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中，“中國學”是關于中國的研究，既有來源于歷史文化的“國學”之意蘊，又有指向“國之大者”的國家學說、國家理論之蘊含。“新時代中國學”從歷史維度上，包括“漢學”“海外中國學”“世界中國學”在新時代的發展即“新時代的中國學”，賦予“中國學”新的時代內涵；從國家意義上，指稱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貫通基礎上的“新時代中國之學”，富有關于中國的國家學說、國家理論之科學思想內涵。“新時代中國學”發展，需將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國際與國內結合起來，以新中國史理論為基本內核，引領新中國史研究向新中國國家認識和研究即“新中國學”發展，在世界中國學中構建“新時代中國學”的理論與方法，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關鍵詞】世界中國學 新時代中國學 新中國史研究 新中國學

【中圖分類號】K207.8/K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4.004

宋月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導，當代中國出版社社長。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新中國史研究、中國藏學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國學手冊：新時代中國卷》（主編）、《中國式現代化簡史》（第二主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觀》（第一作者）、《論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邏輯與新中國史學科發展》（論文）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1]加快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共產黨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2]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外學術界對歷史中國和當代中國的認知與研究，愈發統一于世界中國學、聚焦新時代中國學，在此背景下，加快構建中國自主的中國學知識體系已成為重要任務。

2023年11月，習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致賀信指出：“中國學是歷史中國之學，也是當代中國之學。”[3]當今世界，中國學之所以日益成為一種國際顯學，無不在于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豐富發展，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學站在歷史與時代相結合的高度，架起中國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橋梁和平臺，自身也因應新時代發展，不斷孕育和生成具有時代內涵與鮮明特色的新時代中國學。

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觀察和認識當代中國特別是新時代的中國，圍繞新中國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這一歷史哲學問題，探索、揭示和彰顯新中國建設和發展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需要發展新中國史理論，推動其從新中國史研究向“新中國學”發展，更真實、立體、全面地向世界介紹和傳播新時代的中國。

新時代中國學及其學科領域與特點

世界中國學是中外研究歷史中國和當代中國的學科領域集群，研究者遍布世界各國和各區域，中西互鑒，而且學科種類繁多，跨學科、跨領域，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融合。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具有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蘊含著“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天下觀。中國的歷史長河里，既有中學西漸、國學外傳的思想潮流，又有西學東漸、中體西用的實踐探索。中西之學碰撞交織，推動中國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彰顯出世界中國學在新時代興盛和發展的歷史底蘊、內在機理和發展趨勢。

在深厚的歷史積淀與全新的時代機遇共同作用下，新時代中國學應運而生。新時代中國學這一概念，在歷史維度上可稱為“新時代的中國學”，在國家概念上則可稱為“新時代中國之學”。中國學既有來源于歷史文化的“國學”意蘊，又有指向“國之大者”的國家學說、國家理論的內涵。新時代中國學，是世界中國學在新時代發展的學術稱謂和形態。

新時代的中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對外開放，深刻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促進中國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時，中國學術界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借鑒吸收人類社會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彰顯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傳播中國聲音、中國理論、中國思想，在融通中外文化、增進文明交流中發揮著獨特作用，讓世界更好讀懂中國，特別是新時代的中國。由此，立足新時代中國的偉大變革，應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秉持兼容并蓄、開放包容的原則，不斷推進世界中國學研究，發展新時代中國學。

新時代中國學在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過程中，繼承傳統漢學、海外中國學和世界中國學的理論與方法，發揮中國學的傳統優勢，如翻譯學、比較文學、情報學、文獻學和新聞學等。解決好“為什么人”的問題，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體現主體性、原創性和時代性，如馬克思主義理論、國史研究、政治學、信息學、區域國別學、智庫建設和安全學等。世界中國學已從海外、域外中國學研究，發展到以何為中國、新中國、新時代中國為先導和源泉的新時代中國學。

新時代中國學的思想認識基石來源于關于“新中國”的認識和研究

無論是漢學、海外中國學、域外中國學，還是新時代中國學，均是以中國為主題的認識和研究，尤其是新時代中國學，不僅貫通歷史中國、當代中國，而且聚焦新時代的中國。新時代中國學的思想認識基石來源于關于“新中國”的認識和研究。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探索和創建，逐步由理想信念和政策主張變為現實，徹底結束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開啟中華民族發展進步新紀元。其中，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發展史上，“新中國”這一標識性概念并不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才提出和確立的，而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醞釀、概括和提煉出來的，并由中國共產黨的文獻記載和延續下來，深刻彰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科學內涵和實踐偉力。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礎上成立新中國，是歷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選擇。

“青春中華”的意蘊。19世紀中葉，近代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高度關注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和前途命運，科學預見“中國社會主義”將要出現，指出“中國社會主義之于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一樣”，并為他們心中的新中國取名為“中華共和國”。馬克思主義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科學揭示歷史運動的本質和時代發展的方向，與古老而悠久的東方大國的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革相聯系，深刻改變著中國和世界。

近代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中不斷探尋出路和方案。面對清末民族危機，孫中山發出“振興中華”的口號，康有為、梁啟超提出“新中國”概念，卻在當時的社會變革中屢屢碰壁，未能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但其作為思想文化遺產，具有歷史進步意義，在中華文明發展進步中得以傳承。

青春是新生的力量。1916年8月15日，李大釗在《晨鐘報》創刊號上發表《〈晨鐘〉之使命》，“索我理想之中華”，頌揚“青年之文明，奮斗之文明也”。同年9月，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青春》一文，期盼“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以說文解字的方式闡釋“中華”時提出，“吾人當于今歲之青春，畫為中點”，“中以前之歷史，封閉之歷史，焚毀之歷史，葬諸墳墓之歷史也。中以后之歷史，潔白之歷史，新裝之歷史，待施絢繪之歷史也”，“華者，文明開敷之謂也”，“青春中華者，方復開敷之中華也”。他號召青年“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青春中華”是其所處時代的吶喊，也是承載國家未來的遠景，更是與未來“新中國”歷史文脈相傳的思想文化意蘊。

“新的社會”寫入《中國共產黨宣言》。“青春中華”的創造，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引和先進政黨的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勝利，馬克思主義由理想變為現實。1918年，李大釗陸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強調這一革命預示著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到來，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須知今后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五四運動爆發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開來，為探尋救亡圖存出路的中國人民指明前進方向。針對當時思想界產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李大釗在1919年8月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指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馬克思主義是為了改變人民歷史命運而創立的，為人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強大精神力量。在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的哲學根據”，將“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寫入1920年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之中。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便將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4]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近代中國“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就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黨的二大宣言提出，“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建立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國民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并于1931年11月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具有國家形態雛形的中央紅色政權。會議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統一中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性質是“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抗日戰爭時期，為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在1935年瓦窯堡會議后，將所要建立的國家政權名稱從“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1936年，中共西北中央局機關報《斗爭》第96期刊印《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稱“自由平等與領土完整的新中國萬歲”。1936年8月，中共中央發表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提出，以“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代替“人民共和國”的口號，并提出“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

“舊中國變為新中國”的基本方略。中國共產黨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正確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預見革命的未來。1937年8月，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指出，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系呈現著復雜的情況。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就中國的情形來說，帝國主義處在形成半殖民地這種矛盾的主要地位，壓迫中國人民，中國則由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會變化，在雙方斗爭的局勢中，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所生長起來的力量必然會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為獨立國，而帝國主義則將被打倒，舊中國必然要變為新中國。毛澤東同志在文中強調，舊中國變為新中國，還包含著國內舊的封建勢力和新的人民勢力之間的情況的變化。這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會起變化，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為新的民主的社會。1938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反侵略大會上發表演講時堅定地說：“只要我們努力，中國一定能夠戰勝侵略者，新中國的創立是必然的。”同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強調“我們必須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必須建設新中國”。

在近代中國社會矛盾運動中，“舊中國變為新中國”，集中體現在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國家。為回答“中國向何處去”問題，毛澤東同志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強調“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新中國”的本質與命名。新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抗日戰爭即將勝利，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即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同志致開幕詞，指出兩種中國之命運“或者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就是說，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或者是另一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就是說，一個老中國”，“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強調：“領導解放后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一句話，走團結和民主的路線，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新中國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解放戰爭，解放全中國，成立新中國。毛澤東同志在1947年元旦發表《新年祝詞》，指出：“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一定要在今后數年內奠定穩固的基礎。”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同年9月，為了統一黨內領導層對軍事上、政治上面對的種種重大問題的認識，特別是為了籌劃新中國的建設，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即九月會議。毛澤東同志在會議報告中指出：“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強調“我們政權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要打倒它們，就要打倒它們的國家，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討論徹底摧毀國民黨統治，奪取全國勝利，把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轉到城市，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任務的問題；規定黨在全國勝利后，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之際，毛澤東同志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指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深刻闡明新中國國體。

新中國是相對于“舊中國”“老中國”而稱謂的，需要有一個新國名，用以代表中國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以及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這是籌建新中國成立時的一項重要任務。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毛澤東同志提出：“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I備會常委會第一次會議決定，由第四工作小組擬定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后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命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面從詞源來說，“共和國”指民主的國家，“民主國”指民主的政治體制，二者無并列的必要。另一方面，從國家的本質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一定是民主的。

“新中國”概念和新中國成立，深刻蘊含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國家本質，深刻彰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與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歷史和時代充分表明，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同新中國的歷史發展和前途命運緊緊連在一起。

新時代中國學的“新中國史”學科概念的確立與發展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由是觀之，作為稱謂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學科概念——“新中國史”，認識和把握其歷史底蘊、研究對象、內涵與范圍，應追溯古代和近代中國的史學沿革，力求從中探索“新中國從何而來”的歷史文化淵源和歷史發展進程。在中國歷史研究中，“國史”概念貫穿古今；在當代中國史研究中，“新中國史”概念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史學的傳承發展，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與應用中孕育和誕生，逐步融通于歷史中國研究、中共黨史研究之中，并在新中國成立以來，主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當代中國史”“中國現代史”等概念相標示，特別是在新時代，得以集中凝練和確立，學科意識與研究能力日益增強，學科體系不斷豐富和發展。

以中華優秀傳統史學為歷史底蘊。歷史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優秀傳統文化是傳承和發展的根本。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中華民族歷來重視歷史，對歷史研究獨樹一幟。其中，“國史”概念古已有之，起初主要是指中國古代歷朝歷代史和近代史，與當代中國史稱謂或簡稱的“國史”不可相提并論，但其所具有的基本理念與學科意識，則被當代中國史研究傳承發展下來。

源自中華優秀傳統修史治史理念。在古代中國歷史研究上，不僅有所謂“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的“六經皆史”，而且有編纂紀傳體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幾乎涵蓋中國自古以來歷朝歷代的歷史沿革和社會興衰變遷，還有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典章體等多種多樣體裁體例的史著，以及方志等，形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作史貴知其意”等經世致用理念。在研究編纂的理論與方法上，有《史通》《文史通義》等中國古代史學理論著述，也有主張史家“史德、史學、史識、史才”“秉筆直書”“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等史學觀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古代中國修史治史理念無不涉及“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史學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且為后人修史治史所延續和發展。

萌發于近代中國“史界革命”“中國歷史研究法”。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難。中國人民奮起抗爭、救亡圖存，不僅睜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且接連發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臺。清代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提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增強社會以史愛國護國的觀念和意識。在史學領域，梁啟超先后發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批判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史學，認為史學為“國民之明鏡”“愛國心之源泉”，“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體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倡議“史界革命”，提出歷史學是“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并以《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構建近代中國史學研究編纂的理論基礎。在1914年發表的《國情》中，李大釗指出，“昔日之國情，即今日之歷史；來日之歷史，尤今日之國情”，“吾以為近今之國情，較往昔之國情為尤要”。

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播和指導下興起。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合作出版《共產黨宣言》，第一次公開高舉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這一科學理論和實踐綱領，標志著馬克思主義正式誕生。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后，唯物史觀成為先進中國人認識中國和改變世界的思想理論武器。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可謂新中國思想史的基石、內核和源頭活水。

生成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播與指導。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唯物史觀是中國共產黨“哲學根據”。1925年底至1926年初，蔡和森撰寫《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推動黨史研究發端。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中，歷史研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20世紀40年代初，為學習研究黨史，毛澤東同志在延安主持編輯出版《六大以來》《六大以前》等中國共產黨的文獻，特別是作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統一全黨思想。毛澤東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指出，“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闡明黨史研究的對象、目的、意義，提出全面、系統的歷史研究方法，即“古今中外法”，奠定中共黨史研究的基本理論與方法。馬克思主義史學者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不僅就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出版《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而且就中國歷史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國通史簡編》《中國史綱》等著述。這一時期稱為“國史”者，如《國史大綱》或“國史編纂”等，其所具有的“國史”研究意識在揚棄中延續下來。新民主主義革命要建立一個“新的中國”，在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黨史研究還是中國歷史研究，都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必要的歷史認識成果，也為新中國成立以后，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編纂歷史，奠定必備的學術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基礎上興起的。

融通于中國歷史研究和中共黨史研究之中。新中國的成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吨袊嗣裾螀f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新中國的國體、政體和國家結構形式，在文化教育政策上“提倡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及國際事務”。新中國成立后，學習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批判各種舊歷史觀蔚然成風。1949年11月，《新華月報》創刊，這是新中國第一份反映國家內政外交方針政策的文獻性月報。由于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相通性，以及中共黨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相互依存性，在中國歷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的推動下，當時被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當代中國史研究逐步展開。1951年，新中國成立兩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胡喬木同志在《人民日報》發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其中記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56年6月，黃炎培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提出，應“及時收集和保存建國史料”。之后，編纂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被納入1958年制定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十二年長期規劃。翦伯贊同志提出：“為了實現總規劃中規定要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建議成立一個機構，專做此事。”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間，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導下，史學界開展“五朵金花”等歷史理論問題討論。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為標識，除編寫整理關于黨和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有關史料外，還編寫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等著述，但由于編寫內容存在“摘錄”和簡單羅列等缺陷，還不夠成熟。“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只作為一門講授課程，尚不具有學科形態。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學科地位確立、多種稱謂并存。1978年，胡喬木同志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現在還沒有人著手認真地進行研究，要趕快著手研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的序幕，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當代中國歷史也以此劃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第二個歷史決議——《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回顧和總結建黨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深刻闡述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由此，當代中國史研究在哲學社會科學中的學科意識進一步增強，既有通史，又有專門史和專題史；既有史料整理，又有研究理論與方法，逐步確立起學科地位。然而，學科概念并不統一，出現多種具有學科屬性的主題或概念。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為題的史稿、簡史、編年史，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當代中國史”研究為題的《當代中國》大型叢書，當代中國研究所成立，《當代中國史研究》期刊創刊；以“中國現代史”研究為題的高校課程，“中國近現代史問題”等。可見，上述稱謂并不完全一致，具有時空、學理與研究視野和角度的差異性，這一學科概念需要統一稱謂。

“新中國史”概念在新時代從“必修課”到“四史”的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5]這一重要論述將“國史”與“黨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推動學習黨史、國史，了解黨和國家事業的來龍去脈，汲取黨和國家的歷史經驗，正確認識黨情、國情，知史愛黨，知史愛國。

2019年，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全黨深入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習近平總書記對“記者再走長征路”主題采訪活動作出重要指示：“希望廣大黨員、干部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深刻認識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牢記黨的性質和宗旨，堅定理想信念，堅定不移貫徹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不斷跨越前進道路上新的‘婁山關’、‘臘子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6]這一重要論述在“黨史”“國史”的基礎上提出“新中國史”概念。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印發《關于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把學習黨史、新中國史作為主題教育重要內容，不斷增強守初心、擔使命的思想和行動自覺。“新中國史”概念寫入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文獻之中。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重要法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指引中國發展繁榮的正確道路。如何認識和把握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是當代中國史上的歷史問題，更是政治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7]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8]2021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全社會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宣傳教育的通知》，對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開展“四史”宣傳教育作出安排部署。由此，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和大局觀，“黨史”“新中國史”與“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結合起來，并為宣傳教育編寫出版“四史”讀本。從“黨史”“新中國史”到“四史”，乃至結合“中華民族發展史”，深刻彰顯中國共產黨堅持唯物史觀、正確黨史觀和大歷史觀，形成關于新中國歷史的科學史觀。建黨百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黨的歷史上第三個歷史決議——《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把著力點放在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上，分領域總結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貫通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深刻揭示新時代的偉大變革，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由此，“新中國史”愈來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當代中國史”“中國現代史”的統一稱謂和學科概念。

推進新中國史研究，準確把握新中國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加快構建新中國史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其中，深入開展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和實踐發展研究，是這一學科需要研究的重大前沿理論、歷史和實踐課題。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于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不斷實現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成功推進和拓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唯一正確道路。新中國史研究應牢牢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性質和方向、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內涵和實踐要求，正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樹立大歷史觀，既立足全球視野把握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基于我國國情的鮮明特色，立體、全面、系統地深入研究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加強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保證、物質基礎、精神力量的研究，為新時代新征程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凝心鑄魂?？傊轮袊费芯勘举|和使命擔當在于，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堅持人民的歷史主體地位，為國家寫史、為人民立傳、為時代明德，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認清歷史趨勢，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以新中國史理論為基本內核推動“新中國學”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徹底結束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歷史的基礎上，從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新中國的歷史發展，充分貫徹和彰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偉力。新中國史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指導新中國建設和發展的歷史邏輯的集中展現，也是中國共產黨科學認識和準確把握新中國歷史發展進程、成就與經驗的集中概括，廣泛而深刻地闡述和揭示國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

新中國史理論遵循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是關于新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認識。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矛盾運動理論與社會形態理論的有機結合，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深刻揭示新中國成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必然性、科學性和規律性。

馬克思主義科學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根據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指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是推動社會形態依次更替的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新中國歷史發展，就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全面把握新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新中國成立，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開啟中華民族發展進步新紀元。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迅速恢復發展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深刻總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抓住歷史變革時機，把握歷史發展大勢，推進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本質，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深刻總結并充分運用歷史經驗，從新的實際出發，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中國共產黨根據國家發展的歷史方位和新發展階段，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把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集中體現在發展質量上，貫徹新發展理念，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波瀾壯闊，輝煌壯麗，行穩致遠。

作為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歷史發展，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引領中華文明延續和發展的必由之路。在這個意義上說，新中國史理論是從中國國情出發，來自新中國歷史發展實際，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統一，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歷史科學，是新中國建設和發展中的社會矛盾運動論、實踐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深刻蘊含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的歷史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指引中國發展繁榮的必由之路。

新中國史理論是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指導下關于新中國建設和發展史的規律性認識。根據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新中國國家理論的有機結合，圍繞什么是新中國、怎樣建設新中國，具體、歷史地深刻闡明新中國的國體、政體和國家結構形式，新中國是從哪里來的、處于什么樣的歷史方位、又要到哪里去，深刻揭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各個歷史時期是如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是如何奠基、開創和發展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怎樣的歷史底蘊、內在機理和時代發展要求，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怎樣的探索、實踐，推動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又將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如何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中國史理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在新中國建設和發展中的堅持、應用和發展，又是新中國的國家觀在新中國歷史發展中的豐富和發展。

如何認識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是社會歷史觀的重大問題。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是歷史和時代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是黨執政的最大底氣、強黨興國的根本所在?！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黨治國安邦的總章程，規定國家的國體、政體。中國共產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尊重人民的歷史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歷史發展，就是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中國共產黨把改革開放事業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新中國歷史發展表明，新中國史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人民的理論，是中國共產黨依靠中國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理論，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的創造性實踐的認識論。新中國歷史發展是新中國史理論豐富和發展的源泉與動力。

新中國史理論是關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底蘊、依據和實踐的規律性認識。根據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深刻揭示中國式現代化在新中國歷史發展中不斷實現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成功推進和拓展，深刻闡明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和本質，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深刻反映和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性、科學性和時代性。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并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奠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開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力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和本質的認識，概括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初步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更完善的制度保證、更堅實的物質基礎、更主動的精神力量。

在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中，新中國史理論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決定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性質，深刻揭示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深刻闡明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鮮明特色，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黨的領導直接關系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運、最終成敗。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堅持“兩個結合”的科學結晶。新中國歷史發展深刻表明，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所在。

新時代中國學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調整、充實和完善的，是適應時代發展而不斷激活傳統和豐富、發展、創新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新中國史理論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是歷史理論，是相應政治理論、經濟理論等實踐性理論的歷史基礎與來源，史學理論只是新中國史理論的認識工具與方法，其他學科理論也是新中國史理論的重要認識來源。新中國史研究的重要職責在于，發展新中國史理論，認識歷史規律、把握歷史大勢，增強歷史自覺、掌握歷史主動，根據新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以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歷史觀、文明觀為思想理論基礎，努力構建中國自主的新中國史研究知識體系，引領和推動新中國史研究向新中國國家認識和研究（即“新中國學”）發展，推進新中國歷史、理論和實踐融合研究和創新發展，加快構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的自主知識體系，在世界中國學中構建新時代中國學的理論與方法，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智慧和力量。

注釋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2]《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3]《習近平向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致賀信》，《人民日報》，2023年11月25日，第1版。

[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5]《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來 交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合格答卷》，《人民日報》，2013年6月27日，第1版。

[6]《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 牢記黨的性質和宗旨 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人民日報》，2019年8月19日，第1版。

[7][8]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2019年第7期。

參考文獻

當代中國研究所，2012，《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沈桂龍、王健、王震等，2025，《世界中國學：當代發展與未來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2006，《李大釗全集》（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2024，《新時代中國文化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2024，《“兩個結合”基本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梁麗琛

Stud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and Era Value

Song Yuehong

Abstract: In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world civilizations, "China Studies" refers to research on China, encompassing both the implications of "national studies" rooted in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he connotations of national doctrines and theories addressing "matters of national significanc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Era China Studies"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Overseas Sinology" and "World China Studies" in the new era—termed "China Studies in the New Era"—thereby infusing "China Studies" with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From a national standpoint, it denotes the "stud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grounded in the continuity betwee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nd enriched with the scientific ideological content of national doctrines and theories abou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ra China Studies" requires integrating history with reality,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international with domestic dimensions. Center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ew China history, it should guide research toward understanding and studying the New Chinese state—that i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in the discourse of World China Studies, it is essential to construct th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of "New Era China Studies" to effectively narrate China's stories and disseminate China's voice.

Keywords: World China Studies, New Era China Studie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Stud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