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型能源體系是對傳統能源體系的系統性重塑，強調以新能源為供給主體，以化石能源為兜底保障，以新型電力系統為關鍵支撐，以綠色智慧節約為用能導向。現階段，我國新型能源體系建設正處于新能源占比大幅提升、傳統化石能源加速轉型時期，能源安全面臨新的風險挑戰。亟須提出一套立足國情、著眼全局的系統性解決方案，圍繞協同互補保供、技術創新驅動、市場機制完善、國際合作深化，構建兼顧穩定性與靈活性的現代能源治理框架。
關鍵詞:新型能源體系 能源安全 能源治理
【中圖分類號】TK01 【文獻標識碼】A
能源安全是關系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戰略性問題，對國家繁榮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社會長治久安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立足國情，堅持先立后破，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確保能源安全。”[1]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對“十五五”時期能源安全工作作出部署，提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體系初步建成”的發展目標，強調“夯實國家安全基礎保障，確保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重大基礎設施安全”[2]。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制定能源強國建設規劃綱要，加快新型能源體系建設，擴大綠電應用。”[3]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我國能源發展面臨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深刻調整、國內供應保障與綠色轉型統籌推進的復雜局面。傳統能源體系側重資源獲取，強調確保石油、天然氣等實物類戰略資源的連續供應與價格平穩。新型能源體系是對傳統能源體系的系統性重塑，強調以新能源為供給主體，以化石能源為兜底保障，以新型電力系統為關鍵支撐，以綠色智慧節約為用能導向。這種能源體系重構是對能源安全觀念轉換邏輯的深度響應，有利于維護國家安全，將能源供給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戰略定位
我國依托遼闊的地域優勢，推動形成煤炭、電力、油氣與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協同發展的能源供給格局，建成全球門類最全、規模最大的能源體系[4]。現階段，我國新型能源體系建設正處于新能源占比大幅提升、傳統化石能源加速轉型的攻堅期。只有全面夯實能源發展的各項基礎，才能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中牢牢把握能源安全主動權。
保障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能源不僅是生產生活的基礎性物質條件，更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能源體系的穩健運行，直接關系到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社會經濟秩序正常運轉和人民生活質量持續提升。在推動綠色低碳轉型的同時，我們必須堅守能源安全的底線思維，重視能源供給穩定和風險防控，通過前瞻性戰略規劃和系統性政策組合，夯實供給基礎，加快智能電網、電網側儲能等新型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增強儲備能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安全儲備和應急響應能力。
適應新的能源安全形勢的必然要求。當前，全球能源政治博弈加劇，國際能源市場波動頻繁，傳統能源結構難以適應未來發展需求。新的能源安全形勢，要求我們必須增強戰略韌性、提升能源自主可控能力，在推進可再生能源大規模替代傳統能源的同時，構建安全穩定高效的新型能源體系。在加快新型能源體系建設的過程中，衡量能源安全不能簡單以資源供給量為標準，而應納入系統性、戰略性和動態性的新安全視角。通過統籌能源供給、消費、技術和治理等多要素，從整體上提升能源系統的安全韌性。通過推動技術進步、加快制度創新，把握能源戰略主動權，確保在面臨內外部風險沖擊時，保持能源秩序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破解能源發展難題的必然要求。能源領域存在“安全性、綠色性、經濟性”三者難以兼顧的“不可能三角”困境，構建新型能源體系是解決這一難題的關鍵路徑。長期以來，我國能源發展面臨傳統高碳模式與綠色低碳轉型的深刻矛盾：傳統化石能源體系以經濟性為優先導向，付出的代價是高碳排放和環境壓力；早期清潔能源技術雖然在環保性上具有優勢，卻因技術成熟度不足、成本相對較高、供需匹配難度較大等原因，在體系安全性和經濟性上面臨較大挑戰。這一現實狀況要求能源體系在綠色轉型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傳統能源體系與新型能源體系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建設新型能源體系，應堅持先立后破、穩中求進，在推進過程中，確保傳統能源的有序退坡與新能源的可靠替代實現動態平衡，避免因轉型節奏失控而引發能源供給的結構性風險。
現實挑戰
新能源消納能力不足。2025年，我國風光裝機歷史性超過火電，風電光伏裝機超過火電將成為常態[5]。新能源大規模接入，顯著提升我國清潔能源供給比重，但“消納難”仍是制約能源體系高效運行的瓶頸。其一，風電、光伏等新能源裝機發電具有間歇性與波動性特征，區域性電網消納能力不足、季節性供需錯配等問題仍然突出。在西北部等資源富集區，由于輸電通道和跨區域消納機制尚未完全建立，在新能源發電時段會出現棄風棄光等現象，制約新能源產業規模化發展。其二，氣候危機加劇新能源供給的隨機性和不穩定性。極端天氣頻發，放大風光發電的“上量上波動”特性，使得電力系統在短時間內面臨供給驟增或驟減的雙重壓力，增加平衡調度難度。其三，現有電網規劃和市場機制，在消納新能源方面存在省際交易壁壘，區域電力市場互聯互通尚不充分，遠距離輸送與跨省調度效率仍有提升空間。解決新能源消納問題，需要統籌推進輸電通道建設、市場化調度機制改革、電網側儲能等新型能源基礎設施布局，以及預測控制技術創新，從而提升系統整體動態平衡能力，避免新能源“產而不用”的尷尬局面出現，真正實現新能源大規模、安全、高效消納與利用。
能源供需矛盾日趨緊張。當前，我國能源需求結構正發生深刻變化。一方面，隨著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數據中心、電動汽車等新產業對電力的持續拉動，經濟發展對電力和清潔能源的依賴度顯著提高。這種快速增長的需求，對電網負荷提出更高要求，可能在高峰時段導致用電局部性緊張。另一方面，新能源供給穩定性不足，儲能與靈活調峰能力尚未完全匹配，使得供給側與需求側在精細化對接時面臨巨大壓力。解決供需不平衡問題，需要通過中長期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市場機制改革等多維度系統性舉措緩解。在新型能源體系建設的頂層設計中，應進一步提升需求側的靈活性和響應性，同時完善電網側儲能布局和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強化儲能、調峰及跨區域輸電能力，推動形成更為穩定、高效的能源供需互動機制，從而實現能源系統整體穩定與高質量發展。
能源供應面臨外生風險。油氣資源是牽動我國能源消費變化的主力軍，對油氣資源的過度依賴一直是我國能源安全建設中的重要問題。油氣依賴使我國在能源供應上承受國際市場波動與地緣風險的雙重壓力，一旦重要產油國爆發沖突、制裁或貿易摩擦，將直接影響我國能源供給的穩定性與價格安全。一方面，國外地緣政治危機事件、貿易孤立主義、零和博弈和冷戰思維等，驅使油氣能源向“政治化”“地緣化”“武器化”方向傾斜。另一方面，區域性能源競爭和外交角力，也可能加劇供應鏈的脆弱性。應對外生風險，需要從戰略層面加強能源外交布局，通過多邊合作與豐富供應渠道，推動構建穩定的全球能源治理體系，提升戰略儲備能力和本土能源產能，進而增強國家在國際能源競爭中的韌性和自主性。
數字化轉型引發新的風險挑戰。新一輪全球科技與能源革命深刻演進，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5G等新技術迅速滲透能源系統，對能源需求結構和安全治理提出全新挑戰。技術革命帶來尖峰用電需求急劇增長，使供電系統在短時間內承受巨大壓力。近年來，互聯網數據處理服務、電動汽車充換電服務等新產業快速發展，相關用電量同比增長顯著，推動能源需求結構發生深刻變化。2024年上半年，互聯網數據處理服務和充換電服務業用電量分別同比增長33.0%和63.7%，[6]不斷涌現的尖峰用電需求，推動電網基礎設施持續升級。這種集中式、高強度的需求模式，對現有配電網的承載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同時也促使儲能設施和調峰能力加速升級。能源系統數字化程度提升，也帶來日益突出的網絡安全風險，電網成為網絡攻擊的高風險目標。監測數據顯示，2023年全球能源行業暴露網絡安全漏洞4500個，其中42%為高危級別，35%集中于工控系統（ICS），68%的ICS高危漏洞直接威脅電力基礎設施。[7]隨著可再生能源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針對分布式能源系統、智能電網及儲能設施的復合型網絡攻擊風險也在增加。這要求強化能源系統的網絡安全防護能力，構建全鏈條、多層級的安全防線，同時推動能源基礎設施升級與數字治理能力提升，通過完善法規體系、提升監測預警能力和開展跨部門協同，共同應對新技術帶來的能源供需側風險，確保能源系統在網絡時代的安全、穩定與高效運行。
行動策略
《建議》提出“加快建設新型能源體系”，強調“持續提高新能源供給比重，推進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著力構建新型電力系統，建設能源強國”[8]，建設新型能源體系應立足國情、著眼全局，圍繞協同互補保供、技術創新驅動、市場機制完善、國際合作深化，構建兼顧穩定性與靈活性的現代能源治理框架。
構筑協同互補的能源供給和保障體系
在我國新能源快速發展且規模持續擴大的背景下，新能源消納困難、供需不平衡等問題日益顯現。應對這些問題，關鍵在于構建新能源與傳統能源供給互補、戰略儲備協同保障的能源安全體系。一方面，傳統能源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保供功能。在新能源不穩定性顯著、區域消納能力不足的情況下，煤炭、油氣等化石能源作為“壓艙石”，確保基本供能的作用尤為重要。因而，需要完善以煤炭為基礎的穩定供給體系，加快油氣產供儲建設，提高國家能源戰略儲備規模與應急響應能力，強化關鍵時刻的安全托底力量，守住能源安全底線。另一方面，新能源發展需與多能互補發展格局相結合，既要提高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裝機規模，也要通過合理布局與跨區調度機制，緩解新能源消納難題。鑒于新能源天生具有間歇性與波動性特征，亟須大力發展儲能技術作為“緩沖層”，尤其是電網側儲能的合理布局，可有效增強跨區域調度能力和系統靈活性。
應積極推動規模化儲能基礎設施建設，通過擴大公共儲能布局、激勵市場主體參與，實現儲能規模效應，從而降低儲能成本。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關于印發的《新型儲能規模化建設專項行動方案（2025—2027年）》提出，到2027年大幅擴展儲能裝機規模，并推動儲能與電網、負荷、供給協同發展，提升新型電力系統的整體穩定性。儲能作為新型電力系統中的“調節器”，在削峰填谷、儲備備用電力、彌補新能源出力波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通過構建能源供給協同保障體系，我國不僅可提升應對氣候風險與國際供應鏈沖擊的能力，還能有效緩解新能源消納制約，為實現能源安全與綠色轉型協同推進打下堅實基礎。
推動技術創新與智能化治理
當前，能源體系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數字化、智能化變革，新技術在電力系統和能源供需協調中發揮著日益關鍵的作用。煤礦智能化建設已成為驅動煤炭工業協同轉型的關鍵引擎。[9]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正成為應對新型能源體系風險的重要力量，其能夠對電力負荷、發電出力、氣象變化和需求響應等進行深度預測與智能調度，從而顯著提升能源系統運行效率。唯有以自主研發技術奠定能源轉型路徑，才能筑起保障我國區域能源供應穩定的強大后盾。我國應充分發揮技術牽引作用，布局適合中國特色發展路徑的科技戰略，釋放新技術在太陽能、風能和儲能技術領域的潛力。積極推進數字技術、智能電網和人工智能發展，率先在全國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并配套完善的電網側儲能布局，利用先發優勢大幅提升能源系統的效率和靈活性。
人工智能技術還可用于提升網絡安全監測能力，對潛在的攻擊行為進行預警與防護，減少能源系統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的安全風險。通過技術牽引與人工智能賦能，不僅可以應對新能源消納、供需錯配等現實問題，還能提升能源系統的智能化水平和適應性，為構建高效、靈活、安全的新型能源體系提供有力支撐。
促進政策協同和市場機制完善
在我國推進新型能源體系建設的過程中，存在跨省能源調度難、市場化交易不完善、價格機制不成熟等機制性障礙。為破解這些深層次矛盾，必須從頂層設計層面強化能源政策的協同演進。
首要任務是建立健全統一的電力市場與碳市場體系，推動碳排放權、電力交易、綠色電力證書等多市場協同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能源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市場化價格信號，引導資本向新能源、儲能等領域有效配置，促進企業和消費者優化能源使用行為，提升整個能源系統的運行效率。同時，需打破省際壁壘，提升跨區域能源協調能力，加快完善全國統一的輸電通道建設與運行機制，促進能源跨省、跨區域流動，有效緩解能源區域不平衡問題。
政策協同還應涵蓋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用能權和碳交易體系的一體化設計，推動能源安全政策與綠色低碳戰略實現聯動互促。通過完善價格機制、激勵機制和市場監管機制，推動用能主體開展能源替代，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使用成本，減少因政策沖突引發的供應鏈脆弱性風險。長期而言，構建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能源政策框架，將為新能源與傳統能源協同發展、能源供需平衡和能源安全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制度支撐，使新型能源體系既具備競爭力，又具備高度韌性，從而有效化解能源安全風險。
深化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合作
我國應持續深化多邊能源安全治理合作，積極提供具有中國特色的能源安全公共產品。依托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發揮我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產業鏈齊備的優勢，為共建國家提供優質能源公共產品，優化能源安全治理體系。通過參與全球能源市場交易和國際貿易合作，在能源技術和管理方面積累更多支持資源與實踐經驗，打破全球市場中的綠色壁壘。于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時代背景下，重塑全球新型能源格局，在新一輪能權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
我國還應積極參與全球能源治理創新，推動構建更加開放、透明、公平的國際能源市場體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與能源“武器化”傾向，積極倡導合作共贏的國際能源安全觀。我國可通過深化國際能源合作，優化我國能源供應鏈結構，提高能源資源的國際配置效率，還可借助能源技術協作，引進國際先進的能源管理與風險防控經驗，進而提升我國新型能源體系應對外部風險與挑戰的能力，筑牢國家能源安全屏障。
【本文作者為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管理學院講席教授；廈門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魏邦國，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略
責編：石 晶／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