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部之學”是指由經、史、子、集四部框架建構的一套包括眾多知識門類、具有內在邏輯關系的知識系統，作為有機結構的整體，其體現中華文化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注重和合包容的“融和合一”精神、以“通”為訴求的會通精神、以“道”為旨歸的道德精神、為“有用之學”的經世致用精神，以及斯文在茲的中華文化傳承發展。近代以來，以“七科之學”為代表的西方知識體系，逐漸取代以“四部之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反思該轉變的利弊得失，應對“四部之學”進行全面挖掘、傳承、革新、提升，圍繞中華文化基本精神，通過融合重構，在確立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建構當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同時吸收世界其他文化之優長，對話交流，尋求共識，為應對數智時代全球知識變革的挑戰，尋求中國智慧。

【關鍵詞】中國學 自主知識體系 四部之學 七科之學 基本特征 融合重構

【中圖分類號】K207.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4.007

韓星，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國際儒聯理事，中華孔子學會理事。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儒學思想史，主要著作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論》《儒教問題：爭鳴與反思》《儒法整合——秦漢政治文化論》《孔學述論》《儒家人文精神》等。

“四部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分類體系的簡稱，“指經、史、子、集四部范圍內的學問”，是“由經、史、子、集四部框架建構的一套包括眾多知識門類、具有內在邏輯關系之‘樹’狀知識系統”。[1]“七科之學”指源于西方的以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科、農科、工科“七科”為主的知識體系。近代以來，西方學科分類傳入中國后，以“四部”為基本構架的中國傳統知識系統，受到西方以“七科”為標準的知識系統的嚴重沖擊，“四部之學”的系統被解構嵌入“七科之學”的系統。立足于西方文化、以“七科之學”為代表的知識體系，逐漸取代兩千多年立足于中華文化、以“四部之學”為主體的知識體系，最終形成一套具有西方意義的學科分類體系及知識系統，并在中國教育科研體制中被確定下來。

今天，我們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就是要以中國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構建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而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正是這一宏大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關鍵實踐領域，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旨在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國、認識現代中國、把握未來中國。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學是歷史中國之學，也是當代中國之學。”[2]當前，面對解釋、解決好中華文化發展的道路、方向、途徑、精神等重大問題，以及有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時代任務，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在深刻反思中國傳統知識體系被西方學術體系解構與重組的歷史經驗教訓基礎上，真正回歸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從中華傳統思想沃土中重拾文化主體性、在世界文化激蕩中堅守文化主體性，并以此為基礎構建起能夠貫通古今、詮釋當下、指引未來的知識系統。

“四部之學”的歷史演進與體系成熟

“四部之學”作為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系統化呈現，其形成與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這一體系的確立，以清代《四庫全書》為集大成者，標志著中國古代自主知識體系的成熟。

“四部之學”的源頭可追溯至先秦的學術傳統。孔子整理上古以來的歷史文化典籍，編訂《六經》，開啟了中國經學傳統。西漢時期，劉向、劉歆父子編撰《七略》，首創六部分類法，將典籍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大類。其中“六藝”列于《六藝略》之首，被視為王官之學與學術本源；儒家被列于《諸子略》之首，而“諸子”被視為衍流。這套體系為古代知識分類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歷史文獻的增多，尤其是史部典籍和文學作品的日益豐富，《七略》的六分法逐漸難以適應需求。魏晉時期，鄭默的《魏中經簿》和荀勖的《中經新簿》將典籍劃分為甲（經）、乙（子）、丙（史）、丁（集）四部，初步確立了四部分類框架。此后，東晉李充在《晉元帝書目》中調整乙、丙兩部次序，進一步明確了經、史、子、集的排序雛形。

唐代編纂的《隋書·經籍志》是四部之學演進中的關鍵里程碑，正式確立了“經、史、子、集”的部類名稱與順序，并對相關內涵進行系統界定，使四部分類法得以定型并為后世所沿襲。《隋書·經籍志》不僅反映隋代藏書，更追溯了六朝至唐初的文獻流變，該書把各類經籍有機地組合在一起，有綱有目，部類統緒，結構嚴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知識體系。

清代《四庫全書》的編纂，代表“四部之學”的終極形態與最高成就。其分類體系在繼承前代基礎上更為精密完善，子目劃分尤為詳盡。《四庫全書》不僅囊括中國歷代典籍，還一定程度收錄朝鮮、越南、日本以及歐洲傳教士的著作，體現其以中國學術為主體，兼具一定文化包容性與開放性的特點。《四庫全書總目》強調“兼收并蓄”，力求在儒學主導下，系統化、條理化地整合各類知識與思想，使之成為一個嚴謹的整體。這套體系凝聚著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觀念，“就此而言，四庫學也就是中華傳統知識學，它所反映的中華民族傳統知識及其價值，也是它的核心內容，而四庫學體系也就是中華傳統知識學體系”，“四庫是中國人的傳統知識及思想范式的框架，系聯并承載著中國的傳統學術學科，以及層級與等次觀念”。[3]因此，可以說《四庫全書》作為中國傳統知識分類成熟完善的代表，集中體現古代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

“四部之學”的精神特征：中華文化與中國傳統學術獨特性的重要體現

“四部之學”（經、史、子、集）作為中國傳統學術的分類體系，不僅是一種知識組織方式，更是中華文明精神特質的系統性表達。其核心特征可概括為以下七點。

有機整體性：源流支派的體系建構。“四部之學”是基于中國目錄學傳統建立的一套知識體系，經、史、子、集構成“源、流、支、派”的有機網絡整體。乾隆《文源閣記》有言：“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以載道，以立言，以牖民，自開辟以至于今，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這是對中國古代學術淵源流變的客觀認識。“經”為根本，是“天下公理”的載體，確立價值標準，處于核心地位；“史”以事實驗證經義，明古今成敗，經史并重，經史相參；“子”和“集”分別為諸子百家著述和文藝作品，具有“旁參”和“鑒戒”作用，但屬“雜學”。四部并非割裂，而是相互貫通。以經典為基礎的儒學，在傳統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錢穆曾言：“儒學尤為中國學術之中心。四部之學，莫不以儒為主。亦可謂儒學即是中國文化精神之中心。”[4]

人文精神：以人為本的終極關懷。中國文化以“人”統學，以人為主體，具有深厚人文精神。“中國文化之獨特性，偏重在人文精神一面，中國學術亦然……故謂中國學術之獨特性所在，乃在其重人尤過于重學，重內尤過于重外，重道尤過于重藝。”[5]“中國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在其全體中有一主要中心，即為上述之‘人文精神’。”[6]這種人文精神集中在經學中。“經學在中國，一向看為是一種‘做人’之學，一種‘成圣’之學。”[7]中國傳統學術以人為本，學為君子，希賢希圣，以圣人為最高境界。經學作為“成人”“成圣”之學，將道德修養置于首位；史學以史為鑒，培育彰善癉惡的倫理觀；子集之學亦需“關乎世道人心”。可以說，中國傳統學術旨在塑造“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內在理想人格，學術體系與人格養成“交相為用”，外化指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具象實踐，最終成就“內圣外王”的理想。

融和合一：差異多樣的和諧統一。“中國傳統文化，是注重‘融和合一精神’的。中國古人并不曾把文學、史學、宗教、哲學各別分類獨立起來，無寧是看重其相互關系，及其可相通之處，因此中國人看學問，常認為其是一總體，多主張會通各方面而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研究。”[8]“四部之學”是和合包容的，其容納百家、包羅萬象，是中國文化“融和合一”精神的最佳注腳：儒家“和而不同”、道家“天人合一”、佛家“圓融無礙”等思想被熔鑄一爐，對各種思想學問兼收并蓄。這種“融和合一”并非無原則的混雜，“中國人的心智，常傾向于一種‘綜合而簡化的要求’，好把一切思想理論異中求同，期能有一更高真理來綜合會通此種種異說而簡化了，終至于只剩下一條最高、最簡單、最易使人都能了解接受的共同大真理”。[9]這個“共同大真理”就是“道”。以“道”為統攝，天下同歸而殊途，成為化解自然、社會、文明間分歧的根本路徑。

會通精神：學問的融貫與超越。中國傳統學問以“通”為訴求，重“通人”“通學”。“中國人看重在人，重在其做人之共通合一處。中國人認為，一切學，皆從人之靈性來，人之靈性，出于天地大自然，故必該有共通合一處。”[10]《四庫全書》，“強調不同思想學說之間的融會貫通，而這種會通精神在諸子百家的和而不同與儒釋道三教的整合實踐中得到了有力的體現。會通所體現出的是一種開闊的視野和包容的精神，這對于中國學術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1]四庫館臣倡導，從事學術研究應“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亦無可疑也”（《總目·經部·禮類一》）。《四庫全書總目》批評漢宋之爭，主張“本漢唐注疏，佐以宋儒義理”，強調學術需“融會貫通”。這種會通不僅體現在知識整合上，更作為一種方法論，要求實現“道”的貫通。

道德精神：求道明道的價值依歸。儒家重“學以致道”，道家尚“技通乎道”，二者交融，形成中國古代士人的求道精神。中國學問的本質是“求道”而非“求知”。經以載道，史以明道，子集亦需“于道有當”。儒家倡導“學以致道”，道家追求“技進乎道”，共同形成以“道”為內核的精神傳統。“依中國人觀念，一切人事皆各有道，而尤貴于一宏通之大道。故曰‘人能弘道’。”[12]求道何為？是為明道。所以，以求道為目的才是通學，中國學問重視“以學明道”。《漢書·儒林傳》有言：“《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中國傳統讀書人在經、史中求道、明道，落實在修身為本，特別注重德行修養，形成中國文化的道德精神。可以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是“道德”，“‘道德’兩字是中國文化特點，即其特殊精神之所在”。從學問上來說，“無論是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軍事學、外交學，一切有關人道之學，則全該發源于道德，全該建基于道德。也仍該終極于道德”。[13]

經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實踐導向。“四部之學”具有倫理政教功能，其本質是“有用之學”，強調學術服務于現實。經學“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史學“鑒往知來”；子部“立身行己，通經適用”；集部亦需“關乎政化”。《經籍志》在認識上更為深化，特別重視經典弘道設教的功用，以及與時俱進，時中之義，強調四部典籍不同層級的治道功能：“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總目·凡例》明確提出，“圣賢之學，主于明體以達用”，“辟其異說，黜彼空言，庶讀者知致遠經方，務求為有用之學”。《四庫全書》重點在經史，因經史發明心性，關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益政治，有助德化，能夠經世致用。

傳承發展：文化命脈的延續創新。“四部之學”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通過神圣性的經學、實證性的史學、多元化的子學與創造性的集部，構建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學術傳承發展的基本框架，經過長期演進實現其動態傳承發展。乾隆在《文淵閣記》中有言，“蒐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強調“四部之學”立心立道、延續文脈、教化萬民、開萬世太平的深遠意義。“四部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主體，體現中國傳統文化以儒為主，諸子道佛輔助的基本結構，并通過對傳統文化典籍的分類與總結，從學術層面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四部之學”可被視為古代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其在內容上是有體用、本末之別的，不是簡單平面并列的“1＋1=2”，而是復雜動態的立體網絡，以有機整體性為骨架，以人文道德為靈魂，以和合會通為氣度，以經世致用為歸宿，共同構成中國傳統學術的主體框架。但這一知識體系，在近代遭遇重大危機，走向徹底轉型。

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的轉變及其問題

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經歷了革命性轉型。左玉河研究指出，這一過程始于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最終完成。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的轉變，實際上就是從古代中國文史哲不分、講求博通的“通人之學”向近代分科治學的“專門之學”的轉變。[14]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是這一轉型的萌芽，而鴉片戰爭后，西方文化的全面沖擊加速了傳統知識體系的解體。甲午戰爭失敗后，中國知識界普遍將西方學科體系視為現代化的必然路徑，并開始系統性解構“四部之學”。在晚清學者看來，傳統學術存在“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缺陷，主張以哲學、史學、文學、自然科學等西方學科分類取代以“六藝”為核心、以“四部”為框架的傳統體系。[15]這種替代不僅是知識分類方式的更迭，更是價值系統的根本性置換——中國固有的知識體系及其承載的文明精神在此過程中斷裂，轉而嵌入西方學術范式及其背后的價值邏輯。

五四新文化運動將這一轉型推向高潮，其激進傾向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的對立。部分新文化倡導者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甚至將廢除漢字與舊文化視為進步的標志。馮友蘭就曾總結道，新文化運動的深刻性在于將西方文化整體視為長處以取代中國傳統文化。[16]此種思潮導致學術研究“惟分新舊，惟分中西”，傳統學術被割裂為支離的材料，僅能通過“新式眼光”被選擇性利用。錢穆對此指出，這種“必先西方，乃有中國”的范式，使中國舊學失去了自主性，其內在精神與格局被忽視，批判也因之失去了根基。然而，與激進思潮相對，馬一浮等學者力圖捍衛傳統的整全性，提出“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強調《詩》《書》《禮》《樂》《易》《春秋》作為孔子之教，是中國一切學術之源，足以統攝外來學說。[17]這一思想與“四部之學”以經為根、追求學問貫通的精神一脈相承，構成對西化學科體系的重要反思。

轉型過程中的核心爭議，突出體現為“經學”地位的顛覆性變化。在“七科之學”的框架下，經學被分解并納入哲學、史學、文學等學科，其整體性被消解，功能從承載“天下公理”的價值之源，蛻變為被研究的對象。甘陽對此批判道，傳統“四部”在向現代學科轉化時，經、史、子、集中唯有“經部”這一核心部分缺失了對應的現代學科定位。史部材料歸于歷史系，子部思想劃入哲學系，集部文獻納入中文系，而經學卻無處安放。[18]這種缺失不僅導致學術體系的斷層，更意味著道統的隱退與學統的斷裂，使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學術在近代現代化進程中丟失了傳統根基與靈魂。經學作為中國傳統學術的價值和精神基石，其解體使轉型后的中國現代學術難以在整體上把握歷史文化經驗與文明精神，也難以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建立有機聯系。

這一轉型的深層問題，在于現代分科體系與中國文明整體性之間的本質差異與張力。“四部之學”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經、史、子、集四部構成“源、流、支、派”的關聯網絡，強調學問的會通與整合。而“七科之學”基于西方分析性思維，強調專業分工與界限分明，雖在知識專門化上取得進展，卻易導致知識碎片化與意義喪失。正如左玉河所分析的，這種轉型的本質是從“通人之學”轉向“專門之學”。具體到學術實踐，這種轉變表現為研究方法與目的的徹底改變。傳統學者治經史旨在“明道”，學問需“衷于道”，其終極關懷是成就理想人格與實現社會和諧。而現代學科則傾向于“價值中立”的客觀研究，將經典文本僅視為待分析的客觀對象。

“四部之學”向“七科之學”的轉型，是近代中國在西方沖擊下為求存圖強而進行的知識體系重構。這一轉型推動了中國學術的現代化與專業化，但其代價亦十分深重：傳統學術的有機整體性、人文精神及以“道”為依歸的終極關懷被削弱，經學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之“源”，在現代學科體系中無處安放。今天，在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尤其是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任務下，重新審視這場轉型的得失，其關鍵啟示在于：未來的中國學學術發展，固然不應是簡單回歸“四部之學”框架，但也不能固守純粹的西方分科模式，而需在深刻把握“四部之學”精神內核的基礎上，全面挖掘、傳承、革新、提升，探索一條既能融納現代學科精細之長，又能繼承和發揚中國學術“通人之學”精神的新路徑。這要求我們尤其要重視對經學精神的創造性轉化，使文明根基在現代知識體系中重新煥發生機。

“四部之學”與“七科之學”的融合重構

在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歷程中，如何處理傳統“四部之學”與現代“七科之學”的關系，一直是近代知識界討論的中心。這一轉型不僅關乎學術體系的變革，更涉及中華文明知識譜系的重構與再生。考察張之洞的“八科分學”方案以及當代學者的反思，能夠為我們探索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路徑尋找借鑒。

張之洞“中體西用”的學術轉型方案。在晚清“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張之洞提出的“八科分學”方案代表了中西學術融合的重要嘗試。他的核心思想體現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命題上，“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勸學篇·設學》）。在《勸學篇》中，他進一步闡釋其為“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勸學篇·會通》），并將全書分為“內篇務本，以正人心”與“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兩部分。

張之洞對學術轉型的深刻擔憂在于文化主體性的喪失。他強調：“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于不通西學者矣。”（《勸學篇·循序》）因此，他為學者設計的為學次第是：“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圣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后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勸學篇·循序》）這體現了一種以我為主、在確立主體性基礎上吸收西學的思路。

在實踐層面，張之洞為大學堂制定的分科方案將大學分為經學、政法、文學、醫、格致、農、工等八科43門，其最大特點是單獨設立“經學科”并將其列為群學之首，同時設置11個經學研究門類。這一設計試圖在引進西方學科分類的同時，保持中國傳統學術的精髓。然而，這一嘗試最終未能抵擋住全面西化的潮流。1912年，蔡元培主持頒布的《大學令》和《大學規程》直接取消了“經學科”，確立了完全按照西方分科觀念建立的“七科之學”。這一轉變標志著中國傳統“四部之學”被西方學科體系全面取代，也意味著中國學術開始了現代化轉型的艱難歷程。

當代學者對學術體系重構的探索。面對傳統學術現代轉型中的困境，當代學者提出多種重構方案。甘陽建議，中國大學的人文學部可設置四個核心院系，分別對應經、史、子、集四部：即古典學系、歷史學系、哲學系、語言文學系。他認為，中國古典學應“以傳統經學為核心來建設”，通過明確核心與開放邊界相結合的方式，建立中西合璧的現代學科體系。[19]

陳來提出更為細致的重構方案。他參考《漢書·藝文志》、《七錄》和《隋書·經籍志》的分類方法，建議將國學內容主體界定為經學、哲學、史學、文學、宗教、科技六部。這一方案試圖在保持傳統學術精髓的同時，融入現代學科視角：經學對應經部書籍，史學對應史部書籍，哲學對應子部思想類書籍，文學對應集部書籍，宗教對應佛道經典，科技則對應天文算法等實用知識。這樣四部的基本內容都仍保有，只是結構形式有所改變。[20]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學科交叉融合不斷推進，在“新文科”建設背景下，中國學作為一門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學科，其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迎來歷史性機遇。中國學的根本任務，在于系統闡釋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發展道路及其內在原理，其知識體系的建構，尤其需要汲取“四部之學”所蘊含的有機整體觀、人文精神、經世致用等核心智慧，以克服現代學術過度分科帶來的知識碎片化困境。就此而言，“四部之學”的簡單復歸并無必要，對其精神特質與智慧精髓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是應有之義。具體而言，應該將經學所承載的價值關懷、史學所積淀的實踐經驗、子學所迸發的多元智慧以及集學所涵養的審美表達，進行融會貫通，圍繞“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等重大命題，開展綜合性的跨學科研究。

在確立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

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連續性與獨特性，為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深厚根基。“中國學術之必有其獨特性，亦如中國傳統文化之有其獨特性，兩者相關，不可分割。非了解中國學術之獨特性，即亦將無以了解中國文化之獨特性。惟從另一面言之，亦可謂不明中國文化之獨特性，即無以明中國學術之獨特性。”[21]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獨特性，集中體現在前述“四部之學”的精神特征之中。正因為中國文化和中國學術的獨特性，我們絕不能簡單以西方學術為標準評價中國學術。近代中國傳統學術轉型過程，呈現出會通古今中外、多元思潮并進的特點，但西方話語的影響巨大且深遠。中國現代知識體系構建初期的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這種處理方式在“西強東弱”以救亡圖存為主題的近代中國可能不可避免，但客觀上使中國傳統學術被“質料”化了，而“形式”則取自西方，這難免割裂中國歷史文化的整體性，難以充分呈現其獨特智慧。

“我們的文化前途，要用我們自己內部的力量來補救。西方新科學固然要學，可不要妨害了我們自己原有的生機，不要折損了我們自己原有的活力。能這樣，中國數千年文化演進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繼續求前進求實現。”[22]實踐證明，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簡單裝入任何現成的外來理論框架，“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都無法真正傳承其精髓與價值。新中國成立后，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斷推進，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中國學術的自主意識日益增強。進入新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以及“兩個結合”重要論述的提出，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提供更為充分的條件和明確的方向，使我們有可能真正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中國歷史文化實際出發，揭示其獨特的問題意識，呈現其完整的思想體系。

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需要牢牢堅持中華文化主體性。杜維明這樣論述中國文化“主體性”問題，“中國文化基本上是一個性格獨具，結構完整的系統”，“文化主體性與原來的所謂‘中國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體性’不只是一個立場的問題，而是一種自我意識，費孝通先生就特別強調文化自覺；文化的自我意識。‘主體性’意味著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首先，主體性絕對是開放的，這種開放性意味著不僅是政府，企業、媒體、學術機構各個不同領域都能夠參與這種建構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間性比較強，不是從上到下；再次，它是發展的，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最后，它一定與傳統資源的開發、發展有密切的關系，不是站在反傳統的立場上把外來的價值嫁接進來”。[23]

在此基礎上，關于如何以堅持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筆者有三點認識。首先，在文明對話層面，應確立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明確中國學術在世界知識圖譜中的獨特坐標與根本立場，這要求中國學在與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是被動地接受或迎合他者標準，而是以“和而不同”，主動界定自身的問題域、價值追求與敘事邏輯。其次，在內部整合層面，應確立儒學的歷史基礎主體性，這是面對中華文化內部多元共生現狀，在世界文化激蕩中賴以凝聚共識的歷史根脈。儒學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仁學”思想體系、道德理想與經世智慧，構成了傳統文化中最具系統性與影響力的價值資源。在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明確儒學在中華文化歷史基礎上的主體性，就是以儒學的核心價值理念為線索，梳理中華文化多元共生的歷史脈絡，整合諸家思想的合理內核，實現傳統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這有助于克服因價值多元化可能帶來的精神渙散與認同模糊，為知識生產提供穩定的歷史錨點。再次，在實踐落實層面，應強調儒者的道德人格主體性，將宏大的文化使命具象化為學者個體的生命實踐與精神修養。中國學的知識建構并非純粹的技術性操作，其可信度與感召力深深植根于治學者“知行合一”“以身載道”的品格與擔當。一個真正具有主體性的知識體系，最終需要由一批兼具“為往圣繼絕學”的學術功底與“為生民立命”的道德關懷的學者來承載與踐行。這三重主體性由外而內、由宏觀至微觀，環環相扣。以堅持文化主體性，構建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方能在汲取古今中外養分的同時，始終保持中國學精神的獨立性、品格的鮮明性和話語的融通性。

結語

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實踐。正如錢穆所言：“文化不能與學術分離，欲了解中國文化傳統，即不能不了解中國之學術傳統。欲研治中國學術，該從中國文化著眼，庶可把捉要點。而研究中國學術，亦即了解中國文化之基礎。”[24]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要求文化復興，而文化復興的重要基礎是學術復興。從這個意義上講，構建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是推動中國學術的又一次重構的關鍵組成，應以中華文化主體性為基礎，以“兩個結合”為根本遵循，既要汲取“四部之學”所積淀的有機整體觀、人文精神與經世智慧，又要扎根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應在有能力清晰闡釋中國道路的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形成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理論成果的同時，具備與世界文明對話的開放胸懷，能夠為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提供中國視角與中國方案。這需要一代代學人以“為往圣繼絕學”的使命擔當，秉持“知行合一”的治學精神，在守正創新中不斷推進這一偉大的學術工程。

注釋

[1]左玉河：《典籍分類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演化》，《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2]《習近平向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致賀信》，《人民日報》，2023年11月25日，第1版。

[3]陳曉華：《從〈四庫全書〉到“四庫學”》，《讀書》，2023年9期。

[4][5][21]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序”第5、4～5、4頁。

[6][13]錢穆：《民族與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5、41頁。

[7][8][9][24]錢穆：《四部概論》，《中國學術通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5、34、1頁。

[10][12]錢穆：《中國學術特性》，《中國學術通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11、218頁。

[11]吳海蘭：《試析“通人之學”——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中心》，《四庫學》第三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14]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晚清學術分科觀念及方案》，《光明日報》，2000年8月11日。

[15]左玉河：《典籍分類與晚清知識系統之演化》，《天津社會科學》，2024年第2期。

[16]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頁。

[17]馬一浮：《泰和宜山會語》，《馬一浮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頁。

[18][19]甘陽：《什么不是古典學？——古典學在中國的機遇和難題》，2024年12月3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801153。

[20]陳來：《“國學”的內容體系與分類》，《文史知識》，2015年第11期。

[22]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55～256頁。

[23]陳壁生：《儒學與文化保守主義——杜維明教授訪談》，《博覽群書》，2004年第12期。

責 編∕桂 琰 美 編∕周群英

On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and Key Issues in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a Studie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Four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and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Seven Fields of Disciplines"

Han Xing

Abstract: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Four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refers to a knowledge system encompassing numerous disciplines and possessing internal logical connections, structur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Four Divisions: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Anthologies. As an organic whole, embodies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centered on humanity, the spirit of "harmonious integration" emphasizing unity and inclusiveness, the spirit of convergence seeking "comprehension", the moral spirit aiming at "the Way", the spirit of practical learning for governing the world, and th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s the repository of civilization. Since modern times, the Western knowledge system represented by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Seven Fields of Disciplines" has gradually supplan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centered on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Four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Reflecting on the merits and drawbacks of this shift necessitates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preservation, innov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Four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Centered on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we must establish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based on affirm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will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while absorbing the strengths of other world cultures. Through dialogue and exchange, we seek consensu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thereby seeking Chinese wisdom.

Keywords: China Studi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Four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Seven Fields of Disciplines,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