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前沿技術加速演進的背景下，教育系統正經歷由數字化向智能化轉型的深層變革。作為教育數字化發展的理想形態，智慧教育體現了中國以科技引領教育變革的戰略導向，是面向未來教育形態的系統性學術探索，日益成為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中的關鍵表達。智慧教育強調“慧”從師出、“能”自環境、“變”在形態，其內涵處于持續演化之中，體現從關注技術賦能到注重教育本質、從局部升級到整體生態重塑的發展邏輯。從國際視角看，智慧教育的國際研究有助于把握全球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共同趨勢，推動國家層面完善教育頂層規劃設計，評估各國教育數字化轉型發展現狀，完善智慧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在當前全球教育轉型面臨多重挑戰的背景下，亟需厘清智慧教育的基本內涵，勾勒智能時代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圖景，優化人工智能變革教育的實踐路徑。

【關鍵詞】智慧教育 教育數字化轉型 教育變革 未來教育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1.009

【作者簡介】黃榮懷，北京師范大學智慧學習研究院院長，教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工智能與教育教席主持人，互聯網教育智能技術及應用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智慧學習環境、人工智能與教育、技術支持的創新教學模式，主要著作有《智慧教育：邁向教育2050的路徑》、《人工智能與未來教育發展》（合著）、《創新與變革：教育信息化的核心價值》（合著）、《中國教育改革40年：教育信息化》（合著）等。

伴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前沿技術的加速迭代與突破，全球科技創新正步入由智能技術驅動的深度變革期，持續重塑生產方式、產業結構與社會形態。教育作為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引擎，正迎來結構性轉型的歷史契機。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局勢與全球性教育危機，各國紛紛加快教育數字化戰略布局，力圖通過技術革新重構教育體系，以提升教育質量和促進教育公平。2025年，我國教育部發布《中國智慧教育白皮書》，指出人工智能正全面重構教育內容、教學模式、治理體系與發展形態，我國教育數字化已進入縱深推進的新階段，展現出以科技引領教育變革、布局未來教育發展的主動姿態。這一戰略性布局是我國長期推進教育信息化、數字化戰略積累的階段性躍升。自20世紀末啟動教育信息化建設以來，我國始終堅持以技術作為推動教育變革的重要力量，從“教育信息化”到“教育數字化”，再到“智慧教育”的提出與發展，教育理念和實踐持續演進與優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發展路徑。“智慧教育”作為描述智能時代教育轉型的特色術語，彰顯中國對未來教育發展的積極探索，是構建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為全球教育理論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的重要體現。站在“智慧教育元年”的關鍵節點，亟需系統梳理智慧教育概念的演進脈絡，厘清現實挑戰，擘畫未來圖景，為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持續推進提供堅實理論支撐。

智慧教育的提出及其內涵

智慧教育內涵思想的源頭，可追溯到錢學森于1992年提出的“大成智慧學”，這一思想倡導利用現代信息網絡，實現人機思維的優勢互補與人人智慧的融合共生，貫通古今中外的知識體系，旨在培養具有系統性思維與創新能力的智慧型人才。[1]錢學森強調，教育應堅持以人為主的人機協同路徑，促進“集大成、得智慧”，使學生在面對復雜多變、信息交織的時代挑戰時，能夠高效整合多種思維模式，迅速作出科學明智的判斷與決策，并能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新。[2]可以說，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為智慧教育的概念理解，奠定貫通培養、人機協同、德育為先的理念基石。在實踐層面，2008年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智慧地球”戰略提出，[3]其核心理念迅速滲透，并轉化為各行業發展的具象化藍圖。在這一背景下，教育領域的“智慧教育”概念應運而生，并被推向教育發展前沿，成為描述未來教育理想圖景的關鍵術語。智慧教育并非傳統教育邏輯的漸進式延伸，而是數字技術變革與智能社會發展共同塑造的教育新形態。智慧教育可理解為一種由學校、區域或國家提供的以高學習體驗、高內容適配和高教學效率為特征的教育行為（系統），它能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為學生、教師和家長等教育主體提供一系列差異化的支持和個性化服務，能全面采集并利用參與者群體的狀態數據與教育教學過程數據來促進公平、持續改進績效并孕育教育的卓越。[4]從本質上看，智慧教育是技術賦能教育的必然結果，強調“慧”從師出、“能”自環境、“變”在形態。[5]

智能技術構建的學習環境是智慧教育的重要支撐。智慧學習環境是一種能夠精準識別學習者個體差異、動態匹配其學習節奏的技術支持環境，其能為提升教育質量與實現教育公平提供堅實條件。相較于傳統教育模式對時間、空間與教學能力的高度依賴，智慧學習環境突破物理邊界的限制，能有效拓展教育的可達性與靈活性，使“隨時、隨地、因需而學”的學習成為現實。智慧學習環境的主要功能在于通過系統性的技術嵌入，實現教育“智慧”的有效傳遞，可具體表征為四個關鍵技術特征：一是情境識別，理解學習者所處的物理空間與認知情境；二是過程記錄，全面追蹤數字化學習者的學習行為與軌跡；三是環境感知，實時監測并優化物理空間的舒適度與資源可達性；四是社群聯結，支持構建跨越時空邊界的學習共同體。這些技術共同作用，為學習者構建能夠輕松接入、深度投入并實現高效學習的活動空間。這正是智慧學習環境的核心價值所在，即真正實現“能”自環境的構建與賦能。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師育人“智慧”是智慧教育的靈魂所在。這一“智慧”已超越教師知識傳授的職能范疇，強調教師以人文關懷為基，借助技術工具，開展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活動，引導學生在復雜問題中學會思考、在多樣情境中培育創造力，從而推動教育回歸“育人”本質，指向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目標。在教學實踐層面，教師應積極引導學生轉變學習方式，重點關注面向復雜真實問題解決的項目學習、基于協同知識建構的人機協同學習、基于職業生涯導向的自我驅動學習和面向終身學習能力提升的個性化學習，通過上述學習形態的實踐，夯實智能時代的基礎能力，培養高階思維、創新意識和人工智能素養，從而回應智能時代的能力要求。在此過程中，數字化學習方式不僅使學生的多樣性以及個體差異性得以重視，更推動“以人為本”教育理念的落地實現，教師的角色也隨之升級為專業知識學習的“引導者”、職業發展的“引路人”以及科研與學術創新的“合作者”，這一系列轉變最終共同指向“慧”從師出這一核心命題，彰顯教師“智慧”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中不可替代的關鍵價值。

教育體制機制的深層次改革是構建未來教育形態的重要保障。建立能充分發揮各類教育機構整體功能的教育制度，既是培養卓越人才的基礎，又是智慧教育從理念構想走向實踐落地的系統性支撐。唯有通過教育教學的要素重建、關系重塑、流程再造，方能推動教育的系統性變革，即“變”在形態。實施教育體制機制改革，意味著對教育管理、評價體系與治理結構等進行系統性重塑，其核心目標是推動教育范式從工業時代的階段性與標準化，整體轉向智能時代的終身性與個性化，實現教育范式的結構性突破。這種以體制機制改革為杠桿、以形態躍遷為標志的深層次變革，為智慧教育解構長期困擾教育實踐的“不可能三角”提供可能，即在高質量、大規模、個性化之間尋求平衡。

人工智能驅動的教育革命與智慧教育概念演化

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當下的數字社會，教育形態始終伴隨著社會結構與生產方式的變遷而不斷調整，其理念方式與功能定位也呈現階段性的演化特征，社會對“何為理想的教育”也有多種理解。當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前沿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動教育理念、教學方法與治理模式的系統性重構。與此同時，全球教育改革訴求的持續積累，以及新冠疫情對教育數字化進程的強力催化，進一步推動智慧教育內涵不斷拓展，由早期的技術疊加應用，轉向對教育系統整體性變革的深層關注。智慧教育概念始終與技術發展保持高度耦合，并處于持續互動的演化進程中，呈現從技術應用探索到教育本質回歸、從局部環境構建到整體生態重塑的演化脈絡。

響應技術革命人才訴求，強調教育系統化思維與學習環境智能升級。自新一輪工業革命浪潮興起以來，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期，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集群推動人類生產生活各領域發生結構性重組與系統性流程再造，對具備創新能力和數字素養的新型人才也提出迫切需求，智慧教育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與特征。祝智庭等學者指出，智慧教育是經濟全球化、技術變革和知識爆炸的產物，是智慧地球戰略的延伸，需要以智慧學習環境為技術支撐、以智慧教學法為催化促導、以智慧學習為根本基石，[6]其宗旨在于培育兼具高智能與創造力的新型人才，使其能夠利用適當的技術智慧地參與各種實踐活動并不斷地創造制品和價值，實現對學習環境、生活環境和工作環境靈巧機敏的適應、塑造和選擇。楊現民則從生態學視角出發，認為智慧教育是依托物聯網、云計算、無線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所打造的物聯化、智能化、感知化、泛在化的教育信息生態系統，[7]旨在實現信息技術與教育主流業務的深度融合，促進教育利益相關者的智慧養成與可持續發展。這些研究共同推動智慧教育從微觀教學場景向宏觀教育治理的延展，逐步確立以環境構建與系統思維為支柱的理論基石。

植根數字化轉型教育實踐，推動技術融合創新與教育人本價值共生發展。自2018年《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實施以來，教育信息化進入以“育人為本、融合創新、系統推進、引領發展”為原則的發展階段，標志著我國教育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階段的正式開啟。在政策推動下，各級各類學校積極探索智慧校園建設、智能教學平臺應用及數據驅動的教學決策實踐，教育教學模式加速向智能化、個性化方向轉型，數字化轉型實踐持續深化，智慧教育的內涵也在實踐中持續拓展。鐘紹春等學者提出，智慧教育是在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仿真等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對教育教學全過程進行實時監測與調控，最大限度地將師資、設施設備、場地等教育資源合理、均衡配置；同時，將優秀教師的教學智慧和典型學生的學習經驗實時提供給每一位學生和教師。[8]學者曹培杰認為，智慧教育應以“人的智慧成長”為導向，運用人工智能技術促進學習環境、教學方式和教育管理的智慧化轉型，在普及化的學校教育中，提供適切性學習機會，構建精準、個性、靈活的教育服務體系，最大限度地滿足學生的成長需要。[9]上述理論探索表明，人工智能已不僅是教育的輔助性工具，更逐步演變為驅動教育系統結構性重構的關鍵力量，推動教育范式從知識傳授轉向智慧生成。

詮釋智能時代育人方式，注重倫理關懷與教育生態整體性重塑。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與大模型、腦科學等深度融合，智慧教育理論呈現整體生態觀與價值倫理反思并重的人本特征。顧小清等學者提出，智慧教育倡導以發展學生的高級思維能力與創新品質為追求，幫助學生成為善于學習、善于協作、善于溝通、善于研判、善于創造、善于解決復雜問題的學習者，體現了一種新的人才觀。[10]學者張軍的論述則進一步整合前沿技術，提出智慧教育是以先進信息技術、腦智（類腦智能、人工智能）技術、教與學技術為依托，通過學習心理、心理科學等賦能教育教學創新，通過人機互動、數據共享、知識互聯，滿足學生個性化、精準化、智慧化學習需求，以知識的融合交叉實現知識衍新，通過智教智學釋放教育生產力，重塑教育生態，構建以人為本的精細化教育治理體系，為師生提供有成長價值的教育新模式。[11]在全球視野層面，一些國際學者將智慧教育的研究拓展至關鍵的倫理維度，強調智慧教育應是高效、有道德且促進公平的教育，要確保困難群體能夠平等獲取技術資源，培養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自主學習者。[12]可以說，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突破，正在推動智慧教育向著更加智能化、個性化、泛在化的方向發展，標志著人機協同的教育新范式正在加速形成。

隨著智慧教育概念的日益深化與理論體系的日臻完善，其核心內涵與時代價值已獲得廣泛共識。《中國智慧教育白皮書》提出，2025年是智慧教育元年。在人機協同教育教學形態持續演進的同時，人工智能也全方位改變著教育內容、模式、治理及形態，逐步構建面向未來的教育體系。一是構建未來教師體系，實現人文關懷與技術賦能的有機統一。未來教師應在保持教師的主體性價值與角色能動性基礎上，強化對學生認知與情感狀態的動態識別，通過靈活教學與項目化學習，系統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與創新精神。二是重塑未來課堂模式，貫通技術應用與認知躍升的創新融合。借助人工智能、虛擬仿真等技術突破時空界限，構建模塊化、開放式、高沉浸的教學場景，重塑教學流程，發展學生面向真實世界的復雜問題解決能力。三是建設未來學校樣態，推動數據驅動與治理創新的協同演進。將人工智能技術深度融入管理、服務、評價等各環節，實現態勢感知與敏捷治理，構建覆蓋教學全過程的發展性評價體系，推動教育質量的持續提升與優化。四是打造未來學習中心，促進物理環境與數字資源的系統集成。依托大模型與多智能體協同技術，實現設備、環境與人的全面互聯，構建感知化、泛在化的學習環境，為個性化與群體化學習提供一體化支持。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全球困境與多重現實挑戰

教育數字化轉型作為發展智慧教育的必由之路，是在數字化轉換、數字化升級的基礎上，在戰略層面進行系統規劃，全面推進數字化意識、數字化思維和數字化能力的過程。當前，教育數字化轉型在全球范圍內的推進面臨諸多挑戰，各國普遍面臨多重壓力與結構性困境。國際政治格局動蕩、社會發展不確定性加劇以及全球性學習危機持續蔓延，正對教育系統造成前所未有的沖擊。2022年全球教育變革峰會指出，各國在“教育公平與包容、教育質量以及教育相關性”方面正面臨“三重危機”。兒童輟學、教師短缺與教育財政困境等問題普遍存在，凸顯教育體系在韌性、包容性與應變能力方面的顯著不足。在這一背景下，重新思考教育的未來已成為全球教育發展的迫切任務。唯有在關鍵變革期精準識變、聚焦關鍵問題、提升系統應對能力，方能推動教育由被動應對走向主動變革，并引領全球教育邁向更加公平、高質量與可持續的發展路徑。

學校系統中規模化教育與個性化培養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工業時代所形成的標準化教育模式，以統一的課程設置與測評標準為特征，雖然能夠在大范圍內快速普及基礎教育，卻難以充分兼顧學生的興趣偏好、個性發展和創新潛能。這種模式在數字時代與因材施教、精準教育的理念之間形成顯著張力，進而使教育系統在追求效率的“標準化”教學與注重個人發展的“個性化”學習之間面臨結構性兩難困境，如何利用有限教育資源統籌兼顧規模化的教育公平與個性化的因材施教，已成為實現高質量教育的關鍵難題。

復合型與創新型人才需求提升與教育培養體系響應滯后的張力。面對智能時代科技創新發展的浪潮，國家與社會發展亟需大量的跨學科復合型、創新型、應用型人才，當前教育體系的課程結構設置、人才培養路徑和教育評價方式仍存在滯后性，難以精準匹配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急需緊缺人才的培養要求。錢學森“大成智慧學”的教育思想強調打破學科壁壘，構建跨學科、系統性的知識體系，與智能時代對人才的需求高度契合。如何與時俱進變革教育體系，以實現“育人大成”的目標，成為破解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之間結構性錯位和脫節問題的關鍵。

教育評價的公平性與科學性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傳統評價模式側重于終結性考試評價與結果導向評價，雖在一定程度上可確保評價的客觀性與可操作性，然而，這種“分數至上”評價理念卻忽視對學習過程、能力生成和多維素養的系統性考察。隨著社會對高階思維、跨界能力和綜合素養的關注度持續提升，單一評價模式越來越難以承擔選拔與發展的雙重功能，亟需在公平性、科學性、精確性與全面性之間構建新的平衡。

教育公平的群體間與區域間鴻溝依然突出。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校際差距長期制約教育公平發展，加之教育資源分布的不均衡，優質資源在部分地區和學校高度集中，形成顯著的“馬太效應”，制約教育整體均衡化水平的提升。實現城鄉、區域、校際間教育的均衡發展，不僅要求在硬件設施、師資力量等顯性資源上縮小差距，其更深層次的挑戰在于如何確保教育質量、發展機會和文化資本等隱性層面的實質公平。

傳統治理體系與數字化轉型之間的實踐落差。在教育數字化縱深推進的背景下，理念層面的變革尚未真正深入基層教育教學實踐，教師群體在利用大數據、算法與人工智能解決現實教育問題方面尚未形成文化氛圍，仍存在社會認知偏差。政策頂層設計與一線教育實踐之間存在顯著鴻溝，數字化改革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撐和文化合力，導致教育數字化投入與產出之間產生落差，甚至滋生“高投入、低回報”的形式主義風險。教育系統在規模化與個性化、供給與需求、公平與科學、均衡與集中、理念與實踐等多重維度均存在結構性張力。

全球教育數字化轉型所面臨的共性困境，不僅體現為各國技術應用能力的代際差異，更深層癥結在于教育系統在理念更新、制度結構調整與治理機制變革等方面的障礙。從規模化教育與個性化培養之間的張力，到教育評價、人才培養與教育治理體系中的結構性矛盾，這些問題相互交織，共同構成當前教育數字化進程中最為突出的系統性挑戰。當前，教育系統正處于由被動響應技術迭代與社會發展帶來的變革，轉向主動適應并推動內部變革的關鍵階段，其內生變革意識不斷增強。在社會整體轉型和技術持續演進的背景下，僅靠被動適應已難以應對日益復雜的教育挑戰，更需以主動變革的邏輯，通過教育理念更新、制度創新與實踐重塑，積極回應數字化帶來的機遇與壓力。在此背景下，智慧教育作為智能時代教育轉型的系統性方案，正被越來越多國家納入戰略布局，逐步成為引領教育數字化轉型、推動教育系統深層變革的重要手段。

持續增強的智慧教育國際理解及其國家戰略形成

在全球教育數字化轉型持續推進的背景下，智慧教育正逐步從前沿學術議題演進為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戰略議題。隨著智能技術的突破性發展與數字化進程的加速推進，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從理念、方式到治理層面，系統性探索未來教育的核心形態與發展路徑。盡管各國在術語表述、政策導向與實施路徑上存在差異，但在技術賦能教育系統重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轉型以及促進教育公平與質量提升等核心議題上，已逐步形成跨國共識。為促進各國對智慧教育理念與實踐的深入理解與協同推進，北京師范大學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信息技術研究所、國際教育技術協會等國際組織共同發起“國家智慧教育戰略聯合研究計劃”，聚焦未來教育的關鍵議題，探索技術與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徑，推動包容、公平和優質的教育體系建設，致力于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在研究實踐層面，國際智慧教育的聯合研究已在以下四個方面展開并取得初步成果。

構建國家智慧教育框架，為國家層面的教育發展規劃提供指引。政府和教育核心利益相關者應深刻認識到數字技術促進教育轉型與智慧教育生態構建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從而為全民提供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服務。智慧教育的國際聯合研究已在宏觀層面提出“國家智慧教育框架”，為各國開展頂層設計與戰略規劃提供有益參考。該框架通過系統識別智慧教育的基本特征，探索實現智慧教育的可行路徑。推動智慧教育高質量發展，需在包容性與公平性、持續改進的文化、多部門合作與有效伙伴關系三大方面，進行系統考量和整體戰略設計：一是要兼顧不同群體的教育機會，縮小數字鴻溝，促進教育公平；二是要培育數字技術賦能的持續改進文化，不斷優化教學方式與學習質量；三是要強化政府、學校、企業與社會力量之間的協作，構建穩定而高效的合作機制。作為智慧教育框架的戰略杠桿，需要著重關注三個關鍵要素，即以技術賦能推動學與教模式深度變革，構建趨向智慧教育的學習環境，建立前瞻性的教育治理與政策體系。

評估各國數字教育政策，考察不同國家教育數字化轉型進展。縱觀全球，各國數字教育政策呈現“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階段性特征。數字化階段以基礎設施建設和資源數字化為核心，通過設備普及、網絡接入和數字資源開發，為教育信息化奠定基礎，并配合教師培訓與技術應用，提升教育公平與資源可及性。網絡化階段則強調互聯互通與資源共享，推動綜合性教育平臺建設，促進學習方式的創新與數字素養的提升，強化學校、企業與社會的跨城跨部門合作，以實現教育服務的普惠與包容。進入智能化階段，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及物聯網等新興技術深度嵌入教育場景，推動個性化學習與精準教學，建設智慧校園與虛擬學習空間，培養具備未來勝任力的數字公民，逐步縮小數字鴻溝，構建高水平的智慧教育生態。

形成國家智慧教育監測體系，比較和衡量各國智慧教育發展水平。國家智慧教育監測體系旨在評估和跟蹤國家層面的智慧教育狀況，并為指數構建提供指標結構，該體系既可納入全球教育監測體系，也可作為獨立機制實施。設計時通常需考慮多個維度，包含輸入維度（政策、資金、基礎設施、資源），過程維度（教學、學習、管理中的轉型變化），以及國家、學校、教師三個層級的支撐要素。在國家層面，重點在于政府的戰略定位與資源配置，包括智慧教育戰略實施、基礎設施建設、技術開發與數據治理，反映國家在教育現代化中的引領作用。在學校層面，關注教育環境改善、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培養和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發展，強調學校作為智慧教育實施的關鍵平臺。在教師層面，聚焦教師的數字技能、專業發展和技術應用能力，突出其在智慧教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該監測體系依托多樣化數據來源，包括國際組織的公開數據、國家教育統計、教學與管理過程大數據以及學校層面的調查數據。借助實時監測、可視化和趨勢預測等技術手段，實現對教育資源投入與成效的動態分析，洞察區域和學校差異，評估教師能力水平，并為政策優化提供反饋與支持。

構建智慧教育公共服務體系，提供智慧教育發展的制度保障。智慧教育公共服務體系由政府主導、多部門協同，由信息基礎設施、基礎性學習資源、適應性技術支持和大規模在線學習服務等要素構成，旨在實現規模化教育與個性化培養之間的平衡。從全球視角看，面向智慧教育的公共服務體系可從四個層面加以理解。一是技術賦能學習與教學，技術賦能作為中心支撐，強調在保障大規模教育服務的同時，滿足個性化學習需求，讓學習者能夠隨時隨地獲取優質教育資源，并通過縮小數字鴻溝、推動教育公平、培育持續改進的文化不斷優化教學過程。二是服務形式，智慧教育的典型服務涵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數字資源開發、學習與教學支持、職業發展、教育管理與教師培訓等，具體體現為資源供給、教師發展、跨域共享和協同創新等功能。三是多樣化服務供給，智慧教育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多樣，既包括行政與學術機構的戰略推動，也包括資本與技術方的資金與平臺支持，還涉及企業與研發機構的開發與運營，以及第三方力量的評估與監督，通過多方協作，共同確保服務的個性化與可持續性。四是教育治理與政策保障，在智能社會的背景下，教育治理應在規范技術應用的同時，提升治理效能，政府應通過法規與政策工具推動精準化、精細化治理，全面提升智慧教育公共服務的質量與能力。

面向智能時代的全球智慧教育圖景與實踐路徑

在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加速進程中，教育發展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著復雜而深刻的現實挑戰。如何在技術驅動與價值導向之間找到平衡，已成為未來教育必須直面的關鍵問題。把握智能時代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內涵（智慧教育），能夠為未來教育的發展目標提供價值定位，也能為當前教育轉型的實踐路徑提供系統指引，從而使智慧教育真正成為應對挑戰、引領變革的核心戰略支點。隨著技術與教育的深度融合，智慧教育展現出全新的特征，應當從“是什么”與“如何建構”兩個維度進行系統闡釋，體現為一個國家或區域智慧教育生態的表現性特征和智慧教育系統的建構性特征，[13]既描繪技術變革所帶來的新教育形態，也為教育數字化轉型提供優化路徑。

智慧教育生態的表現性特征。智慧教育的表現性特征，反映人們對其作為發展目標的共同愿景，層層遞進、相互關聯，立體化、全景式地描繪了智慧教育生態的應然圖景，遵循共識性、指向性和穩定性原則，具體表現為：第一，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智慧教育強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倡導賦權式的教學范式，突出對自主學習與創造力的培養，從而促進學習遷移并提升學習效果。在此過程中，技術的運用必須遵循教育規律，使學習由單純的知識記憶轉向對真實世界的探究與對現實問題的解決，引導學生在探究、討論與建構中，形成對概念與事物關系的深刻理解。第二，全面發展的學習評估，其關鍵在于達成智能時代的評價共識，助力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學習評估應當呈現全面取向，既包括總結階段性成果、分析學習進展并作出判斷，也包括在學習過程中收集數據，便于教師及時調整教學策略、改進教學效果，同時應強調“作為學習的評估”，即通過多樣化的學習與展示機會，激發學生的自我評價與自我發展能力。第三，泛在的智慧學習環境。作為數字化學習環境的高階形態，智慧學習環境能夠實現物理與虛擬的深度融合，為學習者提供契合個體特征的支持與服務，其建設涵蓋六個方面，即泛在的網絡接入、適宜的學習空間、可信的學習工具、適應性學習資源、可靠的數字終端和安全的網絡環境。第四，持續改進的教育文化。在教育系統中營造整體性的變革氛圍，確立持續改進的意識與價值導向，是智慧教育得以長期發展的關鍵。持續改進不僅意味著對教學方法和學習方式的不斷優化，更強調教育文化中的反思精神與開放心態，使教師與學生在日常實踐中形成自覺的改進取向。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教育改革能夠由外在驅動轉變為內生動力。第五，對教育包容與公平的堅守。智慧教育的發展必須堅持教育的普惠性和公平性，回應適齡兒童的發展需求，保障所有學生在成長過程中的基本權益。它不僅強調對特殊學生的學習支持與融入，營造無障礙、可持續的學習環境，還強調對文化差異與個體多樣性的尊重，推動教育資源在不同地區和群體之間的均衡配置。

智慧教育系統的建構性特征。智慧教育的建構性特征則反映智慧教育實踐路徑的任務與使命，與教育數字化轉型同頻共振，系統性、具象化地指明智慧教育建設的實踐方向，符合操作性、階段性和多樣性原則。第一，積極的學生社交社群建構。當代學生作為“數字原住民”，在技術環境中成長，既受益于數字工具，也面臨社交異化與主體性迷失等問題。因而，從交往理性的視角引導社群建構尤為重要。數字社群既具有社會性與主體性，又承載著技術文化特征，其建構需在數字文化、主體空間與社會秩序三方面達成平衡，以提升學生的數字素養、主體認同與社會情感技能。第二，教師發展的優先支持計劃。在數字化與智能化快速演進的背景下，教師是推動技術與教學深度融合的關鍵主體，其專業素養、技術適應力與教育理念直接決定教育創新的深度與質量。應將教師發展置于教育政策優先位置，構建系統性支持機制，提升教師在數字環境下的專業勝任力與領導力，切實為教師職業生涯發展提供保障。第三，合乎科技倫理的技術應用。智慧教育必須堅持以教育價值為導向，健全個人信息保護與數據治理體系，防止濫用與監控風險，保障師生的隱私與權益。同時，應推動教育數據在安全前提下的整合與互通，提升跨平臺、跨部門的協同能力。針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應遵循場景化的教育倫理原則，明確算法邊界，避免技術異化教育目標。第四，可持續的教育改革規劃，智慧教育需要在公平、質量與包容性等核心議題上凝聚共識，形成面向未來的可持續愿景。具體包括加快建設迭代更新信息基礎設施；建立目標導向的數字資源匯聚機制，實現資源精準供給與高效利用；在遵循教育規律的基礎上，引入新技術，防止功利化傾向，推動技術創新與教育目標的深度融合。第五，有效的跨部門跨域協同，智慧教育的發展依賴教育系統、社會與政府間的高效協作，應打破部門壁壘，推動跨層級的信息共享與技術應用。在地方層面，應鼓勵教育創新的實踐探索；在國際層面，應加強規則對話與合作共建，推動全球教育數字化的互聯互通與共同進步。

注釋

[1]余華東：《集大成，得智慧——試析錢學森的大成智慧學和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2]錢學敏：《略論復雜系統與大成智慧》，《系統辯證學學報》，2005年第4期。

[3]張永民：《解讀智慧地球與智慧城市》，《中國信息界》，2010年第10期。

[4]黃榮懷：《智慧教育的三重境界：從環境、模式到體制》，《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14年第6期。

[5]黃榮懷：《構建人工智能時代教育新生態》，《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25年第7期。

[6]祝智庭、賀斌：《智慧教育：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電化教育研究》，2012年第12期。

[7]楊現民：《信息時代智慧教育的內涵與特征》，《中國電化教育》，2014年第1期。

[8]鐘紹春、唐燁偉等：《智慧教育的關鍵問題思考及建議》，《中國電化教育》，2018年第1期。

[9]曹培杰：《智慧教育：人工智能時代的教育變革》，《教育研究》，2018年第8期。

[10]顧小清、杜華等：《智慧教育的理論框架、實踐路徑、發展脈絡及未來圖景》，《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1年第8期。

[11]張軍：《構建中國特色智慧教育體系的思考與實踐》，《中國高等教育》，2022年第13期。

[12]"Speeches & presentations 2023," https://www.col.org/news/speeches-presentations-2023/.

[13]黃榮懷、劉夢彧等：《智慧教育之“為何”與“何為”——關于智能時代教育的表現性與建構性特征分析》，《電化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

Smart Education: Concept Evolution,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Future Landscape

Huang Ronghuai

‌Abstract: Amid the accelerated advancement of frontier technologies such as large-sca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ls, educational systems are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digitalization to intelligence. As the ideal form of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mart education reflects China's strategic orientation toward technological-driven educational reform. It represents a systematic academic endeavor aimed at shaping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core component of China's independent educational knowledge system. Smart education emphasizes that the "wisdom" in smart education stems from the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of teachers, the "capability" of smart education relies on the technological support of the environment, the "innovation" in future education focuses on the iterative upgrading of forms. Its conceptual connotation is continuously evolving, marking a shift from a focus o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o a deeper emphasis on educational essence, and from partial upgrades to holistic ecosystem restructuring.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esearch on smart education facilitat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shared global trends in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s national-level policy design, evaluat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ross countries, and enhances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smart education. Amid multiple global challenges in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clarify the fundamental connotations of smart education, envision the trajectory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and optimize the practic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s education.

‌Keywords:‌ smart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futures of education

責 編∕鄧楚韻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