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兩個大局”同步交織、相互激蕩的時代背景下，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選擇，實現這一目標需立足城鄉關系從二元結構向融合發展轉變的國情特征推進。城鄉關系轉變通過影響市場需求意愿能力、企業投資創新能力及供求對接狀況，為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提供核心支撐。在實踐層面，我國城鄉關系轉變應以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為導向，通過延長農業產業鏈、拓展農業多樣功能、促進農村產業融合及強化科技賦能作用，推動農業現代化大產業建設。在操作層面，遵循分類有序、片區化推進的核心準則，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進而為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筑牢基礎。

【關鍵詞】國內大循環 內生動力 城鄉關系轉變 城鄉融合發展 鄉村全面振興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3.006

【作者簡介】高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研究方向為城鄉關系研究、當代中國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著作有《從割裂到融合：中國城鄉經濟關系演變的政治經濟學》《協調發展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城鄉要素交換關系完善的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等。

問題的提出

我國作為規模與地理跨度均位居世界前列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從根本上依賴國內大循環的規模拓展、層級提升與能級放大。在“兩個大局”加速演進并深度互動的時代背景下，國內大循環對我國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一方面，我國已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居民收入穩步增長、產業體系日趨完備、市場需求加速轉型，這些均為暢通國內大循環提供堅實支撐，而大國經濟發展的普遍特征，正是國內大循環有基礎、可倚重；另一方面，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更趨錯綜復雜，全球經濟持續低速增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因素相互疊加，導致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不確定性顯著增多。毋庸置疑，我國突出國內大循環的主體作用，既是立足自身發展邏輯、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客觀必然，更是一項重大戰略選擇。

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凸顯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必須立足我國國情特征，探索切實可行的實施路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成功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當前更需要進一步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在于，破除發展中的結構性障礙、促進資源要素高效流動，這與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要求高度契合。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破除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拓展高質量發展空間、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關鍵抓手。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應聚焦城鄉關系轉變這一實施載體。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對暢通國內大循環與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作出系統部署，明確提出要“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促進城鄉融合發展”。[1]基于此，我們需要深入探討兩大核心問題：一是城鄉關系轉變為何對我國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二是現階段我國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舉措有哪些？厘清這兩大問題，對于深刻理解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實踐價值。

城鄉關系轉變對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影響

任何國家的經濟運行都是由不同環節構成、不同主體參與、不同時段銜接的系統過程。我國國內大循環，既體現為國內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個環節的順暢對接和有序運轉，也表現為國內不同地區、行業、市場之間形成分工深化、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基于這一定義，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具有兩重核心內涵：從空間維度看，其意味著持續增強國內大循環在我國經濟整體發展中的“穩定器”與“驅動器”功能，即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本質上依賴國內經濟各環節的有序運轉；從機制維度看，其意味著持續增強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與微觀主體行為中的調節作用，即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并非主要依靠政府指令性計劃推動。在國內經濟持續增長、國際經貿環境深刻轉變的背景下，我國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既是統籌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客觀要求，更是關乎共同富裕實現程度與中國式現代化推進進程的戰略選擇。

有效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必須立足我國當前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現階段，我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深入推進、協調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基于這一國情特征，我國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必然要與城鄉關系轉變緊密結合、協同推進。立足城鄉關系轉變探尋新發展格局的構建路徑，具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與政策導向性。從學術研究視角看，已有文獻圍繞城鄉融合發展與國內需求的內在關聯展開深入探討，為理解二者邏輯提供重要基礎。例如，將我國城鄉融合發展對國內需求的影響機制概括為四大效應，即資源配置效應、收入分配效應、居民預期效應、供給匹配效應。[2]又如，基于實證研究視角，論證我國城鄉失衡狀況會對國內需求產生抑制作用。[3]這些研究為厘清國內大循環與城鄉關系轉變的內在關聯提供重要啟示。鑒于城鄉關系轉變是涉及城鄉、地區、行業等多維度的結構調整系統工程，而國內大循環亦是涵蓋供給、需求及供需對接等多個層面的動態運行體系，據此，可以從以下方面具體闡釋城鄉關系轉變對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影響。

城鄉關系轉變影響市場需求意愿和能力。我國城鄉關系轉變集中體現為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融合發展的趨勢性演進，這一演進包含兩個關鍵特征事實：一是農業持續發展，進而縮小農業與非農產業的生產率差距；二是農民收入穩步增長，進而縮小農民居民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就農業發展而言，在一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業承擔著產品供給、要素支撐、市場拓展、外匯創收等多重功能，但在不同發展階段，這些功能的表現形式與重要性會發生動態變化；尤其是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農業發展的市場貢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日益凸顯。[4]新時代新征程，我國農業發展必然伴隨著投入規模的擴大與投入類型的升級，這將直接增加市場對工業品、服務類產品及科技創新產品的需求，使得農業發展的市場貢獻與新場景應用特征更為突出。就農民增收而言，截至目前，我國戶籍人口中農村居民占比仍超過一半，但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存在差距。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城鄉收入差距制約著城鄉消費差距的縮小與整體居民消費率的提升。因此，在城鄉關系轉變進程中，我國農民可支配收入需保持相對更快的增長速度，財產性收入在農民收入增長中的貢獻度需持續提升，這不僅有助于持續壯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更能有效提高整體居民的消費意愿與支付能力。

城鄉關系轉變影響企業投資與創新能力。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既需要重視需求側因素，也需要關注供給側因素。我國城鄉關系轉變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意愿與創新能力，進而在供給端為國內市場的規模擴展與能級提升提供堅實支撐。這一影響主要通過兩大機制實現。一是人力資本機制。農村勞動力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4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底，我國農民工數量接近3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數量接近1.79億人，[5]農村勞動力已成為我國人力資源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城鄉關系轉變意味著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不斷提高，其與城鎮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差距逐步縮小，這在供給維度將有效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與產品創新。二是產業融合機制。隨著城鄉居民需求結構的升級，產業發展的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趨勢日益凸顯。城鄉關系轉變意味著城鄉間將突破“農村提供第一產業、城市提供第二、三產業”的傳統分工框架，農村產業多樣化發展趨勢更為顯著，產業邊界不斷拓展；依托生態稟賦充裕、文化資源豐富等獨特優勢，農村在產業融合過程中將催生更多新業態、新產品，從而在供給端為暢通國內大循環提供重要驅動力。

城鄉關系轉變影響供給和需求對接狀況。除了需求側的潛力釋放與供給側的動力支撐，供給與需求的高效對接更是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關鍵紐帶”。從城鄉結構來看，供求對接效率主要體現在兩類相互關聯的市場。一是商品市場，即農村商品能否與城市需求順暢對接，城市商品能否與農村需求順暢對接，以及這種雙向對接是否面臨高昂的交易成本。城鄉關系轉變意味著城鄉商品市場的一體化水平持續提升，市場機制在城鄉商品流動中的調節作用持續增強。改革開放以來，通過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等一系列舉措，我國城鄉商品市場的對接效率已顯著提高。二是要素市場，即農村要素能否與城市需求順暢對接，城市要素能否與農村需求順暢對接，以及這種雙向對接是否存在制度或技術性障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可通過非農化流轉進入城市就業，這既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也產生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但需要看到的是，截至目前，城鄉要素雙向流動仍面臨一些障礙，這對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形成制約。而城鄉關系轉變意味著城鄉要素市場對接效率將持續提升，這在流通維度對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具有積極作用。

綜上，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是一項重大實踐命題，理解該命題必須立足我國城鄉結構正在深刻轉變的現實特征。城鄉關系轉變通過需求、供給及供求對接三大核心層面，全面作用于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提升。《建議》對我國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作出系統部署，這一部署具有堅實的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城鄉融合發展能夠為我國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提供重要實施載體。從實踐操作層面看，我國城鄉關系轉變應以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為核心導向，著力推動農業產業高質量發展，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暢通城鄉要素雙向流動。

推動農業產業高質量發展

農業產業發展是我國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支撐，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目標指向。從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視角來看，農業發展不僅關乎農村的產品供給與產業融合，更直接關聯農民的收入水平與購買能力，在多個維度影響著國內市場的規模拓展與經濟循環能級提升。新時代新征程，我國已將農業產業發展置于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位置，而產業振興更是被明確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首要任務。就內涵而言，農業產業發展不應局限于農林牧漁的生產環節，也不能僅以第一產業增加值占比來衡量農業的實際作用。必須立足“兩個大局”的時代背景，緊扣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與科學技術進步的發展趨勢，重新審視農業發展的內涵、路徑與功能，進而實現農業領域新供給與新需求的動態適配。《建議》明確提出，“堅持產量產能、生產生態、增產增收一起抓，統籌發展科技農業、綠色農業、質量農業、品牌農業，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6]顯然，建成現代化大產業是我國農業產業發展的目標定位，而“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更是我國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必須破解的重大課題。在這一課題中，“大產業”意味著農業是涵蓋多種類型、具備多重功能，且能滿足人們多層次需求的系統概念；“現代化”則意味著農業的生產和流通過程采用現代要素、深度應用現代科學技術，并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這一目標與內涵，我國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需從以下四方面協同發力。

一是延長農業產業鏈。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將農業等同于農林牧漁的生產過程，并主要以生產結果——即農產品價值來評判農業的作用，這一認知顯然存在片面性。事實上，農林牧漁生產僅是農業產業鏈的組成部分，從投入-產出的關聯邏輯來看，農業生產無法脫離其他環節孤立開展，更不能被簡單窄化為農林牧漁的生產環節。對于我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地理大國，必須從系統思維和整體視角理解農業的功能，在實踐中將農業從單一生產環節擴展至產業鏈各環節，通過完善社會化服務體系、強化政策引導等方式，推動產業鏈各環節協同發展。例如，農業產前的種業研發、機械制造，農業產中的田間管理、氣候監測，農業產后的深度加工、倉儲物流等，均是農業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環節會對農業生產成效產生直接影響，農業發展本質上是涵蓋產業鏈各環節的整體發展。

二是拓展農業多樣功能。農業是人類脫離原始狀態后從事的首個產業，具有自然活動與經濟活動相結合的顯著特征，而農村則是人們在從事農業活動中形成的地域綜合體。這意味著農業不僅具有食品供給的基礎功能，而且擁有獨特的生態資源、文化資源、休閑資源等多重價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顯著提高，與之相伴的是，城鄉居民對食品等物質產品的需求占比相對下降，而對生態和文化等精神產品的需求則日益增長，這為農業功能拓展提供廣闊市場空間。貴州“村超”、江蘇“蘇超”的火爆出圈，便是這一需求轉型的生動例證。因此，我國在推動農業發展過程中，既要持續強化農業的食品供給功能，也要充分挖掘并凸顯農業的文化、生態、休閑、康養等多樣功能，通過財政、金融等政策支持，引導各地因地制宜拓展農業功能，激勵城鄉微觀主體積極開發農業新業態、新產品，為農業農村現代化注入新的增長動力。

三是促進農村產業融合。農村并非單一產業形態，尤其在縣域空間尺度下，產業多樣化特征更為顯著。除農業活動外，農村還涵蓋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經營活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地區鄉鎮企業迅猛發展，不斷推進農村工業化進程，打破農村地區單一依賴農業經營的產業格局。經過40余年的發展，我國農村地區已形成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但現有產業協同仍處于初級階段，未能充分釋放融合增值潛力。新時代新征程，我國推動農業發展，必須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要求，構建與現代化強國建設相匹配、相契合的現代農業體系。這要求農村產業突破“1＋1＋1”的簡單并存格局，邁向“1×1×1”的融合狀態，即在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中，催生新業態、創造新產品，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例如，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融合，尤其是采用工業化模式開展農業經營，能夠有效降低農業自然風險，提高農業經營效率；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融合，特別是將現代物流體系引入農業經營，能夠顯著提升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的轉換效率。由此延伸，在實踐中，不同地區需精準把握農村產業融合的發展趨勢，提高涉農政策制定與實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將產業融合作為激發農村發展活力的重要抓手，為微觀主體參與產業融合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

四是強化科技對農業的賦能作用。與傳統農業相比，現代化農業的鮮明特征在于，其對科技創新成果的應用更快速、廣泛和深入，這使得農業生產、組織、流通等方式發生深刻變革，農業要素生產率與全要素生產率得到顯著提升。同時，農業也通過提供應用場景等途徑，反向驅動涉農科技創新。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我國正全力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在此背景下，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須進一步強化科技創新對農業發展的賦能作用。具體而言，應依托生物技術創新推動種源農業高質量發展，依托信息技術應用推動智慧農業規模化發展，依托低碳技術進步推動綠色農業可持續發展，依托裝備技術創新推動設施農業高效化發展。同時，加快城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村新技術應用場景建設與開放力度，提高對農業經營者應用新技術的補貼力度，切實提升我國農業產業發展的現代化水平。

分類有序、片區化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現階段，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在農村，我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這一現實意味著鄉村全面振興，既是我國推進現代化強國建設的客觀要求，也是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關鍵環節，更是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內容。2020年我國徹底解決農村絕對貧困問題后，“三農”工作重心實現向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歷史性轉移。從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來看，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不僅意味著農村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的持續增長，更意味著農村產品供給與要素供給能力的穩步提升，其對建設強大國內市場的促進作用不言而喻，更為我國在復雜環境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筑牢戰略縱深。

需要注意的是，我國不同地區的農村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等要素流動性不斷增強，人口、土地、產業、村莊等傳統穩定關系逐漸松動。若采取“一刀切”的單一模式，必然無法適配差異化、動態化的農村社會實踐。因此，因地制宜、因勢利導、順勢而為、分類施策，理應成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準則。《建議》指出，“學習運用‘千萬工程’經驗，因地制宜完善鄉村建設實施機制，分類有序、片區化推進鄉村振興，逐步提高農村基礎設施完備度、公共服務便利度、人居環境舒適度”，[7]這一要求既體現我國對鄉村全面振興規律性認識的不斷深化，也彰顯對鄉村全面振興方式精準性、針對性和有效性的強調。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強調，要分類推進鄉村發展，并將村莊劃分為集聚提升類、城郊融合類、特色保護類、搬遷撤并類四種類型。[8]2021年6月，我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進一步明確，實施鄉村全面振興戰略，需“堅持因地制宜、規劃先行、循序漸進，順應村莊發展規律，根據鄉村的歷史文化、發展現狀、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分類推進”。[9]現階段，我國已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邁向“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新階段，這意味著鄉村全面振興在覆蓋廣度、推進深度等方面均實現顯著拓展。對于全國所有地區而言，鄉村全面振興已成為需落地見效的具體行動與實操任務。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隨著農村人口與勞動力流動性的持續增強，當前我國不同地區農村之間、同一農村內部不同農民群體的分化特征愈發明顯，農民向縣城、中心鎮、中心村的集聚趨勢更為突出，部分農村地區的“空心化”“老齡化”現象加劇。在此背景下，堅持分類有序、片區化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更顯重要與緊迫。

在操作層面，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需聚焦以下重點任務。其一，在城鄉關系全局維度，加快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提速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推行以常住地登記戶口為基礎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為農村勞動力與人口跨城鄉有序流轉營造更優質的制度環境；持續優化農村人地關系與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其二，在縣域內部層面，加快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近地城鎮化；通過城市基礎設施延伸、產業布局優化等舉措，推動縣域經濟提質增效，進一步完善縣域營商環境，激發縣域企業發展活力；著力提升縣城的就業吸納能力與公共產品輻射效能，推動縣域基礎設施一體化規劃、建設與管護，為縣域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向縣城集聚提供可持續的牽引動力。其三，在鄉鎮內部層面，加快推進以中心鎮為樞紐的本地城鎮化，將鄉鎮作為農村片區化發展的重要實施載體，以強化中心鎮集聚功能為抓手，推動農村空間布局優化；在鎮域范圍內統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與農民公共產品供給體系，深化賦予特大鎮與人口規模、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改革。其四，在農村內部層面，加快推進以完善基本公共服務為核心的城鄉一體化建設。截至目前，我國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在社會保障供給水平上仍存在差距。新征程上，我國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需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進一步加大農村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基本教育等公共產品供給力度，推進普惠性、兜底性、共享性民生事業提質發展，持續縮小城鄉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上的差距。

綜上，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城鄉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調控引導作用，為農村居民的就業、居住、生活決策等提供更多選擇空間，在培育更多城鄉融合中間體的進程中，推動城鄉產業結構與空間布局優化升級，切實促進不同地區農村實現錯位發展、協同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與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

城鄉經濟活動的開展，均以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為基礎，而市場機制主導下生產要素的流動與再配置，構成城鄉結構轉型的底層邏輯。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特征顯著，突出表現為城鎮與農村的生產要素多在各自內部進行組合，市場機制驅動的城鄉要素跨部門流動受到嚴格限制。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我國城鄉要素流動性顯著增強，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從事非農就業，不僅大幅提升農村勞動力配置效率，更使農民工成為推動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重要力量。然而，我國要素市場化改革仍處于深化推進階段：數據市場的交易規則與定價機制仍需完善；農村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向城鎮單向流動的特征較為突出，而城鎮人才、技術、信息等要素向農村的流動相對不足，農村要素的獲取渠道與組合形態仍顯單一。這些問題不僅制約著城鄉融合發展，更是造成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的根源。

因此，新征程上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與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著力變革城鄉要素流動模式，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加快實現城鄉要素雙向流動與高效配置。城鄉要素流動范圍的擴展、流動頻度的提升、配置效率的提高，是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核心內容，既能有效釋放國內投資與消費需求潛能，也能為企業創新與產業轉型注入動力。正是基于這一邏輯，《建議》提出要“促進各類要素資源高效配置，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功能完善的資本市場、流動順暢的勞動力市場、轉化高效的技術市場”，“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激勵各類人才下鄉服務和創業就業”。[10]

新征程上，我國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歷史過程。其核心要義在于，以城鄉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技術市場、數據市場等為重點改革領域，以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制度保障，以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實施方向，以提高城鄉要素配置效率、增進城鄉共同富裕程度為目標導向，穩步推進各項改革舉措落地見效。

在操作層面，針對城鄉勞動力市場，需進一步加快戶籍制度與社會保障體制機制改革，縮小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障供給方面的差距，破除農村居民進城就業落戶面臨的障礙，推動農村勞動力在城鄉、地區、行業間自由流動與優化再配置。同時，完善人才評價體制機制，持續提升農村基礎設施完備度與公共服務便利化水平，吸引更多城鎮人才投身農村就業創業，依靠“新農人”推動農村產業融合與生產組織創新。

針對城鄉土地市場，需持續深化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進一步放活承包地經營權，完善承包地經營權流轉價格形成機制，提升承包地經營權社會化配置效率。在穩慎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的背景下，探索農戶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多種方式盤活閑置住房的方案，著力提高農戶住房的利用效率與農民財產性收入。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充分發揮土地再配置對農民增收的促進作用。

針對城鄉資本市場，需進一步完善農村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業性金融“三位一體、協同發展”的供給體系。立足農業農村在糧食安全、生態安全、社會秩序安全中的核心功能，加大財政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支持力度，通過深化農信社改革等發展農村合作性金融，依托農村組織創新與產業融合引導和規范工商資本下鄉，推動商業性金融機構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優質服務。此外，借助農村產業的生態和文化等優勢，以及部分鄉村的區位與產業特色，吸引更多城鎮資本入駐并培育新產業新產品，發揮資本在農村要素再組合中的“黏合劑”作用。

針對城鄉技術市場，農業農村現代化與鄉村全面振興離不開農業科技創新的支撐，本質上是科技成果在農村地區廣泛應用、改造傳統農業的過程。當前我國深化城鄉技術市場發展，一方面要加大農村承包地經營權流轉力度，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推動農業組織方式與經營方式創新，培育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過需求擴容牽引科技成果創新；另一方面要將農業農村視為科技成果應用的重要場景，在“應用-反饋-迭代-應用”的循環中，推動科技創新持續升級。

針對城鄉數據市場，需發揮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在城鄉關系轉變中的推動作用。在經濟實踐中，電子商務、智慧農場、無人機應用等已深刻改變農村產業形態與生產方式。因此，我國應加快完善數據確權、交易、治理等體制機制，加大農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引導更多電商企業下鄉對接農村產業發展，提升農村經營者的數字技術應用能力。同時，依托數據匯聚與處理優化農業田間管理，借助數據的信息對接優勢提升城鄉商品與要素市場運行效率，為城鄉融合發展與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提供堅實支撐。

注釋

[1][6][7][10]《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25年10月28日，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2386/202511/content_7047415.html。

[2]高帆：《在深化城鄉融合發展中形成擴大內需的持久動力》，《國家治理》，2024年第23期。

[3]曾國安、胡晶晶：《論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及其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經濟評論》，2008年第1期；鄒紅、喻開志：《勞動收入份額、城鄉收入差距與中國居民消費》，《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1年第3期；紀江明、張樂天、蔣青云：《我國城鄉社會保障差異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實證研究》，《上海經濟研究》，2011年第1期；高帆：《勞動者報酬占比、城鄉收入分配與中國居民消費率》，《學術月刊》，2014年第11期；萬光華等：《城鄉分割視角下中國收入不均等與消費關系研究》，《經濟研究》，2022年第5期。

[4]姚星、杜艷、周茂：《中國城鎮化、配套產業發展與農村居民消費拉動》，《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7年第4期。

[5]國家統計局：《2024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5年4月30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4/t20250430_1959523.html。

[8]《鄉村全面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2018年10月20日，https://www.moa.gov.cn/nybgb/2018/201810/201812/t20181218_6165130.htm。

[9]《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2021年4月29日，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104/t20210429_311287.html。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Key Measures of Transforming China's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Gao Fa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simultaneously intertwining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enhancing the endogenous momentum of the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represents a major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chieving this goal requires advancing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text of transforming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from a dual structure to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provides core support for enhancing the endogenous momentum of the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by influencing market demand capacity,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the alignment of supply and demand. At the practical level, China's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guided by promoting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is involves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by extending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s, expanding the multifunctional role of agriculture, 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enabling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guided by the core principles of categorized, orderly, and regionalized advancement, we must promot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deepen market-oriented reforms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facilitate the two-way flow of urban-rural factors. This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robust domestic market and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endogenous momentum, transforma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責 編∕楊 柳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