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系統性比較中國反貧困理論與全球貧困治理的理論譜系，可以提煉出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的開放性、系統性、人民性、動態性、適應性、實踐性六大特色，以及整體性貧困治理、農戶資產與能力建設、建立健全精準幫扶體系三大突出的普遍性學理性理論貢獻。中國反貧困理論既從規模性貢獻、共識凝聚與合作賦能三方面，為全球減貧注入關鍵力量；又因貧困類型多樣、減貧周期長，為全球不同規模與類型的減貧實踐提供范本。中國不僅以整體性反貧困治理樹立全球榜樣，而且以系統性的精準施策、內生動力激發等學理經驗，豐富全球減貧公共知識資源。

【關鍵詞】中國反貧困理論 國際比較 成功經驗 世界意義

【中圖分類號】F323.8/F11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1.007

【作者簡介】左停，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副院長，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鄉村發展和治理的有關政策、機構和社會經濟問題，主要著作有《鄉村振興與民生保障》（合著）、《中國消除絕對貧困的理論邏輯與政策實踐》（主編）等。

引言

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九次峰會上，習近平主席發表題為《建設一個共同發展的公正世界》的重要講話，指出：“中國脫貧歷程表明，本著滴水穿石、一張藍圖繪到底的韌性、恒心和奮斗精神，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弱鳥是可以先飛、高飛的。中國可以成功，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樣可以成功。這是中國成功打贏脫貧攻堅戰的世界意義。”[1]作為全球反貧困事業的積極參與者和重要貢獻者，中國歷經幾代人數十年探索與實踐，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貧困道路，形成一套系統完備、行之有效的脫貧模式，對解決世界貧困問題意義重大。實踐證明，中國脫貧攻堅的成果經得住歷史和人民的檢驗，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已經成為世界減貧事業的寶貴財富。[2]

伴隨著貧困形態的多樣化呈現，國際反貧困理論歷經單維認知與多維解構，從宏觀分析轉向微觀聚焦的范式變遷，逐步形成跨學科、多層次的理論體系。自瑞典學者岡納·繆爾達爾提出“反貧困”概念以來，國際貧困研究歷經收入貧困、能力貧困、權利貧困以及多維貧困的研究范式變遷，形成物質／消費的貧困觀、能力貧困理論、文化貧困理論、權利貧困理論、社會排斥理論、脆弱性理論、主觀貧困理論、多維貧困理論等一系列貧困理論，[3]發展出一系列以經濟增長促進反貧困的理論研究，包括均衡增長理論、區域發展理論、多元發展理論、家庭經濟反貧困理論等。一方面，在貧困內涵由單維拓展至多維，貧困原因的討論從個體轉變至結構的同時，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形成諸如文化貧困理論、代際傳遞理論、權利貧困理論、貧困功能論、貧困處境論等反貧困理論；[4]另一方面，國際機構與民間組織的反貧困實踐，強調從農戶個體生計策略、社會資本、社區參與機制等角度破解貧困，推動理論向微觀層面延伸。這些理論為全球貧困治理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與路徑參考。在國家層面，貧困治理作為全球發展領域的核心議題，不同國家基于自身貧困特征、歷史文化與制度環境，形成差異化的理論認知與政策實踐體系，產生具有學術價值與實踐參考意義的理論成果。但客觀而言，國際反貧困理論因適用場景差異、實施條件限制等原因，大多停留在理念與學術探討的層面，未能真正融入反貧困實踐中。

中國作為全球減貧事業的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其反貧困理論與實踐既吸收借鑒國際經驗，又立足本國國情形成獨特邏輯。在早期絕對貧困治理階段，中國積極借鑒國際反貧困領域的先進理念與方法，同時結合農村改革進程與貧困地區實際，創新探索出開發式扶貧、精準扶貧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減貧路徑。尤為關鍵的是，中國始終注重反貧困理論、政策與實踐的互動融合，政策實踐中涌現的問題推動理論創新，理論突破又指導政策優化。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將中國特色的反貧困理論概括為：堅持黨的領導，為脫貧攻堅提供堅強政治和組織保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形成脫貧攻堅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動；堅持精準扶貧方略，用發展的辦法消除貧困根源；堅持調動廣大貧困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發脫貧內生動力；堅持弘揚和衷共濟、團結互助美德，營造全社會扶危濟困的濃厚氛圍；堅持求真務實、較真碰硬，做到真扶貧、扶真貧、脫真貧。[5]

中國反貧困實踐經驗和理論概括中，諸多內容超越具體制度語境，體現出一般性與普遍性的理論價值，這正是中國反貧困理論對全球減貧事業的重要貢獻?；诖耍狙芯吭诙鄧野咐芯炕A上，在國際比較視角下，將中國反貧困理論置于全球貧困治理的譜系中進行系統性比較，提煉中國反貧困理論的普遍性價值，以及對不同類型貧困反貧困的適應性貢獻，為發展中國家根據自身實際選擇與設計減貧路徑提供理論參考與實踐指引。

中國反貧困理論基本框架的國際比較

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歷史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的實踐中形成系統性反貧困理論，其既與國際反貧困理論存在共性特征，又在貧困背景與治理邏輯方面呈現獨特性。本研究從貧困背景、貧困問題、減貧目標、減貧機制、減貧工具、減貧效應六個維度，對中國反貧困理論與國際實踐展開系統性對照。選取亞非拉25個國家，重點包括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坦桑尼亞、塞拉利昂等作為研究樣本，系統梳理中國反貧困理論的框架體系，為跨區域減貧經驗交流提供重要參照。

貧困背景。中國的貧困類型屬于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型貧困，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相對貧困表征，其反貧困理論與實踐主要集中于消除絕對貧困，貧困成因仍以生產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為主。相較而言，國際社會的貧困背景呈現顯著多樣性，既有發達國家型貧困，亦有發展中國家型貧困；既有社會主義制度國家，亦有資本主義制度國家，意識形態各不相同；既有生產能力不足總體落后的客觀背景，亦有總體發展水平較高但貧富分化懸殊的情況。

貧困問題。中國脫貧攻堅以消除絕對貧困為根本目標，綜合化解收入型貧困與支出型貧困，保障群眾基本生活水平。在反貧困實踐中注重低收入群體生計能力的重塑與提升，堅持“扶貧先扶志”。國際社會面臨的貧困問題則呈現差異化特征，既有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家仍需應對的絕對貧困，也有發達國家聚焦的相對貧困，同時涵蓋收入貧困、支出貧困、能力貧困、主觀貧困、權利貧困、多維貧困、制度性貧困、移民貧困等不同貧困類型。

減貧目標。中國反貧困理論始終貫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出“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作為核心目標，強調徹底消除絕對貧困，并通過“高位推動”確保目標落地。國際社會的減貧目標則呈現梯度差異，存在減少貧困、減緩貧困和消除貧困等不同的反貧困目標定位。各國對貧困的容忍程度與干預程度不同，有的國家強調減少貧困人口數量，有的國家重在減緩貧困程度。此外，中國的貧困治理以農村為重點區域，而國際社會的貧困覆蓋范圍既包括農村貧困，也涵蓋城市貧困，且貧困層次的差異更為顯著。

減貧機制。中國構建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互為補充的大扶貧格局，形成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社會扶貧體系。從世界范圍來看，各國反貧困主體都已從政府為主轉變為多方主體。但不同國家因社會文化背景差異，主體作用存在強弱之分，從而對減貧機制產生不同的影響。

減貧工具。中國既有面向全體社會成員的普惠型工具，也有針對特定群體的特惠型工具；既有立足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務的減貧工具，也有著眼于社會經濟政策調整的減貧工具。開展產業扶貧、科技扶貧、教育扶貧、文化扶貧、健康扶貧、消費扶貧，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最低生活保障提質擴面，形成類型多樣的反貧困工具包。國際社會的減貧工具同樣豐富，例如，拉丁美洲國家推行“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印度通過“技能培訓計劃”提升貧困人口就業能力，坦桑尼亞通過“農業補貼政策”支持小農發展，這些工具與中國的實踐存在相互借鑒的可能，共同體現“工具選擇與貧困類型相適配”的邏輯。

減貧效應。中國不僅著力于解決貧困人口的貧困問題，也注重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問題，在反貧困實踐中扎實推進欠發達地區人居環境改善和營商環境優化，尤其注重增強其內生發展動力，減貧實踐具有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國際社會的減貧效應則因目標與機制不同而呈現差異化特征，對貧困關注范圍、貧困問題的回應性與治理有效性、是否實現可持續脫貧、能否在解決貧困問題的同時提升脫貧能力和生活信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例如，部分國家在貧困人口瞄準精度上有待提升，部分國家僅聚焦解決短期生存貧困問題，未從根本上提升農戶自我發展能力，貧困治理缺乏可持續性。

國際比較視野下中國反貧困理論的特色

中國反貧困理論包括理論及相關應用體系，涵蓋理論、政策與實踐經驗，三者協同互促，同頻共振。相較于國際反貧困理論既有共性特征，又具有其獨特性表現。從國際比較視野看，這一理論體系的特色集中體現為開放性、系統性、人民性、長期性、適應性與實踐性六個方面。

堅持開放性，立足中國實際、兼收并蓄。中國反貧困理論具有鮮明的開放性特征，在吸收國際先進經驗與反貧困理論的基礎上，根植于豐富的反貧困實踐，依托中國穩定的政治秩序與一以貫之的執政方針，中國共產黨歷屆領導集體均將反貧困作為施政綱領的重要內容與關鍵性環節予以推進。總體而言，中國反貧困理論的產生、調整、優化與完善，無不與時代關切和具體實際密切關聯，并在此基礎上積極汲取國際先進經驗，博采眾長，兼收并蓄。此外，中國始終將反貧困作為關鍵議題置于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并在實踐中不斷更新完善。[6]

堅持系統性，統籌推進、整體優化。中國反貧困理論注重整體推進，將反貧困置于更為宏觀的社會經濟系統中統籌推進，而不局限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局部化解方案。中國反貧困理論既有針對欠發達地區的整體脫貧方案，亦有針對貧困人口的精準減貧舉措。于反貧困保障體系而言，不僅有“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體系保障，也逐步形成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互為支撐、共同推進的大扶貧格局。于反貧困政策舉措而言，既有促進增收的收入倍增型政策，也有緩解支出壓力的支出型政策，更有阻斷貧困代際傳遞鏈、提升整體發展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務反貧困政策。于反貧困制度機制而言，既有精準識別貧困人口的機制，也有貧困監測、預防返貧的機制，以及反貧困成果鞏固拓展的保障機制，由此形成一整套體系完善的反貧困機制。

堅持人民性，促進特殊群體全面發展。中國反貧困理論中的人民性并非抽象意義上的人民，而是切實將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中心位置，[7]集中，體現在人民權利的保障上，具體體現為以生存權、社會權和發展權為主要內容的權利譜系。其中，生存權屬于基礎要件。社會權則是一種要求國家主動介入的積極權利，強調對“社會經濟上的弱者給予更加豐厚的保護”，使其“能與其他國民享受同等自由與生存保障”，以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的“實質平等”。發展權要求國家更加關注導致社會成員處于特殊處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外部環境因素，并逐漸消除造成特殊處境的諸項因素，從而于根源處實現對社會特殊群體的保障。

堅持長期性，動態推進、梯度優化。中國反貧困理論經歷持續推進、不斷完善的過程，從經驗到實踐，進而抽象形成理論指導實踐，最終上升為政策，并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實施。在這一過程中，新問題和新思路不斷涌現，并反饋至反貧困理論，從而推動理論的進一步優化與完善。同時，中國反貧困理論在“全國一盤棋”的扶貧戰略中，堅持不同階段的動態性調整與不同地區的適應性創新相結合，在不同階段針對不同貧困表現，采取與同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契合的減貧舉措，體現出反貧困理論的積累性與遞進性，將現代化進程中的貧困問題分階段逐步解決。國際反貧困理論往往聚焦貧困識別、貧困成因解釋、貧困問題的宏觀破解或微觀改善的某一方面，實踐中即使能較好解決當前環節的問題，也存在不同理論銜接過程中產生的轉換銜接成本。

堅持適應性，注重精準施策。中國反貧困理論的實踐表征體現為針對多種情景下的差異化和適應性，是多架構的理論。一方面堅持自上而下的統一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地方的差異性和創新性，在統籌標準下建立多級別、差異化的地方扶貧模式。此外，中國反貧困理論的適應性還體現在對貧困人口與貧困地區瞄準對象的及時性反饋。中國反貧困理論中的貧困識別瞄準機制，是隨著政治、社會、經濟環境和貧困對象本身的變化而不斷發展的，既考慮致貧的地域性因素，又考慮個體因素。反觀部分國際反貧困理論，趨于簡單與過于抽象化，難以適應不同地區的差異化實踐，即使是同為低收入國家，不同低收入國家面臨的基本情況與發展障礙并不相同，直接套用國際低收入國家反貧困理論，往往出現水土不服癥狀。中國反貧困理論不僅有科學嚴謹的頂層設計，也有扎實有效的微觀實踐，政策工具箱中涵蓋多樣化與差異性的反貧困工具，保障反貧困的適應性和精準性。

重視實踐性、可操作性。中國反貧困理論是著眼當下、知行合一的理論。中國反貧困理論中對貧困的認知與解決有明確的政策導向，不是純理論，也不是空理論，不同階段都有明確的可實現的目標和操作可行的政策體系。不同階段反貧困政策的實施重點均是對中國反貧困理論的現實關切與實踐體現。中國反貧困理論在長期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始終堅持穩定性與靈活性相結合，而部分國家長期照搬世界銀行等通行貧困標準，導致貧困人口規模過大，陷入制度僵化的漩渦。簡言之，中國反貧困理論的實踐性深刻體現于對基本國情和具體實際的準確把握，反貧困理論既是抽象的、指導全局的科學指引，也是具體可操作的行動指南。

中國反貧困理論的學理性貢獻

中國反貧困理論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作為根本遵循和科學指引，堅持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并將脫貧攻堅嵌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脈絡，形成兼具統一指導理念與系統性實施路徑的理論框架。構建“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貧困治理體系，實現宏觀設計與微觀實踐的深度協同。同時，聚焦農戶資產積累與能力建設，將反貧困的著力點深植于個體發展權的實現。尤為重要的是，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之后，中國設立五年的過渡期，推動反貧困工作重心從“治理貧困”轉向“預防貧困”，并啟動以相對貧困治理為目標的低收入人口常態化幫扶，這項工作在世界范圍內具有前瞻性和先進性，為全球反貧困理論貢獻具有普適性的理論與實踐經驗。

宏觀視角：調動扶貧資源整體性治理。整體性治理作為中國反貧困理論體系中宏觀資源調配的核心邏輯，關鍵在于通過系統性的制度設計與協同機制，將分散的扶貧要素整合為統一的治理合力，為脫貧攻堅提供全方位的支撐。

首先，以凝聚減貧共識為邏輯起點，推動貧困地區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國通過凝聚全黨全社會對減貧目標、路徑與價值的認知，統一減貧發展思想理論，將減貧理念貫穿發展戰略頂層設計，明確脫貧攻堅在區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同時，以夯實經濟社會發展基礎為支撐，整合分散的政策資源、項目資金與社會力量，形成“政府主導、市場協同、社會參與”的大扶貧格局。聚焦重點，將貧困問題列為優先解決的重大任務，通過目標層層傳導、責任逐級壓實，解決落后地區發展的主要障礙。這一過程中，脫貧攻堅與經濟社會發展構成互動耦合的有機系統，這種以共識促行動、以攻堅帶全局的治理模式，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掃清貧困障礙，更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筑牢民生根基。

其次，以構建回應性治理體系為基石，為脫貧攻堅提供系統性制度保障。中國構建的回應性治理體系的核心特征，在于對脫貧攻堅目標、扶貧實踐中的現實問題及廣大農民美好生活向往的主動回應。[8]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通過多重制度創新構建回應性治理體系。建立跨部門領導小組制度與“雙組長”制度，確保從中央到地方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的權責統一與行動協同；推行五級書記抓扶貧的責任制度，以層級化責任綁定推動扶貧工作實質見效；實施第一書記與駐村工作隊制度，解決貧困村“軟、散、亂、窮”的治理痛點；完善嚴格的檢查與退出考核制度，全流程、全方位評估監督，客觀呈現精準扶貧成效，切實提升脫貧攻堅的精準度、實效性與可持續性。

再次，以財政涉農資金縣級整合為支撐，創新扶貧投入機制。財政涉農資金縣級整合政策的核心，是構建“多個渠道引水、一個龍頭放水”的扶貧投入新格局。為提升涉農資金使用效益與國家支農政策效能，2017年，國務院頒布《關于探索建立涉農資金統籌整合長效機制的意見》，鼓勵貧困縣根據行業內資金整合與行業間資金統籌的工作思路，因地制宜開展多層級、多形式的涉農資金統籌整合。這一政策設計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通過全面調動資源與聚焦重點，以壓倒性優勢解決扶貧資金使用中的分散化、碎片化問題，為集中力量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重要財政支撐。

此外，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打造多部門參與的多維扶貧格局，推動扶貧理念主流化。貧困的多維性決定治理主體與治理手段必須多樣化。中國通過將產業發展、轉移就業、易地搬遷、教育扶貧、健康扶貧、生態保護扶貧、保障兜底、社會扶貧等納入統一治理框架，多部門協同攻克貧困難題，形成覆蓋貧困人口生存與發展需求的全方位幫扶體系。中國通過加強社會扶貧體制建設，推進社會扶貧工作創新，釋放社會扶貧的潛力與活力。自2013年起，中央持續強化社會扶貧，推進民營企業“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搭建中國社會扶貧網、深入推廣消費扶貧、創新扶貧公益慈善品牌，充分調動全社會扶貧積極性，以政策引導與實踐創新為貧困地區帶去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更通過持續的社會關注與互動，營造扶弱濟困的社會氛圍。

微觀視角：推動農戶資產與能力建設。農戶資產與能力建設是中國反貧困理論體系中從微觀視角切入、推動農戶脫貧的核心維度。其核心邏輯在于通過針對性舉措強化農戶的生計基礎、資源轉化能力、人力資本水平、資產積累效率與資本獲取渠道，激發農戶脫貧與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

首先，著力形成有益于特殊群體的包容性經濟環境與結構。中國在反貧困實踐中，始終注重將脫貧攻堅與鄉村縣域發展有機結合，將減貧嵌入經濟發展全過程。這一導向在政策設計中體現為三個層面的銜接：時間維度上，實現不同發展階段脫貧安排的有機銜接，避免政策斷層；空間維度上，推動扶貧與發展深度融合、貧困村與非貧困村平衡發展，防止出現“政策洼地”與“發展差距”；目標維度上，兼顧短期收益與長期發展，不僅通過設立扶貧車間、建設光伏電站等措施，滿足精準扶貧階段的特殊需求，快速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也通過農民能力培訓、當地發展環境培育等措施著眼長遠，為貧困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最終通過鼓勵勞動力外出就業、發展地方特色產業、推動資源轉化等途徑，逐步形成并優化關注特殊群體的包容性經濟環境與結構。

其次，強化農業發展基礎，提升農戶資源轉化能力。農業作為貧困地區多數農戶的核心生計來源，其發展質量直接決定農戶的基本生存保障能力。實踐中，中國通過推行農業基礎設施完善、優質農產品推廣、農業技術培訓等舉措，不僅筑牢貧困地區農戶脫貧的物質基礎，更顯著提升農戶的生計穩定性與抗風險能力。當農戶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切實保障后，其參與反貧困實踐與后續發展的積極性被充分激發，為后續能力提升與資產積累奠定基礎。貧困地區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與文化資源，但傳統發展模式下資源優勢難以轉化為經濟優勢。中國通過創新資源轉化路徑，依托生態農業、林下經濟等綠色產業模式盤活村集體資產，整合農村閑置土地、房屋等優勢資源進行調配與組合；同時以農家樂、牧家樂等物質載體，結合地方民俗、傳統技藝等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發展文化旅游產業，實現農戶生計資產從生態資源、文化資源向經濟資源的轉化。

再次，以農民“志智雙扶”為核心抓手，以農戶資產建設為引擎，提升農戶可持續發展能力。“志智雙扶”是中國反貧困實踐中人力資本投資的創新形式。“扶志”通過思想引導、典型示范等方式破除消極心態，激發農戶脫貧的主觀能動性；“扶智”則通過基礎教育普及、職業技能培訓等舉措，提升農戶的文化素養與生產經營能力。二者協同發力，既解決“想脫貧”的意愿問題，又解決“能脫貧”的能力問題。中國通過多舉措提升農戶的資產積累與管理能力，進而實現農戶內部生產的可持續性，形成“資產增值-生產擴大-收入增長-資產積累”的良性內部循環。這種內部的循環模式有利于農戶擺脫對外部幫扶的過度依賴，使其成為自身發展的主導力量，顯著提升脫貧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

優化精準幫扶政策體系：聚焦致貧風險、欠發達地區與特殊群體。優化幫扶政策體系可以實現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國政府不斷優化調整創新幫扶政策體系，著力做好政策銜接。在瞄準絕對貧困的同時，在不同階段適時開展貧困預防、欠發達地區幫扶等工作，既為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奠定建設基礎，也極大提升反貧困的質量和水平。

首先，以動態監測預警推動防返貧治理精準化，建立和完善常態化防貧機制。中國將防返貧監測預警作為防返貧的首要環節，聚焦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易致貧戶及突發嚴重困難戶等重點群體，結合區域特征與群體差異精準識別返貧風險點，通過系統性機制構建，實現對返貧風險的“早發現、早干預、早阻斷”，為防返貧治理奠定基礎。

其次，以風險消除為核心，提升防返貧風險韌性，構建防返貧長效機制。在將風險識別與監測作為前置環節的基礎上，聚焦風險消除的核心目標，通過構建“識別-評估-干預-反饋”的閉環管理機制實現動態防控，在精準識別重點群體后，運用貧困脆弱性評估模型、多維貧困指數等工具，從收入穩定性、就業質量、健康保障、教育獲得等維度量化風險等級，基于評估結果實施分層分類干預。同時建立干預效果動態反饋機制，持續優化策略，確保返貧風險得到系統性、根源性消除。“風險消除”并非僅局限于風險損失補償，更強調對事前風險的治理，在對特殊群體的基本生活實施兜底保障基礎上，通過提升農戶內生發展能力，增強事前的抗風險韌性。實踐中，中國通過兩條路徑實現這一目標：硬件支撐層面，完善貧困地區基礎設施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降低因設施短缺或服務不足導致的風險暴露度；能力培育層面，持續強化產業幫扶與就業幫扶，幫助農戶構建穩定的收入來源，提升自我發展能力與應對風險的“緩沖能力”。

再次，聚焦農村欠發達地區，構建農村低收入人口常態化幫扶機制。當前，農村地區，特別是農村欠發達地區仍是相對貧困的主要分布場域，農村低收入人口幫扶也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環節?；诖?，中國強調以“農村為重點、常態化幫扶為核心”構建幫扶機制，依托駐村工作隊、村集體經濟組織等基層力量提供精準服務，結合鄉村全面振興戰略為農村低收入人口創造發展機會，既防止返貧現象發生，又為其穩定提升生活條件提供系統化、長期化的解決方案。[9]

此外，完善從貧困人口到低收入人口的幫扶政策體系，建立有效幫扶機制。從群體異質性看，農村低收入人口包含兩類核心群體：一類是發展性困難群體，另一類是生理性困難群體。其中，發展性困難群體是激發內生動力、提升發展能力的重點對象。基于此，中國強調針對該群體實施能力建設、機會創造、主觀能動性激活的遞進式幫扶策略，通過訂單式技能培訓、創業扶持、產業帶動等措施，系統性提升其自主發展能力。從實踐路徑看，低收入人口幫扶政策覆蓋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產業就業等多個領域，形成兜底救濟、社會支持、經濟幫扶等多維政策體系。各地區在這一框架下結合地方實際，探索差異化幫扶機制，推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全面振興的深度銜接。

中國脫貧模式及其經驗的世界意義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數十年反貧困實踐中，立足本土貧困特征，構建起覆蓋不同階段、適配不同區域，包含多樣模式的動態減貧體系，積累了具有實踐深度與理論價值的脫貧經驗。從空間維度看，中國疆域遼闊、區域發展差異顯著，其貧困類型具有復雜性與多樣性特征，使中國在應對不同類型貧困時探索出的實踐路徑，能夠與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貧困治理需求形成對應。從時間維度看，中國數十年的反貧困進程覆蓋從低收入階段到中高收入階段的完整發展周期，其減貧方略的動態調整與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階段相呼應。

以規模價值、共識凝聚與合作賦能，為全球減貧注入中國力量。從全球減貧的規模性貢獻來看，中國是過去數十年間全球減貧成效最顯著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減貧方面的貢獻率超過70%，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2020年底，中國全面兌現“現行標準下消除絕對貧困”的承諾，提前十年完成《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消除極端貧困”的核心目標。這一實踐以超大規模減貧的事實證明，通過系統性政策設計與精準化治理行動，即使是人口規模龐大、區域差異明顯的國家，也能實現貧困的整體性消除，為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可行的實踐范本。

從國際減貧共識的凝聚來看，中國反貧困實踐的創新邏輯與治理經驗，為彌合全球減貧治理分歧、形成集體行動共識奠定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國際場合強調，中國愿同世界各國攜手推進國際減貧進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減貧合作，推動建立以減貧為核心的國際發展合作機制，凝聚國際發展共識。

從國際減貧合作賦能來看，中國致力于構建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減貧交流合作關系，通過實際行動支持國際減貧事業，如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重點支持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同時，與各國共享減貧經驗信息，推動合作項目在發展中國家落地生根。在貧困治理國際合作的過程中，中國始終秉持合作共贏的理念，倡導真正的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國際減貧事業中發揮重要作用，還通過提供國際援助，深化農業、教育、婦女兒童等領域的國際合作，助力各國經濟社會恢復發展。

推動以國家主導的反貧困整體性治理，為全球減貧樹立榜樣。中國多方主體共同參與的減貧合作范式是發展中國家減貧治理模式的重大創新。一方面，構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方主體協同治理的大扶貧格局，堅持黨的全面領導與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是這一體系高效運行的根本前提。另一方面，通過政策引導激發市場與社會力量的參與活力，構建黨政主導、行業協同、社會參與、群眾主體，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互為補充的大扶貧格局。[10]中國反貧困實踐以黨領導下的多方協同共治打破貧困不可根治的認知誤區，證明貧困問題雖具頑固性，但只要保持戰略定力、強化制度保障、投入有效資源，可以通過多方主體的協同聯動根本性解決貧困問題。

聚焦主要矛盾、創新多方共治的體制機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方主體協同治理的一大重要特色，也是中國區別于其他國家多主體參與模式的核心特征。發展中國家雖然也存在多主體參與的情形，但由于目標利益的不一致性，多主體參與的效率低、成效有限。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為減貧工作提供關鍵支撐。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制度創新是中國扶貧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貧困治理的“中國模式”創造性地將任務型組織規?；?、系統化地應用于貧困治理，通過對精準扶貧的落實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以系統性理論成果與學理經驗，為世界減貧提供豐富的公共知識資源。中國因空間上貧困類型多樣、時間上減貧周期較長，其理論與實踐成果能夠與全球不同區域、不同發展階段的貧困治理需求形成深度呼應，從生產力不足型貧困到相對貧困，從貧困治理到預防貧困，均能提供可遷移的學理思路與實踐方案，進而豐富全球貧困治理的公共知識資源。

人民至上的價值導向與激發內生動力的實踐邏輯，進一步豐富全球減貧理論的價值維度與實踐路徑。中國減貧理論始終將“保障人民生存權與發展權”作為核心出發點，通過收入分配優化、社會保障完善、就業機會供給等政策協同，將民生改善與共同富裕目標緊密結合。

精準扶貧思想為提升全球減貧效能提供新的學理框架。精準扶貧思想的核心是構建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精準考核、精準退出、精準脫貧的全鏈條治理邏輯。這一思想的理論價值體現在兩方面：通過建檔立卡與動態調整機制實現貧困對象的精準鎖定；強調“因地制宜、分類施策”，針對不同貧困類型匹配差異化方案。從國際實踐看，印度、巴西等國在制定扶貧政策時，已借鑒中國依據貧困成因施策的邏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亦通過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為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官員提供減貧方面的培訓，推動精準扶貧的學理經驗轉化為全球公共產品。

中國的脫貧實踐證明，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阻隔貧困代際傳遞是解決全球貧困問題的重要實踐路徑。中國的脫貧實踐不僅關注物質層面的援助，更重視提升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和精神面貌。這些做法為全球減貧治理提供一種新的反貧困模式，即通過教育、培訓和心理干預實現可持續脫貧。非洲的一些國家已經開始嘗試引入中國的扶貧模式，希望通過教育和心理支持來減少貧困的發生率。這些成果不僅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差異化的減貧方案，更有力推動中國反貧困理論體系對全球減貧事業的學理賦能。

（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脫貧模式的成功經驗及其解決世界貧困問題的意義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LLGLA013）

注釋

[1]習近平：《建設一個共同發展的公正世界——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九次峰會第一階段會議關于“抗擊饑餓與貧困”議題的講話》，2024年11月18日，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746/202412/content_6991663.html。

[2]韓?。骸稖蚀_全面理解中國脫貧攻堅的世界意義》，2025年1月15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1/content_6998727.htm。

[3]黃承偉、劉欣：《“十二五”時期我國反貧困理論研究述評》，《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4]楊立雄、魏珍：《理論式微與治理轉向：論新世紀以來西方貧困研究的“貧困”》，《社會保障研究》，2023年第5期。

[5]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2021年2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2/25/content_5588869.htm。

[6]宋洪遠、江帆：《中國與世界反貧困實踐經驗和理論的歷史比較研究》，《經濟評論》，2023年第3期。

[7]李娜：《中國共產黨反貧困進程中“人民至上”邏輯》，《重慶社會科學》，2022年第7期。

[8]左停、李世雄、史志樂：《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國脫貧治理經驗的基本面》，《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9]左停：《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治理的重點領域》，《國家治理》，2023年第11期。

[10]吳高輝、岳經綸：《貧困類型、貧困觀念與反貧困結構的變遷——世界貧困史的視野》，《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8期。

China's Successful Anti-Poverty Experience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Its Global Significance

Zuo Ting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China's anti-poverty theory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lobal poverty governance. It extracts six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anti-poverty theory, namely openness, systematicity, populism, dynamism, adapta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as well as three universal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verall poverty governance, rural asset and capacity building, and poverty prevention and targeted assistance. The Chinese anti-poverty theory injects key forces into 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scale contribution, consensus building, and cooperation empowerment.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poverty types and long poverty reduction cycles, it provides a model for poverty reduction practices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types worldwide; At the same time, by setting an example with the co governance pattern of holistic governance, and enriching the global public knowledge resources for poverty reduction with theoretical experience such as precis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ndogenous motivation stimulation.

Keywords: China's anti-poverty theor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uccessful experience, world significance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