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內生發展是一種扎根本土的發展，以提高當地民眾的生活質量為宗旨，以當地的自然與文化資源為發展稟賦，其核心目標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具有資源、參與、認同三個支點。在先發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世界格局中，內生發展為后發國家探索主體性發展道路提供理論支撐，然而其實現過程仍需結合本土實踐推進政策指引和具象化實施。倡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內生發展實踐提供了操作化方案，是中國發展實踐的經驗和智慧大成，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構建與創新。新發展理念在發展理論譜系上是對內生發展思想的理論提升，在理論演化上是對內生發展邏輯的突破深化，在政策操作上是對內生發展實踐的明確指引。因此，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中國內生發展論，其思想內涵更新了既有內生發展理論，將成為人類發展理論創新的典范，并將為切實推動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中國方案。
【關鍵詞】新發展理念 中國式現代化 內生發展 人類發展論
【中圖分類號】C9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1.011
【作者簡介】張文明，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博導，國家教育宏觀政策研究院副院長。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組織社會學、教育社會學，主要著作有《上海農村調查》、《鄉土上海——都市內村落的延續與內生》（合著）、《鄉村內生發展視角下資源的內涵及其應用》（論文）。
發展是人類面臨的共同議題，不同國家、地區因其發展條件和發展階段不同，對此議題往往形成多樣回答，并構成多樣化的發展格局和現代化實踐。當今全球發展進程中，在意識形態、發展模式、財富分配、權利關系等領域，依然存在先行者對后來者的“威壓”。近代以來，我國一直面臨列強的“先發威迫”和內發難題，為破解這些難題，從清末民初的“體用之爭”到新中國成立后的“自力更生”，再到改革開放初期的“摸著石頭過河”，經歷了種種改革試驗。直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新發展理念”為標志，經過百余年探索與實踐，構建起較為完整的中國自主發展邏輯，即中國內生發展理論。
新時代新征程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歷史、全局、理論的高度，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創造性提出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主要內容的新發展理念，回答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這個重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對經濟形勢進行科學判斷，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許多重大理論和理念，對發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時調整，其中新發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引導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貫徹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我國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圍繞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以全面從嚴治黨為根本保障，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新發展理念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深刻變革的科學指引，既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基本路徑，也為解決人類在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處理好的關鍵共性問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新發展理念是一個邏輯嚴密、系統完備且具有內在聯系的集合體。“創新”要素回應經濟高速增長與創新動力不足之間的現實問題，明確創新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動力，強化創新驅動發展的理論關聯；“協調”要素回應在不同區域與領域間物質增長存在的不均衡不充分發展困境，明確發展要素之間的互嵌性與連鎖效應，以此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綠色”要素回應人類開發活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現實沖突，為人與自然的關系確定合理的互動界限與發展標準，奠定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體現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開放”要素回應內外發展模式與統籌“兩個大局”之間的選擇困境，錨定發展進程中的多樣態特征和多維度需求，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共享”要素回應增長效率與分配公平的發展兩難問題，設定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價值尺度在于人的命題，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新發展理念是引領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科學指南和理論法寶，具有深刻的內生發展屬性，清晰地展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理論思維和實踐經驗，其創造性在于突破傳統內生發展理論的區域中心主義邏輯，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一理論創新不僅對世界發展理論進行必要的補充，也展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協同理念。中國共產黨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實現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時刻秉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品格，這是該理論創新的實踐基礎。新發展理念的提出，不僅是對中國內生發展之路的理論升華，更為人類社會的內生發展探索與理論深化提供中國智慧。
內生發展理論對單向度發展的反思與批判
內生發展觀孕育于對世界發展格局的反思性批判與抗爭。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和世界范圍內工業化進程的推進，物質生產效率大幅提升，先發國家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在經濟發展上取得空前成功。然而，兩次世界大戰重創人類社會，如何通過生產技術革新，實現經濟復蘇與快速增長，成為各個國家、地區首要的甚至是壓倒一切的目標。盡管先發國家同樣遭受了戰爭的破壞，但由于在生產技術等方面存在先發優勢，其仍然實現了經濟的較快復蘇與增長，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保持主導地位。生產技術上的領先與經濟發展上的成功，使得先發國家成為后發國家競相效仿的典范。在這種“技術—經濟中心主義”社會思潮下，經濟增長被等同于現代化進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對剩余價值的持續追逐構成了資本全球流動的根本動力。盡管經濟增長成為先發國家和后發國家共同追求的目標，但兩種發展類型國家在主體關系上仍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結構性矛盾。正如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所指出的，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先發國家和后發國家中間存在著“中心—邊緣”的結構性剝削關系，導致后發國家在技術革新和經濟增長上依附于先發國家。在“經濟至上”的發展導向下，后發國家對先發國家進行簡單地模仿將致使其走上一條單向度發展且注定失敗的道路，而內生發展則為后發國家突破單向度發展提供一種新思路。
“內生”一詞源自于植物學術語，意指“某種植物，如單葉植物不受外在條件的左右，從莖的內部生長出與母莖相同的新個體”。后來該詞被借用到發展研究中，內生所表達的含義也相應的發生變化。1975年，在一份題為《我們應當做什么》的聯合國報告中出現內生發展，并將其與自力更生原則進行對比。1976年，日本學者鶴見和子在對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以及世界體系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內生發展論。內生發展是對資本運作邏輯下單向度發展并由此形成的畸形社會的拒斥和批判，也是一種后發社會擺脫對先發社會簡單模仿，謀求與自身社會條件相適應的發展路線。科技革命驅動的全球化浪潮，既構成內生發展理論形成的歷史土壤，又為其持續發展提供思想養分。日本經濟學家西川潤認為，內生發展觀存在三次歷史演變浪潮，第一次浪潮形成于19世紀，工業革命的成功助推英國成為“世界工廠”，英國自由主義思潮在世界各地的廣泛傳播，引發一系列對抗思想，如法國的社會主義思想等；第二次浪潮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為標志，通過自力更生擺脫殖民統治、實現國家獨立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的實踐支持；第三次浪潮即為當前被廣泛討論的內生發展論。可見，對主體性的堅持和捍衛是內生發展論的理論內核。在先發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世界發展格局中，內生發展為后發國家探索“第三條道路”奠定具有主體性意義的合理性基礎和理論支撐。
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實踐為此提供了合適的例證。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被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中國走上探索內生發展的道路。從“中體西用”、“三民主義”、自力更生再到改革開放，中國經歷了內生發展道路的不同階段。時至今日，中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體現中國在內生發展上的成功。中國推動內生發展的努力，為拓展內生發展研究體系提供以下兩項重要創造：其一，發展過程所秉持的理念；其二，發展過程中的組織與領導。毛澤東同志提出“自力更生”這一具有內生屬性的發展理念，以及我們黨在發展實踐中制定的與國家主體性特質相一致的組織與領導制度，確保內生發展進程得以順利推進。對于后發國家的內生發展進程來說，在堅持主體性的前提下，確定發展理念并制定有效的組織領導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在西方的內生發展實踐的推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爭論焦點就是發展的主體和組織者到底應該是誰？衍生而出的問題是，上下聯通的制度保障協調者缺位使得發展進程出現斷裂，進而引發外生與內生、傳統內生與新內生、功能主義內生與結構主義內生等各種爭論，其核心原因是組織（政黨）機制的龐雜與各持己見。可見，現代化浪潮中，后發國家所面臨的發展困境往往能催生出內生發展理念，而后發國家對現代化的追求和獨立自主的政治體系進一步強化這一理論主張。
內生發展的基本要求、理論與實踐問題
在概念上，內生發展被定義為一種扎根本土的發展，以提高當地民眾的生活質量為宗旨，以當地的自然與文化資源為發展稟賦，發掘本土內部潛力，合理有效利用外部經濟、技術、智力資源提升內生發展能力，重點對當地收入、資本積累、創業精神、能力建設、社會活動參與、制度與文化涉入、靈活的生產組織以及發掘地理優勢方面加大投入。具體而言，內生發展的基本觀點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在發展目標上，摒棄經濟增長至上的發展觀，以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最終目標；在發展形式上，否定依附性的、被支配的發展，堅持自主發展，尊重發展選擇的多樣性；在發展動力上，不唯技術論，而是通過對本土知識、文化傳統、資源等要素的整合利用推動發展；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堅持走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在發展主體的內部關系上，內生發展充分尊重地方的自主性和參與權。內生發展的核心觀點可以概括為：基于主體性的發展過程并能形成滿足當地民眾多方面需求的發展結果。需要強調的是，內生發展的實現需要區域與全要因素的共同作用。這意味著在內生發展進程中，基于主體性的發展過程，一方面是區域居民的主體性和自主性需要得到充分發揮，區域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也需要結合使用外部力量，其核心目標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區域經濟的發展。
目前關于如何實現內生發展主要有如下觀點。有研究者認為，內生發展具有兩個基礎，一是地方資源，二是通過積極的公眾參與，將發展過程置于區域情境之中。也有研究者認為，內生發展具有三大顯著特征：利用內生潛力、發展社會資本、促進地方參與。還有研究者更為全面的總結出內生發展的五個特征：一是內生潛能，可以定義為在一定的時空內區域所擁有的發展機會總和，具體包括自然資源、技藝以及能力等；二是區域經濟，即在堅持區域經濟開放的前提下，強調區域經濟具有的自主性，以減少對外部因素的依賴，具體表現為區域內部的協作，從產品和服務的輸入轉變為優質產品的輸出；三是可持續發展，即經濟增長不是內生發展的唯一目標，還包括經濟、生態、社會在內的多維度發展；四是民眾參與，內生發展是基于區域需求而進行的自我決定發展過程，民眾參與決策過程是一個基本方面；五是民眾認同，認同能夠在發展中形成凝聚力，促進民眾參與發展事務，有助于形成群體認同感，加深民眾的歸屬感，強化相互間的溝通與合作。
在此基礎上，研究者進一步概括，認為內生發展具有資源、參與、認同三個支點。具體而言，在內生發展中，需要在區域發展情境中整合利用內部與外部資源，區域民眾作為利益相關者和核心力量參與發展的決策、實施過程，以區域民眾的主體性驅動發展進程。同時，區域民眾以及相關行動者對其所在地方包括生活方式、文化價值、身份等方面的認同也是重要方面，為內生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并且這三個要素缺一不可，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動發展進程。因而，形成內生發展的基本要素包括：區域主導的資源結構、參與結構、認同結構。如今，內生發展理論深刻影響世界范圍內不同區域、不同層次的國家和組織。這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91年歐盟啟動并持續至今的農村地區發展行動聯合項目（LEADER項目），該項目是一項促進歐洲農村發展的內生發展實驗。其指導思想具有七點特征：一是基于區域的本土發展策略；二是由下而上的策略設計和執行；三是地方“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合作的地方行動組織；四是整合的和跨部門的行動；五是創新；六是協作；七是網絡化。該項目成為內生發展理論在具體領域和微觀層次的重要實踐，也為該理論的豐富和完善提供經驗材料。
然而，目前關于內生發展的觀點和實踐仍存在以下需要進一步解答的問題。在內生發展的理論維度上。第一，在內外資源的整合、利用與發展過程的推進之間，需要形成何種連接機制？第二，發展需要具備哪些特征以實現滿足民眾利益需求的目標？第三，在實現發展目標的過程中，人與自然交互的準則與邊界是什么？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關乎內生發展論能否獲得進一步深化的理論邏輯自洽和是否可以操作化推進實施。在理論闡釋上存在的三個問題，在實踐維度上也有所回應。
在內生發展的實踐維度上。第一，在內生發展論中，整合內外資源共同作用于當地的發展進程已經成為一項基本共識，但是在作用過程中，兩種資源結構必然形成力量對比和權力互斥，如何就此確保資源利用的主導權力保持在“內”，以防止外部資源異化為破壞力量，這是在整合內外資源的過程中尤為需要注意的問題，也是內生發展性質能否得以確立的關鍵方面。對于這個問題，歐盟等地普遍采用的應對方式是成立地方行動組織，在地方居民的基礎上，通過社會關系網絡吸納不同身份、角色的利益相關者實現鏈接，從而達到整合內外多種資源的目的。但這種做法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此種地方行動組織受限于自身規模，能夠整合的、不同層級維度上的內外資源十分有限；同時，地方行動組織規模的擴大將增加利益整合的難度，難以實現有效組織，這為集體行動的失敗埋下隱患，產生“資源整合”困局和執行效率低下局限。
第二，發展過程強調民眾參與，這期間如何激發民眾的主體性并形成領導力量，進而推動事務發展，成為實現內生發展的關鍵問題。對此，地方行動組織通過宣傳動員的方式吸引民眾參與，或者依靠民眾的利益使之自覺參與，但效果往往不盡人意。因為發展難以一蹴而就，不僅需要短期廣泛宣傳動員，更需要通過長期的朋輩動員、示范引領等方式引導民眾廣泛、有效參與到發展進程中，而地方行動組織因其時間、規模有限，難以與民眾建立持久、深入的互動關系，更無法對發展過程形成長期、穩定領導，所以難以在組織動員上發揮重要作用。
第三，民眾對于發展的認同為發展過程提供精神動力。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有效參與的實現不僅要在行動上獲得民眾的支持，更需要民眾對于發展本身產生積極的情感和認知，才能為參與行為注入持續的精神力量。但是，西方的推進實踐目前仍無法找到有效激發民眾參與認同的手段。具體來說，建立地方行動組織隱含最大的理論預設是：通過利益相關吸引民眾參與到發展事務中，利益相關成為提升民眾參與度與認同度的最大源泉，從“理性人”角度審視，這無疑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地方行動組織領導力和組織力相對有限，其難以通過實現發展目的和利益共享，在民眾的參與行為與認同情感之間建立起積極的正向反饋機制，更毋論為民眾的持續參與提供穩定的動力基礎。因此，需要進一步探尋激發民眾參與認同的有效方式。可見，內生發展論不僅在理論上需要得到進一步澄清，在實踐中也需要為整合內外資源、組織民眾參與、激發民眾認同找到有效方案，而我國的實踐進程為此提供不一樣的智慧和方案。
新發展理念是內生發展理論的創新飛躍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造性提出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主要內容的新發展理念，是中國在長期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改革開放、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實踐中形成的重要智慧結晶，也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新發展階段全面步入現代化社會的根本指引。新發展理念為人類社會的內生發展理論帶來切實可行的實踐方案，并推動該理論實現質的飛躍。
新發展理念展現鮮明的內生發展屬性，并突破區域視角約束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內生發展具有資源、參與、認同三個面向。新發展理念中的創新、協調和開放對應的是資源整合利用方面。獲取多樣的資源是內生發展得以實現的物質基礎，開放要素明確確立國家發展需要有效整合內外資源，實現發展的內外聯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創新要素回答在內生發展中如何利用資源以形成發展推動力，協調要素則強調如何配置資源以符合發展過程多維、系統的內在規律。新發展理念中的協調和共享對應的是內生發展理論中的有效參與方面。內生發展通過民眾的廣泛參與，將發展的控制權掌握在民眾手中，以確保發展進程滿足民眾的廣泛需求，即充分體現“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不斷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理念。協調要素注重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強調要在發展過程中充分注意區域、城鄉、經濟和社會等之間相互作用、制約的內在聯系，而這在本質上是要求在發展過程中，不同區域、行業、職業的民眾都廣泛參與，同時能夠廣泛表達需求。共享要素說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是共建共享的過程，這必然要求民眾的廣泛參與，民眾掌握發展的主導權。新發展理念中的綠色以及協調和共享還對應內生發展中的認同方面。民眾對發展進程形成積極的情感和認同能夠為參與行為注入持久的推動力量。協調要素充分考慮發展過程中民眾需求的表達，奠定在發展進程中滿足民眾多樣利益需求的基本條件。共享要素注重社會公平正義，充分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發展目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追求的發展是造福人民的發展，我們追求的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改革發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終的判斷標準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發展成果。”而這也是培養人民群眾認同感的重要舉措。如果說協調和共享注重民眾當下的利益需求，綠色要素則著眼于長遠。綠色要素將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統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發展方式，根本目的在于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良好生態環境需求，實現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因此，新發展理念從發展的過程、方式到目標都充分保障發展進程中人民的利益需求，人民由此產生切實的參與感、獲得感，進而強化自身對發展進程的認同，形成持續參與的動力。可見，內含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要素的新發展理念具有深刻的內生屬性，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建構系統、多維、交互的內生發展體系。更為重要的是，新發展理念的提出，為內生發展論的理論演進創造新的內容。
新發展理念極大豐富內生發展理論內涵，以五要素邏輯構建中國內生發展理論。內生發展難以僅僅依靠自身有限的資源而實現，對此，無論是在理論層面抑或是實踐層面，均已得到確證，并被廣泛研究。但在目前的內生發展理論中，內外資源整合后，如何有效利用仍未得到有效解答。首先，創新要素解決發展動力來源問題。在對本土知識、文化傳統、內外資源等進行整合利用時缺乏創新，停留在簡單重復地使用水平上，將會極大限制資源整合利用在市場競爭條件下轉化為發展成果以滿足民眾多樣化需求的水平，更毋庸說在“中心—邊緣”的發展格局中，突破限制與封鎖確立發展主體性。雖然創新在內生發展的研究和實踐中被提及，但只是將其視為實現內生發展的因素之一，未能站在發展驅動力的高度審視創新的根本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創新要素不僅指明資源整合利用需要遵循的關鍵準則，更明確內生發展過程的動力源泉，推動內生發展由觀念轉變為現實。其次，協調要素解決資源如何配置問題。協調要素體現以系統思維審視發展過程。整合內外資源只涉及發展要素的來源，由于發展過程具有復雜性、多維性和互嵌性的內在特征，這要求資源必須根據不同發展階段、發展要求合理地被分配到不同的區域、領域、行業和部門等，也即協調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協調既是發展手段又是發展目標，同時還是評價發展的標準和尺度。”眾多實踐案例表明，漠視協調發展準則的“片面發展”“畸形發展”，往往引發內部矛盾和沖突，導致發展進程的中斷，可持續發展也就無從實現，滿足民眾多樣化的利益需求最后也就只能淪為空談。再次，綠色解決發展的生態界限問題。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資源開發利用活動愈加頻繁和廣泛，物質不斷增長的現實逐漸撐大欲望的“胃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應對過度追逐眼前利益所引發的發展風險成為新的挑戰，綠色發展也就成為必選項。綠色發展突破人類中心視域，基于命運共同體的世界觀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認為發展不僅是持續健康地滿足民眾多樣化需求的過程，也是有利于自然生物不斷延續、生態系統持續豐富的過程，并且突破性地認識到，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由此，綠色發展更新傳統內生發展論的世界觀“底座”，使其獲得更為廣闊的理論視野。因此，新發展理念的提出填補既有內生發展論的理論空白，使之具備理論的系統性，更為重要的是，賦予內生發展理論洞察力、未來前瞻性和現實可行性。
新發展理念為內生發展帶來可行方案，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制度保障。新發展理念不僅在理論層面超越傳統內生發展論，也在實踐層面為內生發展的實現提供可行方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根本指引，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也為新發展理念的貫徹實施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和行動支撐。正因如此，中國的內生發展形成有別于他國的發展特征，同時能為他國有效實現內生發展，提供源于中國社會發展實踐的啟益。
在資源的整合利用方面，中國共產黨在地方、基層廣泛建立黨支部，作為代表地方民眾利益的組織力量，嵌入地方發展進程中。黨的地方組織和黨的基層組織扎根基層，能夠在發展中形成自下而上的行動方式，突破單一主體的發展視野。此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組織單位、從中央到地方的組織架構以及全國性的組織網絡，具有強大的橫向和縱向資源動員、整合能力，以及突出的組織優勢。因而，既領導全國又扎根地方的中國共產黨，能夠有效整合區域與全域要素。更為關鍵的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無論是從法理還是民意層面，都能夠牢牢地掌握資源利用的主導權，確保發展進程的內生性和人民性，并且將整合利用內外資源的組織優勢轉變成發展制度。由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生發展進程有效化解資源的整合利用困境。
在民眾的有效參與方面，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立場，通過健全完善的制度體系，確保人民群眾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實踐主體和受益主體。我們黨不斷拓寬民主參與渠道，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從基層議事平臺到人大代表聯系點，從“網絡問政”到“民意直通車”，有效激發了蘊藏于人民群眾中的首創精神與創造偉力。這種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有組織、有秩序、全覆蓋的民眾參與實踐，不僅體現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顯著優勢，更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轉化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內生動能，為新發展理念的落地落實提供了最深厚的群眾基礎和最堅實的行動支撐。
在民眾的參與認同方面。中國共產黨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始終堅持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并將其確立為分配制度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在百余年奮斗過程中，帶領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便是最有力的例證。在此過程中，民眾的參與熱情被空前地激發。人民當家作主的組織領導方式在民眾參與行為與認同之間，建立起持續有效的整合機制，參與行為與認同之間形成穩定的正向反饋關系。中國共產黨與民眾在長期互動中形成的積極情感聯系，持續強化民眾的參與認同。中國共產黨有效的組織領導，持續引領民眾參與發展進程的行為。
中國共產黨不僅能夠依靠上下統籌的優勢廣泛整合內外資源，主導發展進程，也能夠廣泛、長期地組織動員民眾參與發展事務并樹立全局、長遠的發展視野，還能夠在民眾的參與行為與認同之間建立起穩定積極的反饋，從而化解傳統內生發展理論的溝通困境，為內生發展在全球范圍內的實踐提供中國方案。新發展理念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魂”“體”結合，引領推動中國內生發展的現代化進程。
結論
在世界發展體系業已形成“中心—邊緣”的權力格局中，內生發展成為后發主權國家確定自身發展路徑的必然選擇。中國堅持走內生發展之路并為之作出長期的探索與努力，新發展理念的提出正是對這一發展路徑的延續，更是中國內生發展實踐的理論升華。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主要內容的新發展理念，不僅具有深刻的內生發展屬性，而且在理論內涵上超越現有的內生發展論。一方面，新發展理念發展目標明確，超越內生發展理論關于本土原則的討論，將其上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高度。其標志是以開放和共享作為指導發展進程的重要原則，強調以整合內外發展資源滿足自身發展需求，同時以共享的方式滿足民眾的利益需求，使民眾在發展中產生切實的參與感和獲得感，從而強化民眾的發展認同和持續參與的動力。另一方面，新發展理念行動邊界清晰，超越傳統內生發展的區域中心視域，上升到人的全面發展高度。
新發展理念的創新要素明確驅動發展進程的動力來源問題，使內生發展論中關于內外資源整合利用的觀點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協調要素以系統思維審視發展過程，通過建立兼具復雜性、多維性和互嵌性的內在共生的理論視野來解決資源配置問題，確保行動邊界清晰可達；綠色要素約束發展的生態界限，明確發展不僅是持續健康地滿足民眾多樣化需求的過程，也是有利于自然生物不斷延續、生態系統持續豐富的過程，并突破性地認識到，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從而更新傳統內生發展論的區域主義世界觀——充分展示“天人合一”的中華文明世界觀。中國共產黨為新發展理念的貫徹實施提供堅實的組織保障和行動支撐，這是新發展理念在實踐上區別其他國家內生發展論的根本特征。新發展理念在發展譜系上是對內生發展思想的理論提升，在理論演化上是對內生發展邏輯的突破深化，在政策操作上是對內生發展實踐的明確指引。質言之，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中國內生發展論，是中國發展實踐的經驗和智慧大成，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構建與創新。其思想內涵更新既有內生發展論理論，必將成為人類發展理論創新的典范。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鄉村振興戰略的內生發展論研究”的后期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8VSJ020）
參考文獻
習近平，2022，《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必然要求構建新發展格局》，《求是》，第17期。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25年10月29日，《人民日報》，第1版。
顧海良，2022，《貫徹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我國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紅旗文稿》，第9期。
張旭，2022，《堅持新發展理念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指導原則》，《紅旗文稿》，第15期。
鶴見和子、胡天民，1989，《“內發型發展”的理論與實踐》，《江蘇社會科學》，第3期。
涂人猛，1993，《內源式鄉村發展理論的淵源及發展》，《經濟評論》，第4期。
陳衛平，1993，《內發性發展理論述評》，《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
三石善吉，1999，《傳統中國的內發性發展》，余項科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西川潤、林燕平，2004，《內發式發展的理論與政策》，《寧夏社會科學》，第5期。
周順，2006，《比較視域中的“中國內發性發展”——讀〈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復旦政治學評論》，第4輯。
張環宙、黃超超、周永廣，2007，《內生式發展模式研究綜述》，《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期。
張文明、章志敏，2018，《資源·參與·認同：鄉村振興的內生發展邏輯與路徑選擇》，《社會科學》，第11期。
張文明，2019，《內生發展：自主性對農村家庭收入的影響——基于上海市郊9個村的實證研究》，《人民論壇·學術前沿》，第10期。
章志敏、張文明，2021，《農村內生發展研究的理論轉向、命題與挑戰》，《江漢學術》，第2期。
R. Christopher, 1999,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Reflexive Modernit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5(3).
R. Christopher, 2000, "The EU LEADER Programme: Rur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Sociologia Ruralis, 40(2).
R. Christopher, 2000, "Endogenou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 Issues of Evalu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6(4).
M. Sabine and S. Wälty, 2001,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Swiss Mountain Communities,"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1(3).
M. Anne, 2013, "A Constructive Critique of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pproach in the European Support of Rural Areas," Growth & Change, 44(1).
M. David, 2014, "Endogenous Development: Some Issues of Concer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4(5-6).
G. Bosworth; I. Annibal and T. Carroll et al., 2016, "Empowering Local Action Through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LEADER in England," Sociologia Ruralis, 56(3).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Zhang Wenming
Abstract: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s a mode of development rooted in local contexts. Its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local population, utilizing local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s development endowments. Its core objective is to realize all-around human development, supported by three pillars: resources, participation, and identity. In a global landscape dominated by early-developed nation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late-developing nations to explor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paths; however, its realization requires combining local practices with policy guidance and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advocating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offers an operational scheme for the practice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t represents the culmination of experience and wisdom from China's development practices and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In the genealogy of development theory,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s a theoretical elevation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ought; regarding theoretical evolution, it represents a breakthrough and deepening of the logic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in policy operation, it serves as a clear guide for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ractices. Therefore,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serves as the "Chinese theory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for the new era, under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s the people in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building of a strong country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ts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updates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system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ised to become a paradigm of innovation in huma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oviding a "Chinese solution" for effectively promoting all-around human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Chinese modernization, endogenous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theory
責 編∕方進一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