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戰略性礦產國際博弈態勢有所升溫的背景下，我國供應穩定性面臨一定挑戰。這主要體現為：原礦供需總體存在缺口，本土儲量相對緊張；特定礦種對少數資源國依賴程度較高；海外合作項目面臨資源國產業政策調整，及外部地緣環境變化的潛在壓力。“十五五”時期，應通過加強戰略規劃與政策引導，增大戰略性礦產資源儲備，加速全產業鏈技術創新，加快短缺資源替代，完善礦產供應安全國內保障體系；通過深化國際合作、提升定價影響力、參與貿易規則制定，推動構建責任共擔、命運共享的礦產合作生態，維護供應鏈韌性與穩定。

關鍵詞:戰略性礦產 礦產供應鏈 供應安全

【中圖分類號】F420、F426、F415 【文獻標識碼】A

作為全球科技產業發展的物質基礎，戰略性礦產與原材料關乎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加強戰略性礦產資源勘探開發和儲備”，“鞏固提升礦業、冶金、化工、輕工、紡織、機械、船舶、建筑等產業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和競爭力”。[1]戰略性礦產是支撐新一代信息科技、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材料，其重要性正日益凸顯。作為全球最大的礦產加工國和消費國，未來一段時期，我國將面臨更加復雜的國際環境與更為緊迫的資源保障任務。提升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能力，構建安全可靠的供應體系，成為“十五五”時期需要深入研究和著力解決的重要課題。

全球戰略性礦產競爭態勢

隨著全球石油需求趨于峰值，受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驅動，全球對戰略性礦產的需求持續攀升。尤其是伴隨能源轉型與信息產業發展，鋰、鈷、銅、石墨、鎳和稀土這六種礦產的需求顯著增長。據國際能源署（IEA）預測，2024年至2040年，鋰需求量或增長5倍，石墨與鎳將翻番，鈷和稀土將增加50%至60%，銅將增加30%，其他戰略性礦產需求也總體呈上升態勢。[2]在此背景下，戰略性礦產在各主要經濟體戰略布局中的地位顯著提升，圍繞戰略性礦產的競爭與地緣政治博弈相互交織，礦產國的資源民族主義傾向逐漸增強。

戰略性礦產在主要國家戰略布局中的地位顯著提升。主要發達經濟體正以維護供應鏈安全為核心，加速調整戰略性礦產戰略。近年來，多國相繼發布并持續更新其戰略性礦產清單，部分清單涵蓋的礦種數量已顯著增加至數十種，普遍覆蓋了主要的能源轉型礦產及國防工業必需的資源，這種高度重合預示著全球戰略性礦產資源競爭將進一步加劇。一些國家和地區通過“友岸外包”與“近岸外包”等模式，試圖構建自主可控的供應鏈體系，以降低對外部原材料的依賴。這一趨勢，在外部環境動蕩與地緣因素疊加的影響下愈發明顯。為此，一些國家出臺包含巨額補貼在內的產業政策，推動戰略性礦產供應鏈的本土化，同時設定明確的本土加工與回收利用比例目標。目前的趨勢表明，相關國家的戰略導向正明顯向“安全性”傾斜，這意味著戰略性礦產的貿易、投資與供應鏈合作，正逐漸偏離“效率優先”的市場原則，轉而服從于“安全優先”的地緣戰略考量。

大國競爭與地緣政治因素對戰略性礦產全球供應鏈的重塑效應日趨明顯。在博弈加劇的背景下，個別國家利用其在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的供應鏈優勢，選擇采取一系列限制性措施。這種將供應鏈“工具化”的做法，正向戰略性礦產領域蔓延，促使各國調整戰略性原材料的出口管理舉措。與此同時，有的國家正積極拉攏盟友及全球南方資源國，構建多雙邊合作機制。例如，通過主導建立多邊礦產安全伙伴關系，試圖打造排他性的資源聯盟，以提升其在全球競爭中的話語權；搭建匯集核心盟友與資源國的交易平臺，意圖將其作為開展戰略性礦產合作的載體，并以此搶占人工智能等技術競爭的制高點。圍繞爭奪礦源、加工技術及產能提升的大國戰略性礦產博弈，正呈現升級態勢。

礦產國的資源民族主義傾向呈上升態勢。隨著全球需求攀升及博弈升級，礦產資源國的政策導向正發生顯著變化，資源民族主義傾向日漸增強。這一趨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越來越多的資源國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原礦出口，強制推動礦產加工環節的本土化。部分國家在自身尚未具備充足的冶煉加工要素稟賦的情況下，仍采取較為激進的限制措施。二是一些國家通過推動資源國有化或提高特許權使用費等手段，試圖最大化本國在資源開發中的經濟收益。三是擁有特定礦種儲量優勢的國家正尋求拓展合作伙伴關系，意圖提升其在對外礦業合作及地緣政治博弈中的議價能力與籌碼。

我國戰略性礦產供應安全風險

相對于龐大的國內加工產能，我國部分戰略性礦產資源的本土儲量顯得較為緊張。受國際地緣環境變化及資源國產業政策調整的影響，海外原礦供應等環節面臨的挑戰與不確定性有所增加。

原礦供需矛盾突出。盡管我國在稀土等礦種上具有資源優勢，但戰略性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偏低，且普遍存在貧礦多富礦少、共伴生礦多單一礦種少的資源稟賦特點，低品位礦山開發還面臨技術難度大、成本高、環境影響顯著等挑戰。從保障程度看，我國非能源類戰略性礦產可分為四類：一是稀土、鎵、鍺等國內儲量與產量均具顯著優勢的礦產，供應保障能力強；二是鉬、鋰、錫等供應風險相對較低的礦產，國內資源基礎較好，進口依賴整體可控；三是鎳、鈷、銅等對外依存度較高但外部風險暫可控的礦產，主要依托中資企業全球布局保障供應；四是鈮、鉭、鉑族金屬等國內幾乎無產能、供應風險突出的關鍵礦種，絕大多數依賴進口，保障壓力較大。[3]從國內戰略性礦產儲量的保障年限來看，中國在運營的礦山的儲采比較為緊張，服務年限普遍低于20年。其中，鋁土礦、銅、錫、銻、鎢、鋰等礦產的儲量保障年限在20年以內；鈷、鎳、鉻等礦產保障年限雖長，但國內產量占消費需求的比重相對有限。總體而言，戰略性礦產資源的消耗速度較快，后備資源接續面臨一定挑戰，部分戰略性礦產對外部供應的依賴程度較高，進口規模居全球前列。其中，鐵礦石、銅、鋁土礦、鉀鹽、鋰、鈷、鎳的對外依存度超過50%；11種主要短缺礦產的進口額在進口礦產品總額中占比較高。[4]

在特定礦種依賴少數礦產國蘊含供應風險。以鈷為例，全球資源分布呈現較為集中的態勢。剛果(金)占全球總儲量的54%左右，且礦石品位較高，產量占比超過70%；澳大利亞作為第二大資源國，儲量約占全球的15%；印度尼西亞儲量約占4.55%。相較而言，我國已探明基礎儲量在全球總儲量中的占比約為1.44%。[5]全球鈷資源的分布特征，使特定區域在供應鏈中占據關鍵位置，這種集中格局也伴隨著一定的供應穩定性挑戰。盡管通過基礎設施與資源開發相結合的合作模式，我國企業在主要資源國的開發格局中已確立重要地位，但當地復雜的政治經濟環境及外部形勢變化，仍可能對原料供應鏈造成一定波動。值得注意的是，個別西方國家正試圖介入資源國重點礦產的開發，通過積極干預當地局勢，促成沖突各方簽署階段性協議，意圖“以安全換資源”拓展其在當地的投資空間。這使得圍繞重點資源區域的博弈態勢有所升溫，也給我國企業在當地項目的平穩運營及原料的持續供應，帶來一定潛在壓力。

我國企業海外布局面臨不確定性。我國依托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框架，通過擴大投資,推進基建與礦業聯動發展，以及在具備條件的資源國共建加工園區等方式，深化礦業國際合作。然而，一些工業基礎相對薄弱、配套條件尚待完善的資源國，為推動產業鏈本土化，開始收緊原礦出口政策。鑒于現階段對此類區域的投資面臨一定不確定性，加之貿易環境變化及部分經濟體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導致我國不僅面臨原礦供應渠道收緊的壓力，產能與技術的被動性對外轉移壓力也有所上升。與此同時，一些國家調整礦業權益結構、提高稅費標準，并積極引入多方投資主體，這些旨在平衡市場格局的政策傾向，直接影響到中資企業的權益與效益，進而影響我國戰略性礦產供應的整體韌性。

完善戰略性礦產供應安全國內保障體系

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與日趨激烈的資源競爭，需要通過加強資源勘查與完善風險預警防控體系，增加關鍵戰略性礦產與原材料儲備，強化產業技術創新等方式，全面提升“十五五”時期關鍵原材料供應鏈應急應變效能與資源保障能力。

加強戰略規劃與政策引導。優化礦勘開發布局，合理部署與落實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等重點任務。完善礦產資源政策體系，建立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和生態環境成本的礦產資源稅費體系，并通過完善礦勘投入激勵政策，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礦勘業務。建立健全礦產資源安全監測預警體系，對戰略性礦產與原材料的供需形勢、市場價格、國際貿易等情況實施動態監測，并制定礦產資源供應風險應急預案，明確風險識別、預警響應、應急處置等措施，提升針對戰略性礦產供應鏈風險的應對能力。

加大戰略性礦產資源儲備。擴大戰略性原材料儲備規模，完善戰略性礦產資源儲備制度，構建國家儲備與企業儲備、實物儲備與資源地儲備相結合的體系。將戰略性物資儲備設施建設，作為基建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內陸干旱地區利用非農用地新建、擴建關鍵原材料儲備設施。動員并支持國內大型有色金屬生產企業、關鍵原材料加工企業以及主營大宗礦產品的貿易企業，建立與擴大商業儲備。將部分外匯資產，尤其是特定國家的主權債券等海外金融資產，通過增加原材料進口等方式置換為國內原材料儲備。在提高戰略性礦產與原材料的國內供應保障能力的同時，提升中國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力，降低對外投資風險。針對電解鋁、鋰加工等正處于產能消化期的行業，通過增加初加工或深加工材料的儲備來降低出口規模，從而減少企業面臨的反傾銷風險。

加速全產業鏈技術創新。不斷鞏固與強化在礦產加工環節，以及清潔能源裝備組件等下游制造業領域的產業技術優勢，構筑產業地位的“護城河”，使我國企業在面對國際市場戰略性礦產價格波動，尤其是原材料成本上升時，能夠更順暢地進行成本傳導以保障合理收益。加強智能礦山建設，提升資源開采效率和安全生產水平。加快礦業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完善綠色礦山標準體系，增強中國礦業企業在環境與社會治理領域的國際影響力。

加快短缺礦產資源替代。針對供應風險高的礦產，建議在加強技術創新的基礎上，積極研發替代材料和技術路線，建立多模式、可替代的材料技術體系，以技術創新驅動資源替代。大力發展“城市采礦”，構建與優化“開采—利用—回收”的發展模式。強化對廢銅、廢鋁等廢舊有色金屬回收，提升廢舊動力電池、光伏組件等新興固廢的資源化利用技術水平。通過科技賦能激活存量資源，持續優化針對低品位、共伴生、難選冶礦產的綠色高效采礦、選礦與冶煉技術，積極探索綠色回收稀土新的路徑。實施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聚焦緊缺和大宗優勢礦產，在西部重要成礦帶、老礦山深部及外圍尋找新的資源儲量，通過給予優先采礦權等措施，鼓勵礦企在原有礦區深部和周邊開展進一步勘查。

推動戰略性礦產供應鏈開放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多次強調中國將以實際行動深化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2025年10月31日，習近平主席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第一階段會議期間強調，“堅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延鏈’而不是‘斷鏈’，積極尋找更多利益契合點，支持供應鏈開放發展。”[6]單邊主義及“脫鉤斷鏈”的做法往往伴隨低效與高昂的代價，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穩定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

深化國際合作。將戰略性礦產合作納入中國對外雙邊和多邊合作框架，通過高層互訪、經貿合作、支持合作對象國能力建設等方式，深化對外礦業合作，保障中國國內加工產業的原礦供應以及海外礦業投資項目的穩定性。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下，加強與沿線礦產國的產能合作,共同探索礦產資源與基礎設施建設綜合開發、協調發展的合作新路。[7]推動中國與礦產國形成互利共贏的資源合作模式，從而構建更具韌性的海外礦產供應體系。鼓勵國內企業與國外礦企簽訂礦產長期供應協議，鎖定上游資源。在具備發展冶煉產業基本條件的全球南方礦產國，基于市場原則拓展礦產產業園區合作，推動中國的產品與成套裝備、技術、標準協同“走出去”。將環境、社會和治理因素融入海外項目，支持東道國環境保護和社區發展，建立互信互利的社區關系，以此保障中國礦產加工與制造業的上游供應鏈安全。

提升定價影響力。充分利用我國戰略性礦產的加工產能與技術優勢，提升國內礦產交易中心在全球礦產交易與定價體系中的地位。從市場準入、服務規則、技術標準等方面，以上海期貨交易所等平臺為重點，建立反映市場供需關系的定價基準，探索完善期貨品種上市制度。推動更多戰略性礦產與原材料品種進入交易系統，吸引全球客戶與投資者參與，助力企業對沖價格波動風險。創新定價模式，鼓勵在全球貿易中采用“中國期貨價格+升貼水”的定價模式，增強“中國價格”的影響力。利用政策性銀行、商業貸款、海外投資保險、合作基金等，為礦產勘探、開發和并購提供資金、進一步擴大戰略性礦產人民幣計價與結算范圍，爭取在鐵礦石、鋰礦等戰略性礦產貿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幣進行計價與結算。

參與全球貿易規則制定。在全球戰略性礦產競爭日益激烈的態勢下，積極參與國際礦業與礦產貿易規則的制定，有助于提升中國在全球礦業治理體系中的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一些原材料進口國對供應鏈安全持續加大關注，并試圖重構礦產供應鏈或試圖影響中國的礦產出口管制政策，但供應鏈安全不可分割，戰略性礦產或原材料供應鏈安全議題并非孤立現象，其與這些國家實施的半導體等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基于系統性的視角和雙邊、多邊磋商與溝通，有助于促進戰略性礦產供應鏈安全問題的緩和。與此同時，支持中國企業、礦業組織參與負責任礦產供應鏈國際認證，通過推動政策對接、標準互認、基礎設施聯通和發展成果共享，推動構建責任共擔、利益共享的礦業合作生態以及“礦業命運共同體”[8]，有助于降低中國海外礦產供應鏈風險，提升中國在全球礦業治理中的話語權。在此過程中，還應推動構建符合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資源、產業稟賦與發展階段特征的環境與社會治理評價體系；利用上合組織、中非合作論壇等多邊平臺，推動構建符合廣大全球南方國家訴求與發展實際的礦業倡議、環境與社會治理標準文件。

【本文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公共政策與創新研究所研究員；本項研究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資助】

注釋略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