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對超大城市老舊社區公共性衰退與社會關系疏離的治理頑疾，探索行之有效的振興路徑已成為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關鍵議題。深圳市福田區華富街道以“黨建+服務”為元治理機制，創新實踐“5分鐘幸福生活圈”模式，實現從表層的“空間再造”到深層的“社會再造”的范式躍升，為破解這一困境提供可行性方案。這一“社會再造”的過程，遵循“空間再生產—關系再聯結—服務再定義—主體再激活”的遞進邏輯。“社會再造”特指通過黨建引領的制度創新，系統性培育社區內部結構型與認知型社會資本，最終實現治理體系與生活世界的結構性耦合。

【關鍵詞】黨建+服務 生活共同體 5分鐘幸福生活圈 老舊社區治理 基層治理創新 社會再造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十五五”規劃將“提高人民生活品質”與“加強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置于重要位置，標志著基層治理現代化步入新階段①。在這一背景下，超大城市老舊社區的治理效能，不僅關乎宏觀政策的落地質量，更成為檢驗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能否深入微觀生活世界的試金石。然而，這些社區往往陷入“問題空間”的治理困境：公共服務供給碎片化、社會資本流失、居民參與不足，致使傳統的技術性修補與行政化攤派難以從根本上激發社區活力。針對這一難題，廣東深圳市福田區華富街道以“黨建+服務”為內核②，創新性構建“5分鐘幸福生活圈”治理模式。這一實踐的核心價值，在于實現從有形的“空間再造”到深層的“社會再造”的范式躍遷，為破解活力與秩序的統一難題提供可行性方案。本文旨在系統剖析華富實踐的“社會再造”邏輯，重點闡釋其如何通過空間、關系、服務與主體的協同生產，將原子化的居住空間重構為具有內生韌性的“生活共同體”，以期為超大城市推動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可資借鑒的理論啟示與實踐路徑。

空間再生產：從物理容器到關系媒介的轉換

共同體生成的前提，是可供共同生活展開的“關系場域”。華富實踐通過重構社區空間屬性，將沉默的物理容器轉化為承載社會關系、激發公共交往的活性媒介，其核心在于黨組織對空間生產權和使用權的主導性配置。蓮花三村社區的改造，就體現這一邏輯：社區黨委以老黨員自愿共享的100平方米家庭庭院為原點，通過組織動員將其轉化為公共生活觸媒；繼而借助“民生微實事”平臺，將住宅樓架空層改造為居民活動節點，最終形成由23個節點構成的“亭院驛站”三級網絡。空間功能實現轉換，私人庭院變為公共議事廳，廢棄角落變為美學實踐場。這為“關系再聯結”，奠定物理基礎。

這一模式在街道，已形成可復制的操作策略。例如，蓮花二村社區構建“1+30”微陣地體系，有效延伸社區服務的工作觸角；新田社區將地鐵樞紐1000余平方米商業空間轉為公共服務用途，實現交通與生活功能的復合；黃木崗社區甚至在棚改臨時辦公的緊張條件下仍擠出160平方米活動空間，展現出較強的空間挖掘能力。這些探索的共同特征在于，黨組織作為“空間規劃師”，通過資源置換、項目包裝與政治動員，將碎片化、邊緣化的空間轉化為系統性、功能化的公共領域。這些系統性空間改造與功能重塑，共同構成“5分鐘幸福生活圈”中“可及、可用、可感”的物理基座，使空間成為催生共同生活的活躍場域。這一過程的深層邏輯在于，以黨的政治權威打破既有產權界限與使用慣性，將空間的“潛在價值”轉化為“公共價值”，為居民提供可及、可用、可感的公共生活基礎設施。“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滿意不滿意，生活方便不方便，城市管理和服務狀況是重要評判標準”③，在此具體化為可操作的空間賦能策略與生活場景營造技術。

關系再聯結：從地緣相鄰到社會資本的生成

空間改造為公共交往提供可能，而信任、互惠與集體認同等精神內核，需通過制度化平臺持續培育。華富實踐中，黨建引領的核心功能是作為社會關系的編織者，將松散的鄰里轉化為具有集體行動能力的社會資本。蓮花二村社區的“紅色物管”模式，展現組織嵌入路徑。社區黨委推動物業黨支部與社區支部結對共建，建立多方聯席會議制度，將物業公司轉化為治理責任合伙人。“紅色管家”服務隊通過“四到家”行動，建立牢固信任紐帶。田面社區的“小馬扎工作法”通過消解組織距離重建溝通關系，社區干部以非正式姿態與居民平等議事，將治理議題融入日常交流。

更深層的機制在于，社群網絡的結構化培育。蓮花一村社區通過“群團議事廳”將瑜伽協會、乒乓協會等興趣群體轉化為協商主體；蓮花三村社區組建“社區生活美學社”，吸納居民能人參與空間營造。這些實踐將松散個體編織成“微社群”，使共同體升華為“文化共同體”。這一過程的本質，是黨組織對社會自組織的吸納、引導與再組織化。

由此，黨建引領活力社會的關系機制可歸納為，通過創設制度平臺、設計合作框架、塑造互動儀式，引導居民之間、居民與組織間的橫向聯結與縱向整合。這一機制與“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格局相呼應，其理論價值在于揭示社會資本從生成到轉化的組織化路徑，及其如何內化為共同體的情感基礎。

服務再定義：從行政配給到社會性市場的構建

共同體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模式。華富實踐突破行政配給與市場化外包的二元框架，探索出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社會性市場”模式。蓮花一村社區黨群服務中心的“公益+運營”機制，就是一個代表，建立“公益普惠—市場分層”結構，運營收益的5%反哺社區公益基金，形成“服務提升—居民參與—收益反哺”的內生循環。蓮花二村社區“AI+幸福共育”項目，實現20%凈盈利率并執行相同反哺機制，展現技術賦能潛力。

與此同時，服務供給呈現智能化與樞紐化轉型。蓮花一村社區、蓮花二村社區等，引入“AI+服務”場景，提升響應效率；新田、梅崗等社區黨組織，則轉型為資源“超級鏈接者”，對接企業資源開辦特色服務，搭建醫療協同平臺。上述實踐，也意味著“5分鐘幸福生活圈”的服務供給形成內生循環。這一轉型使服務直接提供者轉為供需匹配者與質量監管者，構建起共同體的“資源循環系統”。在此，“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等目標，也具體化為可運營、可增值、可反饋的良性基礎設施，使民生服務從單向支出轉為可持續投資，體現“十五五”規劃中“發揮人民群眾主體作用，引導各方有序參與社會治理”④的要求。

主體再激活：從行政末梢到社區治理主理人的能力轉型

空間、關系、服務機制的落地，依賴于治理主體的能力轉型。華富實踐推動社區黨組織從行政末梢執行者，轉變為能夠創造性經營共同體的治理主理人。這一轉型，體現為角色邊界的拓展。面對田面產業園升級困境，社區黨委主導終結長期存在的二房東模式、引進戰略投資；針對蓮花三村物業分散管理問題，設計《公共空間共管公約》與激勵機制。這些任務，要求治理主體具備產業知識、法律素養與項目管理等專業能力。在深圳市委組織部、福田區委組織部的具體指導下，華富街道將年輕干部培養、社區班子配備與梯隊培養置于戰略高度，落實“青藍接力計劃”“沙場秋點兵”等舉措，目標是將街道社區隊伍鍛造為能夠獨立診斷問題、創造性整合資源、設計可持續解決方案的治理樞紐，實質是培養共同體的引領者。這一轉型的本質，是能力下沉與創新授權的同步推進。在共同體建設過程中，基層黨組織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本區域的“首席執行官”、社會資本的“投資經理”與集體未來的“愿景規劃師”，從而起到“引領活力社會”的作用。這一主體轉型，使黨建引領從抽象原則轉化為實際經營能力，契合“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設要求。

華富實踐的制度邏輯、運行機制與理論啟示

華富實踐是多重制度創新作用的結果，其治理機制呈現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深層邏輯。從黨的建設與社會建設、國家與社會互構共生的理論框架看，這一實踐通過社會能力的系統性成長，推動治理結構從科層式管理向網絡化治理演進，形成“有效治理賦能活力社會，活力社會提升有效治理”的良性循環⑤。

高位推動與基層創新的制度保障。深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其“先行先試”政策授權為基層創新提供了寬松空間⑥。福田區委在探索黨群服務中心“黨建+服務”“公益+運營”微改革時，賦予華富街道空間使用、項目審批、公益基金設立等權限，形成完整的基層創新鏈條，克服了“有責無權”的困境。同時，深圳市“微實事”專項資金每年向每個社區投入200萬元，“上級資金+基層決策”模式為微黨建與微創新提供了穩定的資源支撐。這種制度環境使共同體建設既有政治保障又有資源支持，為黨的組織作用發揮提供堅實平臺，體現元治理理論中制度供給與規則制定的核心功能。

組織嵌入與社會資本的相互增強機制。華富街道從未采取“包打天下”的行政主導模式，而是通過組織嵌入激活社會內生力量，即黨支部建在小區、網格、園區，實現組織覆蓋；社區“兩委”成員、黨員社工、黨員志愿者，在議事平臺中交流、在項目團隊中協同、在服務網格中結對，實現人員融合；“街道黨工委—社區黨委—小區黨支部—樓棟黨小組”四級聯動體系，實現工作貫通。蓮花三村社區“最美架空層”改造中，黨組織“啟動—賦能—退出”的良性循環尤為突出，社區黨委發起項目后，具體設計、運營、維護均由居民美學社自主完成。這種“黨建引領、社會協同”模式，使黨的組織優勢轉化為社會組織的行動能力，實現政治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相互轉化與累積增值。

需求導向與迭代優化的創新閉環。華富實踐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建立“需求采集—項目設計—民主評議—過程監督—效果評估”的閉環管理制度。通過“書記面對面”“居民議事廳”“線上問卷”等渠道，捕捉居民對公共空間的隱性需求與社區服務的差異化訴求。蓮花二村社區“1+30”微陣地體系，根據所在網格居民的年齡結構、職業特征與興趣偏好定制功能，實現“一網格一特色”，避免“政績工程”。每個項目均進行評估與年度迭代，根據居民反饋及時調整運營策略，形成“實踐—反饋—優化—再實踐”的改進螺旋，確保治理創新的生命力。

數字賦能與制度創新的技術協同。數字技術應用，始終服務于共同體建設目標而非技術展示。蓮花一村社區構建數字服務雙平臺，實現“一屏統覽、一鍵預約”，開發數字駕駛艙監測活動場次、人流量等指標，引入“歡群”APP，搭建“居民點單—黨委派單—平臺接單”服務鏈，打破行政邊界實現資源共享，提升服務覆蓋廣度與供需匹配精度。項目與銀行合作，建立第三方監管賬戶，實現資金透明管理。這種“技術+制度”的協同，既提升治理效率，又強化共同體認同。

華富實踐的核心啟示在于，“生活共同體”并非自然生成，而是需要通過“黨建+服務”的制度化路徑，進行系統性“社會再造”。這一實踐回應“秩序與活力”的現代性命題，證明通過有效制度設計可以在保障秩序的前提下系統激發社會創造力。展望“十五五”時期，該實踐為超大城市探索兼具精細化治理與人性化活力的發展道路提供重要范式，實現治理體系與生活世界的結構性耦合，對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具有普遍性借鑒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賈小荷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①④《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

②張翼：《理解把握高效能治理和高質量發展的有機結合》，《國家治理》，2025年第19期。

③《堅持人民至上 不斷造福人民 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落實到各項決策部署和實際工作之中》，《人民日報》，2020年5月23日。

⑤王道勇：《高效能社會治理的理論指引與創新趨向》，《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5年第22期。

⑥周密：《加快發展現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國家治理》，2025年第22期。

責編/于飛 美編/薛佳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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