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經濟運行在2023年后呈現一系列新特征，做強國內大循環，須基于經濟運行新邏輯，分析其主要堵點與內生動力。經濟新特征的重要成因在于，我國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過渡期。傳統以地方政府資源盤活為重心，集中表現為房地產、基建投資等的發展模式，正轉型為以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為基礎的高質量發展模式。當前，做強國內大循環面臨的主要堵點，在于資源盤活邏輯導致的地方政府保護、要素市場化配置不充分、存量債務、生產與消費不匹配等問題。“十五五”時期，需適應新的發展模式，以營商環境為突破點，推動政府從投資型轉向服務型，圍繞盤活存量資產和投資于人兩大抓手，增強消費品供需適配性以進一步促進消費，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

【關鍵詞】國內大循環 經濟發展模式 營商環境 地方政府債務 消費

【中圖分類號】F41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3.003

【作者簡介】于澤，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學，主要論文有《中國貨幣性質再檢驗與通貨膨脹成因》《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內生動力：需求還是供給》《中國經濟之謎還是中國道路的特征事實？》等。

做強國內大循環既是我國應對外部沖擊挑戰的策略，也是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主動性調整，要求確保各類生產要素的組合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能夠實現有機銜接。“十四五”以來，我國在暢通國內大循環上取得了積極成效，但也面臨不少卡點、堵點。《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十五五”時期需要針對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提高國民經濟循環的質量和層次。

關于做強國內大循環路徑的研究主要包含四個方面。第一，擴大內需與提升消費能力。通過擴大居民就業、多渠道促進居民收入增長，進一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升消費意愿，釋放消費潛力，實現以消費提振暢通經濟循環，以消費升級引領產業升級。[1]第二，供給體系優化與產業鏈升級。通過補鏈強鏈、發展高端制造業、推動數字化轉型，提高供給質量與自主可控能力。[2]第三，暢通要素流動與統一大市場建設。推動資本、土地、勞動力、數據等要素市場化配置，消除地區間、行業間壁壘，提升資源配置效率。[3]第四，科技創新驅動。目前，研究中較為一致的共識是，科技創新是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通過自主創新實現技術突破，降低對外部技術依賴。[4]具體建設路徑的優先級排序和合理組合，需結合國內經濟運行的階段性特征確定，并以此為基礎，判斷并破解國內大循環建設的主要堵點，以激發和強化內生動力。

中國宏觀經濟新特征

2023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的運行態勢呈現顯著“超預期”的特征。2023年后，我國沒有出現市場普遍預期的V型反轉，而是呈現一種非典型復蘇的跡象；但是，當預測機構判斷2025年經濟將進一步下行時，經濟運行又比市場預期顯著平穩。“超預期”已成為近兩年宏觀經濟分析的高頻詞。實際上，所謂的“超預期”現象，本質上反映出宏觀經濟判斷的傳統基準框架存在適應性不足的問題。傳統分析范式，一般以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各周期作為參考，或者以美、日、歐經濟發展同階段的運行特征作為參考。本輪宏觀經濟運行之所以呈現“超預期”特征，恰恰在于這兩種傳統分析方法均難以充分適配當前經濟的運行邏輯。一方面，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呈現出與改革開放以來各周期都不相同的新特征。經濟運行規律發生深刻調整，經濟參數之間的關系存在不穩定性，宏微觀層面、行業之間、行業內部均表現出顯著的分化與背離特征，利用傳統參數關系對經濟和行業發展趨勢進行外推判斷的準確性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獨立性持續增強。我國的經濟運行與西方傳統發展軌跡之間的差異性不斷凸顯，這使得簡單套用西方發展經驗的類比難以成立。因此，要分析如何做強國內大循環，就需要首先梳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新特征，找到適配性更強的分析視角和框架。

供給與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錯配，表現為供給強需求弱的特征，其中需求弱是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累計同比增速和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累計同比增速雖存在數量上的差異，但是運行方向始終保持協同，呈現同步上行或同步下行的態勢，相關系數為0.52（見圖1）。其中，1978到1989年為0.19，1990到1999年為0.78，2000到2009年為0.67，2010到2019年為0.75，2020到2022年為0.53。但是，從2023年以來，兩者運行方向呈現顯著背離，宏觀經濟增速保持上行態勢，價格水平持續走低，兩者相關系數為-0.23。這種情況的出現，與我國的統計方法在特殊的經濟運行狀態下的適配性特征相關。我國在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統計中采用生產法，以各行業的增加值為計算依據。考慮到價格可比性，生產法核算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產量變化。經濟運行速度相對較高，表明各行業產量呈現增長態勢。而價格變動本質上與市場銷售狀況密切相關，因此，經濟增速與價格的背離，反映出當前生產端表現較強，而市場銷售環節相對不暢的現實特征。

我國供給和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錯配特征。生產側恢復態勢持續向好，產量不斷增加；需求端恢復相對緩慢，增速呈現逐步放緩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供給和需求的錯配并非相對彼此而言，而是兩個獨立因素的變化，即分別相對于各自趨勢值所呈現的偏離狀態。為厘清這兩個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結合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持續為負、國內生產總值增速低于新冠疫情之前水平、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等情況看，總需求曲線向下移動的幅度，相對大于總供給曲線向上移動的幅度，這意味著總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

供給強背后有市場型因素，也有政策影響下的產量累積效應。傳統意義上，我國供給波動主要來自于企業自身的投資傾向等內生驅動因素。本輪供給端不斷走強的態勢，既存在企業按照慣例預測總需求并擴大產能的因素，也有流量思維下以競爭求生存等原因。但是，本輪生產強的背后，同樣受到一定政策性因素的影響。一些國有企業的考核壓力和個別地方政府招商行為存在不夠規范的現象，對供給結構產生一定的影響。部分國有企業為了提高戰略新興行業占比，加大投資力度；部分地方政府為了拉項目，存在競相加大補貼力度的傾向，間接強化企業價格競爭。同時，部分地方政府為了穩定就業，使得傳統行業中的部分企業無法順利退出，使行業產量呈現累積態勢。

需求端從外需影響逐步轉入內需相對不足的狀態，呈現以消費不足為突出特征的發展態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主要經濟波動時期，如1998年和2008年，都是以外需不足為主要特征，內需一般構成經濟上行的重要推動力。然而，2023年以來，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顯著提高；2025年前三季度，我國貨物貿易順差同比增長超過26%。因此，本輪總需求不足主要表現為內需不足的特征，與以往的周期存在顯著不同。在內需結構中，房地產投資下降幅度較大、持續時間較長；疊加傳統基建投資增速趨緩，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處在低位。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國內消費領域，以往國內消費增速水平長期保持平穩，始終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壓艙石。但2023年以來，社會零售總額增速趨緩，服務消費增速也呈現回落態勢。從類型上看，房地產后周期、社團消費持續放緩；從地域上，與以往四五線城市消費相對薄弱的特征不同，一線城市也呈現一定的消費不振的現象。總體看，本輪經濟運行呈現外需韌性較強、內需相對偏弱的格局，且內需結構中消費和投資均呈現一定的弱勢特征。

行業運行的周期性特征和聯動性特征發生明顯變異，企業經營行為呈現一定短期化特征。首先，從行業的周期性特征看，上行期顯著縮短，下行期顯著延長，導致宏觀經濟的去庫存周期呈現明顯延長態勢。其次，行業之間分化較為嚴重，新興行業盈利能力較強，傳統產業呈現快速下行趨勢。再次，行業內部上中下游分化的特征也更為突出，即使在整體表現較好的新興產業，上中下游分化現象也是如此，行業傳導不暢現象愈發顯著。最后，行業增速對經濟增長的指示作用不斷變化。比如，電力、金融數據對經濟的指示性變弱，反映出總體需求偏弱的特征，行業發展更多依賴政策層面與供給層面的協同聯動所驅動。

經濟主體行為更為保守化和短期化。本輪經濟運行中，企業投資意愿和居民購房意愿顯著下降，私人銀行和居民儲蓄存款等增長表明預期仍在持續變弱。上市公司利潤增速顯著快于營收增速，表明企業更多依靠降本增效謀求生存。經濟主體行為的保守化也導致企業行為短期化傾向突出。

宏觀政策效果呈現脈沖性特征。2023年以來，政策效果呈現短期集中釋放后快速衰減的特征，政策實施后雖能在短時間內產生顯著效果，但效力難以持續發揮作用。這意味著，政策的傳導機制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傳統政策通過經濟循環放大效應的乘數效應，已有所弱化。

總之，2023年以來的經濟運行特征相比于以往已發生根本性變化，這些新特征背后的成因是什么？是短期性的還是會持續一個時期？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決定著在當前階段如何做強國內大循環。

地方政府資源盤活發展模式進入轉型期

經濟運行新特征的深層誘因與歷史脈絡。與經濟運行新特征相伴的，是我國經濟在近年面對的一系列新挑戰。首先，2022年以來，伴隨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持續負增長，房地產市場進入深度調整，房地產行業成為經濟變化最為顯性的推動因素。其次，隨著2021年后土地成交金額轉為負增長，財政支出壓力加大，一些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凸顯。最后，居民資產負債表縮水，財富效應拖累支出。三大影響因素的交織之下，國內需求增速不斷放緩。

但是，前述三大因素無論是在發生的時間點、名義與實際變量背離、消費強弱，還是行業運行特征等方面，均難以充分解釋經濟運行的新特征。[5]我國經濟運行新特征雖于2023年之后全面顯現，但是其端倪可追溯至2017年前后。首先，2017年名義價格上升并未有效帶動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復蘇，這意味著傳統的宏觀傳導途徑已出現阻滯，名義變量與實際變量的正相關性已開始弱化。其次，2017年后中國經濟呈現出更廣范圍和更多層面上的分化態勢，其中包括：各類價格指數及價格指數內部構成的走勢分化；行業復蘇和利潤增長分化；企業盈利主體分化；景氣運行分化；以及地區增長和發展的持續分化。再次，價格水平向產出總量傳導不暢，國內PPI（生產者價格指數）、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與固定資產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的關聯性有所弱化，難以有效發揮拉高利潤，促進投資擴張的作用，導致投資乘數等傳統調節機制的作用有所減弱。最后，尤為值得關注的是，2018到2019年期間，經濟運行壓力陡然增大，主要壓力來自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現下滑態勢。

因此，2023年以來的資產負債表沖擊等現象，更傾向于體現為一種周期性表現和結構性放大效應。本輪經濟運行新特征的主要成因，在于中國進入發展模式深度轉型期，經濟正經歷結構性、機制性變化。[6]在經濟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中，新型交易關系和交易模式尚在形成階段，進而使得市場呈現相對需求不足的狀態。

地方政府資源盤活模式的運行模式與制度特征。本文所指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特指基于經濟增長視角的狹義概念。如果從經濟增長角度看，地方政府行為模式的轉變發揮著重要作用。在西方發達國家，社會領域的各項法規往往是工業化和都市化進程的產物。在我國，社會轉型則主要由國家政策推動，社會轉型與政策轉型產生互動，并進一步反作用于政策轉型。因此，討論經濟增長模式的演進，不能繞開政府層面的影響，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影響。具體而言，地方政府不僅是地方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更是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主導力量。[7]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是通過何種路徑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

在快速工業化時期，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路徑是“招商引資”。通過這一方式，推動本地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又進一步擴大住房與土地需求，使得地方政府能夠通過較高溢價出讓住宅和商服用地，獲取可觀的土地財政收入。一些研究將以土地出讓獲得收入的模式稱為“土地財政”，將以土地儲備為支撐的債務融資稱為“土地金融”。[8]隨著工業進程的逐步放緩，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壓力驟增。為了繼續促進本地投資，地方政府對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的依賴度進一步提升。而基建和房地產投資之間存在相互賦能、彼此強化的聯動效應。基建投資給地方政府帶來巨大的資金壓力，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遂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資支撐方式，其中尤為典型的是以政府儲備用地抵押為基礎的貸款和城投債。

上述經濟發展模式呈現出產業園區、招商引資、房地產快速發展等特征。表面上看，這些特征常被解讀為與中國特殊的土地政策和制度密切相關。但從深層邏輯而言，地方政府對這些政策的“創造性執行”方式是更為關鍵的影響因素。比如，2008年后全國土地供給總量大幅增加，但地方政府在配置土地用途時，并未按照相應比例增加住宅用地供應，而是將更多的土地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控制住宅用地的供給規模，有助于維持房價和地價，對土地出讓收入的影響相對可控，同時，還可通過更多的土地儲備和更高的土地抵押價值，為土地金融和地方政府債務提供支撐。[9]進一步研究可見，這些“創造性執行”本質上屬于地方政府的治理手段，而不是發展的根本模式。發展模式體現著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主體，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以及要素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循環機制。進一步梳理產業園區、招商引資、房地產這些關鍵特征，其運行機制的共同點在于，地方政府的資源盤活模式，即管轄權（資源）的資產化。地方政府能夠在中央設定的土地開發總量框架下，決定不同的土地用途規劃，也即最大化資產的總價值，而土地的資產化催生房地產、新區開發等相關形態；地方政府通過將財政資金、地方國有資源等打包注資，產生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進而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等相關領域的發展。

資產化必然對應著金融化，因此這一階段也是我國金融高速發展的時期。學界存在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地方政府類似企業的“董事長”，政府通過辦企業推動經濟發展。實際上，資產化模式下，我國地方政府更類似于金融機構的功能屬性，通過各種金融運作模式完成社會層面的資本積累。原有資產盤活模式疊加大規模引進外資，迅速使我國從勞動要素密集型國家轉為資本要素密集型國家。最為典型的是我國房地產市場，我國房地產是土地驅動與金融化雙重邏輯共同作用的產物，與西方從建筑業逐步自發演進而來的路徑存在顯著差異。隨著舊城改造和“造城”空間變小，房地產投資的增長空間也隨之逐步縮減。特別是，由于房地產行業是從金融邏輯開始，導致房地產企業負債率天然處于相對較高水平，目前仍維持在75%以上，顯著高于國際51%的水平。這意味著我國房地產企業的脆弱性較高，一旦銷售端增速放緩，債務壓力可能導致企業經營壓力加劇。

原有資產化發展模式的另一維度，體現為經濟的某些非正規化特征。非正規化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和分散經濟發展成本，如農民工保障、社保繳費、各類限制性政策執行等。綜合資產化發展模式的兩條主要途徑中，政府的主要作用體現為通過提高收益、降低成本，為社會提供更廣闊的交易空間，進而使更多企業獲得盈利機會，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

供需雙側瓶頸與轉型迫切性。從供給和需求兩端看，原有發展模式的增長潛力均逐步進入瓶頸期。從供給端看，資產化過程往往伴隨著收益率下行和債務率上行，在兩者的綜合作用下，通過資產化推動經濟增長的空間持續收窄。具體而言，以土地謀發展的模式已從快速擴張階段逐步進入調整期，房地產等傳統行業增速不斷放緩。“十五五”規劃建議將現代化產業體系放在優先位置，特別提出“著力打造新興支柱產業”，旨在緩解傳統發展模式下主導產業支撐不足的問題。從需求端看，原有發展模式難以適配消費轉型升級的趨勢。按照國際經驗，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后，商品消費增速將迎來峰值并逐步放緩。目前，我國居民消費中的商品消費占比與美國基本接近，這意味著未來增速將呈現趨勢性放緩特征，而服務消費將日益成為穩定經濟運行的“壓艙石”。資產化發展模式下，經濟活動以商品生產為主，尤其適用于短缺型經濟的快速積累期。隨著需求端調整速度顯著加快，服務消費多樣性的需求增長速度顯著快于供給端的調整速度，進而導致服務業發展不充分，總需求不足、供需錯配等問題更加急迫。

當前，地方政府原有發展模式進入轉型過渡期，做強國內大循環不能僅從一般性的原理出發，而應以當前發展模式轉型為前提，尋找轉型中的堵點，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

發展模式轉型中建設國內大循環的主要堵點

暢通國內大循環，要求推動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實現有機銜接。當前，“國內大循環”的主要堵點在于生產要素陷入原有發展模式的邏輯，產生地方政府保護、要素市場化配置不足、存量債務、生產與消費不匹配導致消費不足等堵點。

維護原有發展模式導致存在一定的地方政府保護現象。地方保護政策是指地方政府為保護本地企業和市場而采取的措施。在表現形式上，有技術壁壘、行政限制等多種手段。比如，在競爭政策中，為促進招商引資，一些地方或部門會給予特定企業一定的稅收優惠，減免行政事業性收費，或者給予企業與稅收掛鉤的財政性獎勵或補助。與此類似，還有通過要素獲取、資質認定、招標投標、政府采購等方面壁壘，向當地企業提供各種優惠政策。

要素市場化配置不充分。地方政府原有發展模式主要依賴要素市場完成，這就導致部分地區為了提升本地區要素配置收益率，在要素市場中仍然存在較多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性障礙。比如，勞動力自由流動方面，社保在全國范圍內統籌推進仍面臨一定挑戰。又如，政務數據方面，各政府部門在數據收集、共享方面更多基于自身管理訴求，易導致信息交換不暢、共享程度不足，導致政務系統間形成一些“信息孤島”。此外，各地在發展過程中往往產生大量低效率存量要素，如閑置土地資源。同時，要素間協同效能不足，尤其是技術要素與資本要素的協同存在不充分的現象。這些體制機制性障礙持續制約要素的自由流動。

存量債務制約各類主體的支出和向新發展模式轉型的能力。資產化進程與金融化密切相關，而金融化通常伴隨債務化現象，加之地方政府作為主體，進而形成“政府—國企—民企”三角債的新型債務特征與風險。相比于正常企業間的債務，三角債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網狀債務結構，涉及的企業往往缺乏實際償付能力，依賴“債務滾動”維持企業生存，這類債務主要表現為正常商業信用以外的非自愿拖欠。由于地方政府作為‌資產管轄權的主體，自然成為重要債務起點。民營企業集中在債務鏈末端，具有涉及面廣、時間跨度大的特征，致使三角債對經濟的影響具有‌廣泛性和持續性特征‌，波及大量民營企業。債務清理過程中存在一定爭議。政府項目中存在某些“‌非正式承諾”‌，一旦主管領導換人，易出現“新官不理舊賬”，或者歷史債務責任界定困難等現象。債務長期拖欠本身對民營企業經營能力造成較大影響，而清理過程中的爭議成為影響企業信心最大的因素之一。

資產化模式影響收入分配，使生產與消費失衡，進而引致消費不足問題。由于傳統模式過度依賴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這種發展路徑往往致使居民消費長期疲軟。近年來，我國消費主要依靠消費下沉實現，但該機制面臨雙重制約。一方面，下沉空間不斷收窄。截至2025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1.23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9.7%，第三次全國時間利用調查數據顯示，居民日均上網時長達5小時37分，用戶端的流量已接近天花板，意味著我國逐漸從流量紅利時代走向存量競爭時代，依靠下沉的空間變小。另一方面，下沉遇到收入分配問題。消費下沉的本質是通過擴大消費群體創造新需求空間。美國通過創造中產階層和消費信貸，實現消費下沉。比如，福特汽車于1914年通過推行8小時5美元工作制，首創了固定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工資，創造了中產階層，也為其汽車培養了消費者。然而，當前我國在資產化模式下，收入分配狀況遇到了一系列挑戰。以基尼系數變化情況作為參考，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基尼系數迅速攀升，從1978至2021年，我國基尼系數上升約0.18，且WID基尼系數和SWIID基尼系數呈現出一致的趨勢特征。由于消費在下沉過程中遇到了空間收窄和收入分配問題，因此該機制對消費的拉動作用持續衰減。

增強“十五五”時期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

“十五五”時期，做強國內大循環需要進一步走出地方政府原有的發展模式，轉型為以創新推動產業升級的高質量發展模式。未來，要適應新的發展模式，應以營商環境為突破點，推動政府從投資型轉向服務型，圍繞盤活存量資產和“投資于人”兩大新突破點，強化消費品供需適配性，進一步促進消費，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

以營商環境為突破。狹義的營商環境體現為市場主體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企業設立、經營、納稅、執行合約等活動中依據政策法規所需的時間和成本等。廣義層面則聚焦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制度建構，包括市場主體所涉及的體制機制性因素和地方的政治、法律與文化環境等。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營商環境建設由表及里，已實現從狹義的建設到優化政府職能，從完善基礎設施等“硬”環境到全面優化“軟”環境的轉變。2024年，世界銀行更新營商環境評估框架，確立三支柱體系，即監管框架、公共服務和運營效率；評估十大主題，包含市場準入、獲取經營場所、市政公用基礎設施服務、勞工、獲取金融服務、國際貿易、納稅、解決商業糾紛、促進市場競爭、辦理破產。我國當前監管框架和運營效率不斷提升，公共服務成為亟待突破的重點領域。在提高政府治理現代化的新階段，需統籌協調政府治理能力的四方面關系。

秩序與活力之間的關系。我國營商環境建設長期以“正規化”為主要方向，然而，自上而下的秩序建構，在一定程度上壓縮市場主體的自主生長空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應根據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進一步平衡秩序與活力之間的關系，進而充分激發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

市場化與政府行政之間的關系。在營商環境的構建過程中，市場化始終是推進方向。然而，隨著秩序的“正規化”，行政力量對市場的介入程度持續加深，市場秩序被系統性整合進行政秩序。盡管市場主體的經營活動本質上遵循市場規則運行，但在市場準入資格、行業運行規制等方面，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行政因素的影響。要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充分發揮、政府作用的更好發揮，須保障市場具備適度的獨立性，以法治方式界定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從而使政府更好地為市場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務。

法治化與行政效能之間的關系。“法治政府建設”與“政府效能建設”存在一定的緊張關系。良好的營商環境需要穩定的預期，這要求政府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履行職責，確保行政權力在法治框架內運行。但是，法治政府建設中仍面臨行政自制與權能擴容、剛性法律與動態治理等方面的張力，為此，應進一步處理好法治與效能之間的關系。

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不同訴求之間的關系。大企業和小企業在公共服務方面的訴求不同，大企業的治理框架較為完善，其訴求更傾向于融入現行秩序，尋求發展穩定性；中小企業則更多專注于生存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其所處的社會關系，往往呈現出“能人經濟”的典型特征，通過多種社會關系協調運作以尋求發展空間。這一差異在要求政府構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制度環境的同時，也要求引導中小企業逐步完善內部治理機制。

未來建設中，應重點解決地方政府原有發展模式衍生的問題，推動政府從投資型走向服務型。首先，進一步推動政府各部門數據融通，打通“數據孤島”。當前，政務數據管理仍存在分散化特征，數據共享“縱向貫通強、橫向協同弱”的問題依然突出。需進一步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政務數據資源體系，提高數據質量，統一標準，優化管理和監督監控機制，實現政務數據的迅速反饋與融通使用。其次，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擴大總需求。傳統營商環境優化往往從企業端入手實現優化供給，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更需要從需求端擴大企業的市場空間。隨著我國商品消費增速逐漸步入瓶頸期，服務消費成為未來經濟的核心增長點。私人服務消費的升級往往以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為重要支撐，特別是醫療衛生、教育、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訊等與基本公共服務密切相關的發展型服務消費。需進一步加大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投入，優化服務供給質量。最后，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為契機，以法治化提升中小企業治理水平。公司法的修訂提升中小企業治理的靈活性，進一步簡化中小公司組織機構設置，優化組織機構職權配置。需加強法律法規宣傳和培訓，幫助中小企業提升治理水平，進而增強高質量發展能力與企業活力。

盤活存量資產，推動破解低水平同質化競爭。原有發展模式下，多年的資產化進程幫助我國政府和企業積累了大量存量資產。“十五五”時期，產業整合有望成為做強國內大循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通過行業內橫向、縱向整合，有助于快速優化資源配置，壓縮冗余產能，高效破解低水平同質化競爭。企業通過跨界并購進入新領域的跨行業整合，則可構建高質量產業的生態閉環。為此，需針對不同特征的存量資產分類實施、探索多種路徑。對于具備一定現金流但盈利能力未達預期或尚有提升空間的存量資產，可通過特許經營、兼并重組、股權合作、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實現重組提升；對于不適應市場發展的存量資產，可通過改變資產使用功能、調整規劃用途和開發強度、拓展業務范圍等方式進行改造運營；對于企業的非主責主業資產，可通過產權轉讓、資產轉讓、拍賣等方式變現，以緩解企業短期流動性壓力，或為債務化解以及新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對于具有穩定現金流的優質存量資產，可通過二次融資等資本運作方式進一步放大資產價值。同時，需針對不同資產重整路徑提供多元化金融工具，如基礎設施資產的證券化（ABS）和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等權益融資工具。進一步拓寬金融工具的資產覆蓋范圍，將城市更新、保障性租賃住房、消費基礎設施、產業重組等領域納入支持范圍。

圍繞“投資于人”，推動從資源的資產化投資轉向人民美好生活投資。“十五五”時期，我國處于經濟和社會雙重轉型的關鍵交匯期。從經濟維度而言，一是生產成本呈現上升態勢；二是發展邏輯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與做優增量并重；三是需求轉型快，從社會維度看，一方面是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另一方面是單身家庭比例上升，家庭結構呈現小型化特征；三是作為“互聯網原住民”的95后群體社會參與度與影響力提升。經濟與社會雙重轉型的交匯點，指向發展理念與投資方向的深刻調整。“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為轉型期的投資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傳統的資源盤活模式以“投資于物”為主，聚焦商品生產，這種發展特征與未來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內在需求存在適配性偏差。為此，應進一步加大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投資，提升全民的知識、技能和健康水平，從而增強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進而推動居民能消費、敢消費、愿消費。這一過程中，應著力降低個人負擔醫療費用。盡管我國醫療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個人支出占比在總醫療支出中的占比呈下降趨勢。但由于總醫療支出增速更快，導致家庭醫療支出絕對金額持續增長。“十五五”期間，需進一步健全政府在健康領域的投入保障機制，加大健康領域資源供給，擴大優質醫療服務覆蓋范圍。

以“60后”和“95后”群體為主要對象，著力提升居民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未來五年，除1969年6月份之后出生的群體外，“60后”群體將全面步入退休階段。該群體人口基數龐大，根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預測，2025～2030年期間，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規模將從3.2億人增長至3.9億人。這將推動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持續深化，到“十五五”末，我國將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學界普遍認為，這一趨勢將對養老金、醫保等構成一定壓力，同時可能引發老年人群消費規模收縮，對社會消費市場形成潛在影響。值得注意的是，“60后”群體具有鮮明的時代獨特性，作為完整經歷并共享改革開放紅利的一代，部分“60后”群體積累了可觀的家庭財富。同時，我國自1998年起全面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60后”群體的保障率較高。綜合來看，“60后”群體有財富、有時間、有健康，有望成為推動我國銀發經濟邁入商業化發展階段的重要動力。基于此，未來可進一步完善自駕游、康養游等領域的適老化基礎設施建設與產品供給，以“銀發游”帶動老年服務產業的全面升級。

同時，在今后一段時期，以“95后”為代表的青年群體的晚婚晚育傾向突出，這一社會趨勢正催生新的消費方式和文化。比如，傳統婚戀本身承載著情感聯結與情緒價值供給的功能，而對于晚婚晚育的“95后”群體而言，其情感需求的滿足途徑呈現“外部化”特征，這直接推動情緒消費需求的顯著增長。針對消費結構變化，產業端需強化人工智能融合賦能，持續挖掘拓展新的消費增量，推動生產端高效響應消費者個性化需要。

結語

“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不確定性與突發性因素增多，亟需增強內生動能，抵御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自2023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展現出一系列新特征，其重要成因之一在于，我國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過渡期。從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經濟體的發展歷程來看，可以將其新舊動能轉換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舊動能增速放緩，但仍具備一定支撐能力，新動能處在萌芽，還需要著力培育。在此階段，經濟增速面臨下行壓力，經濟運行規律仍主要遵循舊動能模式。第二階段，存量調整壓力加大，新動能逐漸形成，并構建起差異化發展模式，進入加速成長的全面爆發期。在此階段，經濟增速波動較大，產業發展規律和市場運行特征將發生深刻變化，傳統的經濟關系不斷解體重組。前文分析表明，我國目前正處在這個階段。第三階段，新動能全面占據上風，市場出清基本完成，經濟增速較為平穩，新的經濟運行特征穩定顯現。

“十五五”時期，我國有望初步完成新舊動能轉換進程，實現從第二階段過渡到第三階段跨越，為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打下堅實的基礎。從國際環境來看，我國在國際規則制定、地緣政治治理等領域的話語權持續提升，主動應對各類不確定性與突發性因素的能力不斷提高，政策工具更為豐富，通過主動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我國發展贏得更多戰略主動。從國內發展來看，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快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協同發力，將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發展，高質量發展邁向新階段；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的聯動性、系統性和整體性不斷增強，為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支撐；綠色生產力加速發展，綠色生活方式日漸成為社會共識與行動自覺，我國經濟社會步入全面綠色低碳轉型的新階段；經濟大省充分發揮“挑大梁”作用，各地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中國經濟在高質量發展軌道上行穩致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經濟學源流與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JJD790012）

注釋

[1]馮文猛：《形成民生改善和經濟增長良性循環》，2025年6月24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50624/30968a46ecf44f05864c931992780c3b/c.html。

[2]龍少波、張夢雪等：《產業與消費“雙升級”暢通經濟雙循環的影響機制研究》，《改革》，2021年第2期；陳福中、羅科等：《外資嵌入國內大循環與制造業價值鏈功能升級》，《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4年第10期。

[3]張云、柏培文：《數智化如何影響雙循環參與度與收入差距——基于省級—行業層面數據》，《管理世界》，2023年第10期。

[4]《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 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2023年1月3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3/0103/c40531-32598571.html；王一鳴：《百年大變局、高質量發展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

[5]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23年）：從分化到平衡增長》，《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24年第1期。

[6]于澤：《不斷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 守正創新推動經濟穩中求進》，《人民論壇》，2024年第24期。

[7]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2007年第7期。

[8][9]趙扶揚、陳斌開等：《宏觀調控、地方政府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土地供給的視角》，《經濟研究》，2021年第7期。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Macroeconomy and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Yu Ze

Abstract: After 2023, China's economic operation has presented a series of new features. To strengthen the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ase it on the new logic of economic operation and analyze its main bottlenecks and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The important cause of the new economic features lies in the fact that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ing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Traditionally, the development model centers on revitalizing local government resource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sectors of real estate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t is now transforming into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innovation-driven industrial upgrading. At present, the main bottlenecks of strengthening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lie in issues such as local government protection caused by the logic of resource revitalization, insufficient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factors, existing debts, and mismatch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t is necessary to adapt to the new development model and take business environment as the point of making breakthroughs, promoting the government to shift from an investment-oriented model to a service-oriented one. Focusing on the two new leverages of revitalizing existing assets and investing in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consumer goods to further promote consumption and enhanc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Keywords: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business environment, local government debt, consumption

責 編∕鄧楚韻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