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五五”時期，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促進共同富裕、激活內需潛力、優化社會結構的關鍵任務。我國已形成超4億人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但仍面臨收入結構來源單一、抗風險能力弱等重點難點問題。對此，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夯實群體擴容提質基礎；優化收入結構；破除城鄉區域流動壁壘，拓寬低收入群體增收渠道；均衡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消除群體發展后顧之憂，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

關鍵詞:共同富裕  中等收入群體  收入分配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識碼】A

“十五五”時期，是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重要時期，也是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承上啟下的關鍵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1]。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有效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2]新時代新征程，必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努力在高質量發展中推進共同富裕，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

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結構分析

中等收入群體，是收入處于社會中間水平、具備穩定消費能力與財富積累基礎、社會訴求偏向穩定與發展的群體。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3]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已形成較大規模，是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群體構成日趨多樣化，其持續壯大與結構優化，正為構建橄欖型社會、推動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動力。

總量穩步擴大

總體規模龐大。2018年，國家統計局將年收入在10萬—50萬元的三口之家，界定為中等收入家庭。據此測算，我國有1.4億左右的家庭、超過4億人口達到這一標準[4]。這一規模不僅遠超美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更超過歐盟中等收入群體數量的總和，是全球規模最大、成長性最強的中等收入群體。作為消費市場的中堅力量，貢獻了近50%的居民消費支出，支撐著汽車、教育、文旅等中高端消費領域的增長。穩定的就業狀態與合理的財富積累，使其成為社會和諧穩定的“壓艙石”。

占比持續提升，適配經濟轉型。以2000年—2021年為考察期，使用城鄉加權數據計算，可看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不斷擴大，且增長速度明顯。按絕對標準計算，2000年僅9.78%的人口進入到中等收入群體，到2021年，中等收入群體占比達到38.86%，提高了近30個百分點[5]。這一變化主要是受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優化等因素影響。一方面，中國經濟總量快速增長，從2000年的10萬億元增長到2021年的114.3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民總收入也突破1萬美元。另一方面，21世紀以來，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現出先擴大后縮小的態勢，促進收入分配結構向中間集中，中等收入群體持續壯大。

擴容潛力顯著。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比仍低于發達國家50%—75%的平均水平，但隨著高質量發展深入推進、共同富裕步伐節奏加快，中等收入群體擴容潛力顯著。2022年—2024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5.5%，收入增長部分更多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6]。作為農村增收主力的農民工群體，2024年月均收入4961元，比2023年增加181元，增長3.8%，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擴容對象[7]。這些變化體現出共同富裕目標下，我國經濟增長所展現的包容性增長特征。圍繞壯大中等收入群體這一重要目標，結合經濟潛在增長率預期，從當前約4億人起步，預計“十五五”期間規模將向6億人邁進，2035年有望達8億人，持續擴容將推動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進一步成型，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與社會和諧發展筑牢根基。

結構有待優化

城鄉區域分布差異較大。從城鄉分布看，仍呈“城鎮主導”格局，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主要集中在城鎮，農村居民大多收入還不高，意味著這是“擴中”的重點。從區域分布看，約有60%中等收入群體分布在東部地區，而中西部地區僅占40%，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大體一致。2024年，中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的比重為42.9%，東部地區經濟總量占全國比重約為52%；2021年—2024年，中部、西部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義增長均達6.6%[8]；但東北地區經濟增長乏力，成為區域層面“擴中”的薄弱環節。

“底部”占比偏高。一是內部結構呈現“倒T型”特征。國家統計局和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顯示，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處于中等收入群體“底部”的占比超60%，占比偏高。二是收入結構單一。中等收入群體對工資性收入依賴度，顯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從國家統計局數據可看出，2024年全國居民工資性收入占比為56.5%[9]，2025年前三季度升至57.4%[10]，多樣增收渠道匱乏。三是收入穩定性不足。受產業調整、經濟波動等影響，中等收入群體易出現收入階段性回落，抗風險能力較弱，鞏固群體規模、增強收入穩定性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務。

增收能力和渠道仍有短板。技能儲備成為收入進階關鍵。數據顯示，我國技能人才總量超過2億人，高技能人才超過6000萬[11]；但中等收入群體技能占比與高收入群體差距顯著，高技能人才薪酬增速領跑，中等收入群體中基礎技能從業者收入易受行業波動影響。農民工群體技能提升受限。“十四五”期間累計超3100萬人次的農民工接受補貼性職業技能培訓[12]，但技能證書持有率仍較低，直接制約其成為中等收入群體增量的潛力釋放。

持續擴大我國中等收入群體面臨的重點難點問題

“十五五”時期，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宏觀背景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既是戰略目標，也是支撐內需擴容、增強發展韌性的關鍵抓手。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須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落實。

收入分配差距有待進一步縮小。其一，收入分配差距仍處關注區間。2024年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66，雖較2012年小幅下降，但仍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是影響中等收入群體擴容的根本原因。其二，多維分化特征顯著。城鄉層面，2024年城鄉收入比為2.34:1，絕對差額為31069元[13]；區域層面，東部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是東北地區的1.45倍，區域擴容相對不平衡；行業層面，城鎮非私營單位金融業與住宿餐飲業平均工資差距達3.35倍，行業收入差距抬高部分從業者增收門檻[14]。其三，增收進階難度不均。農村居民、中西部地區及傳統行業從業者因工資基數、收入增速偏低，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難度高于城鎮、東部地區及高收入行業從業者。

收入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一是收入來源高度集中于工資性收入。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達56.5%，中等收入家庭該比例普遍超60%，工薪家庭更是高達75%以上，對工資性收入依賴度顯著高于平均水平。二是財產性收入增長緩慢且分布不均。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增速僅2.2%，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的8.3%，與發達國家40%以上的占比差距顯著；農民工財產性收入占比不足3%[15]，主要依賴儲蓄利息，缺乏多樣增收渠道。三是收入結構單一導致群體穩定性不足。2024年，中間及中間偏上收入組中約3%的群體，因行業調整出現收入波動，住宿餐飲、批發零售等傳統行業從業者占比超50%，進一步加劇群體收入不穩定性。

增收通道有待進一步拓展。首先，農村增收渠道相對單一且新業態支撐基礎尚顯薄弱。2024年農村居民經營凈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3.9%，主要依賴傳統種養殖業，受農產品價格波動影響大；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新業態帶動作用相對有限，從事相關服務業的農民工收入增速低于制造業。其次，區域產業結構差異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收入增長的均衡性。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在傳統產業領域具有深厚基礎，而高質量就業崗位的供給結構，特別是高端制造業與數字經濟相關崗位的比重，相較東部地區尚有提升空間；東北地區城鎮非私營單位工資的基數仍有提升空間，對區域居民收入實現跨越式增長的基礎支撐作用有待進一步夯實。再次，勞動力市場流動壁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居民增收潛能的充分釋放。數據顯示，2024年，在外出農民工中，農民工跨省流動占比達38.3%[16]，但戶籍、社保轉移等問題導致其收入與東部城鎮職工相比有一定差距；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鎮，但向中等收入群體流動面臨較高門檻，勞動力高效轉移梗阻未完全打通。

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第一，城鄉社會保障水平差距有待進一步縮小。通過人社部基金支出與參保人數測算，2024年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金月均3825元[17]，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為246元，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金與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的絕對差距達3579元，遠高于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34:1）。第二，公共服務資源在區域間的配置差異，對發展的均衡性產生了影響，其合理布局有待進一步加強。教育公共服務方面，2023年，全國共有普通高中1.54萬所，城區、鎮區和鄉村高中學校數量分別占53.22%、41.06%和5.73%[18]，區域分布差距較大。醫療公共服務方面，縣域醫院診療能力相對不足，農村中等收入群體醫療支出占比高，增加生活不確定性。第三，社會保障體系與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建設正處于關鍵提升期。其在城鄉、區域間的覆蓋與供給水平，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穩定預期與獲得感有重要影響，同時也關系到收入流動通道的暢通，是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穩步擴圍需著力夯實的基礎環節。

“十五五”時期穩步擴大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對策建議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夯實群體擴容提質基礎。一是健全初次分配機制。堅持按勞分配為主，提高勞動報酬比重，健全工資增長、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及集體協商機制，弘揚勤勞致富精神。強化壟斷監管，規范金融、能源等行業收入，清理不合理福利，縮小行業企業差距。健全勞動、技術、數據等要素按貢獻分配機制，保障要素主體平等參與，激發創新活力。二是強化再分配調節。完善稅收、社保、轉移支付機制：優化個稅稅制，完善和優化專項附加扣除政策；健全全民社保體系，加大低收入群體兜底保障力度；財政轉移支付向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傾斜。保障科研人員、技術工人等要素收益，推動創新要素深度參與分配。三是激活第三次分配潛能。落實慈善稅收優惠，健全捐贈激勵機制，鼓勵高收入群體參與公益慈善，發揮公眾的社會監督作用，提高慈善組織的專業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

優化收入結構。首先，構建多維度增收體系。打破收入來源單一瓶頸，通過簡化審批、加大創業貸款支持，鼓勵居民創業增加經營性收入；健全產權保護機制，支持房屋租賃、股權分紅等財產性收入渠道，推動農村土地、宅基地流轉，盤活資產。持續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市場化、法治化環境，落實減稅降費政策助企穩崗，完善要素按貢獻分配制度，實現企業發展與就業增收良性互動。其次，強化重點群體增收支撐。針對傳統制造業工人等“基礎型”群體，建立行業預警與技能培訓聯動機制，提升抗風險能力。加大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扶持力度，落實普惠金融、稅費緩繳等政策，破除準入壁壘。建立信用評價體系暢通融資渠道，助力小微企業向專精特新發展，帶動從業者穩定增收。再次，激活新業態增收潛力。支持人工智能、平臺經濟等新業態發展，布局產業載體創造高質量崗位。打造“數字技能+行業應用”培訓體系，通過校企合作定向培養人才，讓新業態從業者共享發展紅利。

破除城鄉區域流動壁壘，拓寬低收入群體增收渠道。其一，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拓寬農民增收渠道。錨定“三農”工作重心，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五大振興”協同發展，培育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富民產業。搭建跨區域勞務協作平臺，開展訂單式技能培訓，引導農村勞動力有序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實現“轉移一人、增收一戶”。其二，以區域協調發展破解不平衡難題。加大對中西部及欠發達地區財政轉移支付與產業轉移支持，完善稅收優惠、土地保障等配套政策。依托資源稟賦培育特色產業增長極，優化區域產業布局。健全東西部協作、對口支援機制，在產業協作、人才交流、技術共享等方面開展深度合作，以產業鏈聯動帶動欠發達地區居民收入提升。其三，以促進勞動力有序流動激活增收潛能。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有序放寬城鎮落戶限制，穩步推進進城落戶人員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建立職業技能等級與薪酬掛鉤機制，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重點提升低收入群體數字技能與專業能力，增強其就業競爭力。

均衡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消除群體發展后顧之憂。一是健全全周期社保體系。聚焦“覆蓋全民、統籌城鄉”目標，完善社保銜接機制，擴大靈活就業人員參保范圍，推行“個人身份參保”便利服務。對低收入群體實行繳費補貼，穩步提高社保待遇。加快養老保險全國統籌，落實醫保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簡化備案流程，切實縮小城鄉及群體間社保差距，織密保障網。二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以教育、醫療為重點，建立優質資源“下沉”機制，通過“城鄉學校共同體”“縣域醫共體”帶動農村、欠發達地區公共服務升級；強化縣域醫院診療能力，推動分級診療，減輕農村居民就醫負擔，夯實增收能力基礎。三是降低重點民生領域成本，有效減輕群眾生活負擔。住房方面完善保障性住房供給，推進“租購同權”，保障租房者權益；教育領域落實“雙減”政策，規范校外培訓收費；醫療行業深化藥品耗材集采，嚴控虛高價格，優化醫保報銷目錄。通過精準減負，優化居民支出結構，增強可支配收入積累能力。

【本文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原校長、教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收入分配基地副主任劉二鵬，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略

責編：賈 娜／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