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際關系理論所描述的跨國互動，是一種嵌構于具體歷史—地理條件中的社會事實，其概念化過程天然受時空觀念形塑。馬克思主義時空觀以時間和空間的客觀實在性為前提，承認時間的永恒性和空間的無限性，強調二者不可分割，并始終將相關問題置于具體社會歷史語境中考察，其終極關懷是人的解放與全面發(fā)展。這一科學而獨特的時空觀，為全球史研究及國際關系理論的“全球轉向”提供重要方法論資源。真正具備普遍解釋力的國際關系理論，應立基于全球史視角，即自人類文明誕生以來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的所有行為與事件及其演進規(guī)律。為此，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尤其是非西方研究者，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妥善處理全球性與地方性、普適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張力，在知識積累與方法創(chuàng)新上持續(xù)精進，積極推動跨學科、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以徹底突破歐美中心主義范式的束縛，重構國際關系理論的生產機制和學術生態(tài)，充分反映多元主體和多樣文明的世界現(xiàn)實。
【關鍵詞】國際關系理論 全球史 全球轉向 馬克思主義 時空觀
【中圖分類號】D50/C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3.010
【作者簡介】王存剛，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常務理事，全國外交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外交思想與實踐、國際關系理論與方法、戰(zhàn)略理論與戰(zhàn)略思想史，主要著作有《戰(zhàn)略環(huán)境與國家方略》《全球化與兩大社會制度演進——若干問題研究》《國際關系學引論》等。
時空觀與國際關系理論研究
人們所持有的時間和空間觀念（以下簡稱“時空觀”），對于觀察、描述、理解和解釋社會事實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因為，任何社會事實，都是在特定時間和空間中發(fā)生和發(fā)展著的，沒有例外。是故，社會事實與時間和空間具有同一性，不能人為地將它們割裂開來。要科學觀察、準確描述、恰當理解和有效解釋社會事實，就一定要聯(lián)系其發(fā)生、發(fā)展的特定時間與空間；而要準確理解和把握在上述工作基礎上形成的理論成果，同樣需要聯(lián)系理論家們所處的時間和空間，后者如何理論化地表達時間和空間，會影響其他人如何理解、描述和解釋這個世界以及采取相關行動。因此，“人們很難想象哪門科學可以撇開時間。”[1]學者們的研究，或無意識遵循、或有意識論證結構性時間觀；對時間性質及時間與社會結構關系的不同理解，構成了他們的認知出發(fā)點，即哲學層面的本體承諾。[2]“時間是觀念、制度和信念演變的界限。”[3]而對于空間的控制，則是日常生活中一種根本性和普遍性的社會力量資源，“空間在所謂‘現(xiàn)代’社會中發(fā)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如果說目前它還沒有占據(jù)主導地位，那么這一天也將很快到來”。[4]
作為一種社會事實，國際關系具有獨特屬性，是國際行為體跨越邊界互動的表現(xiàn)。國際行為體本身就是時間的產物，是人類社會演化到一定階段——主權國家形成并有對外交往的意向和行動后——方才出現(xiàn)的，且在不同階段呈現(xiàn)不同樣態(tài)，受不同規(guī)范、規(guī)則約束；國際行為體之間的互動也總是在特定空間中產生和展開的，這種空間在早期是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有相對明確、有限的邊界；晚近則包括數(shù)字空間或虛擬空間，原本清晰的領域邊界變得模糊甚至消融。
基于不同時空觀，或者處于不同時空中，人們對國際關系的觀察、描述、理解和解釋是不一樣的，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觀點、判斷、理論和分析框架會有明顯的不同，所產生的判斷、所得出結論的解釋力，自然也存在較大的差別。比如，基于“短時段”形成的國際關系理論，試圖去解釋“長時段”的國際關系事實，是難以真正說服人的。原因在于，相對于“短時段”所體現(xiàn)的特殊性，“長時段”所展示的是一種普遍性。又如，基于“地區(qū)”這種特定——通常相對狹小——空間所形成的國際關系理論，試圖去解釋更大空間或其他平行空間的國際關系事實，甚至試圖解釋全球這種最為宏大的自然空間內所發(fā)生的所有國際關系事實，顯然也成問題。這里同樣存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關系問題。
對于國際關系研究來說，忽視時空因素，可以說是方法論意義上的誤區(qū)。比如，對危機的研究，大多數(shù)美國學者或明或暗假設身處危機中的國家不愿走向戰(zhàn)爭。又如，廣為流傳、影響甚大的均勢理論建立在歐洲國際關系實踐上，“盡管它較好地解釋了歐洲的國際關系事實，但難以解釋東亞的國際關系事實，因為歐洲歷史上的國際關系實踐畢竟不同于東亞歷史上的國際關系實踐”。[5]“歷史敘事的關鍵在于時空，即一個歷史事件發(fā)生在什么時間、什么地方和什么場合以及以什么方式在時空中發(fā)展。只有在這樣的敘事手法下，我們才能開始真正理解甚至解釋歷史動態(tài)中一些有意義的規(guī)律。”[6]
總之，具備科學時空觀并能夠正確加以運用，無疑是形成具有真正普遍解釋力和持久生命力的國際關系理論的關鍵因素之一?？茖W時空觀不僅涉及對時間和空間的深刻理解，還包括對歷史進程和地理環(huán)境的綜合考量。只有當研究者具備這樣的眼光和能力，才能夠全面而深入地理解那些塑造國際關系，并不斷推動其發(fā)展和變化的復雜力量及其內在規(guī)律。也只有在此基礎上，研究者才能真正明了國際關系的發(fā)展方向，從而為構建更加和諧穩(wěn)定的國際秩序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
馬克思主義時空觀的獨特性與科學性
時空觀的多樣性及其根源。作為一種觀念形態(tài)，人們所持有的時空觀具有多樣性。這與作為觀念主體的人及其所生活的時間和空間有關。具體地說，在不同的文明和社會，在社會發(fā)展、文明成長的不同階段，在同一社會的不同階層，乃至在不同的個體中間，對這兩個范疇都有不同的認識、理解和闡發(fā)，從而使得人們所持有的時空觀可以進行類型學上的劃分。有學者就認為，中國古人對時空本質的理解和認識，“大致有三種視角，即從‘道’觀時空，從‘心’觀時空和從‘物’觀時空。由此，也大致形成三種不同的理論”，“宇中有宙，宙中有宇”這一辯證時空觀，就頗有中國特色。[7]
就時間觀念而言，對其文化發(fā)生學史的梳理顯示：中國傳統(tǒng)時間觀與基于希臘傳統(tǒng)和基督教文化的西方時間觀明顯不同，既非循環(huán)時間觀，也非線性時間觀。關于中國人的時間觀的定性，學界存在不同看法。一項關于中國人的時間知覺廣度（breath of temporal focus）的研究顯示，“中國人具有整體性思維的特點在時間維度上表現(xiàn)為，傾向于將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時間內發(fā)生的事件作為一個整體脈絡聯(lián)系起來”。[8]趙鼎新認為，存在一種“道家的時間觀”，其中有兩個關鍵點：一是轉化和否定，但不是螺旋式發(fā)展的“否定之否定”；二是多元時間，或者說導致事物轉化與否定的原因是多重的。在他看來，道家的時間觀是一個“對社會機制在時間中的作用方式和變化規(guī)律具有高度智慧的總結”。[9]無論怎樣剖析、歸納和比較，都顯示“中國人對待時間的方式與西方人不同”。[10]在西方世界內部，近代、現(xiàn)代和當代，特別是不同時代的思想家們（時間是任何愿意做哲學思考的人都會思考的問題），對時間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差異。
就空間觀念而言，西方同樣存在不同觀點。據(jù)列斐伏爾觀察，“空間”一詞在西方世界很長一個時期僅局限于幾何學意義，“只能聯(lián)想到一個空蕩蕩的區(qū)域”，在學術上通常與“歐幾里得式的”“均質的”“無限的”等稱謂相伴隨。笛卡爾的思想通常被看作產生西方空間概念的決定性節(jié)點。伴隨笛卡爾思想的影響，“空間”被納入了絕對物的領域，出現(xiàn)了所謂事物廣延性與精神思維性的二元對立。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步笛卡爾的后塵，康德又復活了空間范疇的舊觀念，并對其進行修正。“這些曠日持久的爭論標記了空間從哲學向科學的轉變。”[11]空間理論由此更為豐富。而費爾巴哈的時空觀則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之上，并不時閃耀著辯證法的光芒，他所提出的“空間和時間是一切實體的存在形式”“空間和時間是實踐的第一標準”[12]等重要判斷，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辯證唯物主義時空觀產生了重要影響。費爾巴哈的時空觀也因此被視為由唯心主義時空觀向辯證唯物主義時空觀轉變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
馬克思主義時空觀兼具獨特性和科學性，在時空認識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資本論》特別是在《反杜林論》等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闡釋自己的時空觀，形成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時空觀，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時空觀的基礎。[13]其后，列寧在《歷史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單獨辟出“空間和時間問題”一節(jié)，對相關問題加以討論。他在批判馬赫的唯心主義時空觀基礎上，將經典馬克思主義時空觀又向前推進了一步。[14]在當代，亨利·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戴維·哈維（David Harvey）的地理唯物主義、愛德華·蘇賈（Edward W. Soja）的空間正義理論、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eric Jameson）的晚期資本主義理論，以及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歷史時間”說、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將時空與現(xiàn)代性、結構化理論相聯(lián)結的理論路徑，均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不同程度地繼承和發(fā)展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時空觀，由此，馬克思主義時空觀的內涵更為豐富，特色也愈加鮮明。[15]
馬克思主義承認時間和空間的客觀實在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寫道：“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時間以外的存在像空間以外的存在一樣，是非常荒誕的事情。”[16]在列寧看來，“關于空間和時間的學說是同對認識論的基本問題的解答密切聯(lián)系的。這個基本問題就是：我們的感覺是物體和物的映像呢，還是物體是我們的感覺的復合”“否定時間和空間的客觀實在性的哲學……是荒誕的、內部腐朽的、虛偽的”。[17]這種建立在客觀實在性基礎上的唯物主義時空觀，與一切唯心主義時空觀形成鮮明對比。唯心主義否認時空的客觀實在性，割裂時空與物質實體的關系，認為時空只是一種精神形式或心靈的產物，是一種主觀形式。正如康德所言，“空間和時間是一切感性直觀的兩個合在一起的純形式，它們由此而使先天綜合命題成為可能”。[18]總之，是否承認空間和時間的客觀實在性，是區(qū)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類型時空觀的基本標準。唯物主義者既然承認現(xiàn)實世界，承認人所感覺到的物質是客觀實在，就自然會得出結論：任何超出時空界限的主觀臆想，不管其目的如何，都不是現(xiàn)實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時間是永恒的，空間是無限的。正如恩格斯所言：“時間上的永恒性、空間上的無限性，本來就是，而且按照簡單的字義也是：沒有一個方向是有終點的，不論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19]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時空觀同樣顯著區(qū)別于唯心主義時空觀。黑格爾雖然承認“時間按其概念來說，本身是永恒的，因為時間既不是現(xiàn)實，也不是某個時間，反之，作為時間的時間是時間的概念，而時間的概念同任何一般概念一樣，本身是永恒的東西，因而也是絕對的現(xiàn)在”。[20]他認為，只有理念、精神才是真實的、永恒的東西，而時間是一種理念或精神外化的象征。在空間問題上，黑格爾認為空間不能與時間分離，“空間的真理性是時間，因此空間就變?yōu)闀r間”；而“時間的過去和將來，當它們成為自然界中的存在時，就是空間”。[21]鑒于時間被視為純粹抽象的、觀念的東西，是“被直觀的交易”；而“空間在其整個非靜止狀態(tài)中是自為的”，不是無能為力、停滯不動的，[22]因此，黑格爾心目中的空間只能被視為主觀形態(tài)的，即理念或精神運動的場域。也因此，黑格爾的時空觀雖然有“巨大的歷史感作基礎”，并對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在內的后世思想家、理論家具有重要啟發(fā)，但其哲學思維方式在形式上卻是抽象和唯心的。
馬克思主義關于時空問題的上述兩個重要判斷，與另一個重要判斷——時間和空間與運動著的物質密不可分——緊密相關。列寧指出：“運動是時間和空間的本質……運動是（時間和空間）非間斷性與（時間和空間的）間斷性的統(tǒng)一。”而“運動就是物體在某一瞬間在某一地點，在接著而來的另一瞬間則在另一地點”。[23]從總體上看，馬克思主義時空觀是自然時空觀與社會時空觀的有機統(tǒng)一，因而在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傳統(tǒng)哲學從抽象物質運動或主觀意識出發(fā)的諸多論斷。在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經典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社會運動中的時間與空間具有直接統(tǒng)一性，“時間是人類發(fā)展的空間”，具體而言，“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fā)展的空間”。[24]時間與空間的連接點是作為社會實踐主體的人。馬克思主義時空觀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即一切從歷史事實出發(fā)，從有血有肉的人的實踐活動特別是生產活動出發(fā)，因而要把時間和空間問題放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考察，而不是局限于“物質－運動－時空－規(guī)律”的形而上學公式。[25]戴維·哈維就指出，根據(jù)唯物主義的看法，“時間和空間的客觀概念必定是通過物質實踐活動與過程而創(chuàng)造出來，……時間和空間的客觀性在各種情況下都是物質實踐活動所賦予的”。在哈維看來，各種獨特的生產方式或社會構成方式，都體現(xiàn)出“一系列獨特的時間與空間的實踐活動和概念”。[26]馬克思主義時空觀的實踐指向是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發(fā)展，是對“物的依賴性”和“人的依賴性”的徹底揚棄和根本超越；人類的解放實質上也是時間的解放，即獲得更多的可供個體支配的“自由時間”，時間由此成為人的發(fā)展的空間。
馬克思主義時空觀所展現(xiàn)的獨特性，尤其是鮮明的科學性特質，使馬克思主義時空觀與其他類型的時空觀形成顯著分野，奠定了其在包括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這種獨特性與科學性，不僅決定理論建構的基本原則和理論發(fā)展的方向選擇，也影響研究范式的凝練與研究方法的運用。秉持馬克思主義時空觀，可以使相關研究在嚴謹?shù)倪壿嬐蒲菖c科學的論證過程中持續(xù)深化、不斷拓展，為揭示研究對象的本質規(guī)律提供堅實的元認知支撐。
馬克思主義時空觀視野下的全球史
包括國際關系理論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與歷史研究存在密切的關系?？梢哉f，“歷史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27]隨著歷史研究全球視野的逐步確立，全球史興起。自20世紀中期以來，“全球史的發(fā)展已經成為世界史學界甚至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一種重大而顯著的學術現(xiàn)象”。[28]
全球史的概念、興起及其與時空觀的密切關系。所謂全球史（global history），學術界定義頗多且各不相同，[29]但都隱含如下共同認知：全球史是對世界史（world history）的重構和發(fā)展，其顯著特點就是對長期存在于史學研究領域且影響廣泛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的反思與批判，拓展歷史學研究視野，以適應已經發(fā)生劇烈變化且多樣化更加凸顯的世界的現(xiàn)實需要，并重振學科發(fā)展活力。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就指出，“文明必須嘗試采用更加廣闊的世界史觀”，這種世界史觀的要義是：“跳出歐洲，跳出西方，將視線投射到所有的地區(qū)與所有的時代”。[30]這種“更加廣闊的世界史觀”，就是“全球的歷史觀——即超越民族和地區(qū)的界限，理解整個世界的歷史觀”。[31]就此而言，全球史既是以跨國和跨區(qū)域文明互動、全球關聯(lián)進程為核心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也是以整體關聯(lián)、多中心視角、去中心敘事為核心研究理路和思想方法，在關注人類社會整體發(fā)展、跨國和區(qū)域互動以及全球問題根源等維度上，應當成為包括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在內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
無論是作為一種研究對象、研究領域，還是作為一種研究理路、思想方法，全球史與時空觀的關系都極為密切。有什么樣的時空觀，就有什么樣的全球史觀，也就有什么樣的全球史的敘事方式。這與包括全球史在內的整個史學研究的鮮明屬性有關。“史學研究不可能擺脫時間之維。時間充塞著、牽引著并同時界定著整個歷史研究”，[32]而空間框定了史學家的問題域，也建構史學家的身份，后者不斷在空間層次上拓展史學研究的范圍，不斷超越民族國家的框架。
從時間端限看，迄今為止的全球史研究大致有三種類型：第一種將全球史視為自遠古以來的人類歷史，認為全球史的開端應當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人類長途遷徙的早期階段；第二種認為全球史是公元1500年以來的歷史，強調美洲融入全球貿易體系、跨大西洋交往的頻密，對世界其他地區(qū)產生重大影響，具有歷史轉折點的意義；第三種則認為全球史就是當代史，與全球化的當代發(fā)展有關，聚焦全球化的當代過程。從空間范疇看，學者們普遍認為全球史應包括各地方、各地區(qū)、各大陸，最終涵蓋整個地球；世界由不同地區(qū)、國家、民族組成，它們在發(fā)展過程中彼此互動、逐漸形成程度不等的關聯(lián)，在此過程中，不同空間繼續(xù)產生獨特的歷史進程和文化傳統(tǒng)，要識別這些空間，必須運用整體性視角和聯(lián)系性思維。時空觀的不同組合，雖然產生了一些有價值的全球史敘事模式，但這些模式仍不時顯現(xiàn)歐洲史學傳統(tǒng)即“歐洲中心主義”的殘留物，從而降低了自身的學理價值。
馬克思主義時空觀下的全球史定義及其對國際關系理論的意義。基于馬克思主義時空觀，本文認為，所謂全球史，就是自人類文明產生以來在全球范圍內發(fā)生的所有行為與事件的總和，是人類生存、發(fā)展以及在此基礎上互動、連接進而彼此依賴、成為命運共同體的全部歷程，所有有生命的個人都參與了全球史的創(chuàng)造，因而都是全球史的實踐主體。在時間維度上，全球史與人類文明史或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世界史的起點是一致的。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33]人類歷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一個現(xiàn)實部分，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xiàn)實部分。正是人的存在及其所引起的自然的變化，開啟了漫長曲折、多姿多彩的人類歷史進程。在空間維度上，全球史覆蓋人類所生活的這個星球的所有大陸、海洋、國家、民族乃至社區(qū)的角落，可謂無遠弗屆，窮山距海；在價值取向上，全球史關注人類全部而不是部分、全球而不是區(qū)域的命運，試圖展現(xiàn)人類日益增進的相互依賴性以及人類歷史的整體性和統(tǒng)一性。
從邏輯上看，只有以基于馬克思主義時空觀的全球史為現(xiàn)實基礎的國際關系理論，才是真正科學的并因而具有真正普遍的解釋力；從現(xiàn)實看，只有以這樣一種全球史為基礎，對中國古代的國際關系思想的理論化工作才能真正獲得學術上的合法性；對歐美國際關系理論在整個國際關系理論知識譜系中的地位才能作出恰如其分而非夸大其詞的判定。當然，從事這樣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對研究者的能力自然提出了遠較以往更高的要求。
國際關系理論“全球轉向”應以全球史為基礎
國際關系理論在其發(fā)展史上經歷過多次“轉向”，如“實踐轉向”“話語轉向”“歷史轉向”等，并因此取得多方面的實質性進展。國際關系理論的“全球轉向”是上述各種“轉向”趨勢的拓展，具有學術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的理論意義。
國際關系理論的“全球轉向”為什么是必要的？這里首先要明確何謂國際關系理論的“全球轉向”，更根本的是，要“全球轉向”的國際關系理論，是泛指國際關系理論整個知識譜系，還是特指某一類或某一種國際關系理論？本文認為，這里的“國際關系理論”，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及在其他國家或地區(qū)的衍生品，更具體地說，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現(xiàn)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三大理論及其在歐美之外學術界的演化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并不存在所謂“全球轉向”的問題。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以“世界歷史”（world history）[34]作為現(xiàn)實基礎的，并且內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世界歷史的基本看法。馬克思認為：“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fā)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tài)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35]馬克思對世界歷史演進動力的探討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從生產到交往兩個角度相互支撐的內在體系，在西方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被廣泛借鑒，“西方著名的全球史著作幾乎都受到其不同程度的影響”。[36]
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及其衍生品之所以要進行“全球轉向”，與其片面性以及在此基礎上必然出現(xiàn)——實際上已經越來越顯著——的解釋力遞減有關?；隈R克思主義時空觀考察，就時間維度而言，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現(xiàn)實起點是17世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是一種以歐美早發(fā)現(xiàn)代化國家為核心成員、主要通過戰(zhàn)爭方式構建起來的區(qū)域性的國際體系，通行的是以西方價值為內核的國際規(guī)范，因而出現(xiàn)了“威斯特伐利亞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tjacket）[37]的缺陷。其框定國際關系研究的時間范圍，但也窄化國際關系研究的時間視野，因而內在地削弱了與之相關聯(lián)的國際關系理論的解釋力。正是基于對這一根本性缺陷的正視和批判，《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研究的再構建》一書，[38]通過“再構建”一詞，表達對國際關系研究中時間問題的重視，而《重新思考國際關系中基準時間》一文則指出，迄今國際關系學科的大部分研究與教學，都或明或暗地圍繞五大“基準時間”（benchmark date，1500年、1648年、1919年、1945年、1989年）展開，但這樣顯然“過度重視現(xiàn)代歐洲的經驗，并使該學科過于密切地關注戰(zhàn)爭及其戰(zhàn)后處理”。[39]重新思考和確立國際關系中的基準時間，意義在于“將國際關系從對現(xiàn)代西方歷史的狹隘旨趣中解放出來”。[40]
就空間維度而言，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使用的事實案例以及所展現(xiàn)的實踐指向，通常局限于大西洋兩岸，甚至在很多情況下，僅僅局限于大西洋一隅的美國：而非西方或者非美國的知識、經驗，只是作為一種輔助性材料或者例外被使用，因而那些被使用的事實案例，本質上屬于一種地方性知識?，F(xiàn)代國際關系學科的“大部分思想都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從所有重要的方面看，西方歷史或多或少就是世界歷史。這是勝利者的敘事和思維方式”，[41]也是產生“歐洲中心主義”的根源。
結構現(xiàn)實主義代表人物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的《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結構性原因與經濟效果”一章的部分內容和“結構性原因與軍事效果”全章，“是為國務院相互依賴課題而作”，[42]而“國際事務管理”一章也明顯地聚焦美國的對外需求。自由制度主義代表人物羅伯特·基歐漢討論霸權之后的世界政治經濟中合作與紛爭問題，主要圍繞美國與國際機制的互動展開。建構主義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在確立自己在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譜系中重要地位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將無政府狀態(tài)下的三種文化分別命名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43]其從名稱到內涵，無不鮮明體現(xiàn)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特點。
也許正是注意到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過于突出的地區(qū)性特征，曾任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的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代表人物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斷言：國際關系學是一門美國的社會科學。[44]曾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對國際關系中的等級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有著深入思考和精妙分析的戴維·萊克（David Lake）認為，當前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及相關研究是美國男性白人憑借個人生活經驗和直覺塑造的，而這很可能不平等、不客觀，由于不善于自我批評，研究者的研究不斷被強化，由此導致整個學科理論發(fā)展的多樣性被抑制。[45]也正是基于上述因素，阿米塔·阿查亞（Amitav Acharya）與巴里·布贊（Barry Buzan）兩位教授認為，既有國際關系理論——也就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具有“偏見、狹隘性和種族主義色彩”。[46]“一門旨在研究整個人類的學科，其視角竟如此狹隘，這不僅是個明顯的諷刺，也是亟待解決的本質性問題。”[47]
國際關系理論“全球轉向”的既有進展。既有國際關系理論——內核是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在時空觀方面的重大局限，使得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全球轉向”成為必要。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必須基于科學的時空觀，而不是那些非科學、充滿偏見和狹隘意識的時空觀。后一種時空觀的屬性使得相關國際關系理論難以正確解釋國際關系現(xiàn)象，既有國際關系理論將因解釋力的持續(xù)下降而出現(xiàn)“學術赤字”，進而逐步喪失其學術合法性，甚至對整個國際關系學科的生存構成威脅。同時，那種“讓非西方經驗來檢驗西方理論”的非科學研究模式也是不可持續(xù)的，其既導致相關知識生產繼續(xù)單一化，或者至多是膚淺的多元化，更未能真實反映當今世界發(fā)展變化的現(xiàn)實，無法真正降低既有的“學術赤字”，因而同樣可能導致國際關系學科前景黯淡。
國際關系理論的“全球轉向”，是一種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再出發(fā)”，也是基于元認知層次的時空觀更新而發(fā)生的深刻轉型，其為造就國際關系理論的廣延性、包容性以及在此基礎上方能產出的更大解釋力提供了可能性，為當下相對沉寂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注入新發(fā)展的動力源。馬克思主義時空觀是一種科學的時空觀，對國際關系理論的“全球轉向”可以發(fā)揮重要思想引領作用，幫助人們理解當今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的深刻變化。
在以全球史為基礎觀察、理解和解釋國際關系方面，學術界已經取得初步成績，大體形成了以阿琳·蒂克納（Arlene Tickner）為代表的批判學派和以阿米塔·阿查亞與巴里·布贊為代表的兼容學派。[48]前者借鑒馬克思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將當今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知識生產狀態(tài)描述為一種“中心－邊緣”結構，其中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占據(jù)中心地位，以非西方經驗為內核的國際關系理論僅被視為一種特殊現(xiàn)象而處于邊緣。在批判學派看來，只有徹底顛覆這種“中心－邊緣”結構，才能形成真正具有全球性和全球意義的國際關系理論，改變知識生產的不平等狀況。[49]
后者雖然也認為當今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話語霸權是不合理的，來自非西方地區(qū)的思想、歷史經驗和當代實踐長期被漠視、排斥和邊緣化，應當鼓勵非西方學者的知識生產，但與批判學派所抱持的革命性立場不同，兼容學派認為，應當承認既有國際關系理論的適當性，對其進行吸納而非取代，以形成包含乃至超越西方和非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彌合彼此分歧并尋找共同點、同時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知識生產實踐。[50]為此，阿查亞與布贊首倡“全球國際關系學”（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這一概念，并在《全球國際關系學的構建——百年國際關系學的起源和演進》一書中強調：全球國際關系學必須扎根世界歷史，而不是希臘－羅馬、歐洲或美國的歷史，“并在觀念、制度、思想視角和實踐等方面從西方和非西方社會中汲取資源”。[51]在他們看來，扎根世界歷史不僅意味著要在全球和全人類層面構建一種整體性視角，還意味著要引入多元的地方歷史，將長期被忽視或遮蔽的西方之外的呼聲、經驗和價值觀納入。
《重新想象國際關系學：三種非西方文明中世界秩序的思想與實踐》一書探討了西方文明之外的三大古典文明的中心——中國、印度和伊斯蘭世界——發(fā)展出來的“國際關系”。該書提出，“理解國際關系學中核心概念的全球根源，可以讓它們更具普遍性，進而增強它們的重要性與合法性”。[52]但從總體上看，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有較大提升空間，還要有更多元的參與者、更豐富的理論創(chuàng)新，以超越“膚淺”的多元主義（Shallow Pluralism），即僅滿足于“展示差異”，卻回避對差異背后的價值、邏輯、語境的深入探索，實現(xiàn)“核心地帶之內的多元化”，[53]也即“深度多元主義”（Deep Pluralism），從而真正體現(xiàn)對不同文化、價值、觀點的真正理解、尊重與包容。
國際關系理論“全球轉向”的努力方向。作為一項規(guī)模宏大且復雜的學術工程，國際關系理論“全球轉向”涉及極為廣泛的學術領域，以下三項工作尤為關鍵。首先，必須真正解放思想，打破制約學術視野拓展、禁錮思維活力的桎梏。國際關系理論的“全球轉向”，意味著既要徹底擺脫綿延數(shù)百年且消極后果顯露無遺的“歐洲（西方）中心論”的陳舊框架，不再將其視為唯一或主導的參照系；又要求堅決抵制近年來興起的各種樣式的“地區(qū)（國別）中心論”的誘惑，避免將某一區(qū)域、某一國家甚至某一族群的經驗、知識絕對化、普世化，防止從“歐洲（西方）中心”的二元論極端滑向“區(qū)域封閉”的新二元對立。在此基礎上，倡導和秉持“人類本體論”，以人類的共同命運、共同需求、共同行動、共同愿景為根本參照，超越單一的國家中心論或地區(qū)中心論，兼顧“人類整體敘事”與“國家敘事”“地區(qū)敘事”，在比較與互鑒中踐行尊重文明多樣性理念，準確把握國際關系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54]
在這一過程中，國際關系學者應堅信歷史的連續(xù)性、世界的廣泛聯(lián)系性以及人類的相互依賴性，并以此為認知基礎，投入更多精力開展三大核心工作：一是深入發(fā)掘客觀事實，尤其要填補非西方地區(qū)的歷史資料空白，為“人類本體論”研究提供實證支撐；二是在理論范式上破舊立新，打破對西方理論范式的長期路徑依賴，摒棄運用西方所謂“普適性框架”裁剪非西方的地方性實踐的思維慣習，處理好全球性與地方性、普適性與特殊性之間復雜關系，[55]嘗試從人類共同歷史、共同實踐、共同愿景中，提煉新的概念、范疇和分析框架，構建真正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和強大解釋力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三是作出客觀的價值評判，以“是否反映人類整體面貌、是否推動人類文明進步、是否符合人類共同利益”為核心標準，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價值對立。
其次，必須持續(xù)提升非西方研究者的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世界多極化深入發(fā)展，以及國際關系研究對象更加不穩(wěn)定不確定的特質，對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的學術能力和學術貢獻提出更高要求。但到目前為止，國際關系學科中的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知識話語霸權仍然十分突出；探索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或是發(fā)展全球國際關系學，在非西方國家內部還缺少共識，公認成熟的理論創(chuàng)新仍然是稀缺的。國際關系理論“全球轉向”，要求包括非西方學者在內的所有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應當始終抱有“本領恐慌”的深刻危機感，時刻保持積極進取姿態(tài)，不斷在知識積累和方法創(chuàng)新兩方面提升自身的學術素養(yǎng)。其中，知識積累既包括對傳統(tǒng)理論的深入理解和重新評估，也包括對新興理論、交叉學科的廣泛涉獵和恰當運用，更包括基于新視角、運用新方法而進行的知識生產，以構筑起真正多樣化的國際關系理論知識體系。而“知識多樣化不僅是多元主義的重要表征，同時也是向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國際關系學發(fā)展的基石”。[56]方法創(chuàng)新不僅意味著要沿著傳統(tǒng)的定性和定量兩個基本方向繼續(xù)前行，重視各種先進技術手段的引入和使用，更為重要的是知識觀重建基礎上的思維方式更新和知識生產方式重構。[57]
再次，加強跨學科、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這是推動國際關系理論“全球轉向”的核心動力。這既包括在國內層面國際關系學與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其他學科的深入交流，也包括在國際層面與本學科及相關學科的廣泛對話、互鑒。[58]這種基于學術理性而展開的合作行為的價值，在于通過多元學科視角打破“西方中心論”的單一框架，為理論創(chuàng)新注入非西方文明的思想資源。比如，歷史學的“全球史視角”可挖掘前現(xiàn)代時期不同文明的交往遺產，[59]為構建“非民族國家中心”的國際關系理論提供歷史支撐；人類學的“文化闡釋方法”能解碼不同地域的交往邏輯，[60]補充傳統(tǒng)理論對合作機制的認知；法學的“全球治理規(guī)則演變研究”可揭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在規(guī)則制定中的貢獻，糾正“西方主導規(guī)則創(chuàng)設并助力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認知偏差。在這一過程中，國際關系學者應當秉持開放包容的態(tài)度：徹底摒棄“學科本位”的封閉思維，主動學習和積極運用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61]接受理論與方法的多元化，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的跨學科研究中尋找新的著力點和增長點，比如，從法學與國際關系學交叉領域，探索“全球發(fā)展權”的理論構建。同時，還需推動建立跨學科合作的保障機制，特別是聯(lián)合全球學者倡導“多元學術標準”，充分接納非西方視角，真正承認跨學科成果的學術價值。唯有如此，才能徹底打破學科間的理論分割與地域上的經驗局限，為國際關系理論的“全球轉向”匯聚多元性、去中心化的思想智慧，重構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生產機制與學術發(fā)展生態(tài)，充分反映多主體和多樣文明的世界現(xiàn)實。
注釋
[1]馬克·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第二版，黃艷紅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7頁。
[2][9]趙鼎新：《時間、時間性與智慧：歷史社會學的真諦》，《社會學評論》，2019年第1期。
[3]轉引自保羅·皮爾遜：《時間中的政治：歷史、制度與社會分析》，黎漢基、黃佩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頁。
[4][11]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劉懷玉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608、1～2頁。
[5][53][56]秦亞青：《全球國際關系學與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國際觀察》，2020年第2期。
[6]趙鼎新：《在西方比較歷史方法的陰影下——評許田波〈古代中國和近現(xiàn)代歐洲的戰(zhàn)爭及國家形成〉》，《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
[7]劉文英：《中國古代的時空觀念》修訂本，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8、6頁。
[8]紀麗君、吳瑩、楊宜音：《中國人的時間知覺廣度》，《心理學報》，2023年第3期。
[10]參見埃里希·蒂斯：《中國人的時間圖像》，馬繹、劉媛譯，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8年。
[12]《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讀》上卷，榮震華、李金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09頁。關于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蘊含的時空觀及其批判，參見王存剛、孟凱強：《時空之維與世界政治研究方法論的自主創(chuàng)新》，《世界經濟與政治》，2025年第4期。
[13]國內學界有關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時空觀較為系統(tǒng)的討論，可見熊進：《論馬克思的時間概念》，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李春敏：《馬克思的社會空間理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張榮軍：《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及其當代價值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強乃社：《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維度》，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
[14][17][23]《列寧專題文集 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88、86、143頁。
[15]參見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戴維·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蘇賈：《后現(xiàn)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辛宇：《沃勒斯坦理論中的時空觀念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
[16][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53頁。
[18]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小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頁。
[20][21][22]黑格爾：《自然哲學》，梁志學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51、48和53、48頁。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2頁。
[25]參見劉奔：《時間是人類發(fā)展的空間——社會時-空特性探析》，《哲學研究》，1991年第10期；俞吾金：《馬克思時空觀新論》，《哲學研究》，1996年第3期；王南湜：《社會時空問題的再考察》，《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9年第3期。
[26]戴維·哈維：《后現(xiàn)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55頁。
[27]《習近平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2015年8月23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08/23/content_2918446.htm。
[28][36]董欣潔：《西方全球史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1、5頁。
[29]參見柯嬌燕：《什么是全球史》，劉文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齊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第五版，魏鳳蓮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S. 康拉德：《全球史導論》，陳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入江昭：《全球史與跨國史》，邢承吉、滕凱煒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全球視角中的全球史：連通世界中的理論與方法》，董欣潔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劉文明：《全球史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
[30]巴勒克拉夫：《處于變動世界中的歷史學》，轉引自張廣智：《“放眼世界，展示全球”——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論與實踐》，載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導論》，張廣勇、張宏宇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第7頁。
[3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42頁。
[32]喬·古爾迪、大衛(wèi)·阿米蒂奇：《歷史學宣言》，孫岳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頁。
[33][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540～541頁。
[34]其實就是前文界定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在英文中，world和global兩個單詞的核心義項存在重合之處，都指稱全球、天下。
[37][38]巴里·布贊、理查德·利特爾：《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再構建》，劉德斌主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序言，第I頁。
[39][40]B. Buzan and G. Lawson, "Rethinking Benchmark D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2, 20(2).
[41][47][52]巴里·布贊、阿米塔·阿查亞：《重新想象國際關系學：三種非西方文明中世界秩序的思想與實踐》，李東琪、顏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5年，第1、6、11頁。
[42]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信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5頁。
[43]參見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3～383頁。
[44]S.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1977, 106(3). 中國學者發(fā)現(xiàn)，美國國際關系學科在二戰(zhàn)后完成身份塑造和“霸主加冕”后，“所謂大辯論只是局限于美國國際關系學科內部的話語游戲”。參見谷翔宇、袁正清：《不只爭論：美國國際關系學科的身份塑造》，《世界經濟與政治》，2025年第7期。
[45]D. Lake, "White Man's IR: An Intellectual Confess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6, 14(4).
[46][51]阿米塔·阿查亞、巴里·布贊：《全球國際關系學的構建：百年國際關系學的起源和演進》，劉德斌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15、309頁。
[48]參見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全球轉向”的實踐意蘊》，《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0月14日，第7版。
[49]See A. B. Tickner and O. Waev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50]參見阿米塔·阿查亞：《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中的權力、制度與觀念》，白云真、宋亦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54]國際關系的后殖民理論（Postcoloni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本體論方面，主張主體間的、互構的立場，并籍此對國際關系理論進行重構，“成為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一只充滿生命力和創(chuàng)新性的力量”。參見同子怡：《國際關系的后殖民理論：一種包容與多元的理論》，載《國際政治研究》2024年第3期，第74～103頁。
[55]有學者認為，發(fā)展全球國際關系學，應當采用“全景式”分析視角，關注“聯(lián)系”和“整合”意義上的全球視野，以實現(xiàn)全球和地方之間的動態(tài)平衡。參見余博聞：《全球國際關系學視野中的“中國學派”構建》，《國際觀察》，2021年第2期。
[57]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遵循經典科學觀，即認為確定性是世界的本質屬性，以發(fā)現(xiàn)國際關系的決定性因果律為目的。而認為不確定性是世界本原狀態(tài)的量子科學觀的誕生，已對國際關系理論產生影響。參見秦亞青：《知識觀重建與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進路——以三大理論批判為例的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9期。
[58]2017年5月，英國蘭卡斯特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舉辦以“全球關系性的未來”（The Future of Global Relationality）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究會。以此為開端，來自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qū)、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國際關系學者加入關系主義（Relationism）的研究對話中，并已取得引人注目的理論成果，中國學者秦亞青創(chuàng)立的“世界政治的關系理論”就是其中之一。參見季玲：《國際關系知識生產的全球主義路徑與中國關系理論》，《學術月刊》，2024年第5期。
[59]比如，古代印度洋貿易圈的“互利共贏”規(guī)則。參見M. A. Cobb (ed.), The Indian Ocean Trade in Antiquity: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Impact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60]比如，作為非洲最原始世界觀之一的“Ubuntu 理念”，就蘊含著共同體意識、聯(lián)系觀念及對互助合作的強調。參見李新烽、谷亞平、陳阿龍：《中非共建現(xiàn)代文明：思想基礎、時代意義與實踐路徑》，《世界經濟與政治》，2024年第5期。
[61]比如，借鑒社會學的“網絡分析方法”研究全球權力結構。參見羅杭、李博軒：《國際結構分析與國家權力測量——基于大數(shù)據(jù)的網絡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年第6期；Z.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6–200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D. S. Grewal, Network Power: The Social Dynamics of Globaliz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Time-Space Perspective, Global History, and the "Glob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Marxist Analysis
Wang Cungang
Abstract: The transnational interactions depict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re social facts embedded in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their conceptualization is inherently shaped by time-space concepts. The Marxist time-space perspective, premised on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ime and space, acknowledges their eternity and infinity, emphasizes their inseparability, and always situates relevant issues within specific social-historical contexts, with the ultimate concern being human liberation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This scientific and unique time-space perspective provides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history and the "glob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truly univers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ould be based on a glob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t is, all human behaviors and events that have unfolded globally since the birth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ir evolutionary laws. To this end, research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specially non-Western researchers, must further emancipate their minds, properly handl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the universal and the particular, continue to refin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tively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field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so as to thoroughly break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Eurocentric paradigm, reconstruct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and academic eco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fully reflect the diverse subjects and civilizations in the real world.
Key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global history, global turn, Marxism, time-space perspective
責 編∕桂 琰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