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DeepSeek大模型的突破性進展，為中國智能產業和技術發展打了一劑強心針。通用大模型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智能對話工具，更是廣泛接入未來各種智能產品的入口。人類之間的交流是在語言界面上進行的，而各種智能設備和產品并不懂人類的語言和圖像，這些產品需要將人類的語言、圖像轉譯為計算機可以讀懂的機器代碼，換言之，大模型充當了人類的語言界面與智能體的算法界面之間的橋梁。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新興的技術封建主義思潮已經看到了在數字產業和智能產業中存在的“新圈地運動”，其不僅圈占了技術專利、用戶和數據，同時也掌管了不同界面之間往返的門戶和入口，而誰掌握了這些門戶，誰就會為未來的智能產業發展謀得先機。這也是為什么我們需要重視通用大模型的建設，因它帶來的不僅僅是一種產品，更是我們在未來智能技術發展中可能的戰略通道。
【關鍵詞】DeepSeek 人工智能 人類 智能體 門戶
【中圖分類號】TP1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9.006
【作者簡介】藍江，南京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導、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當代歐陸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主要著作有《忠于事件本身：巴迪歐哲學思想導論》《一般數據、虛體與數字資本》等。
2025年DeepSeek的橫空出世，讓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再次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人們關注DeepSeek，不僅因為其是中國在西方技術封鎖背景下自主創新開發出的一款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模型，更因其技術路徑本身蘊含著實驗性價值，通過獨特的算法設計，打破了西方以大量算力堆積實現突破的昂貴技術路線，從而在一個成本相對低廉的基礎上，找到了另一條實現人工智能大模型發展的道路。這些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是中國最前沿的科技公司和科研工作者通過不懈努力和開拓進取所取得的來之不易的成果。DeepSeek誕生之時，就有不少人將其與OpenAI公司的ChatGPT系列進行對比，并認可DeepSeek的性能。在全球的各種應用商店里，DeepSeek的下載率也一直名列榜首。但人們對DeepSeek以及其他通用大模型的測評與比較大多仍然停留在基于其所作的對話和回答上，例如，以其如何評價一個哲學思潮或者文學著作來評判其價值。然而，如果僅從人文學科的視角來評價DeepSeek等人工智能大模型，則我們或許正在錯失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真正革命。
對DeepSeek的哲學反思，最恰當的路徑或許不是在電腦或手機中提出幾個刁鉆的問題來檢驗其回答。這種將通用大模型視為搜索引擎的視角，無法觸及技術變革的本質。我們需要從電腦和手機的電子界面中跳出來，在一個更廣闊的工業生產和智能萬物互聯的角度來理解通用大模型帶來的更深層次的影響。
從語言到大模型：認識論根基的嬗變
在DeepSeek-R1模型發布后，眾多企業宣布將其產品接入該模型，例如，微信于2025年2月15日率先在灰度測試中集成該技術，華為、榮耀、OPPO等手機廠商相繼跟進。在汽車行業，吉利汽車成為首個接入該模型的車企，極氪、嵐圖等車企也都快速響應推出了相應計劃，科比特、中鳴機器人等無人機企業也開始探索將DeepSeek-R1植入其產品生態。如果DeepSeek只是一個能與用戶對話的大模型，這些進行工業生產的科技企業又為何對DeepSeek趨之若鶩呢？
跳出簡單的咨詢和問答環節，從實際的生產領域來觀察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DeepSeek、ChatGPT、Kimi、豆包等通用大模型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徹底改變了未來工業生產和智能生活環境建設的基本方式。以家用智能機器人為例，傳統基于固定編程的運行模式已難以適應需求，由于各家各戶的環境不同，隨著用戶需求的變化，機器人必須具備實時交互調整能力。在現階段，機器人雖然不能自主思考，但其行為機制依賴攝像頭所拍攝到的圖像，通過卷積神經網絡算法進行識別，并基于策略規劃系統對用戶指令作出響應。此類系統通常采用實時數據流與輕量化模型結合的架構，以實現低延遲的交互反饋。如果采用OpenAI的算力堆積策略，不僅會導致機器人的硬件成本呈指數級攀升，也會使元器件成倍增加。但DeepSeek的算法路徑極大降低了機器人的成本，也讓更輕量級和低成本的機器人可以成為普遍企業和家庭用得起的產品。
當通用大模型深度融入生產實踐與生活場景時，或許給我們帶來一個全新的理論思考空間。我們不妨從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經典論斷切入：“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看來，人類存在的本質，必須通過與他人、與物質世界、與社會的各種關系來加以把握。基于這一論斷，引發了下一個問題，即社會關系究竟是如何實現的？在具體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解中，人的社會關系是通過兩種不同的方式來建構的，其一是直接的身體實踐，即通過自己的身體與其他人、事物、社會發生關系，并結成一定的穩定的存在論的結構。在人類發展早期，這種實踐活動局限于捕魚、打獵、制陶等簡單的勞動行為上。其二是市民社會階段的擴展性交往。隨著社會發展 ，當我們同遠方的人進行交流的時候，僅依賴于身體的直接交流的方式就變得捉襟見肘。人們需要更大范圍的社會交流，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先只能通過身體交往的局限。
在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的交流和傳播更多是通過語言來完成，語言承載著人類互動和集體行為的最基本認識論層面的內容，如果沒有語言及其認識論，人類之間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交流，也不可能凝聚成團結一致的社會和共同體。在哲學家哈貝馬斯等人的研究中，對話倫理學和主體間性哲學探討的就是人類交流和協商共同體的認識論基礎。哈貝馬斯明確提出：“自然語言是否只是傳達信息的一種媒介，或者同時還是社會整合的源泉。針對這兩種情況，我分別提出了策略行為和交往行為兩個概念。在交往行為中，語言理解的共識力量，亦即語言自身的約束力能夠把行為協調起來；而在策略行為中，協調效果取決于行為者通過非言語行為對行為語境以及行為者之間所施加的影響。”[2]簡言之，在更大范圍的社會交往行為中，語言是人類溝通的必要媒介，無論個體的思考方式、成長經歷如何，其表達自己的意愿和需求都必須通過語言來進行，即便是語言障礙者，也需要借助手語等替代形式。語言媒介價值在于構建主體之間的共同界面，使不同立場的主體得以協商和對話來解決共同問題，即便最終無法達成一致，語言的作用也不可替代。例如，英國左翼思想家尚塔爾·墨菲（Chantel Mouffe）用公共領域的抗爭性（agonistic）斗爭[3]反對羅爾斯等新自由主義者強調的協議上的共識（consensus），無論兩者主張如何，其對話本身都是用語言來表達的。總而言之，無論左派還是右派、激進還是保守，政治學派雖然立場不同，但都共享一個基本前提，即實現跨立場、跨階級、跨利益的交流，都必須依賴語言。語言是構成主體間性哲學的根基。
哲學家卡西爾在《人論》中將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4]揭示了人的存在本質上包裹著一層語言的外衣，這種特殊的符號體系是人類特有的認知工具。人類的存在，或者說人類的主體間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離不開語言。哲學家福柯在《詞與物》中提出，現代語言不僅奠基了人與人之間的主體間性關系，也奠基了人與世界、人與自然之間的認識論關系，“倘若語言的存在已完全被歸為語言在表象中的功能，那么表象反過來也只有借助于語言才能與普遍物相關聯起來。認識和語言是嚴格交織在一起的”。[5]當我們辨識一種植物時，真正起決定作用的并非其自然生長狀態或物理特征，而是植物學語言構建的關于植物綱目科屬的分類體系。通過語言，我們可以認識事物，但我們與事物、自然、世界之間也隔著一層語言的隔膜。語言既讓我們拓展了前所未有的視野（如認識南極洲的動植物），也將我們的認識局限在語言解釋的范圍之中。這意味著，從石器時代部落的口述傳統到工業社會機器的技術手冊，語言始終作為根本性架構，持續支撐著人類與萬物關系的符號化再生產，語言的這種奠基地位，至今未曾遭遇實質性挑戰。
當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開啟了新技術時代的大門，人類語言在認識論中的奠基性地位才真正遭遇結構性挑戰。當前人機交互的核心矛盾在于，傳統以語言為媒介的主體間性交往模式，已無法覆蓋人類與智能體（如工業機器人、智能家居設備等）的新型交互需求。對此，當前學界存在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將智能體主體化，即人工智能經過一系列發展后，進化為類似于人類的主體，套用人類主體的概念和交往模式，按照人類慣常的交往模式來建構其占人的主體間性關系。如趙汀陽所言：“在發生學的意義上，意識通過語言而實現意識的客觀化，只有當意識建構了語言這個客觀系統，主體性才得以建立。”[6]這意味著，我們可以基于此建立人類與智能體的雙主體性。這種處理方式的問題在于，智能體的“理解”實質是特定算法對輸入信號的模式匹配，而非人類語言認知意義上的“理解”。人類與智能體之間的交流不可能完全由人類語言模式來完成。這就意味著需要另一種模式來處理人與智能體，即人與物的交往方式。語言，尤其是高級語言是人類獨有的，而智能體不可能理解這種高級語言。只有將人類的語言簡化為機器可解析的代碼，如馮·諾依曼的二進制的機器語言，才能與機器進行交流，此即物體間性（interobjectivity）人與智能體的交流方式。
將智能體與人類看成交往雙主體的理論構想，意味著提升智能體地位，賦予其類似于人類的主體地位，但這種將智能體上升到可具有類似人類高級語言地位的方式，更像是人類主體中心主義的臆斷。而物體間性的方式則意味著人類的主體性地位下沉到可以與物、與智能體進行交互，不過這種交互只有在機器代碼層面才能實現，這意味著人類需要通過一個轉換器（transformer）或轉譯器（translator）將人的語言轉譯為算法可以理解的機器語言。這是一個由海量語料庫實現的深度學習和訓練過程，通過自注意力機制捕捉人類語言中詞與詞之間的關系，從而理解語言中的上下文，在理解之后經自回歸生成文本，實現與人類的對話。
這里出現了一個認識論轉變。傳統的人類交往局限在主體之間，語言是作為主體間性最基本的認知工具。但今天，我們需要面對與無人駕駛的汽車、無人機、智能掃地機器人進行交流的問題，而這種交流無法通過現有的語言模板實現。當我們說“Siri，為我打開手機”時，手機本身并不理解語言。實際上，正是諸如DeepSeek、ChatGPT等大模型實現了智能社會的基本要求，即在人類語言與機器語言之間建立實時的靈活交流渠道，而這種交流的入口就是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
簡言之，未來的智能社會無人機、手機、智能汽車、智能家電，甚至智能武器，以及太空探索的智能儀器和設備等，需要與人類實現靈活交互。在哲學上，這意味著哲學家笛卡爾式的主客體二元論將被更靈活的人與物的關系所取代。物不再是消極地等待著人類主體使用和占有的對象，而是積極地對人類的話語和要求作出反應，而讓各種智能物和技術物作出反應的前提是建立人與物溝通的橋梁。人類只需要提出任務，通過DeepSeek等大模型的思考，智能設備便能利用大模型接受相關的感知數據，實時對各種數據按照主體要求作出規劃。例如，在智能駕駛中，汽車自動采集路面上的其他汽車、建筑、路面標識、交通信號燈等信息，實現自動規劃路徑、車道，避開障礙物等。在這個意義上，DeepSeek等大模型構成了智能時代人與物、物與物之間交互的認識論基礎，持續轉化和轉譯雙方語言并實現了策略規劃與行為選擇。DeepSeek的哲學本質，正是廣義的物體間性的赫爾墨斯，是智能時代的認識論根基。
人與智能體的界面式交流
DeepSeek等大模型絕非僅是實現圖靈測試和人機對話的娛樂工具，而是構建未來智能社會認識論根基的核心技術，真正突破了傳統人機交互的局限，將笛卡爾式的被動客體轉變為能發出聲音、與人類進行更親密和直接交流的智能主體。2025年初的產業實踐表明，隨著工業生產和智能環境大規模接入DeepSeek大模型，技術發展正在突破兩個關鍵瓶頸，一是打破GPU算力芯片的技術壁壘和封鎖，二是通過成本更低的方式實現智能工業生產，這種突破將催生智能產品的爆發式增長。在不久的將來，更廉價的家用機器人和機器狗，更快捷的智能化生產設備都將快速普及。這也意味著，未來十年，城市道路和公共場所的智能化程度將顯著提高，也會產生更多的消費需求，人民的生活品質也會隨之提高。以DeepSeek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正在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飛速發展的動力。
中國產業通過接入DeepSeek等大模型實現了突破性發展。大疆無人機的“救援蜂群”系統在緬甸地震中參與了幸存者的搜救，72小時內完成方圓200平方公里的廢墟的熱成像搜索，大幅提升了救援效率；華為的ADS3.0基于DeepSeek多模態感知系統，實現了“無圖化”城市輔助導航；百度Apollo“車路云”系統使北京車流高峰期的擁堵時間下降了35%。人形機器人領域，宇樹科技、優必選科技等公司推出的產品通過接入大模型，讓機器人與人類的交流更加自然流暢。工業機器人領域，新松、埃斯頓、拓斯達等公司正推動中國工業向智能工廠、黑燈工廠、無人工廠升級。
在繁榮的工業生產背后，大模型已成為今天人類與智能物，與各種工業生產的機器，與智能家居、智能駕駛和智能城市的各種儀器設備之間溝通的基礎媒介。與傳統語言媒介不同，過去個體之間的交流無需轉化，主體間性的基礎仍是個體性的，即以能流利使用語言的主體作為交流的中心。在諸如DeepSeek、ChatGPT等大模型崛起之后，人們普遍產生了一個疑問，即人工智能是否會最終取代人類甚至消滅人類？早在美國作家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說《我，機器人》中就反映出有關機器人對人類威脅的思考，對此，我們不能僅局限于一種個體主義方法思考，即將人與智能體交流看成是個體之間的交流。在語言媒介階段，我們將語言交流視為個體對個體的交流是可行的，而DeepSeek快速解答的過程（包括十幾秒的思考時間），實際上是在一個巨大的計算網絡中運行的，它并非是與單一個體進行對話，更是同時與全球上千萬甚至上億的用戶進行對話。DeepSeek是基于一個巨大的行星級別的物質性計算網絡，其不僅包括中央處理器、圖形處理器、人工智能服務器，還包括遍布全球的分布式計算機群、高速存儲網絡和大容量內存，以及低延遲的高帶寬的互聯網絡。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套用語言模型中個體與個體對話方式，而需要將其看成一個巨大的行星級別的計算網絡與人類個體的廣域的交流和溝通。
在智能時代，當DeepSeek被廣泛應用到無人機、智能駕駛和機器人領域，需避免個體主義方法論的思考方式。正如法國哲學家格雷戈瓦·夏馬尤（Grégoire Chamayou）在戰爭中使用無人機時所發現的，“個體的敵人不再被視為一連串指揮系統下的一環：而是一個結，或者一個鑲嵌在社交網絡中的‘節點’。與網絡中心戰和基于效果作戰的理念一致，我們可以假設只要有效地針對敵人網絡的關鍵‘節點’進行打擊，就可以使對方陷入混亂，甚至幾近毀滅”。[7]盡管他只考察了軍用無人機在戰爭中的使用情況，但從這個側面可知，無論是無人機（無人機屬于戰爭中的網絡中央系統），還是敵方士兵，都不是個體性的而是作為戰爭網絡節點。在現代戰爭中，作戰模式已經變成了一個網絡對另一個網絡的作戰，無人機的核心價值不在于消滅對方的一架無人機或者一輛坦克，而是摧毀整個敵方的網絡系統，只有這樣，無人機在戰爭中才能發揮最大效用。同樣，在智能駕駛場景中，行駛的汽車不應被視為獨立決策的個體，雖然車載邊緣計算系統可以處理常規路況，但面對復雜路況時則需要依賴車路協同系統，通過傳感器和路由器實時對車輛行駛信息以及與其他車輛距離和位置關系的監控，動態計算速度與碰撞風險。實際上，智能駕駛已將路面上所有的車輛和道路系統進行廣泛互聯，組成一個巨大的物聯網絡，正是這一物聯網絡系統的信息收集和決策機制，保障了車輛的安全行駛。
為進一步理解在大模型之下的人類與智能體的交流模式，可以借用美國哲學家約翰·塞爾著名的“中文房間”案例。“假設你被關在一間屋子里，屋內有滿滿幾筐漢語符號，假如你（與我一樣）對漢語一字不識，但給你一本用英語寫的用來處理這些漢語符號的規則，這些規則是按照漢語的語法，而不是語義，對符號的處理加以純形式的規定。”[8]塞爾認為，長此以往，這個待在“中文房間”中的個體將學會中文。最初塞爾意在用“中文房間”來反駁強人工智能的觀點，認為計算機無論怎么發展都無法學會人的心智。盡管在今天的人工智能發展的角度回看這一假設，在理論上略顯過時。但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角度重新理解大模型之下的人與智能體的關系，即一個人是否可以在沒有面對一個中國人而只是面對一堆漢語符號和文獻時掌握中文。“中文房間”中個體面對的不是孤立的漢字，而是成系統的中文文本，也有中文的語法規則，換言之，盡管其沒有遇到懂中文的人類進行漢語交流，但他面前這些漢語文本本身就是無數的中文使用者集體經驗數據的總和，其實際是在與一個漢語語言大模型交流。在這種情況下，“中文房間”中的實驗對象只要能夠理解漢語模型的內在原理，即便在沒有與真實的懂漢語個體交流的狀況下，也能夠學會漢語。簡言之，只要存在著漢語大模型（由房間里的漢語規則和文本構成），成為其使用者并不是什么難事。
要理解人類與智能體交流的模型，即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轉譯器）的交流范式，我們需要引入一個新的概念，這個概念就是界面（interface）。人類在同一語言下的交流是個體性的，統一的語言會將個體結合成一個語言網絡共同體，并形成一個語言界面。同樣，在計算機內部，不同的節點、傳感器、路由器、分布式計算網絡乃至中央處理器和服務器，在二進制代碼中實現廣域的數據鏈接和計算，人類與其中某一智能體（如無人機、機器人）是無法溝通的，需要在不同界面下完成自己的交流和鏈接。換言之，人類的語言和照片只有通過一定的轉譯器轉化為代碼，才能被基于二進制機器語言的智能體所理解。正如美國學者亞歷山大·加洛韋（Alexander Galloway）給出的界面的定義：“界面是不同格式之間的‘激蕩’或生成摩擦。在計算機科學中，這種情況發生得非常明顯；‘界面’是一個代碼域與另一個代碼域互動的方式的名稱。”[9]這一定義揭示了兩個不同的代碼域，一個是人類的代碼域，另一個是計算機網絡的代碼域，人類的代碼域在語言界面下實現個體交流，計算機的代碼域在算法和數據之中實現智能體交流，而人與智能體的交流是通過界面對界面進行，在不同的界面下，需要通過轉譯器來實現不同界面的轉化，而這就是DeepSeek和ChatGPT等大模型在人類與智能體交流中所發揮的作用。對于這種界面交流，我們可以理解為人在一座島上，而計算機的各種對象和智能體在另一座島上，兩個島之間有一個橋梁，這個橋梁就是轉譯器，它幫助人類實現了之前無法實現的人與物、與智能體、與網絡世界的廣泛交流（見圖1）。
圖1
新圈地運動與智能產業的未來戰略
德國傳播理論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曾將打字機、電影和留聲機作為現代性的標志，因為這些二十世紀初期的技術物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人類的感覺器官，打字機介入了人類的觸覺，電影介入了人類的視覺，而留聲機介入了人類的聽覺。在其看來，現代性就是不斷用新的技術物來代替人類有限的身體能力，去觸碰更廣闊的社會。或者可以將基特勒的隱喻延伸到今天的DeepSeek。大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我們的思維，并協助我們進行思考，這并不代表著人類喪失了自己的本質，相反通過DeepSeek的介入，人類認知與創造的疆界得到拓展，這既是一種新質生產力，也是一種新質創造力，而這個新質創造力的基礎，就是DeepSeek廣泛建立的普遍的人與物、物與物關系的物體間性的認識論基礎。DeepSeek猶如數字時代的普羅米修斯，為人類送來了赫淮斯托斯的薪火。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清醒認識到，通過DeepSeek等大模型締造的廣域物聯網和人與物交互關系所形成的云端王國，并不是一個充滿浪漫化色彩的理想王國。互聯網世界未能像托夫勒和尼葛洛龐帝[10]在二十世紀末期所預想的那樣，為人類帶來解放，使其徹底擺脫沉重勞役的枷鎖，從而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和現實中的土地一樣，云中的土地也不是平整的，它有島嶼、有山丘、有海洋、也有大陸與大陸之間聯系的橋梁，這意味著云端的世界也是一個地形學的世界，與現實中的地形學無異。此外，云端的地形學不僅與現實世界中的大地在地形上相似，其或許也可以被私人或國家權力所占有，成為政治統治和資本榨取的資源。正如哲學家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提到的：“誰第一個圈出一塊土地，大言不慚地說‘這是我的’，并且找到了一些傻乎乎的人竟相信了他的話，誰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奠基人。”[11]在盧梭看來，在古代社會原始的公地（ager publicus）被某些人圈占，成為了私有土地或私有財產，這不僅意味著私有制的誕生，也為古代以降的文明社會奠定了基礎。在今天，我們或許將盧梭的名言略改一下，就可以適用于當今云端王國和互聯網世界的狀況：“誰第一個圈出一塊云端土地，大言不慚地說‘這是我的’，并且找到了一些傻乎乎的人竟相信了他的話，誰就是數字文明社會的真正奠基人。”這意味著，互聯網的云端世界，正在重復著人類古老文明的起源，即通過圈地運動，重新分配云端世界的地盤，重新按照所占有的土地的大小，確立在云端世界的格局。
美國思想家本杰明·布拉頓（Benjamin Bratton）借用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的陸地國家向海洋國家過渡的歷史，說明了之前的帝國都是領土國，只是將陸地上的土地視為領土，而大航海時代的來臨，帶來了海洋主權的新范疇。所有參與大航海的國家，都深切感受到海洋同樣是主權可及的領域，主權國家對海洋的管轄實踐與權力，直接推動了國際法中領海概念的誕生。在解釋了近代國家從領土到領海再到領空的演變歷程后，布拉頓敏銳地指出，今天出現了一塊新的“領土”，這就是由于計算機和互聯網絡發展起來的新領域，即云端的王國，其同樣可以被圈地，“今天，行星尺度計算的持續出現（如果仍處于萌芽階段）可能代表著一種類似的突破和對政治地理秩序的類似挑戰。它之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云空間是一塊有待殖民的新大陸，還因為作為一種空間，它突破了施米特形而上學對地緣政治空間和理論的基本分野——領土和領海區分”。[12]這揭示了一個數字時代的“新圈地運動”（New Enclosure）現象，云空間如同現實土地一般被大公司、大平臺、互聯網企業競相圈定，它們將這些地盤視為自己的所有物，并向使用者不斷征收租金，而這成為技術封建主義思潮興起的重要誘因。
技術封建主義由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和雅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等學者在2020年提出，深刻揭示了數字云空間中的新圈地運動。正如瓦魯法基斯所指出：“在‘新圈地運動’的世界里，你經常被迫將自己的身份信息交給數字領域中被圍起來的一部分，比如Uber、Lyft或其他一些私人公司。當你要求搭車去機場時，他們的算法會派出自己選擇的司機，以期最大化擁有算法的公司從你和司機身上獲取的交換價值。這些‘新圈地運動’實現了對數字公域的掠奪，推動了云資本令人難以置信的崛起。”[13]技術封建主義的理論價值，并不在于其借用“封建主義”這一歷史概念來描繪當下資本主義在發展到數字階段和智能階段時形成的歷史倒退，而在于揭示在云端王國空間中對關鍵資源和生產要素的瓜分。總體來說，技術封建主義看到的數字平臺、大互聯網公司，甚至整個主權國家，可以在如下范圍內圈地。
對技術和專利的圈地。技術和專利的壟斷現象并非數字時代的特有，早在產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發展的過程中就已顯現，知識產權體系曾助長了專利圈地，使某些科技公司在壟斷某些核心專利后，不用繼續開發新的技術，就可以在現有專利壟斷基礎上不斷收取專利費（也是一種專利租金）。在數字和智能時代，技術專利的壁壘仍然存在，并遠遠超越了之前的時代，但技術專利的壟斷并不能完全隔斷技術和產業。對于科技產業而言，科技封鎖和專利壟斷的確會帶來一些發展上的遲滯和傷害，但科技發展是多路徑和多目的的，這些壟斷的專利或許不能短期內被超越，但可能在未來找到一個新的路徑，將原有的專利壟斷和圈地“廢黜”。
對用戶的圈地。這是瓦魯法基斯等學者關心新圈地運動的主要場域。與技術專利不同，全世界的用戶總量存在天然上限，對用戶的圈地在一定程度上會對產業競爭形成降維打擊。也就是說，即便一個公司開發了一個新的平臺，但沒有大量用戶進駐，也難以形成市場影響力。任何需要面對用戶的商品，都必須依賴圈定了大量用戶的平臺才有可能獲得市場機會。這一規律對于智能大模型產業也是適用的。大模型的價值不僅在于實驗室產品，更在于是否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對用戶的圈定。當DeepSeek得到世界公認時，其價值就不應該只是停留在與OpenAI層面的用戶競爭，而是應廣泛介入更多的工業產品，如無人機、智能駕駛、智能機器人，以便形成更廣大的實用場景，圈定更大規模的用戶群。
對數據的圈地。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數據資源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已成為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重要要素，也是數字技術和數字產業發展中最為重要的資源。對人工智能發展而言，尤其對于其深度學習和智能訓練，數據庫和語料庫都是必不可少的資源。無論是DeepSeek還是ChatGPT的成功，都建立在占有更為優質的數據庫和語料庫的基礎上。當前，人工智能產業競爭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在OpenAI已經通過廣泛算力取代海量數據優勢的情況下，DeepSeek能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實現了對數據資源的優化，經過專業篩選的數據庫可以更精準、更靈活地處理人類與智能體的交往關系。
對門戶的圈地。盡管很多技術封建主義已關注對專利、數據和用戶的圈地，但對門戶（portal）的圈地，一直相對而言被忽視。從地形學角度來看，重要的區域與其他區域的聯結，往往需要通過相對狹小且十分重要的關隘來實現，如戰國時期函谷關和潼關是聯結關中平原與中原地區的咽喉要地，掌握這兩處關隘，便可以控制不同地域間人員與物資的流動。同樣，在今天的云空間中，人類并不是直接以語言的方式進入到云空間中，而是需要借助一定的模型和算法，參與到一種交換的界面，這些在不同界面負責轉譯的工具和大模型，便成為了門戶。正如澳大利亞思想家麥肯齊·瓦克（McKenzie Wark）所強調：“這些門戶似乎管理著可能的事物與聲稱指揮它們的事物之間的關系。”[14]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門戶已經被大型互聯網公司和平臺所攫取，任何試圖通過這個門戶進入互聯網世界和物聯網世界的公司、個體、乃至國家都必須向他們繳納通過門戶的費用，這就是西方大型互聯網公司不斷獲得利潤的來源，他們的利潤并不來自于生產或科技研發，而是來自于對門戶的壟斷。DeepSeek的戰略價值，正在于其作為核心門戶的樞紐地位。
從“新圈地運動”特別是門戶圈地的視角，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未來智能產業發展的戰略價值。雖然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平等的科技產業的發展權，但在互聯網的云空間中，無論是以Windows系統連接起來的電腦互聯網，還是蘋果手機和電腦代表的iOS操作系統，以及隸屬于谷歌公司的Android系統，都代表著對門戶與數據的壟斷和圈地，其他國家如果需要開發自己的產業，就必須不斷向這些系統繳納費用。當然，中國也自主開發出了鴻蒙系統，但鴻蒙系統仍然與Windows、iOS和Android等系統在同一個平面上進行競爭。未來的智能產業，如機器人產業、無人機產業、智能駕駛產業，將會產生一個全新的賽道，也會形成新的門戶，即鏈接人類身體與智能物之間的大模型，會成為物聯網，或是萬物智聯的門戶，成為將人類與智能體關聯起來的門戶。通過發展通用大模型，形成中國自主的人類與智能物的鏈接門戶和接口，才能將整個智能產業的發展機遇和趨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再受某些國家和公司技術“卡脖子”的威脅。這既是面對智能產業發展的立場，也是面向未來的智能產業的戰略需要。也只有在自主掌控的技術門戶、技術生態、技術數據庫的基礎上，才能找到一條獨立自主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道路。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數字經濟視閾下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深層內涵”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023BSK017）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頁。
[2]于爾根·哈貝馬斯：《后形而上學思想》，曹衛東、付德根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59頁。
[3]尚塔爾·墨菲：《論政治的本性》，周凡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頁。
[4]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第38頁。
[5]米歇爾·福柯：《詞與物》，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第90頁。
[6]趙汀陽：《替人工智能著想》，《哲學動態》，2023年第7期。
[7]夏馬尤：《反思無人機》，焦靜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年，第41頁。
[8]約翰·塞爾：《心、腦與科學》，楊音萊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第23頁。
[9]A. R. Galloway, The Interface Effec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p. 31.
[10]參見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黃明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尼古拉·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21年。
[11]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高煜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06頁。
[12]B. H.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6, p. 26.
[13]Y.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24, p. 75.
[14]A. R. Galloway, E. Thacker, M. Wark, Excommunication: Three Inquires in Media and Medi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160.
The Strategic Value of Large Models as a Gateway for Human-Intelligent Agent Interaction
—DeepSeek's Perspective on China'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an Jiang
Abstract: The breakthrough progress of the DeepSeek large model gives a strong boos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lligent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The general large model is not merely a simple tool for intelligent conversation, but also an entry point for widespread access to various intelligent products in the future. Human-human communication is conducted on the language interface, while various intelligent devices and products do not understand human language and images. These products need to translate human language and images into machine code that computers can understand. In other words, large model acts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human language interface and the algorithm interface of intelligent ag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emerging technocratic ideology has already noticed the "new enclosure movement" existing in the digital industry and the intelligent industry. It not only encloses technical patents, users and data, but also controls the gateways and entrances between different interfaces. Whoever controls these gateways will gain the initiativ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industry. This is why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neral large model. It brings not only a product, but also a possible strategic channel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Keywords: DeepSee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intelligent agent, gateway
責 編∕鄧楚韻 美 編∕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