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紀是“海洋世紀”，更是“深海世紀”。探索深海奧秘、可持續開發與保護海洋，是全人類的共同目標。我國作為海洋大國，擁有廣闊的海域和豐富的海洋資源。世界各國在全球大洋深海探測、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方面仍面臨諸多挑戰，需要加強國際合作與治理。深海科技作為前沿科學、技術與工程的集大成者，是催生和驅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其發展直接關系到國家能源安全、產業升級與海洋強國建設。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深海科技在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關鍵作用與實現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關鍵詞】深海科技 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海洋強國

【中圖分類號】P7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3.008

【作者簡介】林間，南方科技大學海洋高等研究院院長、講席教授，歐洲科學院院士，歐洲人文和自然科學院院士，深圳海洋大學籌建負責人。研究方向為海洋地球科學與尖端技術、大洋中脊、海溝俯沖帶、海洋轉換斷層、邊緣海構造與火山機制、深海熱液過程、地震應力特征、海嘯與地震的耦合機制、行星地球物理學、研發深海尖端技術等，主要著作有《海洋地球交叉科學與技術重大突破》《新質生產力視域下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發展研究》等。

引言：21世紀是“海洋世紀”，更是“深海世紀”

進入21世紀以后，陸域空間的限制日益凸顯，海洋尤其是深海已成為人類探索極端環境、開發多樣價值的關鍵領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海洋經濟發展前途無量。建設海洋強國，必須進一步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創新步伐。”作為與太空并列的未知前沿，深海不僅是地球系統中尚未被充分認知的“最后空間”，更是全球科技競爭、資源安全保障與產業升級的新戰略高地。

深海是地球最后的戰略邊疆。海洋覆蓋地球表面積的71%。深海一般指水深超過200米的無陽光海洋區域，占據海洋總面積的93%。深海作為海洋的核心主體，蘊藏豐富的戰略資源及獨特的生態價值。從資源方面考量，深海藏有石油、天然氣、天然氣水合物等戰略能源資源，以及富含銅、鎳、稀土等關鍵金屬的錳結核、富鈷結殼和多金屬硫化物礦床，對保障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供應鏈的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由深海極端環境條件孕育的獨特生物及基因資源，為醫藥研發、工業酶制劑等海洋大健康領域提供全新應用場景。就地球生態系統功能而言，深海是全球氣候調節的核心要素。深海環流系統把控著全球熱量與物質分配，對維持地球碳循環平衡及緩解氣候變化作用顯著。同時，深海沉積物具有高時間分辨率，記錄了地球氣候演變與重大地質事件，堪稱研究地球演化歷史的“天然檔案庫”；而熱液、冷泉等極端環境生態系統，則為研究生命起源及演化提供“天然實驗室”。

由于陸地資源日趨緊張，深海正演變為全球科技競爭與戰略博弈新高地。當前，深海開發仍面臨著極端環境下技術突破不理想、生態風險防控體系不完善，以及國際治理機制相對滯后等挑戰。人類能否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實現對深海的科學認知與可持續開發，關乎國家資源安全、科技競爭以及全球治理的話語權。因此，推進深海科學探索與資源開發，構建安全、高效、可持續的深海開發體系，已成為關系國家未來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

從“傳統海洋經濟”到“高質量海洋經濟”的演進。新質生產力在海洋經濟領域具體體現為：以海洋為主體、以科技創新為主導，具備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的新型生產力形態，主要體現為通過海洋相關技術的革命性突破與海洋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等方式，實現海洋經濟發展模式的重構。與傳統依賴大規模擴張和資源消耗的海洋經濟不同，海洋經濟領域的新質生產力通過以下運行機制實現系統性重構。一是從傳統漁船、鉆探平臺等裝備，向以信息物理系統為核心的智能無人系統（如自主水下機器人、智能海底觀測網）跨越，拓展至具備自主決策與協同作業能力，支持深海全天候、大規模、精細化的作業；二是從近海生物資源與大陸架油氣資源，向深海海床戰略性礦產資源（如多金屬結核、天然氣水合物）及極端環境生物基因資源跨越，同時深化對深海生態系統和地球深部過程的科學認知；三是由依賴體力與經驗的傳統海洋從業者，向具備海洋科學、信息工程、人工智能等多學科知識的復合型人才跨越，形成適配深海科技發展的多層次人才結構。

深海科技是以新質生產力推動海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人類對海洋的開發利用經歷了從“航海時代”到“淺海時代”，再到當前“深海世紀”的飛躍。這既是技術革命推動的內在需求，也是應對陸地資源限制與環境壓力的必然選擇。一是關鍵技術革新。深潛器、大洋鉆探、海底觀測網等裝備突破“下得去、看得見、穩得住”的技術瓶頸，為深海作業提供可行性支撐。二是產業融合與升級。深海技術向傳統海洋產業（如油氣、漁業）滲透，推動其向深水化、綠色化、智能化轉型；同時催生深海礦產資源開發、深海生物技術、海洋大數據服務等新興產業集群。三是海洋大健康創新。部分從深海微生物、藻類及珊瑚中分離出的藥用活性成分具有抗腫瘤、抗病毒等功效，目前已成為上市藥物或進入藥物臨床試驗階段，推動人類健康產業形成新的增長極。據行業數據統計，全球深海采礦市場規模在2024年達到39.2億美元左右，預計至2032年年復合增長率超過30%，突破400億美元，顯示出強勁的增長勢頭。為此，需系統研究深海科技如何創新資源開發模式、培育高端裝備及新興服務業態，并深入挖掘深海生命健康價值，為引領海洋產業結構升級、保障國家海洋資源安全和產業鏈韌性、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路徑。

國際深海科技發展現狀

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戰略布局。當前，深海科技已成為主要海洋國家戰略競爭的核心領域。美國、日本、歐盟等通過早期前瞻性布局，推動其深海技術向專業化、體系化方向發展，其戰略實施高度依賴核心海洋城市群提供的產業與創新基礎。北美地區以美國為主導，戰略重心聚焦海洋安全與關鍵資源供應鏈保障。2024年，美國出臺《造船和港口基礎設施促進美國繁榮與安全法案》，旨在重振本國造船產業；同期發布的行政令則強化對深海礦產資源的控制。相關政策依托墨西哥灣成熟的海洋能源與裝備產業集群落地，體現國家戰略與區域產業基礎的深度融合。2025年4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第14285號行政令《釋放美國近海關鍵礦產和資源》，從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角度要求加速開發海底礦產。歐盟則致力于將區域環保標準轉化為全球規范。依托《歐洲海洋公約》等政策框架，歐盟在深海采礦等領域強調可持續發展原則，力求主導相關國際規則制定。這一戰略的實施依賴北海沿岸密集的港口群、科研機構及海事服務網絡所形成的協同創新生態。在東亞，日本通過建設全球最長的海底觀測網（全長5700公里）及推動自主無人潛航器社會實施戰略，系統推動技術標準的國際化；韓國聚焦智能航運裝備領域，由韓國HD現代集團與韓國船東H-Line航運聯合研發人工智能驅動的自主船舶技術，并計劃于2025年實現商業應用。東亞地區的競爭呈現基礎設施共建與技術標準輸出并重的特點，東京灣等沿海產業集群為戰略實施提供關鍵技術、人才與產業支撐。此外，挪威在北大西洋主導的藍碳核算體系、加拿大在北極海域的觀測網絡布局，進一步表明全球深海競爭正朝著區域專業化、領域細分化的方向發展。

前沿技術與裝備競爭。當前，深海裝備正朝著智能化、網絡化與體系化方向發展，通過多平臺協同實現全海域、全深度、多參數同步觀測，成為國際競爭的核心焦點。深海科技競爭的核心，體現為關鍵裝備的技術水平與系統集成能力。科學調查船、觀測設備、探測儀器等裝備的研發與應用，直接決定深海探索與開發的深度和廣度。一方面，科學調查船作為海洋觀測的基礎平臺，在深海探測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在此領域積累了豐富經驗。例如，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運營的“亞特蘭斯”號科考船，其前身在1931～1966年執行了299個航次，總航程超過70萬英里（約113萬公里）；其后繼船作為“阿爾文”號深潛器的母船持續支持深海研究。挪威“G.O.Sars”號采用超級靜音設計，可使水下噪聲降低99%；日本“解明號”則集成多通道地震系統、鉆探采樣系統等先進設備，可開展洋殼三維地震勘探和熱液礦床采樣等綜合調查。

另一方面，在長期連續觀測領域，浮標與潛標是獲取海洋環境數據的核心載體。美國主導的Argo浮標觀測網絡，通過溫鹽深剖面儀為研究提供大規模數據集。目前，該計劃正將觀測深度從2000米拓展至6000米，并增加葉綠素、溶解氧等生物地球化學參數傳感器，實現全球范圍多參數監測。美國海洋觀測系統、加拿大海洋網絡及歐洲海底觀測網絡等國際計劃均布設大規模潛標陣列，實現對海洋過程的持續觀測。

此外，海底地震儀與海底電磁儀等深海儀器是研究海洋地殼與上地幔結構的關鍵設備。海底地震儀通過記錄地震波信號實現海底地層成像。20世紀80年代以來，寬頻帶海底地震儀技術取得顯著進展，美日等多國機構已開發出多種成熟型號。海底電磁儀用于測量海底電磁信號，包括被動源大地電磁法與主動源可控源電磁法。其中，海洋被動源大地電磁法測量于20世紀60年代起步、90年代后逐步成熟，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開發的被動源大地電磁法儀器，已應用于多項國際探測任務。針對海水對高頻信號的衰減，研究人員提出深海主動源可控源電磁法。近年來，小型化電磁信號接收器與折疊臂式海底電磁儀系統的研發，體現了設備向小型化、低功耗方向發展的趨勢。

中國深海科技的跨越式發展

從“淺藍”到“深藍”的戰略轉折。國家層面的戰略規劃與政策法規體系，為深海科技發展提供系統的制度保障。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建設海洋強國”戰略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黨的二十大報告在此基礎上明確提出“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的具體要求，體現了國家戰略的持續深化。習近平總書記對深海事業發展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在2016年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深海蘊藏著地球上遠未認知和開發的寶藏，但要得到這些寶藏，就必須在深海進入、深海探測和深海開發方面掌握關鍵技術。”這些重要指示為深海科技創新提供根本遵循。

一方面是政策體系持續完善，形成“國家—地方”協同推進的格局。2025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到“深海科技”，并將其與商業航天、低空經濟并列，標志其戰略定位從前沿探索轉向產業化培育。2025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時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向海圖強之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深海海底區域資源勘探開發法》的頒布實施，為我國參與國際海底區域活動提供法律保障。各地方政府積極響應，廣東省出臺《促進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條例》，上海市制定《海洋產業發展規劃（2025—2035年）》，海南、山東等省份也發布相關行動方案和專項規劃。另一方面，在科技投入方面，“深海關鍵技術與裝備”等國家重點專項持續支持核心技術研發。這些制度安排構建起從國家戰略到地方落實、從法律法規到專項規劃的多層次支撐體系，為深海科技創新提供穩定的制度環境和發展動力。

構建自主的深海科技與裝備體系。在國家專項計劃的持續支持下，我國已逐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深海技術體系，在深潛探測、傳感器研發、海底鉆探及水下通信等關鍵領域實現系統性突破。一是深海探測平臺體系的建立。我國已構建覆蓋全海深作業能力的載人／無人深潛器系列。以“奮斗者”號萬米級載人潛水器為代表，其采用高精度自動航行控制系統，基于神經網絡算法實現海底地形匹配巡航與懸停定位，2020年成功坐底馬里亞納海溝10909米深處。截至2025年，該平臺累計完成25次萬米級下潛，在西北太平洋海溝9533米處發現化能合成生態系統。“蛟龍”號（7500米級）與“深海勇士”號（4500米級）則覆蓋中深海域作業需求。無人探測領域，“海斗一號”無人復合型潛水器（ARV）實現萬米深淵科考，“悟空號”無人自治潛水器（AUV）下潛深度達10896米（2021年），“海燕-L”水下滑翔機（Glider）續航里程超5500公里，彰顯我國在無人深潛技術上的突破性進展。科考船隊建設同步推進，“夢想”號超深水鉆探船（2024年入列）具備11000米海域作業能力，配備巖芯自動傳輸存儲系統，為我國深海鉆探提供平臺支撐。

二是海底探測傳感器的技術突破。針對全海深地震觀測需求，由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自主研發的海底地震探測裝備，攻克數字調零寬帶地震傳感、全海深水聽傳感等關鍵技術，2017年成功獲取萬米級人工地震剖面。針對北極、南極等極區環境研發的分體式海底地震儀采用雙通定位設計，有效提升信噪比，已應用于北冰洋加克洋中脊探測。在電磁探測領域，微型化海底電磁接收機實現低功耗設計，拖曳式瞬變電磁系統可有效捕捉到極短時間內（1～100毫秒）的電磁信號變化，128千瓦的大功率深水發射系統將探測距離提升至15公里，為南海、西南印度洋等區域的深部構造研究提供技術支撐。

三是深海科學發現與理論創新。依托自主裝備，我國在關鍵海區取得系列科學認知突破。在馬里亞納海溝，通過布設33臺海底地震儀陣列，實現挑戰者深淵俯沖界面的三維精細成像，提出板片動態后撤以及擠壓加深海溝新模型。在北極加克洋中脊，突破冰下探測技術瓶頸，發現地殼厚度局部達9公里，揭示了“主動-被動”雙地幔上涌機制。在西南印度洋，發現龍旂熱液區并闡明其形成機制，為我國獲得1萬平方公里多金屬硫化物勘探權提供科學依據。通過拖曳式瞬變電磁、近底聲學探測等多技術手段協同，我國已完成西南印度洋合同區550百萬～820百萬噸硫化物資源量評估，為深海資源開發奠定基礎。上述進展表明，我國通過持續深海技術攻關與深海裝備研發，已逐步構建起涵蓋深海探測、科學研究與資源評估三個方面的完整技術體系，為深海科學研究、資源勘探與可持續開發提供系統性支撐與技術保障。

深海產業新業態的初步實踐。近年來，我國海洋經濟保持穩健增長態勢。2024年海洋經濟總量首次突破10萬億元，達105438億元，同比增長5.9%，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為7.8%。隨著深海探測、觀測與作業技術的不斷突破，我國在深海資源開發、海洋生物技術及新型海洋工程等領域逐步孕育出一系列新興產業形態。這些新業態以高技術集成、高附加值和高創新驅動為特征，標志著我國海洋經濟正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初步展現出以新質生產力賦能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特征與發展潛能。一是在深海資源勘探方面，多金屬結核試采技術已進入工程化驗證階段，為未來商業化開發奠定基礎。深海生物基因資源的開發利用取得顯著進展，從深海生物中分離出的藥用活性分子已進入藥物研發管道，部分候選分子完成臨床前研究。二是新型海洋基礎設施建設逐步推進，深海數據中心完成全海深壓力測試，驗證了高壓低溫環境下服務器集群的長期運行可靠性。深海旅游產業開始起步，全海深載人潛水器為科學考察與高端旅游提供雙用途平臺。三是市場需求與產業基礎共同驅動深海產業發展。國內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等產業對鈷、鎳、鋰等關鍵金屬的需求持續增長，推動深海礦產資源勘探技術加速迭代。我國完整的船舶工業體系與海洋工程能力，為深海裝備的研發制造提供全鏈條支撐，例如，3000米超深水鉆井平臺已實現自主設計與建造。四是資本投入方式呈現多樣化趨勢。除國家科研經費和央企投資外，產業基金與風險資本開始布局深海科技領域，推動技術成果轉化。沿海地區陸續設立深海科技產業園，促進創新要素集聚，初步形成“技術研發-裝備制造-數據服務-金融支持”的產業生態。盡管深海產業整體仍處于早期發展階段，但技術突破與市場需求的結合正催生新型產業形態，為我國海洋經濟結構升級注入新動能。

以新質生產力賦能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建議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突破深海探測與開發的技術瓶頸，是實現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海洋產業躍升的先決條件。從當前產業發展現狀來看，我國在高端傳感器、核心軟件、特種材料及智能控制系統等關鍵技術環節仍存在一定對外依存度，這一問題一定程度上制約我國深海活動的自主性與可持續性。為此，需要系統構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從頂層設計層面實現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其一，依托國家級、龍頭企業級等平臺實施系統性攻關是首要路徑。依托重大平臺，組建跨機構、跨學科的重大深海實驗室，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及新型研發機構優勢資源，形成創新合力。設立重大科技專項，瞄準深海極端環境下的傳感、通信能源、材料等共性技術問題。例如，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萬米級耐壓傳感器、適應高壓低溫環境的高精度水下導航定位系統、特種合金和復合材料、智能控制和決策核心算法等，均是重點研發領域。其二，區域性創新集群可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支撐。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其面向未來的國際海洋科技中心、國際海洋產業中心、國際綠色航運中心、國際海洋治理中心及南海可持續中心建設，為深海技術研發提供多樣化應用場景與產業協同基礎。同時，深圳正在籌建中的海洋大學與深海科考中心，有望構建從基礎研究到工程應用的完整創新鏈。從功能定位來看，此類區域布局通過集聚人才、資本與數據等核心要素，為關鍵技術的迭代驗證與轉化落地提供系統性支撐。其三，技術突破需與海洋城市體系建設深度融合。現代海洋城市作為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載體，其發展需以陸海統籌與港產城融合為核心邏輯。在空間布局上，應充分發揮沿海城市群的比較優勢，如粵港澳大灣區可聚焦深海科技前沿、海洋信息產業與國際航運服務，長三角城市群側重發展海洋高端裝備與生物醫藥產業集群，京津冀地區則可強化海洋環境監測與生態治理。通過不同區域的功能互補與產業鏈協作，形成梯度發展、錯位競爭的海洋經濟格局，為技術落地提供空間支撐。其四，韌性安全是深海技術持續發展的基礎性要求。面對氣候變化與海洋災害風險，需構建“空-天-海-潛”一體化監測網絡，重點提升對臺風、風暴潮等極端事件的預警能力。同時，加快發展海水淡化與海洋可再生能源技術，增強沿海城市在水資源與能源供應方面的韌性水平，為深海科技與產業發展提供穩定保障。

推動“產學研用”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產業化。校企合作是連接科研與產業的關鍵橋梁。以廣東省為例，該省海洋經濟總量連續30年位居全國首位，2024年海洋生產總值達2萬億元，占全國海洋生產總值的19%。然而，從產業結構來看，傳統海洋產業仍占主導地位，海洋新興產業占海洋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僅為5.6%，反映出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仍有待提升。要高度重視海洋經濟場景應用，充分調動企業的核心作用。實證研究表明，有效的校企合作模式主要包含兩類：其一為共建研發中心，如南方科技大學、深圳海洋大學（籌）與招商局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合作建立深海技術與工程聯合研究院，以企業需求為導向優化研發方向，有效避免技術研發與產業應用脫節；其二是技術成果轉化，如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通過技術入股方式與企業共建科技公司，成功實現“深水海底鉆機永磁直驅電動鉆具”技術的產業化應用。為推動海洋產業鏈向高端延伸，應從以下三個維度探索實施路徑。一是構建海洋高科技新興產業體系。依托現有產業基礎，推動電子信息、高端智能裝備、工程裝備、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領域技術與海洋產業深度融合，重點發展海洋工程裝備、海洋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積極探索“氫能＋風電”、海洋牧場等復合發展模式，前瞻布局深海、遠洋和極地資源開發技術，拓展產業發展空間。二是推動陸海產業協同發展。引導建筑業、服務業等陸地傳統行業向海洋領域延伸，支持海上浮島城市、海底設施等創新空間開發，培育海洋工程技術咨詢、海洋信息服務等高附加值業態，形成陸海聯動的產業發展格局。三是優化區域協同發展機制。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區位與資源優勢，構建“內地-沿海-粵港澳大灣區”多層級產業分工體系，形成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的產業格局。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有效提升海洋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加快建設深海領域人才培養體系。高素質、復合型人才是推動海洋科技創新、建設海洋強國的重要支撐。當前我國海洋人才總量有待擴充，人才培養專業結構布局有待進一步優化，人才培養供給側與產業需求側的匹配度需持續提升，尤其缺乏既掌握理論知識又具備實踐能力的復合型人才。因此，應從以下三個層面完善深海領域人才培養體系。一是推進“強基礎＋海洋”交叉學科建設，培養復合型創新人才。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加強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計算機等基礎學科與海洋科學的交叉融合，設立跨學科海洋科學平臺。鼓勵高校與科研院所、企業聯合開展創新研究與人才培養，推動海洋科學與工程、信息、材料等學科的深度融合。通過建設產學研協同創新中心，促進知識交流與產業協同，為提升對地球系統認知、應對氣候變化、減輕重大災害影響、以新質生產力賦能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核心科技人才支撐。二是完善職業教育體系，培養專業技能型人才。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探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海洋學徒制度。構建“1＋X”職業技能認證體系，推動行業企業制定符合海洋經濟發展需求的技術等級標準；支持沿海地區職業院校加強涉海專業建設，重點培養適應深海裝備制造、海洋工程等技術領域的高技能人才，填補產業發展中的技能型人才缺口。三是強化科研平臺支撐，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統籌國家涉海科研力量，高標準建設深海科考中心、海洋科學與工程實驗室等創新平臺；積極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通過合作提升科研水平；完善人才引進機制，面向全球吸引高端人才，建立健全人才發展與服務保障體系，為各類人才提供完善的職業發展路徑。目前，我國已初步形成深海科技創新體系，骨干力量包括國家級科研機構、大學、中央企業研發中心等人員，該體系培養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發團隊，涵蓋多學科并承擔國家重大科研任務。同時，人才平臺條件隨著全國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中心的建設不斷改善，人才培養與產業應用形成良性循環，正是產學研合作機制不斷深化的產物。

積極參與全球深海治理，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從2021年起，我國在科學研究、國際協作、能力建設等領域積極參與聯合國“海洋科學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2021—2030年）”計劃，取得顯著成效。我國應主動參與構建新形勢下全球海洋治理體系，積極推動完善國際規則，可從以下三方面著手。一是深度參與促進公平合理國際秩序的國際組織事務。積極參與國際海底管理局（ISA）等國際組織在深海采礦、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領域的規則制定，并立足科學和實踐提出中國方案，推動形成公平合理的國際規則體系。二是以多邊協議為依托，推進海洋領域開放合作，充分利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自貿協定，為深海技術與產業合作營造更加開放的環境，促進海洋領域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降低國際合作壁壘。三是構建全球深海人才網，吸引國際頂尖科學家參與我國深海研究；實施“深海國際英才計劃”，設立專項基金，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設立深海獎學金項目等；建立與全球深海領域高端人才精準對接的“國際深海人才數據庫”，為發展中國家培養深海科技和治理人才。

結論與展望

深海科技是以新質生產力驅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更是支撐深海可持續開發的關鍵力量。我國在深潛、探測等關鍵技術與裝備上已實現從“跟跑”到部分“領跑”的跨越：一是深海科技能夠更精準勘探深海石油、天然氣等能源資源；二是深海科技能夠高效探尋多金屬結核、富鈷結殼、多金屬硫化物等礦產資源；三是深海科技能夠為海洋大健康產業發展提供技術支撐，助力挖掘深海基因的潛在價值，推動新型藥物、保健品研發。在此基礎上，我國通過構建“產學研用”融合的生態，進一步為深海資源開發與產業創新成果向新興產業轉化奠定堅實基礎。前瞻性布局深海科技創新，是關乎海洋經濟轉型升級、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基石。面向未來，需在技術智能化、產業培育、跨學科人才培養及國際規則參與上協同發力，著力夯實科技力量，深化機制改革，以全球視野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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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orward-looking Layout of Deep-se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in Jian

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is recognized as the "Ocean Century" and, more specifically, the "Deep-Sea Century". Exploring the mysteries of the deep-sea and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represent a shared aspiration of all humanity. As a major maritime nation, China possesses vast maritime areas and abundant marine resources. However, the world community still faces major challenges in deep-sea explor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ep-s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integration of cutting-edge advancements, serves as a core engine for dri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y. Its development is directly linked to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industrial capacity building upgrading, and the building of a strong maritime nation.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key rol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deep-s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y,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deep-s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y, maritime power

責 編／韓 拓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