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業活力表現為企業的效率和創新力,是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源泉,是支撐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穩定順暢運行的微觀基礎。以企業活力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面臨三個戰略方向:創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投資結構優化,以及提振消費。創新在供給方面引導投資方向,促進投資結構優化,提高投資效益,進而增加就業崗位供給,促進居民增收,增強居民消費能力。企業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應優化投資結構,投資新領域、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加強標準和品牌建設,進一步增強企業的創新動能。民營、國有及國有控股、外資企業,在國內大循環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區別,激發這三類企業主體活力的路徑也不同,需要因類施策,才能更好地激發企業活力,從而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
【關鍵詞】企業活力 國內大循環 內生動力 民營企業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3.005
【作者簡介】白雪潔,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理論與政策、數字經濟和現代化產業體系,主要論文有《全球產業變革新趨勢及對我國科技發展的影響》《中間品企業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基于應用基礎研究傳導的視角》《中國服務業新質化的理論闡釋、水平測度與時空演進》等。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強大國內市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依托”,“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建設強大國內市場,需要“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1]無論需求還是供給、消費還是投資,都離不開企業這一關鍵主體。一方面,作為市場上的供給主體,企業的有效投資,是市場主導的有效投資的重要構成部分;另一方面,企業創造的就業崗位和支付給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居民消費能力。由此可見,企業的活力水平,直接或間接決定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能否良性互動,也從根本上決定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大小。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各類經營主體從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劃分,包括所有制視角的國有及國有控股、民營、外資企業,規模視角的大、中、小企業,產業鏈視角的中間品企業和最終品企業,以及產業領域視角的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等等。無論是哪一視角、哪種類型的企業,只要充滿活力,就會成為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就業機會的主要提供者和技術創新的主要推動者,也是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源泉。激發企業活力是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關鍵一招,需要明確戰略方向和實現路徑,扎實推進,行穩致遠。
企業活力是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源泉
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深刻論述從單個資本循環上升到社會總資本循環的遞進式過程,系統分析當時英國立足國內大市場優勢所構建的經濟循環,其由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構成,是各個環節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因此,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不僅隱藏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之中,更體現在促進四個環節的高效銜接和順暢轉換上,而暢通國內大循環,企業是核心角色。
企業在暢通國內大循環中的重要作用。首先,企業是生產的主體,是市場需求的捕捉者,在需求主導產業發展和經濟循環的當下,企業是新技術的創造者和運用者,以技術創新推動生產要素優化配置,不斷提供新產品、新服務,持續提升產品和服務品質,提高企業運行效率和價值創造能力。當經濟循環中有更多高效率和創新型企業涌現后,就會促進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優化,增強國內大循環動力。
其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作為生產要素的配置主體,也是初次分配的主要主體。在分配環節,總體上堅持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要求,健全各類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初次分配機制。企業根據各類生產要素的貢獻,向員工支付薪酬,向資本所有者支付利息、分紅和利潤等,向土地所有者或土地使用權、經營權的擁有者支付租金,向政府繳納稅收等,將創造的價值在社會各不同主體間進行分配,直接影響居民收入水平和政府財政能力。政府的財政能力又是二次分配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
再次,流通環節既是國內大循環的主動脈,也是毛細血管。流通效率決定全社會物流成本,進而決定企業和企業、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成本。在包含數字技術的新技術革命和新商業模式創新驅動下,企業構建起覆蓋城鄉、線上線下融合的現代流通網絡。提高商品和服務的流通效率,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流通動力所在。
此外,在消費環節,技術的進步使企業的精準市場定位和商業模式創新存在更多可能。企業是多樣化、多層次、個性化消費需求的感知者和滿足者,通過標準升級、品牌建設和高品質服務等方式,企業可以持續提升消費體驗,激發消費潛力,提振消費能力,拉動經濟增長。因此,由企業的效率和創新力表現出來的企業活力,直接關系整個國民經濟循環的暢通與否,企業作為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個環節的鏈接樞紐,其活力水平也直接決定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大小,有活力的企業是支撐國內大循環穩定順暢運行的微觀基礎。
企業活力的內在邏輯與驅動效應。企業無論大小都是一個有生命力的組織體,然而,企業活力更體現為創新力和創造力。這里的創新并非只限于技術創新,與企業有關的技術、產品、服務、組織、管理、商業模式等,都是創新力的來源。對單一企業而言,如何挖掘和提升自身的創新力和創造力是企業自身的事情,但企業活力的強弱變化,不是在完全脫離現實環境的“真空”狀態下進行的。市場競爭是企業活力的“較量場”,公平的市場競爭制度和優良的營商環境,是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制度保障。
就外部環境而言,要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關鍵是營造公正、公平、公開、透明的法律和制度環境,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推動大中小企業協同融通發展。具體的活力塑造和釋放則交由企業各自“大顯身手”,政府的角色更傾向于保障法律制度和規則得以充分遵守的監督員。這種環境下激發出的企業活力,在生產環節,會組合各種創新方式生產和提供產品與服務,滿足新需求和創造需求,在這個過程中,會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在分配環節,會因創造更多價值而增加支付給勞動者的報酬;在流通環節,會以商業模式創新提高流通效率,最后間接影響消費環節,以促就業來增收入,進而提振消費。由此可知,企業是國內大循環的關鍵主體,牽一發而動全身,企業活力的大小決定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強弱。因此,以企業活力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是經濟發展的本質使然。
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重點領域和企業發揮主體作用的戰略方向
關于暢通國內大循環,學界從不同角度進行較為豐富的研究,如認為形成供需對接的循環體系和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兩個重點,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是第一難點問題。[2]再如,有研究指出,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重點是“六個深化”,表現在科技體制、收入分配體制、流通體制、供需匹配、產權制度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等方面。[3]
發揮企業創新主體作用,夯實科技自立自強根基。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關鍵是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掌握更多核心技術,占據更多產業制高點。[4]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這已從理論和現實層面得到充分論證。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之一就是科技創新,這也是最主要的動力。企業如何在科技創新,特別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方面發揮主體作用,這是以企業活力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重要戰略方向之一。
企業是集聚創新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的科技創新主體,根據國家統計局等部門聯合發布的《2024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2024年,全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36326.8億元,比上年增加2969.7億元,同比增長8.9%,增速顯著。其中各類企業的總投入達到28211.6億元,比上年增長8.8%,占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總量的比重高達77.7%。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強度(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69%,比上年提高0.11個百分點。[5]持續高水平投入帶來的專利和成果轉化績效顯著,截至2024年底,我國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197.8萬件,占境內有效發明專利的42.2%;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共有9.2萬家企業擁有注冊商標,比上年增長13.7%。[6]企業作為科技創新主體的地位不斷得以強化,科技創新激發企業活力,而有活力的企業更會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順暢循環中發揮主體作用,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
引導企業優化投資結構,強化供給優化與供需互動。促進國內大循環規定了擴大內需戰略的主要任務,即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以及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7]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的良性互動是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又一來源。近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產業轉型升級不斷加快,我國投資結構發生積極變化,高技術和新興產業投資快速增長,為構建高水平國內大循環奠定堅實基礎。[8]企業是投資的主體,企業的投資意愿、投資能力和投資結構是構成有效投資的幾個主要因素。
從企業視角來看,擴大有效投資就是引導資金進入能夠提供新產品和新服務,提升產品和服務品質,實現供需協調的產業和領域。企業的投資意愿和投資能力與企業活力密切相關,只有對市場和技術變動敏感,獲取和擁有各類要素資源的能力強,且敢于迎接挑戰、承擔風險的企業,才會對新技術、新產業的投資保持高度熱情,進行有效投資。從法律制度環境的視角來看,擴大有效投資則需堅決破除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卡點堵點,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等制度,讓各類企業享有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利,讓市場和競爭篩選有效投資。
近年來,中國高技術產業投資持續高速增長,成為拉動整體投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關鍵力量。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4年,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8.0%,增速高于全部投資4.8個百分點。[9]企業投資結構的優化是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前提之一,是以企業活力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又一戰略方向。在我國A股上市公司中,戰略性新興產業整體研發強度達到5.21%,其中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車等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超過10%。[10]這表明,企業的投資正從傳統的加工制造環節,更多地轉向研發、設計、核心零部件制造等價值鏈的高端環節。這種投資方向的轉變,不僅會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也會增強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和話語權,為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奠定堅實基礎。
依托企業提升供給質量,激活與引領消費潛能。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壓艙石”和“主引擎”,其在國內大循環中的基礎性作用日益增強。從直觀上理解,消費似乎是微觀個體的行為,與企業活力并不緊密相關。但事實上,微觀個體的消費能否提振,至少取決于三方面的因素,即能消費、敢消費和意愿消費,分別對應消費能力、消費傾向和消費意愿,其中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因素,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與企業的活力密不可分。因此,以企業活力提振消費是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又一戰略方向。
工資性收入是居民消費能力的根本決定因素,企業提供就業崗位和分配勞動者報酬。企業活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數量、類型和工資水平,進而影響居民消費能力。同時,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水平對消費能力的影響更直接。而從意愿消費的視角來看,企業供給的產品和服務的類型與品質、提供的消費場景,能夠刺激消費者的消費意愿。
企業作為市場供給的主體,其創新能力是引領和創造新消費需求的關鍵。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5年前三季度,智能無人機飛行器、工業機器人、3D打印設備、衛星導航定位接收機等產品產量分別增長59.9%、29.8%、40.5%、28.5%。[11]這正是企業供給創新成功引領消費需求的體現,與上述企業投資結構優化也密切相關。企業投資既是企業信心的一種表現,也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指揮棒”,企業在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領域投資后獲得良好效益,會進一步激發其創新積極性。近幾年,我國在人工智能、機器人、航天航空、無人駕駛領域的技術研發專利布局已凸顯成效,不斷釋放在科技創新,乃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中的企業活力。
由此可見,以企業活力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三個戰略方向,即創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投資結構優化以及提振消費之間,存在相互影響、互為促進的關系。創新是企業的活力之源,在供給方面引導投資方向,促進投資結構優化,提高投資效益,進而增加就業崗位,促進居民增收,增強居民消費能力;企業想要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也需要優化投資結構,投資于新領域、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加強標準和品牌建設,這又會進一步增強企業的創新動能,促進企業活力迸發。
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循環過程中,企業是主體、中樞,企業活力決定內生動力的強弱。而從激發企業活力來看,這不僅是企業自身的事情,還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政府投資結構優化等外部環境密不可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堅決破除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卡點堵點”,“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投資方向和重點”和“發揮政府投資基金引導帶動作用”等,制度環境的不斷完善是激發企業活力不可或缺的條件。[12]
以企業活力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主要路徑
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是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根本。如何讓各類企業形成百舸爭流的競爭態勢以釋放競爭的潛能,這是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面臨的首要課題。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最新公布數據,截至2024年,我國登記在冊的企業數量達6122.6萬戶,比2023年底增長5.1%,[13]截至2025年3月底,全國登記在冊民營企業超過5700萬戶,占企業總量的92.3%,[14]但與1.89億戶的市場經營主體相比,企業數量總體上仍相對偏少,更多是個體工商戶。從所有制類型上看,民營、國有及國有控股、外資企業共同構成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微觀主體,這三類企業的規模、效益、運行質量與競爭能力各不相同,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在國內大循環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區別。因此,激發這三類企業主體活力的路徑不同,需要因類施策,才能更好地激發企業活力,進而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
激發民營企業活力:紓困解難與培優增效。民營企業占我國企業總量92%以上,是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民營經濟目前在我國經濟發展中“56789”的貢獻(即民營經濟貢獻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是其內在活力的最好呈現。民營企業的不斷發展壯大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也是改革開放的推動力量。民營企業與生俱來的親近市場、敏銳捕捉和靈活適應市場需求,敢于冒險和追求創新的本能,就是活力的鑰匙。
四十多年前,民營企業蓬勃興起之初,投資當時發展極不充分的輕工業,供給能夠滿足百姓日常消費需求的輕工業品。就當時而言,也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為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之后,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民營企業不斷成長壯大,逐漸成為市場供給的主體,成為改善供給質量和促進生產力增長的重要力量。
近年來,民營企業對科技創新的貢獻度提升顯著。截至2024年底,我國民營企業共擁有授權專利1870萬件,占全國專利總量的48.65%。[15]根據2024年“中國企業500強”榜單數據,其平均研發強度為1.90%,而民營企業500強的這一數據是2.77%,遠超平均水平,其中14家甚至超過10%,華為更是超20%。[16]民營企業對科技創新的重視,是其在激烈市場競爭中得到的經驗,成為企業強大的內驅力。
實力不斷增強的民營企業,對技術和市場的敏感度也不斷增強,通過調整投資結構,民營企業由發展初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轉向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國家高新技術企業中民營企業有42萬多家,占比超92%;[17]在出口強勁的“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中,民營企業貢獻超過一半。同時,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民營企業也成為運用新技術與新模式,提供新產品和新服務的價值鏈攀升者。近年來受到市場熱捧的消費爆點和消費場景,其供給者幾乎都是民營企業。民營企業扎根市場的特性,使其具備強大的克服內外部環境和條件變化的能力,這是民營經濟的韌性體現,也是供給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保證。
民營企業中大量是中小微企業,自2019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布首批專精特新企業和“小巨人”企業名單以來,至2025年,我國已累計培育科技和創新型中小企業超60萬家,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超14萬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超1.76萬家。“小巨人”蘊藏“大能量”,以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中小企業3.5%的數量,貢獻9.6%的營業收入和13.7%的利潤。[18]這一連串數字的背后也揭示出民營企業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中的重要作用。
中國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得益于改革開放創造的市場競爭環境,民營企業的信心和干勁、闖勁,來源于良好的營商環境與市場預期。因此,要進一步激發民營企業的活力,根本路徑是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具體而言,激發民營企業活力以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路徑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支持民營企業中的創新型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特別是支持“小巨人”企業在科技創新、強鏈補鏈、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發揮主體作用,讓科技創新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強大支撐。民營企業以敏銳的技術洞察力和市場感知力,在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領域大展身手。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集中分布在制造業領域,其中計算機、通信和電子設備制造業、專用和通用設備制造業等行業,是“小巨人”企業密集度最高的行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提出:“引導民營經濟組織根據國家戰略需要、行業發展趨勢和世界科技前沿,加強基礎性、前沿性研究,開發關鍵核心技術、共性基礎技術和前沿交叉技術,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19]這為強化民營企業的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指明方向。
其次,為更多的民營企業成為產業鏈、供應鏈上的鏈主企業和關鍵節點企業,掃清制度和政策等障礙。國內大循環僅從一次循環的單個周期而言,始于生產終于消費。但其實在這一周期中,有更多企業的生產活動,不是以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形式由消費者消費的,而是以原材料、零部件等生產資料和中間品的形態,在產業鏈、供應鏈上完成從生產到消費的循環。在消費者看不到的領域,企業活力會以提供就業和增加勞動者收入等形式,對最終提振消費產生影響。因此,不僅要培育更多具有產業價值鏈掌控力和品牌影響力的鏈主企業,也需要關注在核心基礎零部件、核心基礎元器件、關鍵軟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產業技術基礎等關鍵領域中的節點企業。市場競爭的指揮棒需要在全國統一大市場中發揮優勝劣汰的作用,應著力保障民營企業在要素獲取、資質認定、招標投標、政府采購等方面平等競爭的權利。
再次,為民營企業進入新產業,提供新產品、新服務,創造新場景,實踐新模式給予更多便利。當前,我國處于消費結構升級的歷史性時期,以消費結構升級引領產業升級,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是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主要來源之一。[20]消費升級無論是從產品消費為主向服務消費為主的轉變,還是產品消費的多樣化、個性化、品質化和品牌化,都需要技術、產品、服務、場景、商業模式等全方位創新,民營企業把握消費脈搏的能力更強,向新而上的原始動力更足。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新興領域,如高端生產性服務業,應對民營企業的進入和科技創新產品創新予以全面支持,在新技術應用和新場景打造方面,鼓勵民營企業大膽嘗試,包容失敗,充分發揮民營企業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能力。
又次,調動民營企業的促就業和增收入功能,其前提是穩預期。對民營企業穩預期,包括“解近渴”和“去遠憂”兩個方面。所謂“解近渴”,就是針對民營企業,特別是占民營企業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當下面臨的一些共性問題,如融資難、成本增加、適宜的生產性服務短缺等,分別從制度完善、機制設計和政策保障等方面予以解決。針對民營企業的融資難,不能只在傳統金融機構內部以績效考核變革等方式進行調整,而是需要拓寬面向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探索組建政策性銀行或政策性基金,發揮政府資金的引導作用,形成民營銀行、小額信貸公司、風險投資等多管齊下的融資渠道。針對民營企業的成本增加,應切實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推進增值稅減稅等實質性減稅措施的落實,對小微企業、科技型初創企業酌情實行普惠型稅收免除,降低社保繳費等企業隱性成本負擔,加快推進涉企行政事業性服務零收費,以及為民營企業提供生產性服務券等。
所謂“去遠憂”,應從法律和制度建設上不折不扣地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消除民營企業對長遠投資發展的不確定性擔憂,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的所有權,同等程度保護所有權派生的使用權、承包權、經營權、收益權、繼承權、處置權,以及知識產權、數據產權等。深入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規范政府在市場準入環節的管理權限和方式,打破對民營企業市場準入的不合理限制和隱性壁壘,落實規則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完善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訴求反映與權益維護機制,尊重和保護企業家合法的人身與財產權益,增強其長遠發展的信心和加快發展的決心。
激發國有企業活力:深化改革與戰略引領。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在以企業活力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中,也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受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布局的影響,特別是在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和優化投資結構中,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的活力需要充分激發。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在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鍛造國之重器、保障民生等方面發揮關鍵支撐作用。國有資本在完善新型舉國體制,推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在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所需的資金、人才、平臺等創新資源中,發揮自身的引領和先導作用,與民營企業共同構成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創新體系。在具有公共服務屬性或半公共服務屬性的概念驗證、中試驗證平臺建設中,發揮國有資本的投資功能,但不一定由國有企業來運營,而是以市場競爭決定的委托招標服務等形式,更充分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在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擴大有效投資是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一條重要途徑。在優化政府投資結構,高質量推進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深入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增強高鐵、電力裝備、新能源、通信設備等領域的全產業鏈優勢,全面提升我國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保障能源資源安全自主供給等方面,都需要國有企業展現擔當作為。
國有企業的能力提升,同樣需要激發其創新活力。深化國資國企改革,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關鍵是正確處理好“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與“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兩者之間的關系。應真正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做到“兩個一以貫之”,使兩者有機統一。國有企業需要市場化的經營機制來激發其市場活力。在圍繞國有企業的核心功能進行分類改革的基礎上,對偏重經濟責任的商業一類國企,應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來激發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本能,在引入職業經理人、員工持股、激勵機制設計等方面加大改革步伐。
激發外資企業活力:推進制度型開放與優化環境。外資企業伴隨改革開放進入中國,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參與者。截至2024年底,外商累計在華投資設立的企業超過123.9萬家,貢獻了近7%的就業,七分之一的稅收、約三分之一的進出口、二分之一的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21]外資企業既是國內大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橋梁紐帶。很多外資企業深耕中國多年,已具備較強的根植性,與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密切合作,或是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引進利用外資的結構發生明顯變化。2024年,高技術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占全國實際使用外資的11.7%,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專業技術服務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分別增長98.7%、40.8%和21.9%。[22]這說明外資對我國國內大市場和不斷優化升級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已經產生不可替代的依賴。
以結構優化高水平利用外資,一方面應擴大引資對象的區域和產業范圍,另一方面應提高引資質量,引導更多外資投向高端制造、科技創新、現代服務等領域,擴大市場準入。放眼全球,開放合作、互利共贏仍是主流。應嚴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落實好“準入又準營”的外資企業國民待遇。讓民企、國企、外企享有優化的營商環境,也是激發外資企業活力,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必然選擇。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大國經濟條件下構建自主可控的現代產業體系重大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ZD099)
注釋
[1][12]《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2]任保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重點問題和關鍵環節》,《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1年第5期。
[3]榮晨、盛朝迅、易宇等:《國內大循環的突出堵點和應對舉措研究》,《宏觀經濟研究》,2021年第1期。
[4]徐禮伯、沈坤榮:《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的內在邏輯與關鍵路徑》,《中州學刊》,2023年第2期。
[5]《2024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2025年9月29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9/t20250929_1961429.html。
[6]《國家統計局社科文司統計師林梅解讀2024年中國創新指數》,2025年10月29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510/t20251029_1961726.html。
[7]蔡昉:《如何加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理論學刊》,2023年第2期。
[8]王微、劉濤:《以強大國內市場促進國內大循環的思路與舉措》,《改革》,2020年第9期。
[9]《翟善清:有效投資持續擴大 質效提升穩步推進》,2025年1月20日,https://data.mofcom.gov.cn/article/zxtj/202502/62668.html。
[10]《A股三季報研發大比拼:科創板強度斷層領先 比亞迪437億居首》,2025年11月3日,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5-11-03/doc-infwcvcc5332765.shtml。
[11]《視頻|工業機器人產量大增 前三季度我國實現“智”造升級》,2025年11月2日,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12261123893261276960&track_id=232200e7-4d3e-4586-9bed-1ab217e965b3。
[13]《2024年登記在冊的企業數同比增長5.1%》,《人民日報》,2025年2月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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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張玲玲、王富強、張明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賦能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現狀、挑戰與對策建議》,《中國科學院院刊》,2025年第6期。
[16]《進一步發揮民企科技創新“主力軍”作用》,2025年9月3日,https://www.cqn.com.cn/zgzlb/content/2025-09/03/content_91214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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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民財評:促進專精特新“小巨人”走向“集群崛起”》,2025年11月18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5/1118/c1003-406065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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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Direction and Path of Enhancing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s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Through Boosting the Vitality of Enterprises
Bai Xuejie
Abstract: Enterprise vitality manifests as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s, is the source of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and is the micro foundation that supports the stable and smooth operation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Enhancing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s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through boosting the vitality of enterprises has three strategic directions, namely innovation and high-level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ptimizing investment structure, and boosting consumption. Innovation guides the investment direction in the supply side, promotes the optimization of investment structure, improves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thereby creates jobs, promotes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and enhances residents' consumption capacity. Enterprises create new demands through new supply, and should optimize their investment structure, invest in new fields, new technologies, new products and new services, strengthen standards and brand building, and further enhance their innovation momentum. The positions and role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State-owned and State-controlled enterprises,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in the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are different, and the paths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enterprise entities are also different. Therefore, there is the need to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based on categories to better stimulate enterprise vitality and enhanc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the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Keywords: enterprise vitality,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private enterprise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