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立足中國、胸懷世界，是對既有學術文化價值體系的提升，也是一次全新的學術創新和文化創造。該體系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旨在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理論支撐與知識貢獻；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奠定學理根基；為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注入豐富內涵；其過程與成果本身，亦是對“兩創”方針與“兩個結合”的生動實踐。在方法論層面，需立足傳統、融合古今，以我為主、會通中外，守正創新、兼取眾長，以價值理性統攝工具理性，以高度的理論自覺與嚴謹的學術規范，建構彰顯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氣派的自主知識體系。

【關鍵詞】全球視野 中國學 自主知識體系 價值建構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中圖分類號】 G122/K207.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4.005

李宗桂，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研究員，文化研究所所長，哲學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當代中國文化、中國古代哲學、現代新儒學，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化概論》《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中國文化出路探討》《傳統與現代之間：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哲學省思》《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中華民族精神概論》等。

關于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問題，學界已有很多研討。各級各類科研課題、國內各種學術會議、專門的學術論著，成果甚多。其中雖不乏真知灼見，但由于問題的復雜和研究者學術能力及其理解的差異，導致一些基本問題缺乏共識，甚至誤讀誤解，從而影響相關研究的深入。因此之故，有必要從基礎問題入手，通過對相關概念的分析闡釋，推動學界同道的相互啟迪和論辯，從而走向更扎實、更深入的學理探索。

作為價值體系建構的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

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就全球視野而言，是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產生的；是立足中國實際，解決現實需求，從學理層面對相關問題的規范性、系統性回答；是從理論與實踐相貫通的層面，對相關問題作出的具有強烈現實感和前瞻性的回應。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這些概念的提出，特別是從世界視野審視和推進“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這個命題，本身就具有鮮明的主體性意識，是文化自覺、文化自尊、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理所當然的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圍繞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論說，大多聚焦知識層面與操作方法層面，普遍重視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建設，這具有無可爭辯的正當性。從根本上講，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就是要建設中國自主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但是，從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戰略高度看，我們應當引進價值體系建設的理念，從而使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具有更加明確的價值歸宿和方向引領。質言之，應當從價值體系建構的文化戰略高度看待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將其自覺納入價值體系建構的范疇，從而提升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高度與理論自覺。因此，我們應當從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層面切入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并豐富中國式現代化的學術文化內涵。

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闡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概念：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構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繼后，黨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都強調了“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2]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相呼應，我們黨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3]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進一步強調“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框架下，要求“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4]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廣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5]從根本上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立國之本，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價值基礎。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方能達成預期目標。如果脫離甚至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的引領，所謂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就會流于空談。

在上述認識基礎上，我們可以對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相關概念，展開既具多元視角、又能相互參照的闡釋。

全球視野?？v觀世界風云，應以開放的胸襟、開闊的視野，看待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在世界史的百年巨變中，考察當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從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風云激蕩中觀察人類文明質的提升與量的擴展，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轉型與文化轉型的進程中，探求中華文明的演進脈絡并推動其當代建構。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走進中國。

中國學。即關于中國問題的系統性學問。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漢學，也不是替代漢學的中國學；不是作為他者的、由外國學者主導的中國學，也不僅僅是對外宣教與傳播意義上的中國學，而是立足中國問題、依靠中國自身、他者和自我相統一（主體和客體統一）的關于中國問題研究的系統性學問。中國學是內涵豐富、體系宏大，架構嚴謹、目標明確，融通古今、涵攝中外的系統性學問、規范性體系，是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傳統與現代的貫通。從研究對象看，中國學者是主體，中國學是客體。從建構者角度看，中國學本身就是主體。這種雙重屬性意味著，中國學本質上是主客體的統一，其既是建設者，又是研究者。建設為研究創造條件，研究為建設提供助力。

自主知識體系。一般認為，知識體系是關于特定研究對象的專業知識的系統性結構，包括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也包括自然、社會、思維以及歷史發展規律的認知，是通過一定標準，經由人的理性提煉與表達，形成的穩定的概念范疇與價值原理體系。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本質上是從價值系統建構意義上講的，并不僅限于純粹的知識或技術層面，也不單是學科、學術或表述語言方面的問題。學科、學術、語言方面的建設固然重要，但歸根結底還是要服從并服務于價值體系的建構。“自主知識體系”范疇意義上的自主，是立足主體性，依托中國歷史傳統，扎根中國當代現實，堅持中國文化立場，高揚中國價值、中國精神、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自我意識和文化價值立場。據此，自主便是自我做主、以我為主、挺立自我。不依傍他人、不異化自我、不舍己從人、不唯洋是從、不唯古是從，在價值理念和方法論上，自立權衡——自尊、自立、自主、自信、自強。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張申府早在20世紀30年代《什么是新啟蒙運動》一文中就講過：“科學與民主，第一要自主。”[6]這個價值理念和思維路徑，今天仍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以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為目標，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為指導，以中國式現代化為特質，系統總結五四運動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改革開放以來的學術文化實踐，是對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在經驗層面的概括與理論提煉，是一個邏輯自洽的體系，是概念、范疇、命題和系統理論的整體性建構，是原創性學術成果。正如前文所述，從文化發展戰略層面看，從思想邏輯和學術邏輯看，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要引進價值體系的理念。我們不是為知識而知識，為體系而體系，而是要解決現實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在學術文化體系建構方面的問題，既有理論問題，也有實踐問題。我們要建構的是作為一種文化價值體系的自主知識體系，同時要有自覺的理論建構意識。

概而言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立足中國、胸懷世界，挺立文化主體性，彰顯中國精神、中國價值，洋溢著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生命活力；充分吸納不同文明的優長之處，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引，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使命，既是對既有學術文化價值體系的提升，也是一次全新的學術創新和文化創造。

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價值目標和意義

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有其理性的價值目標。這個目標，大而言之，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支撐和智力支持。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從那時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7]我們精心建構的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自覺地服從并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具體而言，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面向世界既有知識體系，積極借鑒其他國家、其他文明在知識、理論、方法層面的優長之處，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會通以求超勝，致力于建構順應世界文明潮流、符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具體來看，其主要涵蓋以下四方面價值目標。

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旨在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理論支持，為世界現代化理論貢獻中國經驗、中國知識、中國價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具有強烈而鮮明的追趕型、學習型特征。鴉片戰爭后，在空前的劫難和恥辱痛擊下，中國被迫走上學習西方、追趕西方的道路。從物質—制度—思想（精神）的三層次文化結構論考察，近代中國的現代化經歷了由物質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思想層面逐步向西方學習的歷程。[8]這一過程，呈現顯著的“向西走”傾向，并帶有一定的急躁和激進色彩，用激進方式求漸進改良，[9]成為早期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曾一度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西方為師，在物質、制度、思想方面，學習和借鑒西方現代化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雖取得一定成績，也經歷迷茫與曲折。經過深刻總結，我們黨在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實踐中相繼形成一系列馬克思主義創新理論成果。這些思想成果突出強調挺立民族精神、弘揚文化主體性，標志著我們在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上實現質的飛躍。其中，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兩創”方針，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兩個結合”，以及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等新思想、新觀點、新方法，正是這一飛躍的集中體現。在此基礎上，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逐步從學習型、追趕型的發展階段，邁入以我為主、會通中外、開辟新局的超越型階段。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正是這種新型文化生態下知識創新、理論創新、范式創新的歷史與邏輯必然。有學者指出，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思想理論路徑有三方面：一是使知識和學術從長期的“學徒狀態”中擺脫出來，并獲得“自我主張”；二是使思維方式從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中解放出來，深入特定事物本身的實體性內容；三是經歷“文化結合”的錘煉，將對外學習的成果持續地轉化為自主原創性成果。[10]筆者覺得這是頗有見地的觀點。

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旨在為中國式現代化場景下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構建，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支撐。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和規范，是五四運動以后在學習西方的激流中建立起來的。以中國哲學領域為例，胡適于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及馮友蘭于20世紀30年代完成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11]都是在借鑒西方哲學思維和理論框架的基礎上撰寫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和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先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二者的理論依托和方法論，基本沿襲了蘇聯日丹諾夫哲學史定義下的研究范式。改革開放后，伴隨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深入討論，學界逐步反思并突破蘇聯模式，涌現出為數甚多的具有重要影響的哲學史著作，其中馮契于20世紀80年代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堪稱典范。馮契的著作凸顯了中國哲學的原有特質，彰顯了文化主體性。但因時代條件所限，還未上升到明確提出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高度，也未能系統立足于自主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整體視野。由此可見，在這一方向上仍有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有待推進，中國哲學領域的學者必將承擔重要使命。類似的情況也廣泛存在于文化學理論、現代化理論等諸多領域，亟待相關學者開展深入而系統的自主理論構建。

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旨在為全人類共同價值觀注入豐富內涵、提供堅實支撐。中國倡導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承載各國人民對美好未來的共同期盼，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內在的邏輯關聯。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從學理的層面和學術規范的角度，通過對中國自主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闡揚，能夠讓世界各國更好地認識、理解并接受我們的學術立場和思想文化立場。

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是對“兩創”方針、“兩個結合”的生動實踐與價值示范。對待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秉持珍視之心，懷抱溫情和敬意，并運用現代方法與價值理念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理所當然，勢所必然。從根本上講，“兩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煥發生機的必由之路，[12]也為相關學術研究，特別是文化哲學及傳統思想文化領域提供了重要的范式指引。[13]“兩個結合”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內在要求，從價值導向與方法路徑上確保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中國式”與“自主化”，[14]從而為學術自主與理論創新筑牢根基，指引方向。

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思想原則和方法論原則

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自主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有其內在的價值準則和學術邏輯。

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要求我們自覺將二者聯系起來，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學術文化層面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我們所致力建設的，是一種現代新型文化體系和學術體系。這項使命承載著多重時代語境與使命：其深深植根于悠久綿長的歷史文化傳統，故而應當立足現實、扎根傳統，推動古今融合；其建基于全球化的廣闊舞臺，故而應當以我為主、兼取眾長，實現中外互補；其深嵌于改革開放的時代進程，故而應當堅持創造性轉化，秉持充滿活力的文化發展觀，摒棄因循守舊。

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本質上是學術文化層面的系統性工程，因此，必須始終恪守學理性與學術規范性。既要自覺維護和堅定弘揚政治價值體系，也須高度重視學術文化體系自身建設的嚴謹性與自主性。只要思路正確、方法得當，學術文化體系與政治理論體系應該而且能夠實現有機融合與相互促進。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當代語境下，要高度重視知識體系與理論體系的內在一致性，自覺以黨的創新理論為引領，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否則，研究容易陷于零散、表象的“知識”堆砌，或落入“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窠臼。倘若缺乏扎實深入的學理闡發與體系化建構，則難免流于空泛議論，喪失學術應有的解釋力與感召力。

在具體建構路徑上，需注重全球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貫通，促進歷史意識與時代精神的融會，堅持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時代性的辯證統一。[15]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同時要堅持并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尤為關鍵的是，要深化學術評價體制與機制改革，堅決破除“唯洋是從、以西為上”思維，徹底清除殖民文化心理的殘余。[16]

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既需要工具理性，也要高揚價值理性，并以價值理性統攝工具理性。這要求建構者具備兼容天下的襟懷，踐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交往倫理。費孝通先生所倡導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理應成為我們秉持的價值觀和方法論。

從廣闊的視野審視，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在思想原則與方法論層面，仍有諸多值得探討和開掘之處，學界同仁也有不少精湛之論。限于篇幅和論題，這里就不作贅述了。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專項委托項目、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專項合作研究項目“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GD24WH04、粵社科字〔2024〕22號）

注釋

[1][4]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23頁。

[2][7]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4、2～3頁。

[3]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32頁。

[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4頁。

[6]張申府：《什么是新啟蒙運動》，載《張申府文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2頁。

[8]參見龐樸：《文化結構與近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

[9]李宗桂：《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中國文化出路探討》，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4～139頁。

[10]吳曉明：《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基本路徑》，《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6期。

[11]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1931年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上冊（子學時代），193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下冊（經學時代）。

[12]李宗桂：《“兩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必由之路》，《人民日報》，2018年6月10日，第7版。

[13]李宗桂：《把“兩創”轉化為新時代文化哲學研究的范式》，《人民日報》，2024年5月13日，第9版。

[14]李宗桂：《“兩個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要求》，《深圳特區報》，2023年5月30日，第B4版。

[15]李宗桂：《重視傳統文化的民族性》，《人民日報》，2005年2月4日，第15版；《經濟全球化與民族文化建設》，《哲學研究》，2001年第1期。

[16]詳見李宗桂：《增強理論自覺自信 警惕殖民文化現象》，《紅旗文稿》，2012年第11期。

責 編∕張 貝 美 編∕周群英

Valu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Studies

Li Zonggui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Studies, rooted in China and oriented to the world, is not only an upgrade of the existing academic and cultural value system, but also a brand-new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creation. Guided by the system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core values, this system serve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lay a solid academic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the disciplinary,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ject rich connotations into promoting the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and its process and achievements themselves constitute a vivid practice of the guideline of "two types of integr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Two Combinations". Methodologically, it necessitates grounding in tradition while integrating past and present, maintaining Chinese subjectivity while synthesizing insights from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sources, upholding integrity while innovating and drawing on diverse strengths. It requires subordinat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value rationality, and constructing thi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which manifests the Chinese spirit, values, and style—with a high degree of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rigorous academic standards.

Keywords: global perspective, China Studi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value construction, the system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