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做強國內大循環在科技創新領域還面臨卡點堵點，主要表現為高質量科技供給不足、重點產業鏈存在“卡脖子”風險，科技產業金融融合不深、新質生產力形成受阻，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一體化不足、人才鏈與技術鏈產業鏈脫節，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強，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薄弱等。究其深層原因，主要包括大國科技競爭加劇、科技創新體制機制障礙、創新生態不完善等。打通科技創新卡點堵點，需采取超常規舉措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深化科技產業金融融合，形成良性循環，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加大基礎前沿研究投入，提升原始創新能力，持續優化創新生態，營造良好創新創業氛圍，從而強化科技對國內大循環的支撐作用。
【關鍵詞】國內大循環 科技創新 新質生產力 科技自立自強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3.007
【作者簡介】孫福全，科學技術部二級研究員，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方向為科技規劃與戰略研究、科技政策研究，主要著作有《產業結構調整微觀論》、《主要發達國家的產學研合作創新》（合著）、《產業共性技術研發組織與基地建設研究》（合著）等。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指出：“做強國內大循環，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1]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中進一步強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堅持做強國內大循環，加快形成強大國內經濟循環體系，以國內循環的穩定性對沖國際循環的不確定性。”[2]當前，我國正處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時期。國內大循環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戰略基點，其暢通與否直接關乎產業鏈供應鏈韌性乃至國家經濟安全和核心競爭力，因此，做強國內大循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中之重。我國具有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的產業體系優勢、豐富的人力資源優勢以及日益增強的科技創新優勢，為暢通國內大循環奠定豐厚的物質技術基礎。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做強國內大循環依然存在思想觀念、體制機制、市場體系、創新能力、外部環境等卡點堵點，其中科技創新能力不足尤其是原始創新能力不足，是制約國內大循環暢通運行的突出障礙之一。本文總結我國依靠科技創新做強國內大循環的成就經驗，分析當前做強國內大循環面臨的科技卡點堵點及其深層成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依靠科技創新做強國內大循環的重要經驗
堅持黨的領導，加強科技創新統籌協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斷加強黨對科技工作的全面領導，為做強國內大循環提供根本保障。在黨對科技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層面，成立由中央領導牽頭，各相關部門參加的中央科技委員會。中央科技委員會作為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進一步加強黨中央對全國科技創新活動的統籌協調，增強各類科技政策的協同性。在科技管理體制機制層面，調整科學技術部的職能配置，主要承擔中央科技委員會辦公室的職責，加強科技戰略規劃、政策措施、重大任務、科研力量、資源平臺、區域創新等方面的統籌，形成科技創新的整體合力。各部門的科技管理職能得到加強，實現從“科技領域管理”到“領域科技管理”的轉變，由此形成統一與分工有機結合的管理體制，有利于打破科技資源配置管理的條塊分割、市場分割的格局，提高科技資源配置效率。
堅持人民至上，激發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人民是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科技創新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牢固樹立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和根本立場，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是充分尊重人民首創精神。緊緊聯系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充分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不斷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形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生動局面。二是高度重視人才第一資源作用。完善人才培養、評價、激勵、選拔使用體制機制，加快培養國家戰略科技人才，加大青年科技人才培養力度，積極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充分釋放人才的創新活力和潛能。三是把科技創新成果惠及億萬人民群眾作為科技創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強衛生健康、生態環保、災害防治等民生領域的科技創新，縮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和不同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確保科技進步帶來的紅利能夠覆蓋全體社會成員，促進人民群眾共同富裕，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吸引更多的人民群眾投身到創新創業大潮中。
堅持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破除科技創新體制機制障礙。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是增強我國科技創新內生動力、加快科技創新發展的關鍵一招。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斷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初步構建起支持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在科技計劃管理方面，按照“全鏈條、一體化”設計優化科技計劃體系布局，強化科技計劃統籌協調，避免科技項目的重復布局和資源分散，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卡脖子”技術難題。在科技評價機制方面，開展“破五唯”專項行動，改變單純以論文專利數量、項目經費等量化指標評價科研人員和科研成果的做法，對于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類研究等不同類型的研究成果，實行分類評價，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評價體系。在科技經費管理方面，在基礎研究等領域推行科技項目經費“包干制”等改革措施，賦予科研人員更大的經費支配權，減少不必要的審批流程和僵化的預算管理辦法，提高經費管理效率，同時加強科技經費監管，確保經費使用的合規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在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方面，深化科技成果產權和分配機制改革，開展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試點，以及科技成果轉化形成的固定資產單列管理制度試點，提高科研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激發科研人員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這些改革措施能有效破除科技創新體制機制障礙，為科技創新提供更加寬松、高效的環境。
堅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結合，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既可以發揮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也可以更好地發揮政府彌補科技資源配置失靈的作用，實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有機結合，這是其他國家不具有的制度優勢。一是不斷做強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我國在科技資源配置領域的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日益凸顯。企業作為科技創新的主體，創新投入不斷增加，企業研發投入在全社會研發投入中的比重超過77%。[3]創新活動日益活躍，截至2024年底，國內企業擁有有效發明專利350.6萬件，占國內有效發明專利總量的73.7%。[4]各類科技型企業大量涌現，高新技術企業、獨角獸企業、專精特新企業數量持續增長，成為推動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的重要力量。二是資本市場不斷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建立由主板、科創板、創業板、北京交易所等構成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為科技企業提供多樣化的融資渠道，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進程。三是政府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引導調控作用得到加強。政府通過制定科技發展規劃、發布科技政策、設立科技計劃等方式，引導科技資源向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集聚，向企業創新主體集聚。政府還加大了對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的投入，引導各類創新主體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此外，政府還通過優化科技服務、完善科技基礎設施等措施，為科技創新營造良好環境。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使得我國在科技資源配置上既能夠充分發揮市場的靈活性和效率，又能夠避免市場失靈帶來的風險和問題，為打通國內大循環中的科技卡堵點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堅持統籌科技發展和科技安全，促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在安全中謀發展；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在發展中固安全。既要把科技的高質量發展放在首要位置，又要堅持底線思維，有效防范化解各類科技風險，促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科技創新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與此同時，也面臨一些科技安全方面的風險挑戰，如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科技數據泄漏風險、生物安全等新興領域安全隱患等。為統籌科技發展和科技安全，我國采取一系列有力舉措。在政策層面，出臺多項關于科技安全管理的政策法規，為科技安全提供堅實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在技術研發上，加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力度，努力突破國外技術封鎖，提升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從源頭上保障科技安全。在科技安全監管方面，建立較為完善的科技安全監管體系，對涉及國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科技領域進行重點監管，確保科技發展安全可控。此外，還積極開展科技安全領域的國際合作交流，與其他國家攜手應對全球性科技安全挑戰，分享科技安全管理經驗，提升我國在國際科技安全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通過統籌科技發展和科技安全，我國在推動科技高質量發展的同時，有效防范和化解各類科技風險，為打通國內大循環中的科技卡點堵點提供堅實的安全保障。
國內大循環中科技創新卡點堵點的主要表現
高質量科技供給不足，重點產業鏈和供應鏈存在“卡脖子”風險。近年來，我國運用新型舉國體制，加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力度，突破了一批“卡脖子”技術，然而，部分領域關鍵核心技術依然受制于人，高質量的科技供給不足仍然是科技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國在集成電路、工業母機、基礎軟件、關鍵新材料等戰略性、基礎性領域，部分關鍵核心技術、核心零部件以及高端裝備仍然嚴重依賴進口，高價值核心專利占比依然偏低，導致我國重點產業鏈和供應鏈存在明顯的“卡脖子”風險。例如，在高端芯片、半導體加工設備、高端傳感器、航空發動機、精密儀器儀表等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和核心零部件長期被少數發達國家及其企業壟斷，對我國產業鏈升級和產業體系優化形成制約，影響國內大循環高質量運轉。
科技、產業、金融融合不深，新質生產力形成存在“中梗阻”。由于科技創新成果與產業實際需求之間仍然存在脫節現象，從科技創新成果到產業化的轉化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新質生產力的培育發展存在“中梗阻”現象。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技術成熟度不高，難以適配企業的技術需求。高校院所部分成果停留在論文、專利和實驗室樣品階段，成果轉化需要一個中試放大、規模化量產的技術熟化過程，而企業更希望獲得成熟的技術，不愿意或沒有能力進行技術的再開發。二是金融體系對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支持不夠。銀行信貸出于安全性考慮對科技項目的風險評估較為嚴格，缺乏投入早期、高風險科技成果轉化項目的意愿。資本市場具有相對較高的上市門檻，大量具有潛力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和初創企業難以通過上市渠道融資。風險投資整體規模和投資能力下降，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不夠，不利于科技成果轉化。三是科技成果轉化政策落實不到位。雖然國家出臺一系列鼓勵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措施，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存在政策落實不到位、政策協同性不足等問題，影響政策實施效果，制約新質生產力的培育與壯大。
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一體化程度不夠，人才鏈與技術鏈、產業鏈未能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是推動科技創新和建立現代產業體系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三者應形成緊密聯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建議》強調，“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當前，我國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一體化深度、廣度都有待提升，其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作用尚需加強。一是科研人才的培養不夠。科研項目的組織沒有與人才培養緊密銜接，科研項目往往注重相對短期的技術突破和成果產出，對人才培養缺乏長期系統規劃，不利于創新型人才的成長。二是科教協同培養創新型人才不足。教育體系側重知識學習傳授，對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實踐能力有所欠缺。三是教育、科技與產業需求脫節。高校和科研機構傾向選擇處于學術前沿的科研方向，與產業實際需求結合不緊密。部分高校培養出的學生知識結構與實際崗位需求不匹配，導致“畢業即失業”的窘境。四是教育、科技、人才之間資源共享機制尚不完善。科研設施、實驗數據、人才信息等資源未能實現有效共享，制約科技創新效率和能力的提升。
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強，缺乏主導產學研合作的能力。盡管我國企業總體上已經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但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企業的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尚需強化。一是科技領軍企業數量相對較少。新興產業和科技前沿領域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和行業話語權的領軍企業，難以帶動產業鏈協同創新和產業優化升級。二是企業研發投入強度不高。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規上企業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偏低，中小企業受限于資金、人才等因素，研發投入不足。三是創新型人才缺乏。企業在創新人才培養方面存在不足，對高層次創新人才吸引力有限，高層次創新人才和復合型人才短缺，尚不能完全滿足企業科技創新的需求。四是產學研合作不夠緊密。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尚未有效建立，企業缺乏利用外部創新資源提升自身科技水平的能力。
基礎研究薄弱和原始創新能力不足。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薄弱是國內大循環在科技領域的根本性短板，這一短板使得我國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科技競爭，構建國內大循環時易處于被動狀態。一是基礎研究投入強度偏低。盡管近年來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大幅增加，但投入強度仍然偏低，2024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占R&D經費比重不到7%[5]，與主要創新型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二是缺乏原創性的重大科學發現和理論突破。在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學、腦科學與類腦智能等國際前沿科技競爭領域，許多核心理論、底層算法和關鍵工具仍依賴國外，實現“從0到1”原始創新的能力不足。三是基礎研究的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有待完善。基礎研究評價偏重論文數量和短期成果，對長期性、原創性研究的支持不夠，對失敗的寬容度不夠，導致科研人員傾向于開展風險小、易出成果的研究項目，缺乏對重大科學問題的長期深入研究，制約基礎研究能力和原始創新能力的提升。
科技創新卡點堵點的原因分析
大國博弈與科技競爭日趨激烈，外部不確定性顯著增加。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加速演進，以中美科技競爭為核心的大國博弈持續深化，我國面臨的外部不確定性顯著增加。一是發達國家的科技脫鉤。一些發達國家以國家安全或“去風險化”為由不斷強化對關鍵核心技術、高端裝備和戰略資源的管控，采取“小院高墻”策略與我國脫鉤，試圖通過技術封鎖、出口管制、聯盟圍剿等手段遏制我國科技發展。二是國際科技競爭規則和標準不斷變化。我國在參與國際科技合作與競爭時面臨著更加復雜的規則和更高的合規要求。三是非科技因素的影響。地緣政治沖突、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等非科技因素對國際科技合作和良性競爭產生負面影響，科技交流合作受限，科技人才流動受阻。這種日益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使我國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更為迫切。然而，要在短期內完全替代國外技術和產業生態難度較大，這給我國打通國內大循環中的科技卡點堵點帶來嚴峻的風險挑戰。
科技創新仍然存在體制機制障礙，體系化創新能力有待提升。當前我國科技創新體制機制還存在一些障礙和問題，不適應科技革命和科技發展的需求。一是在科技管理體制上，央地之間、部門之間存在職能交叉、協調不暢的問題，不同部門制定的科技政策，以及科技政策與其他政策之間，有時會出現銜接不暢甚至相互沖突的情況，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二是在科技資源分配機制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政府“越位”和“缺位”的情況，致使科技資源難以實現高效配置。三是在科技項目管理機制方面，項目申報、評審、立項、驗收等環節煩瑣，周期較長，資金到位不及時，降低了科研效率。四是在科技人才評價機制方面，分類評價落實得不夠好，單一化的評價標準難以全面、客觀地評價科技人才的創新能力和實際貢獻，“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五唯”現象仍未完全杜絕，影響科技人才創新積極性和創造力的發揮。這些體制機制障礙制約我國體系化創新能力的提升，進而影響國內大循環科技卡點堵點的打通。應積極傾聽并回應廣大科研人員的建議和訴求，下功夫打通政策落實的具體制約環節，增強政策可操作性。[6]
科技創新生態尚不完善，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有待進一步激發。良好的科技創新生態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創新創業活力的重要保障。當前，我國科技創新生態還存在一些短板，影響創新創業活力的充分釋放。一是在創新主體協同方面，產學研合作信任度不夠，以短期項目合作為主，缺乏基于共同愿景和長期利益的戰略合作，導致產學研各方優勢沒有充分發揮，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不夠順暢。二是在創新服務支撐方面，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市場化、專業化服務能力不足，難以滿足創新主體在科技咨詢、技術評估、技術交易、知識產權運營、科技政策解讀等方面的多樣化需求。三是在創新文化培育方面，敢于質疑、敢冒風險、不怕失敗的精神不夠，全社會對失敗的包容度不足，創新風險分擔機制尚不完善，導致全社會創新創業氛圍不夠濃厚。四是不同區域的創新生態存在顯著差異，東部地區明顯優于中西部地區，制約了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這些問題的存在，影響創新創業活力的充分激發和科技卡點堵點的有效打通。
打通國內大循環中科技創新卡點堵點的對策建議
采取超常規舉措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強化高質量科技供給。圍繞國家戰略需求和長遠發展，聚焦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生物制造等重點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運用新型舉國體制，在總結借鑒過去經驗的基礎上，組織實施新一輪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和重點研發計劃，推廣“揭榜掛帥”“賽馬制”等新型項目組織方式，組織調動全國優勢科技力量進行集中攻堅，力爭早日做到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堅持自由探索與有組織科研相結合，加強對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深海空天等前沿科技和未來產業的戰略布局，努力搶占全球科技競爭和產業發展制高點。高度重視以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綠色技術賦能傳統產業，以科技創新引領鋼鐵、石化、紡織等傳統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轉型升級，全面提升國內大循環的供給質量和效率。
深化科技、產業、金融融合，形成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進一步完善科技、產業、金融三者之間的協同機制，形成科技、產業、金融的良性循環，促進技術、資金、信息、資源等要素順暢流通。一是深化科技與產業融合。圍繞產業鏈部署科技鏈，圍繞科技鏈布局產業鏈，搭建更加精準高效的產學研合作平臺，讓科技成果與產業需求實現精準對接。鼓勵和支持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與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一批高水平的技術創新中心、制造業創新中心等重大科技創新平臺，著力提升從基礎研究到技術攻關，再到技術成果轉化應用和產業化推廣的體系化創新能力。大力培育和發展市場化、專業化、國際化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為創新主體提供涵蓋概念驗證、中試熟化、技術評估、投融資對接、市場拓展等環節的全鏈條、一站式服務。二是金融賦能科技與產業發展。金融機構要深化金融創新，開發符合科技創新需求和科技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多樣化金融產品。進一步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在適度控制風險的基礎上降低科技企業上市門檻，讓更多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科技企業能夠在資本市場上市。同時，推動服務科技企業的融資擔保業務模式創新，發揮與科技保險的互補作用，共同完善科技金融風險補償機制。[7]鼓勵支持金融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同時建立容錯機制，挖掘一大批具有潛力的科技“種子”，并把這些“種子”逐步培養成“參天大樹”。
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激發各類企業內生創新動力。強化企業在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中的主體地位，著力提升企業科技創新能力。一是強化科技領軍企業培育機制。通過政策引導、資源傾斜等方式，培育壯大一批科技領軍企業，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和行業話語權，加強產學研和大中小企業協同創新，帶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共同發展和產業技術進步，在產業技術創新中發揮引領作用。二是引導企業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通過設立專項基金、提高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等政策措施，引導企業加大創新投資，提高企業研發投入強度，特別是要支持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創新，激發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創新活力。三是加強企業創新人才隊伍建設。制定針對性的人才培養和引進政策，大力培養企業家隊伍，吸引高層次創新人才和復合型人才，促進各類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四是加強產學研戰略合作。推動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建立更加緊密的產學研合作關系，提升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創新的能力。
加強基礎前沿研究投入與布局，提高原始創新能力。加強基礎前沿研究、提高原始創新能力是從根本上解決國內大循環科技卡點堵點的關鍵舉措。一是大幅增加基礎研究投入。加大財政對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的穩定支持力度，引導企業和社會資本增加基礎前沿研究投入，推動我國科技創新從跟蹤追趕向跨越引領轉變。優化基礎研究投入結構和方式，穩定支持一批頂尖科學家和優秀青年人才開展好奇心驅動、面向長遠和世界科技前沿的基礎研究。二是優化基礎研究評價體系。堅決破除“五唯”傾向，加快建立以學術貢獻和創新質量為核心的評價機制，牢記學術評價的“初心”依然是促進知識創新。[8]三是更加重視顛覆性創新。增加顛覆性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建立符合顛覆性技術創新特點的項目立項、評審、驗收、經費使用、團隊組建機制。四是開展更加廣泛的科技交流合作。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積極參加國際科技交流合作，融入全球和區域創新網絡，加強與國際頂尖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的合作，主動吸引全球高層次科技人才來華從事基礎前沿研究工作。五是加快基礎前沿研究范式轉變。實施“人工智能＋”科學技術行動，加快科研范式向智能驅動轉變，催生具有重大國際影響力的原創性科學發現和技術突破。
持續優化創新生態，營造全社會創新創業氛圍。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營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創新生態。一是深化政府科技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從管理向治理、從創新向服務轉變。開展科技政策與產業政策、財稅政策和金融政策等一致性評估，優化政策協同機制、形成政策合力，確保各項科技創新政策能夠精準落地。二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加大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懲處力度，切實保護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三是培育創新文化。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基因，吸收世界先進文明成果，培育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文化。弘揚科學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營造鼓勵創新、敢冒風險、寬容失敗的文化氛圍，讓創新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追求。加強科普宣傳教育，提高公眾科學素養，激發公眾對科學技術的興趣和熱愛，為科技創新奠定深厚廣泛的群眾基礎。四是推動建設科技統一大市場。統籌國際科技創新和區域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完善區域創新體系，著力打破行政分割、區域分割與制度障礙，推動建立統一開放、規范有序的技術交易市場、人才流動市場和數據要素市場，提升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結語
做強國內大循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支撐，科技創新則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關鍵引擎。我國在依靠科技創新賦能國內大循環的實踐中，積累了堅持黨的領導、秉持人民至上、深化體制改革、統籌發展與安全等寶貴經驗，為后續突破發展瓶頸奠定堅實基礎。當前，高質量科技供給不足、產學研用融合不深、人才鏈與產業鏈脫節、基礎研究薄弱等科技卡點堵點，仍對國內大循環的順暢運轉形成制約，其背后既有大國科技競爭加劇的外部壓力，也有體制機制障礙、創新生態不完善的內部因素。打通這些卡點堵點，是一項系統性、長期性的戰略任務，需要凝聚全社會合力、久久為功。應堅持以超常規舉措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以深化科技產業金融融合激活創新動能，以強化企業主體地位匯聚創新力量，以加大基礎研究投入筑牢創新根基，以優化創新生態營造良好氛圍。通過各方協同發力，持續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促進創新要素自由流動與高效配置，才能讓科技創新真正成為引領產業升級、暢通經濟循環的強大動力。面向未來，只要我們牢牢把握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導向，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市場優勢與人才優勢，不斷破解發展難題、補齊發展短板，就一定能強化科技對國內大循環的支撐作用，推動國內大循環持續做強做優，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保障，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2]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3]《加快企業在科技創新中唱主角》，2024年3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40314/56819821e006489fabfe117de524d9d8/c.html。
[4]《專利數據顯示：我國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斷增強》，《科技日報》，2025年1月16日，第2版。
[5]《2024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2025年9月29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509/t20250929_1961429.html。
[6]夏玉輝、彭雪婷、楊帆等：《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經費管理改革對人才激勵的影響分析》，《中國科技論壇》，2020年第12期。
[7]楊濤：《我國科技金融的發展方向與創新探索》，《人民論壇》，2023年第22期。
[8]宋艷輝、朱李、邱均平：《“破五唯”背景下我國科研評價體系構建的幾點思考》，《情報雜志》，2022年第2期。
Breaking Through Key and Bottleneck Issue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Boost the Robust Operation of China's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Sun Fuquan
Abstract: At present, efforts to strengthen China's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are still confronted with key and bottleneck issues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se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sufficient high-quali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ly; risks of "bottlenecks" in key industrial chains; inadequat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finance, which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development, leading to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talent chain, technology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weak dominant position of enterprises in innovation; and inadequate capacity for basic research and original innovation. The underlying causes include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n imperfect innovation ecosystem. To break through these key and bottleneck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to tackle core technologies in key fields,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finance to form a positive cycle, consolidat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enterprises in innovation, increase investment in basic and frontier research to enhance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o foster a sound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is way, we can strengthen the supporting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Keywords: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責 編／韓 拓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