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具有重要時代意義。該體系以全球化作為辯證背景，強調在與全球互動中實現精神自立、方法自覺和目標自為，旨在破除西方中心論的桎梏，構建立足于中國歷史與現實、兼具民族性與開放性的知識體系。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持續回應文化主體性與全球化之間的張力，并力圖在吸收世界先進文化的同時貢獻中國智慧。當前，中國面臨西方知識體系的消極影響、文明轉型的挑戰，以及傳統文化批判繼承的任務，需通過學科批判、概念重構與全球對話，實現本土知識與普適價值的辯證統一。

【關鍵詞】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歷史學 全球化 西方中心論 中國本位文化 非殖民化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4.006

李安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非洲史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摩洛哥皇家學院外籍院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洲通史 9-11卷》國際科學委員會副主席。研究方向為非洲歷史、殖民主義史、中非關系、比較民族主義、華僑華人史，主要著作有《非洲現代史》《非洲民族主義研究》《China and Africa in Global Context: Encounters, Policy, Cooperation and Migration》等。

引言

“幾個朋友于吃完了飯之后，從各方面的閑談，慨嘆地講到中國的淪亡——不僅是在政治經濟方面，泱泱大國成了帝國主義者的次殖民地，即在文化思想方面，也自失其安身立命的根據，成為人云亦云，毫無主張……為了恢復中華民族的自信，于是我們提出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的主張。”20世紀30年代的這番議論，催生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的發表。[1]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節點上，歷史再次向中國提出重要任務——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知識體系尤為突出。自遭受列強文化侵蝕以來，國人對自主知識體系的認知、追求和構建從未停止。[2]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與全球化形成辯證統一，即從全球化進程吸收養分，同時為全球化貢獻中國智慧。這一建構是與全球文明互動中的自覺自立，是一種寓批判和借鑒于其中的知識創新過程。通過互鑒和對話實現超越，助力民族復興偉業，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本文以全球化為背景，回顧歷史，就何謂、何以、何為等方面對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進行探討。因學識所限，本文論證主要以歷史學為例。

全球化理論的四種觀點

建構自主知識體系，需突破偏見和禁錮。歐洲中心論（亦稱西方中心論）[3]在全球化敘事上集中體現為三個論點：非西方文明不論多偉大，本質上只是古代文明，在歐洲文明崛起前處于停滯狀態；1500年前的世界處于相互割裂的狀態，被幾個“非理性的”專制政體或落后的地區文明統治；全球化始于歐洲文明以及“大發現”時代。這種文明觀建立在白人種族優越論的基礎上，其敘事策略或忽略其他文明的存在，或從種族、制度和地理等方面突出歐洲文明的優越性。目前，西方中心論在多方面受到挑戰。

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霍布森將公元500年左右視為“東方全球化”的開啟時期，他指出，美化歐洲文明的觀點是神話，一種全球經濟早在6世紀的亞非文明中就已開始存在，并列出六個論點：公元500至1800年，波斯人、阿拉伯人、非洲人、爪哇人、猶太人、印度人和中國人創造了互相聯系的世界經濟；該時期內各地區的穩定秩序與合理的過境稅讓這一體系得以維持，促進了全球貿易；全球貿易體系得以保持得益于“一整套十分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被確立并付諸實施”；當時的運輸技術能滿足全球貿易的需要，影響面遠超歐洲中心論者所聲稱的10%；全球要素的流動對許多社會產生了變革性影響；經由這一體系所形成的通道使東方先進的資源組合傳到西方，引發西方的根本性變革。[4]這是遠早于西方的東方全球化。

美國國際關系學者約瑟夫·奈提出，全球化是世界范圍內互相依存的發展過程，“幾乎和人類歷史一樣久遠……美國本身就是17、18世紀全球化的產物”，他認為，“全球化已延續了數個世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絲綢之路甚至更早。15世紀，遠洋運輸技術的革新推動了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緊隨其后的是歐洲的殖民擴張，塑造了今天的國家邊界。19世紀和20世紀，隨著工業革命推動農業經濟轉型，蒸汽船和電報進一步加速了全球化進程。”[5]英國學者高恩指出：“20世紀90年代是全球化的年代，在全世界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中到處都可以看到它的印跡……國際政治經濟中確實存在著一股強勁的新力量，我們稱之為全球化。”[6]美國學者羅賓遜強調，“全球化是21世紀推動世界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意識形態方面發展的重要的結構性動力”。[7]

全球化有多種定義，有人提出“去全球化”，或要“超越全球化”，對全球化或贊揚，或批判。關于全球化，主要可概括為四種觀點：帝國論、美國論、過程論與新型全球化。

帝國論。該觀點認為，全球化進程重構了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秩序，催生了一個“帝國”，即去中心化、無邊界、無固定領土的全球統治網絡，由國家、跨國公司、超國家組織、非政府組織或媒體構成，通過全球秩序、規范、法律和經濟來行使權力。這種資本“帝國”的主要標志是全球生產線和市場。全球化進程不僅是一個事實，更成為法律定義，“以助于一個單一超國家政治力量的根源和依據”，“盡管帝國在埋葬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過程中確實發揮了一些作用，但同時它又建立起了它自己的以剝削為基礎的權力關系，在許多方面新權力關系比已摧毀的舊權力關系更野蠻”。作為主權形式的轉變，其形成一個去中心化的網絡權力的“帝國”。[8]

美國論。該觀點認為全球化是由美國主宰的國家政策的結果，存在于20世紀后期由美國設計和管理的國際貨幣和金融關系的中樞神經系統之中，其中，貨幣和金融是這一動態系統的中央發動機之一。“這種新體系絕非經濟和技術的有機活動過程的自然結果。它完全是某一個國家——美國的歷屆政府所作的政治決策的政治結果。”自尼克松政府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對全球化的設計均涉及國內和國際關系：一方面，塑造一種服務于美國利益的新體系，使他國與美國需求趨向一致；另一方面，他國須對自身發生的變化承擔全部責任。這種被稱為“全球賭博”的戰略，使美國得到全球新秩序的紅利，而風險和成本被分散到其他國家。[9]

過程論。該觀點認為全球化是一個不斷變遷的過程。“我們正處在歷史的轉型期，它伴隨著舊形式和新形式之間經常性的碰撞和融合……當前的轉型受到偶然性的支配，并將被推向不可預知的新方向。”該理論認為限制全球精英權力和推翻全球資本主義互不相容。“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本是為了限制權力的斗爭，卻發展成了有可能建立一種新的體系。與此相類似，推動本土變革與推動全球變革這兩種戰略之間顯然是相互強化、彼此依存的。”關于全球化的前景，該理論認為，“民主社會主義也許是人類社會‘最終、最好’而且也許是唯一的希望。反對跨國資本的全球反霸權斗爭必須演變成爭取民主社會主義的全球性斗爭”。[10]

新型全球化。中國學者發現，全球化的本質是貿易、投資和人員流動的自由化，但需要引領者。新型全球化與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北方引領的全球化不同，強調的是自主性和本土化，由主權國家推動，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平等協商、互利共贏為原則。全球化因美國關稅政策和英國脫歐陷入停滯甚至倒退期，中國有望成為新型全球化的引領者。美國學者圖爾克表示，中國提出全球發展倡議、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展現了以南方國家為中心的新型全球化思路，各國以平等身份合作、互動、交往，為世界和平和繁榮創造更多空間。[11]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巴格瓦蒂列出了三個擁抱全球化的例子。依附論的理論權威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曾極力主張與資本主義體系脫鉤，然而，1995年當選為巴西總統后，卡多佐政府轉而致力于使巴西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墨西哥前總統波菲里奧·迪亞斯曾說，“可憐的墨西哥，你離上帝那么遠而離美國那么近”，而薩利納斯總統率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曾長期堅持內向政策的印度，為了使經濟融入全球化時代，也開始了一場深思熟慮的系統改革。[12]這些案例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悖論。

全球化指人類社會在與其生存相關的多種因素和多個維度上，通過跨國互動交流、互聯互通和相互依賴，逐漸融合為緊密關聯的全球體系的過程。強調全球化是因其擴展如此之快，與中國聯系如此之深。其起始、規模、方式和程度由什么來決定？見仁見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正是在此背景下展開。

歷史的回響：“沒有了中國”

“沒有了中國”是《宣言》第一節的標題，醒目且驚心。《宣言》主張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外來文化，創造中國新文化。盡管這一主張并非原創的新思想，但影響力巨大，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和《甲申文化宣言》共同成為文化保守主義的經典。[13]本文希望通過分析《宣言》引發的論爭，突出時代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及其回應。

20世紀30年代前半葉，中國深陷內憂外患的動蕩格局。《宣言》對此尖銳指出，“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征”，“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征，必須從事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梳理了中國文化史：從太古到秦漢，春秋戰國是“中國文化大放異彩的隆盛期”；宋明綜合并因襲了前人成果，直到鴉片戰爭才有質的變化；曾李“堅甲利兵”的洋務運動，重槍炮引進；康梁變法自強的維新運動，重政治效仿。《宣言》認為，這些改革“是皮毛的和改良的辦法，不能滿足當時的要求，于是有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政治制度確立后，文化建設成為要務。彼時思想界四種主張盛行：復古、模仿英美、模仿蘇俄、模仿意德，“中國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宣言》批判指出，這些主張忽略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基于此，《宣言》提出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路徑：對中國古代制度思想需存優去劣，“竭力為之發揚光大，以貢獻于全世界”；吸收歐美文化應根據所需；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不守舊盲從，“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使中國文化恢復光榮，“成為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勁最強的生力軍”。《宣言》在學界引發長期爭論，十位作者發表總答復：“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一種民族自信心的表現，一種積極的創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這種創造過程中的必然使命。”[14]

引發的批評多來自持“西化論”的學者。胡適指出：“他們不滿意于‘洋務’‘維新’時期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見解。這是很警異的！因為他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最新式的化妝出現。”[15]陳序經認為，“我們唯一的辦法，是全盤接受西化”，理由有二：歐洲近代文化比中國進步；西化是現世的趨勢。他引用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以及“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反對國粹和舊文學”的著名論述，并多次表明，“我們應該全盤西化”，并視此為‌較為完善且較少危險的文化的出路。[16]張佛泉提出，“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個改造我們的頭腦，要將中式的頭腦換上一西式的頭腦”，他還指出，正是陳序經的極端態度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否則“也不會這樣確定了我們徹底西化，永不再猶豫的態度！矯枉往往過正，但它的影響不能抹煞。”[17]此外，張熙若亦表示，“我們今日大部分的事物都應該西化，一切都應該現代化”。[18]

《文化建設》因勢利導，以“怎樣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為題舉行征文并發表，影響者甚眾，僅就該雜志轉錄的文章計，即達百萬字以上。馬芳若編輯的討論集分上、中、下三篇。上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與各方對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意見”，中編“西化問題的討論”，下編包括“各方對建設中國文化的意見”等5個專題，加上附錄蔡元培等人的文章共163篇。[19]文化建設月刊社精選一批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宣言》文本、何謂文化、何謂中國本位、怎樣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西化世界化與中國本位等9個專題，共計49篇。孫中山先生所言“將我國固有之德性、智能，從根救起，對西方發明之物質科學迎頭趕上”被認為是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方針與方法。[20]這場中西之爭與新舊之爭反映出知識分子的危機感和使命感，愛國情懷躍然紙上。

這一爭論源于中西碰撞之始，特別是鴉片戰爭慘敗之后。西方列強的強大促使國人嘗試從各方面效仿。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了西方危機，西方中心論被打破。杜亞泉認識到歐戰“使西洋文明，露顯著之破綻……道德不道德之判決，在力不在理；弱者劣者，為人類罪惡之魁，戰爭之責任，不歸咎于強國之憑陵，而諉罪于弱國之存在”，西洋社會戰后經濟“必趨向于社會主義”。[21]梁啟超宣稱“西方文明破產”，再次掀起中西文明論爭，體現了新文化運動對自身的超越，使其同時包含“對傳統求解放”和“對西方求解放”兩大思想解放的向度，促使一部分人從盲目崇拜西方轉向探索社會主義。反省現代性思潮與馬克思主義各有所好，但由于二者皆源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頗具相通之處。[22]這種相通性反映了知識分子在文化道路探索中憂國憂民的共性，也說明社會主義在中國學界的影響力。

在救亡圖存的壓力下，思想界存在盲目引進與不斷進行文化自省和自覺選擇并存的雙重特征。毛澤東同志在1938年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后，又于1939年提出“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概念，認為這是一種“徹底的民主主義文化”，并明確主張“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號為好：民族化（包括舊形式），民主化（包括統一戰線），科學化（包括各種科學），大眾化（魯迅提出的口號，我們需要的）”。[23]各種思潮應運而生，包括國粹論、中體西用論、全盤西化論、中國本位文化論等。中國共產黨順勢進行的延安整風運動對統一全黨的思想具有深遠影響。[24]

《宣言》既是對中國文化出路的探索，也表明吸收世界先進文化的立場。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甲申文化宣言》所主張的“正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是精神心靈層面的安頓，是使得中國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根據所在”。[25]從思想史脈絡看，三份宣言的關鍵是將中國置于世界體系中探索其文化出路。羅志田在探討清季民初“國學”論爭時指出：“什么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是否妨礙中國‘走向世界’以及中國文化自身怎樣‘走向世界’乃成為學界思想界關注、思考和爭辯的問題，雖時隱時現，仍貫穿整個20世紀，并帶入21世紀。”[26]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近代以來中國與世界的辯證關系始終存在，知識體系亦然。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深刻內涵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涵義廣博。“中國”強調中國立場和精神，應為中國服務；“知識體系”指“以高度理論化系統化的學科、學術、話語等形態呈現出來的精神產品集群，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核心理念及其價值訴求。”[27]知識體系在文化母體中孕育、生長并認可，兩者相互依存。文化決定知識體系，知識體系反哺或重塑文化。歐洲本土知識體系已在全球鋪開；亞非拉本土知識體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均為理解世界和應對全球挑戰的工具，與全球化構成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

關于“自主”，可從三個層面理解：精神自立、方法自覺、目標自為。精神自立指知識的生產、傳播、組織和評價需從西方中心論解放出來，確立中國主體性，即自立意識和主動精神。[28]歷史學家張岱年指出：“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主體性，就淪為別國的殖民地。如果文化不能保證民族的主體性，這種文化是毫無價值的。”[29]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不盲從外國，不迷信古人，追求適合于自身民族利益的文化和思想。不同國家因自然和社會環境以及歷史經歷不同，對如價值觀、社會觀以及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等哲學和社會科學問題的理解和實踐也各有差異，從而對人類文化作出自身貢獻。

近代以來，歐洲文明觀成為維護“權力-疆域-觀念-語境”這一殖民體系的工具。文明與野蠻二分法強調西方與東方／他者的不平等——時間上強調進化／未進化、發展／停滯等，空間上劃分歐洲／亞洲、非洲與美洲，本質上區別基督教／異教、理性／愚昧、先進／落后等。這種分類方式為殖民體系提供了依據及合理性，即殖民統治是在傳播文明。而這種不平等關系延續為今天的南北關系，并通過多種渠道影響中國知識體系。[30]這種文明觀對歐美肆意吹捧，對亞非拉的貢獻或無視，或貶低。中國深受這種知識體系之害，全球南方國家亦是如此。

然而，歷史事實的客觀性不容置喙，擇其主要內容梳理如下。馬里和乍得地區與長江和黑龍江地區最早發明制陶文明；[31]非洲有曾統治古埃及的努比亞文明、制造了精美銅雕牙雕約魯巴文明、征服了阿拉伯半島的阿克蘇姆文明、連通了印度洋航線的斯瓦希里文明等；兩河流域的蘇美爾、阿卡德、巴比倫、赫梯、亞述諸文明，同樣成就斐然；印度洋地區諸多文明包括印度文明，十進制數字符號成為國際通用的數字體系；阿拉伯人在天文學、醫學、光學、化學等方面成就非凡；印第安人文明包括具有城市生活和宗教儀式的卡拉爾-蘇佩文明，具有水利系統的阿茲特克文明，天文學、數學、建筑和象形文字發達的瑪雅文明，強大的印加帝國；當然還有中華文明。

精神自立源于自省。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文化綱領，旨在讓中國從知識的消費者和追隨者轉變為生產者和貢獻者。歷史學家章開沅將“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學習與趨近”和“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本民族的主體意識以求避免被先進的外來文化同化”稱為“離異與回歸”。新價值體系既非對傳統文化的簡單繼承，亦非對西方文化的盲目抄襲。“它既有擇善而從、兼容并包，更應該有自己新的開拓與創造，以更高昂的自信與更宏偉的氣魄來對待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應該更勇敢地走向世界，同時也更勇敢地讓世界走進中國。”[32]

“自主”意味著方法的自覺。以新文化運動為例，五四運動的革命意義不容置疑，但盲目引進西方思潮也引起思想界的反省，“借鑒西方思想，結合中國傳統文化與現實社會實際的需要，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則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發展的新趨向。”[33]梅光迪批判了對西方的盲目追隨，“奉之為‘世界潮流’者，不過為西洋一部分人之主張”，認為中國思想界領袖在短時間里變遷大，“其思想之淺陋不精，亦為理勢上所必然。兼以吾國所謂之西洋思想，多販自日本，不免間接之弊”，缺乏獨立思考的現象尤為嚴重，“學問家無獨立精神”，“學術之真偽是非皆不能辨，只知盲從，相因相襲”。[34]杜亞泉反對將東西文化差異視為程度高下之差，提出“東西調和”“新舊折中”的主張，以傳統文化為根基，調和、統整西方文化。[35]

自主知識建構之目的在“自為”，這既是民族之需要，也是時代之需要。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文明博大精深。近代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在著作《中國面面觀》中承認，歐洲文明大大受益于馬可·波羅帶回歐洲的中國科技發明。[36]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提出：“誰人過去曾經想到，地球上還存在著這么一個民族，它比我們這個自以為在所有方面都教養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養？自從我們認識中國人之后，便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這點。如果說我們在手工藝技能上與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學方面要略勝一籌的話，那么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37]然而，自中國國門被西方列強強行打開后，中國在西方世界的文化形象也徹底改變。歷史的本來面目亟待還原。而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早就致力于此，并為此孜孜以求。

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時代的需要。近代以來，中國雖在引介乃至推崇西方知識體系的過程中有所裨益，但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20世紀80～90年代初期文化熱的主流話語是反傳統、倡西化的文化激進主義。改革開放帶來增長的物質訴求和西方文化的沖擊，引發了學界對中國文化的回顧和反思。歷史學家蔡尚思指出，“其主要課題之一，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新的歷史評估，以正確地繼承文化傳統、弘揚民族精神，促進新文化的誕生，推動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他反對將中西文化簡單比較、生搬硬套西方名詞、任意嫁接科學俗語及全盤肯定儒家文化的傾向。他認為，傳統文化分為廣義和狹義，狹義的傳統文化由封建王朝確定，廣義的則是從中華民族發展角度看，內容更豐富。他進一步強調，“我堅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止一個儒家，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實有九根大柱或九大特色”，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卻不能等同于封建文化，且在發展過程中又充實了近代文化、“五四”新文化等內容。[38]

概言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中華民族立足于自身實際而構建的具有民族性、學理性、實踐性、包容性和創造性并容納中國傳統精華與優秀外來文化的知識集合體。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時勢與緣由

此時提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涉及諸多因素：中國的全球地位與民族復興的使命；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西方知識的消極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并為世界文明作貢獻。

中國的全球地位提升與民族復興進程深度交融。美國國際戰略專家巴切維奇提出，“中國已經和平崛起”，“中國發起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改善近70個欠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港口、鐵路、公路、機場、電站以及通信網絡——投資總額預計將超過一萬億美元，一些歐洲國家也簽署了該倡議。如果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取得成功……它將極大地提升中國的全球影響力”。[39]美國學者比靈頓注意到全球格局的深刻變化：“金磚國家現在團結起來反對英美國家和北約的戰爭政策和制裁政策，而基本上整個全球南方都在公開加入或至少與金磚國家和‘一帶一路’合作，并打破美元在世界貿易上的霸權。”經濟學家薩克斯指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和150多個國家的一個非常有益的雙贏計劃，“中國正在進行大規模投資，并與其他國家合作，幫助他們發展電網、基本可再生能源、快速鐵路、5G技術，鋪設道路和高速公路，以及其他許多對口國家真正需要的東西。”[40]中國科技水平進步很快，在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領域位于領先或第一梯隊，并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三大全球倡議等理念和方案。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曾召開“條條大路通北京？”聽證會，戰略專家倫德坦言，“‘一帶一路’是一項雄心勃勃而且充滿希望的項目，它符合中國及其朋友的愿望”，“我討厭它，因為這是個絕妙的構想，它鼓舞了全球南方的人們，可它并不是我們提出來的”。[41]攻擊和詆毀難以阻礙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進程，截至2023年5月，共建“一帶一路”已吸引全球超過3／4的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參與其中。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是歷史的必然。

西方文明之悖論。以“文明”自居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呈現諸多深層次困境，集中表現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三種矛盾處理上的悖論。[42]在人與自然的矛盾層面，“文明”國家損害自然與破壞環境的程度更高。西班牙學者費爾南多·阿梅斯托指出：“20世紀產生的創造力、行動力、科技智謀、計劃、自主性都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成就。但是這也是戰爭毀滅力最強、殺戮最慘、暴政最兇殘、貧富差距最大、環境破壞最嚴重、廢物制造得最多、希望破滅得最徹底的一個世紀。”[43]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占世界人口16%的西方制造了34%的垃圾。聯合國自1992年便否定了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的發展模式。在人與人的矛盾層面，西方“文明”國家殘害生命的手段更具殘酷性。從技術演進來看，15世紀的火槍，17世紀的燧石發火，18世紀的軍艦技術，[44]西方軍事技術的迭代持續推動殺傷手段的升級，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陸空武器裝備體系逐步形成，日本的炭疽菌和美國的核彈相繼出現，進一步加劇戰爭的殘酷性，西方常將軍事干預包裝為“文明”或“維和”。在人與自身的矛盾層面，西方高收入“文明”國家的年齡標準化自殺率（age-standardized suicide rate）位居全球前列。從區域分布來看，美洲33個國家中，自殺率最高的6國包括美國和加拿大，自殺率高的歐洲國家包括幾乎所有的西歐和北歐國家，東亞的韓國、日本和新加坡自殺率最高。[45]自殺原因往往為生存矛盾難以調和，凸顯出發達國家較為嚴重的社會和心理問題。[46]錢穆指出：“近百年來，世界人類文化所宗，可說全在歐洲。最近五十年，歐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為世界人類文化向往之宗主。”[47]因此，實有必要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西方思潮引進之錯舛。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不容置疑，但該時期對西方思潮的盲目崇信與照搬，也埋下了思想與實踐層面的隱患。有研究指出：“20世紀30年代‘中國化’思潮的出現，主要是由于思想界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盲目引進西方思潮的深刻反省以及30年代開始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所引發的思潮轉向。”[48]與此相似，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意義眾所周知，而這一時期大量地引進西方知識也對中國的思想界與學術領域產生了強烈沖擊。有學者直言：“近幾十年來，西方社會科學大舉進入中國。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在中國很時髦很流行，似乎離開了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中國就很難建立自己的社會理論體系。”[49]這一現象在政治學、經濟學等實踐學科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部分研究者習慣于用西方概念解釋中國現象，用西方辦法解決中國問題。然而，“這些研究者在對近代西方文明觀念進行評價時幾乎是一面倒的肯定，毫無批判意識。”[50]西歐的諸多地方性知識傳遍全球并包裝成普世標準，隨傳教、貿易、戰爭、教育和合作等多種路徑傳入中國，其負面影響不容忽視。有學者進一步指出：“人們也通常把西方的知識系統當作人類哲學社會科學的一般原理。中國近代以來大量引入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并以此為主流，這本來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然而，在中國取得現代化巨大成功并進入新時代后，對于西方知識體系的依賴也引發了對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關切。”[51]這種對西方知識體系依賴所引發的反思，成為推動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一個重要動因。

中國傳統文化之反思。自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中國國門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社會變革與思想解放運動，均將反思傳統文化與中國發展的關系作為主題。錢穆認為，“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52]張岱年則指出，傳統文化有四長四弊，主張綜合中西文化之長，“綜合的過程也即是批判、改造的過程，也就是創建新的文化體系的過程”，“中國新文化應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西方先進成果的綜合”。[53]縱觀近代以來的歷史進程，每當中國發展處于關鍵節點時，此問題便會突顯。蔡尚思指出，“我堅信隨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必將持久地開展下去……真正要探索中國傳統文化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所能起的作用，需要有踏實嚴謹的學風，具體深入的分析，充分開展百家爭鳴，拿出言之有據、具有創見的成果”。[54]在全球治理體系加速變革的當下，中華文明中蘊含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經世致用”等觀念，可以為解決全球性問題貢獻中國智慧。

中西文化的成功結合，使國人重新認識傳統文化。具體而言，中國哲學的辯證法與西方哲學的形而上學各有所長，中西醫的兼收并蓄，中國美術與西方美術達成創造性融會、華樂與西樂的圓滿結合等。以中西醫結合的實踐探索為例，緯脈理論將經絡學說與解剖學結合；針灸與影像學協同治療驗證了中醫理論的科學性；中醫“治未病”理念在預防醫學中的融合應用；靶向治療技術與艾灸療法的協同實踐，使中醫理論與現代科技結合。這些結合表明，中西知識都具有本土性特質和存在價值，二者可通過交流實現融合，既促進各種技藝、教學模式及人才培養的多元化發展，也助力傳統文化在當代煥發新生機。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路徑與挑戰

近代以來，西方被視為文明的中心。在哲學社會科學知識方面，西方中心論涉及幾乎所有學科。[55]如何辨別與糾正這種現象？

以學科論。殖民統治強化了西方世界研究“他者”社會的迫切性，人類學應運而生。[56]學界對人類學的殖民屬性已有深刻批判，有學者指出：“人類學對非洲社會的闡述是以促進文明進程的說辭為殖民主義辯護，這也是人類學時髦的根本。”[57]1930年代“人類學在殖民地治理中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58]因此被稱為“殖民主義之侍女”“西方帝國主義之子”。[59]不僅人類學，發展經濟學的學科性質也不是“實踐者所預想的客觀而普世的科學”，而是“對世界的一種建構”。[60]戰后美國的戰略決定了該學科的性質，“鞏固核心國家的地位、尋找更高的海外利潤率、確保對原材料的控制、為美國產品拓展海外市場、部署軍事保護系統”。[61]反觀中國學界，歷史學特別是世界史研究，長期受西方和蘇聯史學體系的影響，知識體系本土化特征較弱。[62]此外，受影響的還有其他學科，進一步凸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以理論／模式論。西方諸多具有殖民性的理論與模式中，“種族／文明優越論”最具影響力。有研究指出，“這種學說將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道路劃分為包含不同等級的發展模式”。[63]英國的現代化轉型被視為獨特案例，由社會內部動力引發，無外部因素干預。可真如此嗎？印度學者揭露，英國統治印度200余年，64.82萬億美元從印度流向英國。“宗主國聲稱自己提供‘治理’，類似于敲詐勒索者聲稱自己提供‘保護’。”[64]非洲學者指出，大西洋貿易是英國成功完成工業化進程的核心因素，“非洲人及其后裔的勞動使這一時期大西洋商業的發展成為可能。因此，我們有理由得出結論，非洲人對英國工業革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65]西方似是而非的理論對中國影響頗深，如“朝貢體系”之說忽略“貢”（tribute）在中西方的性質與實踐不同；[66]“沖擊-反應”模式漠視內部因素及自我能動性。

以概念的解釋／翻譯論。西方中心論的痕跡明顯。比如，印度民族大起義被稱為“印度兵變（‌Indian Mutiny）”或“印度1857年反叛（‌Indian Rebellion of 1857）”。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義終結了東印度公司的統治，對民族獨立運動具有獨特意義。英國人將其稱為“兵變”或“反叛”反映了其殖民視角：掩蓋起義的根本原因，用“兵變”指士兵叛亂，以否認殖民統治是根源；否定起義的正當性，用“兵變”否認起義的群眾基礎和反殖的政治目標；將“兵變”視為破壞秩序，為鎮壓提供合法性；分裂起義陣營，制造內部不團結的印象，以削弱其民族代表性；否定起義的歷史地位，抹殺其民族獨立運動的歷史意義。類似的做法還有將義和團運動譯為“Box Rebellion”等。這種敘事反映了西方政府的話語權。

漢學家的翻譯亟需批判性梳理。早期漢學家多為傳教士或官員，其譯介工作常受語言、偏見、興趣和社會環境的局限。比如，夏德與柔克義將唐代《酉陽雜俎》中描述撥拔力（索馬里地名）婦女“潔白端正”一語，譯為“皮膚光潔且表現良好（clear-skinned and well-behaved）”。[67]戴聞達的理解頗為離奇：“我認為其意是‘潔’（大概是指沒有花柳病）和‘貞節的’，這兩種品質均可提高其市場價格。”[68]原本對膚色相貌的描繪，變成道德層面的評判。又如，中國食物因地而異，初到異地或會腹瀉，這一現象被稱為“換腸”。宋代《萍洲可談》描寫奴隸平時吃生食，“捕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美國學者懷亞特將換腸譯成“converting the bowls”并解釋：“中國將奴隸‘換腸’的習俗尤為突出，極具沖擊力又充滿象征意味。這種‘換腸’理念完美詮釋了中國文化帝國主義的核心概念。”[69]這一解釋充滿政治色彩。再如，東晉地方志《華陽國志》被譯為《中國與外國的記述》。這類錯誤亟需予以糾正。

殖民遺產主要通過兩種途徑傳播：西方宣傳和部分南方學者配合。英國歷史學家弗格森指出：批評殖民帝國的人多忽略“有些帝國比其他帝國更糟糕”，并列出比利時、法國和德國的惡劣行徑，但對英帝國在貝寧王國的大肆搶劫、對阿散蒂王國的野蠻征服、對茅茅運動的殘酷鎮壓閉口不提。[70]英國內政部近年仍稱：“對于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許多土著民眾來說，比起他們原來的統治者，大英帝國常會帶來更具規則性，也更具接受度和公正性的法律與秩序體系。”[71]這種言論所凸顯的傲慢和偏見在學術研究與歷史敘事中極具誤導性。在南方國家，一些學者深受西方話語權影響。具體而言，懂法語的引用戈比諾、勒南，懂英語的援引湯因比或杜威，懂德語的喜好韋伯和斯賓格勒，他們的知識、資料和思維方式均來自西方。此外，西方還通過學術援助的方式影響受援國的研究方向。喀麥隆學者質問：當非洲政治領導人和學者接受美國的社科研究援助時，是否真正認識到這種資助動機何在？[72]加納學者維雷杜提出思想的非殖民化和概念的非殖民化，并列出需重新審視如存在、生命、道德、宗教、民主等59個概念。[73]非洲學者姆丁貝分析了歐洲學術霸權的現象：“文化上的我族中心主義解釋了社會科學學科歷史和實踐中的意識形態變化和斗爭。”[74]總體而言，南方學者對西方中心論批判較為犀利。與此同時，部分西方學者能較為客觀地描述南方國家的歷史貢獻，《黑色雅典娜》便是這一研究取向的代表性成果。中國學者也一直在推動歷史研究去西方中心化的道路上持續探索。

以歷史學為例。學者雷海宗從措辭、篇幅和觀點上對《世界史綱》作者的歐洲中心論展開批判。[75]學者周谷城進一步指出，歐洲學者的世界通史偏重歐洲，雖情有可原，因為15世紀以后歐洲發展活躍，“但十五世紀以前，所謂世界活動，幾乎只限于亞、歐、非三洲之間，因此我們斷不能忽視亞洲及歐亞之間的活動”，“為著要完成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體系，便不得不把印度、中國、波斯等，也納入古典時期之下。……不得不把世界聯系的擴大，說成是歐洲的擴張，不得不把被侵略者的翻身說成‘白人的負擔’，在‘白人的負擔’之下，竟列上日本的革命，中國的覺醒，非洲的征服。”[76]周谷城對歐洲中心論的路徑分析頗具見地。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包括“破”和“立”兩個核心維度。史學界目前致力于“破”，卜憲群指出：“某些西方學者拋出的所謂‘東方專制主義’，就是強加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暴力性’名詞……再如‘滿蒙史觀’、‘征服王朝論’、‘內亞史觀’、‘新清史觀’等，制造中國古代北方草原民族與中原王朝二元對立的虛假歷史，并試圖將他們從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分離出去，肢解歷史中國。”這種曲解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任東波批判了三種不同的“歐洲中心論”，揭示創建中國學派的矛盾性和艱巨性。李興提出，可以用東西方力量的歷史對比來破解西方中心論。汪朝光認為，“‘沖擊-反應’論更注重近代中國之‘弱’與西方之‘強’，認為‘弱’中國只有依靠‘強’西方的沖擊，才能改變自身的狀況。……歷史的進程遠非如此簡單，我們當然需要關注外部世界的影響，但更需要注意中國內部的變化”，“中國的五四運動與同時期的韓國三一運動、印度、埃及的反殖民主義風暴聯動呼應，共同對列強在亞非地區的殖民統治形成了強大沖擊，迫使列強不得不做出‘反應’。所以，即便是‘沖擊-反應’模式，反映的其實也不全是‘強’對‘弱’的沖擊，‘弱’對‘強’的反向沖擊也是存在的，更不必說那些更重要的內部變化及其影響。”其批判包括三方面：對“沖擊-反應”模式的反向理解；強與弱的辯證關系；內部因素的重要性。[77]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二元對立與全球化

人文社科研究中的一個普遍問題，是本土與外來知識的關系。“在世紀之交，全球化的浪潮席卷整個世界，文化研究在擔憂中傾向于折中，既堅持本土文化，又要有全球視野。但盲目地提‘本土文化’，又有滑向保守主義的危險，同樣，一味主張全球視野，也有走向‘全盤西化’的危機。”[78]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面臨諸多選擇：一是自我封閉，拒絕交流；二是接受同化，放棄自我；三是中外拼湊，以合時勢；四是融匯中西、貫通古今，對內取精用弘，對外批判吸收，放眼全球，美美與共。筆者認為第四種方法為宜。

中國史學界目前致力于“破”，這是第一步。在這一過程中，對于一些西方概念是否合適需仔細辨別，比如，對“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概念的辨析；對用“啟蒙運動”形容清代在宋明理學之后的思想演進意義的觀點反思；對朝貢體系與“沖擊-反應”模式的反駁；對西方圍繞中國西南邊疆建構的“東南亞高地”“曼陀羅體系”“贊米亞”等話語的揭露等。[79]這種“破”需扎實的史學功底為支撐，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而自主知識體系的“立”，也在此過程中逐步展開。全球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適合于專題史特別是氣候環境、疾病傳染、移民走向、文化傳播、植物或生物的分布等領域。通過不同區域的比較和關聯深化研究，全球史研究可以有效拓展研究的視野和范圍，但并非萬能的研究方法，須與地區史、國別史、家族史、概念史等研究路徑有機結合。否則，其視角難以全面，敘述難以客觀。

應警惕中國中心論。[80]21世紀以來的多項民調顯示，世界各國對中國好感度呈逐步提升態勢。2025年民調報告顯示，超過3／4的國家對中國的看法比對美國好，占比79%。“這一結果凸顯美國的全球形象正在急劇下滑，而中國的影響力穩步攀升。”[81]一系列調查說明，中國發展吸引全球關注，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引起發展中國家重視。這雖強化國人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卻也可能催生中國中心論的傾向。若自傲心理反映到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易導致負面后果：一是盲目推崇并強行推廣所謂“中國模式”。各國有其獨特的自然和社會環境與歷史發展脈絡，中國的發展經驗可學，但不可簡單復制；二是過度依戀傳統文化或一味否定外來文明；三是為刻意突出中國，而忽略客觀史實，或違背學術道德；四是在缺乏扎實知識積累和不顧學術規范的情況下，盲目推進學術擴張，刻意創設新學科、新理論或新概念。

過度強調中國中心，還可能忽略自主知識體系的普適性，進而背離以平等對話的方式為全球貢獻中國智慧的初衷。郝立新指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就是立足中國、觀照中國、扎根中國，堅持中國問題導向，回應和解決中國問題，為廣大中國學者和民眾所認同或接受的知識體系。”[82]這一論述精準把握了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關鍵。然而，將中國智慧融入全球知識體系，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王立新指出：“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個與世隔絕的中國知識體系，而是一個因為其高質量、它的原創性、它的解釋力而自然而然地被國際學術界所傾聽、所討論、所引用乃至接受的來自中國學者的這樣一個知識體系。”[83]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高質量和原創性該如何體現？對已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政治學、經濟學等實踐學科而言，其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必須立足中國歷史與現實，通過實地調查、譜系研究以及對西方知識的擇優選擇實現，其中，源于中國的實踐，是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礎。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則需經過對史料的分析整理、史識的長期積累、史觀的批判繼承，以實現史論的自我創新。此外，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蘊含普遍性的概念、觀點和理論（如自力更生、社會治理、脫貧攻堅、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結合等）需進行普適性轉化，方能在國際學術界立足，并對全球化進程發揮積極作用。

關于歐洲／西方文明已有諸多共識，與本文議題相關的一點是，西方文明主宰的時代已結束。長期以來，中西文明之分以及本位與西化之辨一直是學界論爭焦點之一。然而，“思想的發展如果總是重復著西化與文化保守的對立，總是堅守著這種二元論的價值觀，便很難有所超越，社會在本質上當然也談不上進步。”[84]這一認知同樣適用于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若始終深陷中西對立爭執不休，局限性難免。應跳出二元框架，將中國知識置于全球化視域，超越具體語境，關切人類共同議題。推動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與全球化的辯證統一，通過國際傳播和雙向對話，對構建一個真正多元、包容的全球知識體系至關重要。

章開沅指出：“我們已經為周而復始的體用之爭、西化論與本位論之爭耗費了太多太多的時間。現在，我們應該以強者健康的心態來發展民族新文化，既要超越西方文化，又要超越傳統文化，根據現實生活與未來發展的需要來營造新的文化價值體系。”[85]這一論斷精準指明中國學界融入全球化進程的必由之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需妥善處理多重辯證統一關系：學術與政治、國情與世情、整體與個案、民族性與時代性、本土性與普適性等維度。當中國知識能夠回應人類共同問題時，才能從地方性知識轉變為全球性知識。在開放創新中確立自主性，在文明互鑒中提供普遍性，此即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與全球化的辯證統一內核。惟如此，中國學界方能具備掌握國際學術話語權的資格；惟如此，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方能充滿希望；惟如此，中國學術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世界諸文明在印度洋地區的交流交匯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ZD324；感謝四川大學汪朝光教授、北京大學許亮教授、云南大學張永宏與羅群教授提供相關信息以及暨南大學博士生王穎協助查找資料）

注釋

[1]樊仲云：《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討論集》，上海：文化建設月刊社，1936年，第1頁。

[2]王海軍：《從“歷史科學”到“新社會科學”：“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概念的學理探源（1919—1949）》，《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5年第4期。

[3]雖然“歐洲中心論”起源更早，但與“西方中心論”意思相近。參見仲偉民：《“西方中心論”的“非”與“是”》，《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9期；郭湛：《圍繞“中心論”的困惑——四問“西方中心論”》，《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13期。本文論述中兩者意思相同。

[4]約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第30～32頁。

[5]約瑟夫·S·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么美國不能獨斷專行》，鄭志國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82頁；R. O. Keohane et al., "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 Trump and the Sources of U.S. Power,"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end-long-american-century-trump-keohane-nye。

[6]彼得·高恩：《華盛頓的全球賭博》，顧薇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8頁。

[7]威廉·羅賓遜：《全球資本主義論：跨國世界中的生產、階級與國家》，高明秀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4頁。

[8]麥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37頁。

[9]彼得·高恩：《華盛頓的全球賭博》，顧薇等譯，第8頁；H. Védrine et al., Franc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trans. by P. H. Gord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p. 3。

[10]威廉·羅賓遜：《全球資本主義論：跨國世界中的生產、階級與國家》，高明秀譯，第2、229～230、232頁。

[11]D. Li et al., "Chinese Modernization: Spearheading New Globalization and Inspiring an Emerging Field of Study," China Economist, 2023, 18(2);《共話中國經濟新機遇丨專訪：中國在可持續發展、創新驅動方面進步巨大—訪美國經濟學家哈伊里·圖爾克》，2024年3月27日，https://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40328/41f5e14c0b9649ee91e6c81adb3f588f/c.html。

[12]杰格迪什·巴格瓦蒂：《全球時代：從持懷疑態度的南方到充滿恐懼的北方》，《經濟資料譯叢》，1999年第2期。

[13]黃有東：《從“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對“五四”以來中國三次文化宣言的詮釋》，《中華文化論壇》，2005年第3期；俞祖華、趙慧峰：《三份宣言：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典型文本》，《東岳論壇》，2009年第1期。

[14]王新命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文化建設》，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我們的總答復》，《文化建設》，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10日。

[15]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大公報》，1935年3月31日。胡適于1929年在《中國今日的文化沖突》中提出“全盤西化”，后來主張用“充分世界化”來代替“全盤西化”的表述。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大公報》，1935年6月21日。

[16]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85頁；陳序經：《從西化問題的討論里求得一個共同信仰》，《獨立評論》，第149號；陳序經：《讀十教授〈我們的總答復〉后》，《大公報》，1935年5月20日；陳序經：《全盤西化的辯護》，《獨立評論》，第160號，1935年7月21日。陳鵬勇：《矯枉過正：陳序經“全盤西化”論》，《學術研究》，2016年第8期。筆者認為使用這種過激言論是他的策略。

[17]張佛泉：《西化問題之批判》，《國聞周報》，第12卷12期，1935年4月1日；張佛泉：《西化問題的尾聲》，《國聞周報》，第12卷30期，1935年8月5日。

[18]張熙若：《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國聞周報》，第12卷23期，1935年10月28日。

[19]馬芳若編：《中國文化建設討論集》，上海：經緯書局，1935年。封面印有“當代名流學者文化巨子，全國輿論界的權威作”。

[20]文化建設月刊社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討論集》，上海：文化建設月刊社，1936年，第8頁。

[21]杜亞泉：《戰后東西文明之調和》，《東方雜志》，第14卷4號。轉引自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5～350頁。

[22]鄭師渠：《歐戰前后：國人的現代性反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9～103頁。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51～152頁。

[24]王朝慶、王剛：《論抗戰時期艾思奇對“學術中國化”運動的貢獻》，《毛澤東思想研究》，2017年第1期；忻平、姜楠：《從“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到文化自信——中國共產黨文化民族性理念的百年傳承與實踐創新》，《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6期。

[25]李宗桂：《中國文化的發展路向和民族精神的自我挺立——從三個“文化宣言”看中國現代化的文化努力》，《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10期。

[26]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403頁。羅志田注意到“激進”和“保守”觀點對時間、條件甚至個人而言并非涇渭分明。

[27]卜憲群：《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若干思考》，《求是》，2025年第20期。

[28]崔唯航：《構建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基于文化主體性的考察》，《文學評論》，2024年第5期。

[29][53]張岱年：《中國文化發展的道路——論文化的綜合與創新》，中華書局編：《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華書局成立八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0、11～21頁。“四長”指擺脫神學獨斷的生活信念；重視相反相成的思維方法；肯定道德自覺的人格觀念；愛國愛族的犧牲精神。“四弊”指尚通忽別的致思心習；不重實際探求的學術方向；忽視個性自由的人際觀念；尊尊親親的傳統陋習。

[30]李安山：《論國際關系史中的平等觀念與文明互鑒》，《世界社會科學》，2025年第1期。

[31]C. Ehret, Ancient Africa: A Global History, to 300 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 1, 14-18.

[32]章開沅：《離異與回歸——對近代一種文化現象的觀察》，中華書局編：《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華書局成立八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70頁。

[33]李方祥：《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術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潮互動》，《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2期。

[34]梅光迪：《自覺與盲從》，《民心周報》，1920年1月7日。轉引自中會梅氏研究會編、梅鐵山編：《梅光迪文存》，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4～66頁。

[35]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36]程巍：《語言等級與清末民初的“漢字革命”》，劉禾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351頁。

[37]B. Mazlish,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41-46.

[38]蔡尚思：《論中國傳統文化的九大支柱》，中華書局編：《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華書局成立八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2～38頁。九大特色即儒家、法家、墨家、道家、佛教、范縝反佛的神滅論、李贄的反孔教、黃宗羲的反君權、袁枚反禮教反理學的情感哲學。

[39]安德魯·巴切維奇：《后秩序》，張國坤譯，北京：中譯出版社，2023年，第47頁。

[40]"Interview with Jeffrey Sachs: China Model For Africa - IMF Model's Failure," 30 October 2023, https://www.voicemedia.global/video/interview-with-jeffrey-sachs-china-model-for-africa-imf-model-s-failure;《伊蘭·伯曼：中國在發展中國家比美國更受歡迎，美國怎么辦？》，2022年9月25日，https://www.guancha.cn/IlanBerman/2022_09_25_659389.shtml。

[41]D. F. Runde, "Enabling a Better Offer How Does the West Counter Belt and Road?" 16 May 2024,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2024-05/ts240516_Runde_Counter_Belt.pdf?VersionId=lVGm3LgrwDEBC7OGKrArRI0tmYNKxxwa.

[42]李安山：《解析西方文明的三個悖論》，《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3月17日。

[43]菲立普·費爾南多-阿梅斯托：《文明的力量：人與自然的創意》，薛絢譯，廣州：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第523頁。

[44]伊恩·莫里斯：《文明的度量：社會發展如何決定國家命運》，李陽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79～189頁。

[45]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uicide Worldwide in 2019: Global Health Estimates," 16 June 2021, https://iris.who.int/server/api/core/bitstreams/3bd4ac79-4347-420e-b675-948d36ab3d90/content; S. C. Curtin et al., "Increase in Suicid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9–2014," NCHS Data Brief, 2016, 241;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 There to Help Prevent Suicide," 19 August 2021, https://www.cdc.gov/injury/features/be-there-prevent-suicide/index.html?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features%2Fpreventingsuicide%2Findex.html; Takahashi Yoshitomo, "Taking Stock of Suicide in Japan," 8 March 2017, https://www.nippon.com/en/currents/d00266/.

[46]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uicide Rising Across the US: More Than a Mental Health Concern," 7 June 2018, https://www.cdc.gov/vitalsigns/suicide/index.html.

[47][52]錢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中華書局：《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華書局成立八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41、39頁。

[48]李方祥：《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術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潮互動》，《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2期。

[49]蘇長和：《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十論》，陳明明主編：《百年政治學與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31～60頁。

[50][63]郭雙林：《從近代編譯看西學東漸——一項以地理教科書為中心的考察》，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238，238、240頁。

[51]劉建軍、張丹琛：《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科學內涵與基本要求》，《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4年第2期。

[54]蔡尚思：《論中國傳統文化的九大支柱》，第22頁。

[55]李安山：《殖民統治與學術建構之互動——以英國在非洲的殖民統治為例》，《中國非洲學刊》，2025年第1期；寧潤東：《殖民主義與學術研究的復雜關系》，李安山、潘華瓊主編：《中國非洲研究評論（總第八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33～145頁。

[56]B. Mazlish, The Uncertain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7-31, 147-158; 劉大先：《中國人類學話語與“他者”的歷史演變》，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第469～515頁。

[57]景軍：《人類學思想的他者建樹》，景軍、高良敏主編：《南部理論：人文社科思想的他者建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第192頁。

[58]R. Symonds, Oxford and Empire: The Last Lost Caus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6, p. 155.

[59]T. Asad (ed.),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London: Ithaca Press, 1973, p. 16; K. Gough, "Anthropology and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1968, 19(11). 國內對人類學的殖民遺產的專業批判仍十分有限。

[60]S. Gudeman, Economics as Culture: Models and Metaphors of Livelihood, London: Routledge Kegan & Paul, 1986, p. 28. 可參見李鵬濤：《論英國的“發展型”殖民主義》，李安山、潘華瓊編：《中國非洲研究評論（總第八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86～201頁。

[61]阿圖羅·埃斯科瓦爾：《遭遇發展——第三世界的形成與瓦解》，汪淳玉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96、61～117頁；吉爾貝·李斯特：《發展的迷思：一個西方信仰的歷史》，陸象淦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4～100頁。

[62]陳菁霞：《錢乘旦：破除西方中心論，構建中國自己的世界史理論體系》，《中華讀書報》，2023年7月12日。

[64]U. Patnaik et al., Capital and Imperialism Theory, History and Pres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1, pp. 149-150; A. Taneja et al., "Takers, Not Makers: The Unjust Poverty and Unearned Wealth of Colonialism," 20 January 2025, https://oi-files-d8-prod.s3.eu-west-2.amazonaws.com/s3fs-public/2025-01/English%20-%20Davos%20Full%20Report%202025.pdf.

[65]J. E. Inikori, African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86.

[66]劉文明：《“朝貢體系”概念生成及跨文化反思》，《歷史研究》，2025年第4期。

[67]J.-K. Chau,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F. Hirth and W. W. Rockhill, St. Petersburg: Printing Office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1, p. 128. 參見夏德在另一篇文章中將“潔白端正”翻譯為“clean, white and upright”。F. Hirth, "Early Chinese Notices of East African Territor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 Society, 1909, 30(1)。

[68]"I think the meaning is 'clean' (probably referring to freedom from venereal disease) and 'chaste'," J. J. L. Duyvendak,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ondon, 1949, p. 13. 具體分析參見李安山：《非洲華人社會經濟史》（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2～144頁。

[69]D. J. Wyatt, The Blacks of Pre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p. 60. 值得注意的是，荷蘭漢學家馮客（Frank Dikotter）將“換腸”譯成“changing the bowls”。

[70]N.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 190.

[71]Home Office, Lif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Journey to Citizenship, Norwich: The Stationery Office/Tso, 2004. 轉引自嚴海蓉、沙伯力：《中國、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和全球化的積累方式》，https://tias.tsinghua.edu.cn/academic-life/insights/731c087cd64f404891479b9eef79843d。

[72]N. N. Léon-Marie, "Sciences Sociales et Securite: Un defi Majeur pour l'Afrique et la Chine au Regard de l'activisme des Foundations Caritatives Américain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s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in Africa's Peace and Security, 18 October 2016.

[73]K. Wiredu,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Africa: Some Suggestions,"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frica, Paris: Unesco, 1984; K. Wiredu, Cultural Universals and Particulars: An African Perspecti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6-144.

[74]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9.

[75]雷海宗：《伯倫史學集》，王敦書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611～621頁。

[76]周谷城：《發揚祖國史家研究外國的精神》，《新建設》，1962年第8期；周谷城：《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光明日報》，1981年3月24日。

[77]卜憲群：《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若干思考》，《求是》，2025年第20期；任東波：《“歐洲中心論”與世界史研究——兼論世界史研究的“中國學派問題”》，《史學理論研究》，2006年第1期；汪朝光：《以全球視野看中國 從中國出發觀世界——中國近代史研究開拓創新之我見》，《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3期；李興：《世界史“西方中心論”破解與“三大體系”構建初探》，《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

[78]解麗霞：《理解錯位與文化研究癥結——20世紀以來三次“文化宣言”的解讀問題》，《華南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79]羅群、李淑敏：《警惕“去中國化”陷阱—評西方學者的中國西南邊疆史研究》，《歷史評論》，2022年第2期。

[80]葛兆光：《在中國，如何敘述全球史？》，陳恒、喬瑜主編：《文明研究》第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5年，第185～208頁。

[81]Hugh Cameron, "Map Shows Countries That Prefer China to the US," Newsweek, 14 May 2025.

[82]郝立新：《對新時代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思考》，2024年5月17日，https://theory.gmw.cn/2024-05/17/content_37327689.htm。

[83]王立新：《關于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若干問題的思考》，在“第九屆世界史研究前沿論壇暨《世界歷史》編委會會議”上的發言，2025年10月25日。

[84]尤小立：《20世紀30年代文化論戰的現代思考》，《江海學刊》，2005年第5期。

[85]章開沅：《離異與回歸——對近代一種文化現象的觀察》，第370頁。

責 編∕鄧楚韻 美 編∕梁麗琛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nd Globalization: History, Challenges, and Reflections‌

Li Ansha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global transformation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holds significant meaning. This system takes globalization as its dialectical context, emphasizing the achievement of ideological autonomy,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and purposive self-determination through global interaction. Its aim is to break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Western-centrism and build a knowledge system grounded in China's history and reality, with national character and open mind. Since modern times,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continuously grappled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western influence, striving to absorb advanced global culture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Currently, China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task of critically inheriting cultural tradition. Addressing these requires disciplinary critique,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and global dialogue to achiev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universal values.

Keywords: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history, globalization, Western-centrism, China-Based Culture, decolo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