系。現有的主流知識體系，準確來說是全世界學者共同智慧的結晶。對這些外來知識體系的復雜成分若不仔細予以斟酌辨別，就可能走向極端和偏頗。許多具體知識是中性的，并不天然帶有國別屬性。真正應該特別注意的，是那種存有西方中心主義偏見，把西方經驗默認為“正常”，而將非西方實踐視為“異常”的知識立場。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命題，其重要性、針對性正在于此。也正因如此，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與西方社會科學之間的動態博弈關系將長期存在。

本土固有知識形態的當代社會科學化

如同我們不能不分青紅皂白照搬西方知識體系一樣，我們同樣不能未經批判地全盤接受中國本土固有的知識體系。在筆者看來，就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而言，西方知識體系在現階段仍具有直接和顯著的作用。所以，對中國本土固有知識體系進行現代化的揚棄與改造，勢在必行。這一過程，就是按照現代社會科學的樣態將傳統知識形態重新理論化、體系化。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依托現代社會科學所提供的實證手段和分析工具，對包括儒學在內的傳統知識進行冶煉升華，使其逐步發展為符合現代學術規范的社會科學理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8]本土固有知識體系的當代社會科學化，可能成為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第二個來源。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囊括多個層面的龐大系統工程，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在筆者看來，這一轉型的核心，就是上面所說的中國本土固有知識形態的當代社會科學化。離開這一點，就難以準確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內涵與性質。

在推動中國本土知識社會科學化的實踐中，“賢能政治”概念的提出，當屬一個較為成功的案例。[9]這一概念把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選賢任能”實踐，通過政治學理論的淬煉，轉化為一個可與“選舉民主”對話的現代學術范疇。其他學科也應當朝著這一方向和目標努力。這里的關鍵在于，運用當代社會科學的語言、社會科學的規范把中國本土固有知識的特殊性呈現出來、闡釋清楚。同樣有文字，中國是會意和象形文字，西方是拼音文字；同樣是繪畫，中國是寫意，西方是寫實；同樣是家庭，中國是倫理本位親情至上，而西方是權利本位個性獨立；等等。中國社會還有很多“秘密”，有些已延續數千年，至今仍沒有完全被認識清楚。與現代社會科學的發源地歐洲相比，中國是一個非常不同的社會，二者在歷史源流、社會結構、發展路徑與知識形態上均存在根本性差異。因此，我們必須運用當代社會科學所提供的眾多工具，把這個差異性講出來、講明白、講透徹。

中國本土固有知識實現當代社會科學化，核心內容是儒家思想的社會科學化詮釋，或儒家社會的社會科學化詮釋。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已深度滲透并塑造中國社會的肌體，其每個毛孔、每個細胞都包含儒家的基因。我們因此可以把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稱為“儒家社會”。基于此，我們首先要圍繞儒學來推進這項工作，通過引入社會科學的理論范疇與研究范式，超越傳統人文研究的路徑依賴，重新詮釋儒家思想，挖掘儒學和當今社會的內在關聯。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將研究重心從對儒學的思想史梳理，擴展為對“儒家社會”的整體性考察。

從歷史上看，儒學從來就不囿于人文學科。其不僅是修身養性的人生哲學，更是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科學。社會科學視野下的儒家研究，不是站在現實之外，從歷史文化傳承上予以審視，而是進入現實生活經驗之中，探究儒學在當下發揮什么作用，能夠解決什么問題。要讓儒學從博物館、展覽館中走出來，將“歷史儒學”轉化為“現實儒學”；讓曾為傳統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秩序建構提供價值基石的儒學，轉化為有助于未來中國的政治建構、經濟建構、社會建構的儒學。儒學的社會科學化，可謂儒學研究范式的大轉型、儒學研究結構的大調整，是傳統儒學的回爐另造、鳳凰涅槃。所謂范式的大轉型，就是從人文學轉移到社會科學；所謂結構的大調整，就是將其置于社會科學的譜系中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充分激活儒學解決社會問題的潛力和動能。

儒家思想要與時俱進、融入當代社會生活，就必須經過現代社會科學的冶煉加工；同時，社會科學研究進入儒學領域，也必然會受到儒家思想在學術形態上的重塑。儒學社會科學化，本質上是一個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學術與現實多維交織的過程，是儒學與社會科學共同回應中國現實問題時形成的有機互動的過程。中國古人提出的“倫”“道”“法”“氣”“理”“心”“物”“格物致知”“推己及人”等思想是具有一般社會科學價值的，是可以賦予其社會科學屬性的。“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道義經濟”與“市場經濟”、“角色倫理”與“個性獨立”、“人性本善”與“人性本惡”、“人倫司法”與“法律至上”等概念，足以證明儒家思想與現代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和心理學等學科之間，具備匹配與融合的可行路徑。

當然，就整個儒家思想體系而言，并非都需經歷社會科學的洗禮。一半是倫理，一半是政治；一半在私人領域，一半在公共領域，這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結構。筆者認為，在私人領域，如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重在人格涵養與行為規范，不必強求社會科學化；而在治國平天下的層面，在公共領域，則必須推動儒學的社會科學化。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倫理與政治這兩大部分，并不是完全平行的、等值的、割裂的，二者之間有著深刻的互滲和關聯。治國平天下是儒家的歸宿，道德是儒者的內在修為，倫理是政治的基礎。歸根結底，我們的基本立場是，對儒家思想中能夠進行社會科學化改造的部分進行充分改造，對不需要改造、不能改造的部分，則應果斷予以揚棄或保留其原真價值，不要勉強為之，抱殘守缺。

當前，儒學與社會科學正在開啟“雙向奔赴”之旅。儒家思想的社會科學化，對人文與社會科學來說，也是一種重構和再造。近年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各門類有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動向——眾多學科不約而同地向儒學集結、聚焦，試圖從傳統文化資源中尋求新的突破。政治學方面，有以貝淡寧等學者為代表提出的“賢能政治”；社會學方面，有安樂哲等人倡導的“儒家角色倫理”；[10]經濟學方面，“道義經濟”理念受到重視，《儒學的經濟學解釋》一書為有效回應中國以及世界經濟問題提示了方向與路徑；[11]法學方面，“人倫司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12]管理學方面，“忠信管理”的優勢正在被重新認識；文學方面，儒學對文論、詩論、詞論等產生深遠影響，經學與古典文學的關系、儒家思想在明清小說中的體現，儒家傳統對現當代文學的影響等論題，正在成為研究熱點。總之，在不同學科交匯聚合的視線中，儒學已超越儒教、儒俗的傳統框架，向著更為廣闊的空間展開。儒學也由此成為一個“生成中的存在”，而不是“已完成的存在”。與此同時，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也將因介入這一學術實踐而獲得新生，能真正烙印上鮮明的中國特色。

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應當志存高遠，懷有創造一種普遍性知識體系的抱負和雄心。中國學者的首要工作固然是研究中國社會，但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不應僅僅滿足于構建一套中國的新的解釋系統，也不應止步于以自己的方式認識自己，而是要理解整個人類、整個世界。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源于中國，而不限于中國。費孝通曾在《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中號召“深入發掘中國社會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在實踐中探索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認為這“是中國學術的一個非常有潛力的發展方向，也是中國學者對國際社會學可能作出貢獻的重要領域之一”。[13]中國學者不應以研究中國為限，而是應當胸懷整個人類的知識圖景，積極參與世界范圍內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理論范式的競爭。現有的主流知識體系不是永恒的，本質上是一種基于西方文明的知識體系，是大工業興起時代的知識結晶，體現為一種“機器范式”——分科治學正是這一范式的典型表現，其背后是精細分工的工業生產邏輯。然而，當今工業模式已從分工走向融合，建立在大工業分工基礎上的知識生產體系，正處于重新整合的階段。數字文明催生新方法論革命，人工智能賦能的跨文明比較研究使傳統西方理論范式遭遇解釋力危機。時代呼喚一種新的知識范式。中國學者有責任提供一種根植于中華文明的知識體系，使其如西方知識體系一樣具有全球傳播力，進而參與重構人類知識體系。我們應從西方理論的“跟跑者”，逐步轉向“共跑者”，繼而向“領跑者”邁進，使中國成為世界學術知識創新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同時，新體系并不謀求取代舊體系，而是通過互補與融合，構建一種更為開放包容的“多重普遍性”。因之，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不但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大任務，對于世界學術而言，也是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事業。

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經驗的理論化

改革開放的實踐已遠遠走在理論建構的前面，理論的先導作用、引領作用未能充分發揮，這構成了當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面臨的最大困境與重要挑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社會深刻轉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推進，各個領域的實踐創新層出不窮，然而，理論創新卻相對滯后。不少學者仍習慣于套用西方理論框架來解釋中國實踐，導致理論闡釋與現實發展之間出現明顯脫節。這種“削足適履”的研究取向，不僅無法準確把握中國道路的內在邏輯，更難以形成真正具有原創性的理論成果。

歷史學領域可以說是這一現狀的典型縮影。縱觀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路徑幾經轉折，卻長期未能擺脫對域外學術體系的依賴：甲午戰后到民國初建，史學界深受日本史學影響，甚至有中國現代史學發源于東京之說；[14]五四運動至抗戰前夕，重心轉向法國漢學，伯希和等人成為一代史家仰望的宗師；[15]戰后到“文革”期間，蘇聯史學范式成為主導，莫斯科的史學觀點幾成定論；[16]近四十年來，中國史學界深受美國影響，一批美國學者及其理論體系被不斷引介與推崇。[17]事實上，其他領域也莫不如此，都在亦步亦趨地跟著外國同行、特別是跟著歐美的同行走。

在過去百余年的學術發展中，中國學界長期處于學術追隨地位，由此付出的一個沉重代價，是對中國經驗的忽視和疏離。這使得我們在全球知識生產格局中，長期停留在學術產業鏈的初加工環節，所使用的理論模型大都來自西方。中國學界為何不得不借助源自西方的理論、概念與方法？這是因為，任何經驗研究與實證研究，都離不開一定的理論模型、概念工具和思想資源的支撐，否則寸步難行。問題在于，我們缺乏基于本土經驗的理論模型、工具和資源，所以不得不借用他山之“石”來雕琢本土之“玉”，中國因此成為理論“消費大國”而不是“生產大國”。在此背景下，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為扭轉這種長期的理論“入超”局面創造了契機。

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共同決定的。只有自主知識體系，才能解釋和說明中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發展至今的文明，幾千年一以貫之。中國人是中國文化的主體，這個主體從未被置換過。縱觀世界，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文明，都曾經發生中斷。相比之下，中華文明展現出罕見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從三皇五帝的傳說時代，至商周、秦漢，直至現代中國，其歷史演進猶如一輛沿既定軌道前行的電車，文化的基本規范與內核一脈相承，綿延不絕。這才是一個典范性的文明形態。從考古學角度看，中國文明的道路自起點處就與眾不同。馬克思早就發現了這一點，他創造性地運用“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概念將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區別開來。自秦始皇之后，中國的政治史不知發生過多少次改朝換代，但思想史的內在脈絡與核心范式卻保持驚人的連續性，直至五四運動才面臨挑戰。當下，一個核心共識正在國內外學術界形成：中國無法重復西方現代化之路，這不是主觀意愿的取舍，而是由其內在的、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因所決定的歷史必然。中國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及其文明根基，構成一個與西方完全不同的“場域”，任何在此“場域”中發生的現代化轉型，都必然呈現出獨特的面貌。

同時，改革開放的實踐也驅動理論創新。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都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奇跡。迄今為止，還沒有一種本土的理論模型可以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作出有力闡釋。如同前面所說，西方純粹市場化的模型無法解讀中國的經驗，中國近三十年來的高速工業化進程，已然對許多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構成了根本性挑戰。這一理論滯后現象在發展經濟學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學者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的理論貢獻卻有所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多偏重于對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經濟的解讀剖析，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深度觀察和學理闡釋的成果極為稀缺。[18]數十年來，西方的政治家一再預言中國將因結構性矛盾而陷入發展困境甚至走向崩潰。然而，這些預言無一例外地破產了，中國不僅更穩固地屹立于世界東方，而且越來越強大。對此，究竟應該以何種理論來解釋？又應該由誰來掌握這一變革敘事的定義權與解釋權？

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經驗已經十分豐厚，中國材料已經汗牛充棟，中國案例已經不勝枚舉，形形色色的微觀研究成果如恒河沙數。然而，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我們尚未從這些寶貴的經驗與材料中，抽象出應有的中國理論、中國法則、中國定理、中國范式。這對我們提出新挑戰：中國學界在向西方學界輸出材料與初級學術產品的同時，必須加快步伐，同步輸出“概念化”和“理論化”的高級學術產品。這一點因中國國際地位的顯著提升而顯得異常緊迫。如今，中國學壇正在成為世界學壇不可或缺且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從中國經驗、中國歷史中抽繹出來的“中國法則”，也將日益成為國際學術界的關注焦點。可以斷言，再過若干年，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法則”也將逐漸獲得超越地域的普遍意義。我們必須盡快從世界學術界的學術“小工”，轉變為思想和理論“大師”，換言之，中國的學術必須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

面對理論供給不足的現實，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應該盡早進入一個大規模綜合的新階段，也應該盡早進入一個大規模理論化的新境界，以理論上的創構發明為第一要務。未來，能否涌現出如馬克斯·韋伯一樣的思想大家，對中國、中華文明和中國文化作出一些成體系的大判斷、大概括，提供一個富有原創性、解釋力的大概念、大框架？這是當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面臨的最大懸念！

那么，我們該如何實現中國經驗的理論化、抽象化、概念化呢？筆者認為，應當從三個層面同步推進。在微觀層面，深入總結基層民眾的創造性實踐，將分散的、具體的經驗轉化為系統的知識積累。研究者要深入實踐一線，準確把握實踐創新的細節和機理。在中觀層面，聚焦特定領域的發展模式和創新實踐，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過程人民民主、生態文明建設等，形成具有領域特色的理論成果。這些中觀層面的理論建構，既是對微觀經驗的整合與升華，也為宏觀理論構建提供支撐。在宏觀層面，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和本質特征，形成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框架和概念體系。這一層面的理論創新，直接關系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整體建構，是理論化工作的最高目標。

實現中國經驗的大規模理論化，離不開研究方法的創新突破。首先，要打破學科壁壘，推動跨學科協同研究。中國經驗的復雜性和整體性，決定了任何單一學科都難以獨立勝任理論提煉任務，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各學科研究者應當共同參與、深度合作。在這方面，我們的選擇應該而且只能是：以問題為平臺整合學科，而不是以學科為平臺切割問題。其次，要創新研究方法，探尋適合中國實際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框架。要在完善既有方法的同時，積極探索對中國經驗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再次，要加強實證研究與理論研究的對話與融合。中國經驗的理論化，既要以扎實的實證研究為基礎，又要以深刻的理論思考作引領。只有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才能避免理論脫離實際或實踐缺乏理論指導的弊病。

總之，從“中國經驗”邁向“中國理論”的時刻業已到來。中國應該從材料、文獻、數據中心向世界理論中心、思想中心、學術中心轉型和行進。盡管面臨挑戰，但中國經驗理論化、抽象化、概念化的前景無限廣闊。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為理論創新提供了豐厚土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呼喚相應的理論建構，中國學術共同體已經具備相當的研究實力和理論自覺。我們相信，只要堅持正確方向，營造良好學術生態，創新研究方法，凝聚學術合力，就一定能夠實現中國經驗的理論升華，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自主知識體系，使中國真正成為與經濟大國地位相匹配的學術大國、學術強國。

結語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與文明自覺，標志著中國在歷經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理論輸入”與“學術追隨”后，正以主體性姿態，邁向全球知識生產與文明對話的前沿，開啟“精神自立”的新時代。建構自主知識體系，已超越單純的學術訴求，成為國家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思想基建”，其成敗直接關乎我們能否掌握自身發展敘事的定義權與解釋權。

這一體系的建構，要求我們超越“中西對立”的二元框架——既不奉行“西方中心主義”的拿來主義，也不退守“文化本位主義”的孤芳自賞。真正的自主知識體系，必然是開放的、生成的。它既要以中國獨特的歷史連續性、經濟超大規模性以及儒家文化傳統為堅實基座，從中凝練出能夠回應“人類如何共同生活”等根本性問題的獨特方案；又要以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活實踐為源頭活水，將“摸著石頭過河”的寶貴經驗，淬煉為具有理論穿透力與范式意義的“中國方法”。

尤為重要的是，這一建構進程恰逢西方現代性知識范式因其內在局限，如二元對立、工具理性膨脹等，而備受質疑的歷史時刻。全球社會面臨的生態危機、社會撕裂、意義消解等共同挑戰，都在呼喚一種更具整體性、包容性與倫理溫度的新知識形態。在此背景下，植根于“天人合一”“天下為公”“和而不同”等中華文明智慧的自主知識體系，其目標不應止于闡釋“中國何以成為中國”，更在于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從而為破解人類共同難題提供一個超越西方現代性局限的“中國方案”。這既是推進文化繁榮興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亦是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神圣歷史使命和偉大時代責任。

注釋

[1]習近平總書記202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參見：《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 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人民日報》，2022年4月26日，第1版。

[2]參見王學典：《迎接第三次學術大轉型》，《中華讀書報》，2022年5月4日，第5版。

[3]鄭永年：《怎樣的教育系統能夠生產出原創性思想？》，2022年10月9日，https://www.qiia.org/zh-hans/node/244。

[4]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頁。20世紀20年代以來，“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被廣泛應用于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領域。

[5]蔣廷黻：《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獨立評論》第29號，1932年12月4日，第9頁。

[6]孫本文：《中國社會學之過去現在及將來》，見中國社會學社編：《中國人口問題》，上海：世界書局，1932年，第19頁。

[7]吳文藻：《社會學叢刊總序》，見B. Malinowski：《文化論》，費孝通等譯，重慶：商務印書館，1946年。

[8]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9]參見貝淡寧：《賢能政治：為什么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吳萬偉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

[10]參見安樂哲：《儒家角色倫理學——一套特色倫理學詞匯》，孟巍隆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

[11]參見盛洪：《儒學的經濟學解釋》，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6年。

[12]參見韓偉：《傳統司法如何“正風俗而厚人倫”》，《檢察日報》，2021年5月11日，第3版。

[13]費孝通：《試談擴展社會學傳統界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

[14]余英時：《余英時文集》第8卷，《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下）》，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4頁。

[15]參見桑兵：《伯希和與近代中國學術界》，《歷史研究》，1997年第5期。

[16]于沛指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國史學建設的主要內容是介紹、學習蘇聯史學理論及其研究實踐。”參見于沛：《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10頁。

[17]參見楊華：《近四十年來美國中國學理論、范式與方法對國內史學研究的影響》，《史學理論研究》，2019年第2期。

[18]如西奧多·W·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梁小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施煒譯，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邁克爾·P·托達羅的《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印金強、趙榮美等譯，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等。

Three Pathways to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ang Xuedian

Abstract: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represents a paramount strategic mandate for China'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ty in the present and coming period. The primary pathway involves the localized adaptation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transplanted from the West, revising exist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eoretical models based on China's specific experiences to Sinicize them. The second pathway necessitates the refinement and enhancement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forms, particularly Confucian thought, through a process of social scientification. The third pathway entails synthesizing the cases, data, and materials accumulat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viding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with advanced scholarly outputs characterized by conceptual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This will elevate China to an academic power commensurate with its status a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s to forge a universalist knowledge system rooted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estern knowledge system, indigenous knowledge forms, sinicization, theorization, social scientification

責 編∕張 貝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