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的內涵與實現路徑，并非一成不變的固定概念，其發展演進背后折射的是不同發展階段對“富裕”本質、“共同”路徑的認知深化。新時代共同富裕擺脫歷史上混淆所有制層次、平均主義、運動式推進的局限，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主線，在中微觀層次力推“組織方式的靈活調用”，立足數智社會新技術新空間帶來的新增量，暢通社會流動渠道，構建起效率與公平協同、創新與普惠融合、物質與精神并重的新邏輯。面對領導效能、客觀結構、代際協同的挑戰，“十五五”時期應通過就業創業優先、民生保障均等、人口質量優化、教育創新驅動、銀發經濟搭臺、中年減負支持，多措并舉，精準發力，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

【關鍵詞】共同富裕 激勵相容 所有制層次 人的全面發展 組織方式的靈活調用

【中圖分類號】F126/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4.001

王水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博弈論、組織理論、經濟社會學，主要著作有《結構博弈：互聯網導致社會扁平化的剖析》、《鑲嵌式博弈：對轉型社會市場秩序的剖析》、《制度變遷中的行為邏輯》（主編）。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1]共同富裕概念包含的理論內容與實踐路徑，并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我國不同歷史階段的實踐探索中不斷豐富、在理論分析中持續深化、在動態發展中日益趨向科學完善。

歷史語境下的“共同富裕”

要理解新時代共同富裕的“新”，必須先厘清其歷史源頭與實踐局限。1953年，“共同富裕”一詞被寫進黨的重要文獻和重要報刊。[2]但其與特定歷史階段的生產關系變革深度綁定，形成與新時代截然不同的實踐邏輯，其中的經驗為今日發展提供了重要鏡鑒。

概念緣起：服務于生產資料公有制改造的道路選擇。1953年，我國正處于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關鍵時期，共同富裕的提出，本質上是為配合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解決“個體經濟分散落后”與“工業化建設需求”之間的矛盾。

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報》頭版發布慶祝新中國成立四周年的口號，其中第38條明確號召：“農業生產互助組男女組員們！農業生產合作社男女社員們！團結一致，發揮集體主義精神，提高生產效率，提高糧食及其他農作物的產量，增加收入，爭取共同富裕的生活，根據自愿和互利的原則，進一步鞏固和提高自己的互助組、合作社，主動團結并耐心教育單干農民，有步驟地發展互助合作組織！”[3]其指向十分清晰——通過集體化生產（互助組、合作社）替代個體農耕，提升農業生產力，既讓農民增加收入，更為工業化積累原始資本，此時的共同富裕是依托于農業的集體化生產而要達成的附屬目標。

同年12月16日，由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向全國公布，其中進一步將共同富裕寫入黨的農村工作根本任務之中，指出：“為著進一步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黨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眾逐步聯合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能夠由落后的小規模生產的個體經濟變為先進的大規模生產的合作經濟，以便逐步克服工業和農業這兩個經濟部門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并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4]在黨的重要文件中界定了“共同富裕”的定位，但其邏輯前提仍是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農民引向具有共同富裕性質的社會主義道路。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轉變，意味著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呈現“先改制度、再求富裕”的歷史特征。

實踐局限：平均主義與運動式推進的歷史教訓。從1953年的概念提出到后續實踐，這一階段的共同富裕實踐始終未能脫離“一大二公”的集體化框架，最終因違背經濟規律、忽視個體差異，陷入“越求共同、越難富裕”的困境。

其一，“一大二公”的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生產活力。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后期，互助組、初級社迅速向高級社過渡，土地、農具等生產資料完全歸集體所有，分配上強調“平均主義”。農民微觀層面“單干”還是“入社”的生產方式選擇，被越來越強制性地與宏觀層面走資本主義還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關聯，限制個體發揮主動性的空間和自由。農民的勞動成果與個人收益脫鉤，“干多干少一個樣”的機制一定程度上挫傷生產積極性，導致農業生產力不僅未提升，反而出現階段性下滑。

其二，運動式推進脫離實際發展階段。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將集體化推向極端，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試圖通過“大鍋飯”“公共食堂”等形式快速實現“共同富裕”，違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以及生產關系要與生產力相適配的基本規律。1959～1961年，我國糧食產量大幅下降，經濟社會發展遭遇困難，不僅未實現共同富裕，反而讓民眾陷入貧困之中。

其三，認知偏差：將“共同”等同于“平均”，“結果”混同于“過程”。這一階段的實踐混淆了共同富裕與平均主義的本質區別，認為“消滅差距就是實現共同富裕”，忽視了富裕的前提是財富總量的增長，而共同的核心是機會均等而非結果均等。共同富裕作為一個宏觀層面的結果，其實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在“聯合起來進行生產”“大鍋飯”“公共食堂”這樣的中微觀過程，卻越來越被解讀為是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亦即社會主義道路。這種認知偏差導致政策重心主要放在“分蛋糕”而非“做大蛋糕”之上。

這些歷史教訓為新時代共同富裕邏輯的探索與構建提供重要的歷史參照，深刻表明：共同富裕不能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空談公平，不能混淆微觀、中觀、宏觀的層次“一刀切”地判定生產關系的性質優劣，不能以犧牲效率為代價追求平均，更不能通過運動式、行政化的手段強制推進。

新時代共同富裕的突破與創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5]經濟發展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此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有了系統性創新，達到新的高度，共同富裕的邏輯實現全方位重構，形成如下四大突破：從“以生產制度變革為中心”轉向“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從強調公有化的“所有制身份化區分”轉向強調適配性的“組織方式的靈活調用”，從傳統生產資料共有的“效率困境”轉向數智社會普惠的“激勵相容”，從“物質層面單一追求”轉向“物質與精神雙重滿足”。

邏輯起點：從“以生產制度變革為中心”轉向“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傳統共同富裕的邏輯起點是生產制度變革，即先通過集體化擴大生產規模，再將產品由不同層次的集體進行具有平均化導向的分配，本質上更加重視具體制度安排。新時代共同富裕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根本出發點，圍繞此目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進而踐行建設社會主義的初心，重構其邏輯起點。

一方面，以人的全面發展定義富裕的新內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6]新時代的富裕不再僅指物質財富的積累，更包括人的能力提升、權利保障、精神滿足等多維度內容。例如，通過教育公平讓每個人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通過醫療保障讓每個人擁有健康的身體基礎，通過社會保障讓每個人免除生存焦慮——這些“人的發展條件”的改善，比單純的收入增長更能體現共同富裕的本質。

另一方面，消費引領供給激活富裕的新動能。新時代共同富裕不再依賴“先生產、后消費”的傳統路徑，而是通過滿足民眾多樣化、多層次的消費需求，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優化，形成“消費—生產—再消費”的良性循環。例如，隨著民眾“健康生活”“情感陪伴”“精神愉悅”等需求的提升，健康產業、銀發經濟、情緒消費等新業態發展迅速，既創造新的財富增長點，也讓富裕的內涵更加豐富。這種“以消費為牽引、以人的需求為導向”的邏輯，既實現“做大蛋糕”的目標，又讓“蛋糕”的分配更貼合民眾需求，體現“效率與公平”的內在統一。

經濟基礎：從“所有制身份化區分”轉向“組織方式的靈活調用”。傳統共同富裕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并且未合理區分宏觀、中觀、微觀的層次差異，從“公有”到“私有”的不同經營主體未能享有同等地位，并強調“公有制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不可避免地存在“層次謬誤”。這種認知導致非公有制經濟的活力被抑制，財富創造的源泉受限。新時代共同富裕注重“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在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基礎上，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注重中微觀層面具體組織方式與生產力的多樣性、適配性，構建“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的協同機制。

一方面，淡化所有制差異，做大財富總量。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7]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共同富裕是宏觀層面的目標，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個總體概念，其前提是“蛋糕足夠大”，而中微觀層面的各類所有制企業都是“做蛋糕”的重要力量——國有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發揮主導作用，民營企業在創新、就業、稅收等方面貢獻突出，外資企業帶來不同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宏觀層面的公有制體制和中微觀層面的各類所有制經營主體并不構成矛盾，只有平等對待各類所有制企業，才能讓所有經營主體“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為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另一方面，聚焦初次分配改革，分好財富蛋糕。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新時代共同富裕特別強調“分蛋糕的公共性、開放性”，關鍵是解決初次分配中“勞資分配失衡”的問題。首先，通過完善勞動合同制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推動工會改革等措施，強化勞動者的權利意識，讓勞動者收益與勞動貢獻相匹配。例如，近年來，我國不斷推進“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讓技術工人的收入與技能等級、業績貢獻掛鉤，打破“體力勞動低價值”的偏見。其次，通過減稅降費減輕企業與個人負擔，同時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政府在分配財政資源時，優先保障民生領域（教育、醫療、養老），再考慮行政開支，確保資源更多流向普通民眾。例如，2023年全國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費22289.9億元，其中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是主要受益對象，占比64%；[8]同時，截至2023年底，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約13.34億人，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9]財政資源的民生導向顯著增強。

技術賦能：從傳統生產資料共有的“效率困境”轉向數智社會普惠的“激勵相容”。數智社會的技術賦能也有助于構建“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的協同機制。傳統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主要依賴土地、勞動力等傳統生產要素，受地域、資源、技術等限制，在中微觀層面推崇“共有”制度，難以在組織內突破“零和博弈”“囚徒困境”的邏輯，“富裕”的開創面有限。新時代共同富裕則充分利用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和創新空間，不斷推陳出新，暢通社會流動渠道，讓新增量引領新的致富，讓“后來者居上”“先富者再升級”。通過將新技術、新空間打造為普惠性公共資源，形成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數字資本驅動的新路徑，實現技術紅利全民共享。

數字技術的普惠性打破資源壟斷。在數字時代，人工智能匹配、平臺經濟、移動支付等技術成為全民可及的公共資源——民眾只需支付手機費、上網費等基礎成本，就能近乎免費使用這些技術：農民通過電商平臺將農產品賣到全國，擺脫“產地低價、銷地高價”的困境，享受全國大市場的紅利；小微企業通過外賣平臺獲得海量訂單，降低經營成本；老年人通過智能終端享受線上醫療、線上繳費等便利服務。數字經濟打造創新發展引擎，[10]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4年）》顯示，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3.9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42.8%，[11]數字技術已成為縮小城鄉、區域差距的重要力量。

數智社會人工智能普惠性激勵相容機制極易推廣，有望實現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雙贏，破解傳統生產資料共有產生的“效率困境”。與傳統技術不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具有“使用越多、收益越大”的特性：個人使用數字平臺的頻率越高，獲得的服務越精準、越豐沛（如人工智能推薦的就業信息、學習資源、工作機會、生財之道、線上認同、地位聲望等）。同時，個人的使用行為也在為平臺積累數據資源，推動技術迭代升級，進行更好的經驗傳遞、互通有無，實現更大面積的“普惠”。進而形成個人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數字資本提升與公共技術資源優化的良性循環，達致“讓技術空間新增量引領新的致富”的效果。例如，農民工通過在線職業技能培訓平臺學習技術，不僅提升自身就業競爭力（個人收益），同時給其他人以啟示，也為平臺積累了“農民工技能需求”的數據，幫助平臺優化課程設計（公共資源優化），還有助于企業尋找到、匹配上相關技術骨干。這種激勵相容機制，讓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不再是單純的工具，而是成為連接個人與公共利益的紐帶，讓技術紅利真正惠及全民。

價值多樣：從“物質層面單一追求”轉向“物質與精神雙重滿足”。傳統共同富裕的價值導向主要聚焦物質層面，對民眾的精神需求與情感滿足關注不夠。新時代共同富裕則明確提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目標，將“情緒經濟”“精神消費”作為新的增長空間，實現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足的雙重提升。

一方面，人工智能助力“情緒經濟”開拓新生產空間。隨著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民眾對“情感陪伴”“精神愉悅”“自我實現”等需求日益增長——年輕人需要社交平臺緩解孤獨，老年人需要智能陪伴設備消除寂寞，兒童需要益智類人工智能產品開發智力。因此，人工智能恰好能精準匹配這些需求。例如，人工智能心理咨詢機器人為民眾提供24小時情感疏導，智能陪伴機器人為獨居老人提供日常照料與聊天服務，虛擬現實技術為年輕人創造沉浸式娛樂體驗。據測算，2024年我國“情緒經濟”相關市場規模已超2.3萬億元，2029年預計突破4.5萬億元，[12]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這種“需求牽引供給”的模式，既滿足民眾的情感需求，又創造新的就業崗位與財富來源，讓精神富足成為共同富裕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文化建設提升民眾精神境界。新時代共同富裕不僅關注情感需求的滿足，更重視精神境界的提升。通過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如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讓民眾免費享受優質文化資源；通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增強民眾的文化自信；通過開展全民閱讀、藝術普及等活動，提升民眾的文化素養。截至2024年底，全國共有公共圖書館3248個、群眾文化機構近4.4萬個、新型公共文化空間4萬多個；[13]“村BA”“村超”等基層體育文化活動蓬勃發展，既豐富民眾的精神生活，又增強社區凝聚力。這種精神層面的共同富裕，讓民眾在物質富足的同時，獲得更強的幸福感、歸屬感與價值感。

新時代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的主要挑戰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關乎全體人民福祉的重大戰略任務。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階段，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既具備堅實的物質基礎、制度優勢、技術突破和理論創新，也面臨著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的挑戰。

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效能提升的現實性挑戰。黨的領導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政治保證，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經過長期發展，我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沉淀了豐富全面的經驗，但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中，黨的自身建設和領導能力仍待進一步提升。一方面，個別黨員干部政治信仰出現動搖，理想信念滑坡，在復雜的利益格局和多元思潮沖擊下，缺乏“心在人民，利歸天下”赤子情懷，對共同富裕的戰略意義認識亟待提升，主動擔當作為的政治自覺和行動自覺亟須強化。另一方面，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仍有反彈回潮的風險，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在一些領域仍然存在，少數領域的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這些問題侵蝕黨的執政根基，影響黨在群眾中的公信力，阻礙共同富裕相關政策的落地見效。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使命擔當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以“刀刃向內”的勇氣開展自我革命，在懲治腐敗、凈化黨風政風方面取得歷史性成就。但如何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在宏觀層面以此驅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讓中微觀層面的“組織方式的靈活調用”對具體領域的生產力更具適配性、引領性，仍是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題。

客觀結構失衡引發的系統性挑戰。共同富裕的實現離不開均衡協調的發展結構，當前我國在人口、經濟、民生等領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成為制約共同富裕的重要瓶頸。在人口結構方面，除了性別結構失衡帶來“婚姻擠壓”之外，我國人口年齡結構也已從傳統的“金字塔型”轉變為“摩天大樓型”，人口老齡化進程持續加快，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降，“少子化、老齡化”特征日益凸顯。這意味著老年群體的養老、醫療等保障需求加大，不僅加重社會保障體系的負擔，也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創新活力受限，給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公平分配帶來結構性陣痛。

在經濟結構方面，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仍然突出，經濟結構性、體制性矛盾交織疊加。體制機制障礙和利益固化藩籬依然存在，要素市場化配置效率亟待提升，資本擴張收縮過于劇烈、分配不公等問題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影響共同富裕的推進節奏。

在民生保障和國家安全領域，結構性短板仍一定程度存在。民生保障存在薄弱環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有待提升，教育、醫療、養老等優質公共資源在區域、城鄉間分配不均，難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我國應對各類重大風險的能力仍需加強，在金融、能源、糧食、網絡等重點領域的安全隱患尚未完全消除，外部環境的復雜多變也增加發展的不確定性，這些結構性問題相互交織，形成制約共同富裕的系統性挑戰。

代際協同與主體活力激發的實踐性挑戰。年輕人是推動共同富裕的生力軍，青年群體的創新活力、創業能力直接關系共同富裕的實現質量和可持續性。在人口老齡化加劇的背景下，激發年輕人的主動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其在新經濟、新業態、新空間中的引領作用，對于緩解社會支持體系的脆弱性、增強發展內生動力至關重要。然而，當前年輕人在成長發展過程中面臨一定壓力，住房成本較高、就業競爭激烈、教育養育成本偏高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青年群體的創新熱情和創業意愿，影響其在共同富裕建設中作用的充分發揮。

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在連接青年與老年群體、促進代際協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發揮家庭在培育青年價值觀、支持青年創業就業、贍養老人等方面的功能，如何構建青年群體與老年群體良性互動、協同協作的社會機制，是推進共同富裕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此外，如何完善支持家庭發展的政策體系，減輕家庭在養老、育幼等方面的負擔，推動形成代際和諧、互助共進的社會氛圍，也是激發社會活力、推進共同富裕面臨的艱巨任務。

聚焦人的全面發展邁出共同富裕堅實步伐

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提升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效能，直面客觀結構失衡引發的系統性挑戰。新時代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需以《建議》為行動綱領，聚焦人的全面發展，緊扣暢通社會流動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等目標，將“投資于人”的理念貫穿始終，分清層次，理順階段，精準施策。本文認為，當前應主要通過六大領域的精準發力，切實邁向全民共建共享的新型共富路徑，實現“物的升級”與“人的進步”的雙向奔赴。

就業創業優先：以青年發展激活社會流動源動力。就業是社會流動的核心載體，青年群體的就業創業質量直接關系共同富裕的活力根基?！督ㄗh》提出：“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創新創業。”為此，應將青年就業創業置于民生保障優先位置，突破單一政策扶持模式，構建全鏈條賦能體系：在政策端，針對新經濟、新業態特點優化扶持政策，推動稅費減免、創業擔保貸款等資源向青年創業者傾斜；在平臺端，搭建跨區域就業創業服務平臺，整合企業崗位需求與青年技能供給，實現“精準匹配”；在實踐端，聯動職業院校與頭部企業共建實訓基地，聚焦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開展技能培訓，讓青年在新業態中實現價值提升。這一系列舉措既有利于破解青年就業結構性矛盾，更通過激活青年創造力為“做大蛋糕”注入持久動力。

民生保障均等：以普惠基礎筑牢共同富裕底線。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建議》立足“共享”原則，提出加強民生建設的“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應重點聚焦三大領域突破：在醫療領域，深化分級診療體系建設，推動優質醫療資源下沉縣域，通過遠程醫療、巡回診療等方式縮小城鄉醫療差距；在養老領域，健全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機制，擴大普惠型養老服務供給，確保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均等保障；在住房領域，推動房地產高質量發展，完善保障性住房供給體系，解決新市民、青年人等群體住房困難問題。通過構建覆蓋全生命周期的基本民生保障網，確保不同群體在教育、醫療、養老等關鍵領域享有平等權利，筑牢共同富裕的公平底線。

人口質量優化：以“投資于人”釋放人口發展紅利。應對人口結構變化、轉化人口發展動能是共同富裕的戰略支撐，《建議》緊扣“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主線，推動人口發展從“數量紅利”向“質量紅利”轉型。核心舉措包括：其一，深化教育資源均衡配置，通過集團化辦學、教師輪崗等方式縮小校際差距，讓每個孩子都有機會享有優質教育，夯實人力資本基礎；其二，完善終身學習體系，搭建線上線下融合的學習平臺，支持勞動者在職業發展各階段提升技能，適應產業升級需求；其三，優化人口時空配置，破除地域、戶籍、職業、階層等流動壁壘，支持勞動力向產業優勢地區、新興產業領域有序流動，同時推廣靈活就業、機動休假、遠程辦公等新模式，實現“人崗精準匹配”。通過全方位提升人口素質與配置效率，將人口結構變化轉化為共同富裕的發展優勢。

教育創新驅動：以育人變革對接高質量發展需求。教育是提升人力資本、促進社會流動的關鍵途徑，《建議》以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為目標，推動教育從知識傳授向創新育人轉型。突破點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打破單一評價體系，建立多樣評價機制，將創新能力、實踐能力納入評價核心指標，破解“唯分數論”局限；二是強化創新教育供給，在中小學開設人工智能、編程等創新課程，支持高校與科研院所共建創新實驗室，鼓勵青少年參與科研項目與創業實踐；三是推動教育與產業深度融合，職業教育聚焦實體經濟需求設置專業，高等教育加強基礎學科、前沿技術領域人才培養，確保教育產出與國家創新發展需求精準對接。通過教育創新培育創新型人才，為共同富裕提供人才支撐。

銀發經濟搭臺：以“老青協同”開拓共同富裕新空間。發展銀發經濟是應對人口老齡化、拓展共同富裕內涵的重要路徑，《建議》明確提出“健全養老事業和產業協同發展政策機制”“發展銀發經濟”。為此，在供給端，應推動養老產業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搭建智慧養老服務平臺，提供健康監測、居家照料等精準服務，同時依托“養老金融”政策支持，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養老產業；在人力端，一方面積極開發老年人力資源，鼓勵身體健康、有專業技能的老年人參與志愿服務、技術咨詢等工作，實現“銀發價值再發揮”，另一方面培育養老服務專業人才隊伍，通過補貼激勵引導年輕人投身養老服務，形成“老青協同”的互助格局；在市場端，挖掘老年人精神文化、健康養生等需求，培育特色養老產業集群，讓銀發經濟成為拉動消費、促進就業的新增長極。

中年減負支持：以“精準紓困”釋放中堅群體活力。中年人是家庭與社會的“中堅力量”，其發展活力的釋放是共同富裕的關鍵環節。應借鑒《建議》提出的“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的治理思路，針對中年人“一老一小”照料壓力大等痛點，精準紓困，構建全場景支持體系：在政策端，完善“一老一小”服務補貼政策，將家政服務、托育服務等納入民生消費補貼范圍，降低家庭照料成本；在服務端，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推動社區嵌入式托育機構、老年日間照料中心建設，實現就近便捷服務；在產業端，支持家政服務企業規模化、品牌化發展，通過標準化培訓提升服務質量，同時鼓勵平臺企業搭建家政服務供需對接平臺，解決服務資源分散問題。通過為中年人松綁減負，釋放其生產經營與創新創造活力，讓中堅群體在共同富裕中實現責任與收益平衡。

結語

從新中國成立后奠定國民經濟基礎，到改革開放后激發社會活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再到新時代立足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定位推進國家經濟建設，共同富裕的相關理論在實踐的沃土和歷史的積淀中不斷突破創新。唯有站在歷史縱深維度，系統回溯過往的實踐歷程，才能深刻把握新時代共同富裕的新邏輯——它已從一個局部概念變成一個總體概念，從關注靜態具體的生產關系制度安排變成聚焦動態高質量的生產力發展，從強調階級成分劃分變成要暢通社會流動渠道；它既強調傳統的勤勞致富、多勞多得、合理分配，又鼓勵新技術新空間的推陳出新、“后來者居上”、“先富者再升級”，更凸顯了宏觀上以人民為中心、微觀上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的社會思想。

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清晰認知當前推進共同富裕所面臨的多重挑戰，包括現實性的組織機制挑戰、系統性的結構失衡挑戰，以及實踐性的代際協同與活力激發挑戰。面對這些復雜挑戰，推進共同富裕必須聚焦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核心導向，始終圍繞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暢通社會流動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將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理念貫穿始終，分清層次，理順階段，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2]曹普：《從百年黨史看共同富?！?，《學習時報》，2022年2月21日，第2版。

[3]《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周年的口號》，《人民日報》，1953年9月25日，第1版。

[4]《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過。這個決議不適用于某些少數民族的地區）》，《人民日報》，1954年1月9日，第1版。

[5]《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27日，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6]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求是》，2021年第20期。

[7]《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2024年7月18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409.htm。

[8]《2023年全國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費超2萬億元》，2024年1月29日，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80/c5220986/content.html。

[9]《約13.34億人！我國醫保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2024年4月11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4/content_6944652.htm。

[10]陳憲：《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向與新實踐》，《國家治理》，2025年第19期。

[11]《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4年）》，2024年8月27日，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8/P020240830315324580655.pdf。

[12]《“情緒經濟”崛起 消費新勢力驅動產業新格局》，2025年12月20日，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3549617.html。

[13]《我國文旅公共服務惠及城鄉》，2025年9月29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9/content_7042865.htm。

責 編∕方進一 美 編∕周群英

Breakthroughs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and Strategies

for Tackling Its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Wang Shuixiong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 key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onnot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are not fixed concepts set in stone. The evolution behind them reflects the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prosperity" and the path to "commonnes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common prosperity breaks free from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confusing ownership levels, egalitarianism, and campaign-style promotion. With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the core thread, it vigorously promotes the "flexible deployment of organizational models" at the meso-and micro-levels. Based on the new increments brought by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spaces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society, it smooths the channels of social mobility and establishes a new logic that coordinates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tegrates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ness, and attaches equal importance to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Faced with challenges in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objective structur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ordina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e should prioritiz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qualize people's livelihood security, improve population quality, drive development through educational innovation, build platforms for the silver economy,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middle-aged groups to reduce their burdens. By taking these targeted and multi-pronged measures, we will make solid strides in advanc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ownership levels,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flexible deployment of organizational mod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