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文化科技融合是大勢所趨，出版融合發展勢在必行。5月27日，在深圳舉辦的2025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出版深度融合發展論壇上，來自各界的重磅嘉賓聚焦“推動出版融合發展 鞏固壯大數字時代出版主陣地”主題建言獻策。現集納部分與會嘉賓精彩發言，“干貨”滿滿，敬請關注。

出版融合發展與新的編輯時代

李敬澤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今天的主題是出版的融合發展，我是個外行，所以我今天希望探討的是一個看似有點幼稚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的深度抵達哪里，我們的融合是為了什么？我們都知道，媒介正在經歷一場規模巨大的、革命性的巨變。這場巨變就如同地球的板塊漂移，而出版就是板塊運動中正在經歷重塑的一座山。所以，面對巨變，我們常常會感到震驚、感到眩暈。但是，當我們以歷史的眼光觀察這一媒介變革，正如地球的板塊運動發生過多次，媒介的革命、媒介的巨變在文明和文化的歷史上也幾度經歷滄桑巨變。

第一次巨變大致發生在春秋時代。那時，竹木簡成為主要的書寫和傳播介質。此前，甲骨是多么神秘，鐘鼎是多么的珍貴。但是革命發生了，人們忽然發現漫山遍野的樹和竹子可以用作書寫和傳播的介質。這是多么巨大的變革！由此，書寫和表達的權利也由極少數人向相對多數的士和吏大規模擴散。最近，我去玉門關參觀漢簡博物館。在關口上，普通的軍吏在漢簡上用文字記錄當年軍營中的日常事務。這是多么了不起的巨變啊！只要想一想，上推一千年，回溯至殷墟時期，在這個過程中巨變已然發生。第二次巨變是由唐到明清。造紙使得紙張成為主要傳播介質，到明清發展出大規模的商業印刷。第三次巨變催生出現代媒介，出版和報紙、雜志由此出現。這次巨變一直延續至今。

回顧印刷史，每次巨變的規模、力度、重要性都不亞于當下這一次。在這些巨變中，有哪些始終存在的因素，有哪些底部運行的邏輯？從剛才的概述中不難發現，每次巨變都意味著書寫、表達向著更廣泛的人群擴散，意味著中國文化向著更廣大的疆域拓展。在這樣的過程中，還有一個一以貫之的重要現象，那就是每一次巨變都會催生出偉大的編輯家，而編輯始終是推動變革至關重要的能動性力量。

在第一次巨變中，誕生了偉大的編輯家孔子，他編輯了《詩經》《易經》《春秋》，為中華文明和中國文化奠定了根基。

在第二次巨變中，出現了一大批姓名不可考的偉大編輯家。以偉大的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為例，如今我們將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奉為其作者，實則這是現代人以現代的作者觀念對古代典籍的一種指認。事實上，這三部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編輯的成果，是編輯與作者身份交疊而催生的作品。就《紅樓夢》而言，最新版已隱去高鶚的姓名，將其界定為曹雪芹與無名氏的合著，在學術層面，我無意對這一結論提出質疑，但我堅信高鶚、程偉元等編輯對于《紅樓夢》的存續和流傳，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時至現代，出現了陳獨秀先生、魯迅先生、茅盾先生、巴金先生等諸多名家，世人皆知其為偉大的作者，卻常常忽略他們同時也是偉大的編輯、偉大的編者。他們的編輯生涯，以及在媒介變革浪潮中的實踐探索，與他們的文學創作始終緊密交融。正是這種雙重身份的深度契合，使他們得以有力地奠定了中華文化的現代基礎，我們今天所處的文化語境，正是沿著當年他們開辟的道路一路走來。

我談這些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為何每逢時代巨變必然涌現偉大的編輯家？我認為，無論媒介形態如何更迭，有一條最根本的底層邏輯始終主導著這一現象——當媒介為人類開辟出面向更廣泛人群的傳播空間，當這種空間衍生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可能性時，必須有人肩負起這個特殊的使命：將抽象的可能性轉化為具體的現實性，擔負起新媒介條件下文化的甄別、判斷、收集、甄選、編纂與分發。這種使命在本質上，正是新媒介條件下對新文化的創造性建構。

這也恰恰解釋了為何孔子自謙“述而不作”，將自己定位為“述者”而非“作者”。這不僅是孔子的謙虛，更折射出他對時代變革中“述”之作用以及“編者”之價值的深刻認知——在媒介變革的轉型期，“述”和“編者”對文明的傳承與重構，往往比單純的創作更具意義。

當下，我們正經歷一場巨變，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而來。我在朋友圈曾讀到德國韓裔哲學家韓炳哲的一篇短文，字里行間滿是焦慮。他說，任何的故事化形式，都無法重新點燃那團把人聚在一起相互講故事的篝火。在他看來，人們正碎裂為孤獨的消費者。對此，我只認同一半——他的焦慮與危機感確有道理，但是，恰恰是這份焦慮與警惕，讓我們不會聽任事態滑向那般境地。

我不相信，在未來的AI時代，每個人都會對著手機自說自話地輸出，然后等待手機算法向我們輸入，最終成為孤獨的原子、大海上的一葉孤舟。危險誠然存在，但我堅信它不會成為現實。為什么？因為人之為人、人類之為人類，根本上在于文化的紐帶——它將我們聯結成共同體，讓我們得以分享信息、知識、情感、價值觀，以及共同的故事和想象。這種分享與連接，在AI時代不僅不會消失，反而將面臨新的機遇與可能。恰恰因為存在成為“孤舟”的風險，我們才需要鍛造“大船”的人。我們需要有“大船”引領所有駛向新的星辰大海，把我們重新聯結為一個嶄新而穩固的文化共同體。

正是從這個維度而言，我們或許需要一個嶄新的編輯時代，需要秉承孔子面向廣大人群的文化自覺，在新媒介的變革中，成為打造文化“大船”的人，成為一個偉大的“述者”。當下，人們往往困于技術迭代日新月異的焦慮，卻忽視了技術與媒介的另一端始終指向的是人。媒介和技術絕非以自身為目的，而是為了使人更緊密地聯結。而看到人、意識到人的巨大變化，恰恰是中華文明史上每次巨大變革的根本著眼點。

最近，我在不同場合反復提及兩個數字，在我看來，它們與媒介變革、人工智能同等重要，甚至意義更加深遠。這兩個數字是什么？是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和新時代以來我國文化建設的成果：目前，我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存量達2.5億，每年新增勞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14年。試想，這是兩個多么震撼的數字！即便置于人類文明歷史和全球坐標系中，這也是前無古人的壯舉！這意味著，在媒介的另一端，我們擁有一個規模龐大、表達能力旺盛、表達要求充沛，求知欲和感受力強烈的群體。面對這樣巨大的群體規模，面對新技術浪潮的奔涌，我們或許需要重新喚醒中華文明在歷次偉大變革中一脈相承的“述者”精神，也就是孔子“述而不作”的編輯精神。這正是我們所處的新的編輯時代的歷史使命——面向新的群體，將文化、觀念、知識、信息、情感、創造力進行新的綜合，以新的方式加以撰寫、編纂，作出新的輸出。

我從事編輯工作四十余載，深知在現代產業分工體系中，編輯常被簡化為復雜工序中的一道被動工序——無非是稿件來了，便按部就班地修改。但是在這個新的時代，也許我們應該重新想象編輯作為“述者”這一角色的深層內涵，那是集編輯與創造、作者與編者于一體的偉大“述者”。

我相信，這個時代所需的“述者”可能不是一個、兩個的個體，而是整個行業的群體覺醒。當行業同仁們充分激發起“述者”的主動精神，有力擔負起我們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責任，立志在新的巨變中以文化的紐帶將人們緊緊地聯結在一起時，我們便不再是被動的工序執行者，而是文化強國建設的主動力量，更是響應總書記所號召的，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的主動力量。

對此，我滿懷期待！我更堅信在這個“遍地英雄下夕煙”的時代，一定會涌現出那么多“述者”、那么多偉大的編輯！

加強戰略謀劃 夯實融合底座

強化集團牽引 推動出版高質量發展

黃志堅 中國出版集團黨組書記、董事長

當今，出版行業正經歷著千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甚至可以說是處于大危局之中。作為從業者，其實這些年我們一直在思考、努力、探索，但也有不少困惑。

一、保持戰略定力，深化融合發展的戰略謀劃

眼下，信息傳播的主陣地逐漸轉移到線上，傳播模式越來越“去中心化”，傳播主體也從專業機構拓展到了個人自媒體。這些變化，讓整個傳媒行業，包括出版業在內，都面臨著巨大沖擊甚至可能被徹底顛覆。作為歷史上覆蓋面最廣的傳播方式，出版業正在經歷從竹簡絹帛、雕版活字發展至今的又一次大變革。現在創作者、出版者和讀者之間開始互相開放、頻繁互動，整個產業的形態、生產流程和經管機制都需要全面革新和重新設計。我們曾經期待大家會“忙時讀屏，閑時讀書”，但多年過去，現實情況是很多人不論忙閑，還是讀屏。那么，到底該如何認識現在的出版呢？我覺得可以從以下三個基本點來把握。

第一，出版的核心功能不可替代。出版的出現與發展，突破了“口耳相傳”的局限，讓信息與知識得以廣泛傳播，而且，還能根據一定文本規范和特定價值判斷對文化原料進行選擇加工，扮演著文化傳承者、傳播者、引導者以及創新推動者的角色。隨著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出版活動中就算現在分出了新聞媒體，細分了圖書報刊和廣播電視，出版最根本的保存文化系統性傳承、推動文化創新性發展的核心功能，始終沒改變。

第二，技術始終是出版的神助攻。從活字印刷到激光照排，每次科學技術突破，都在不斷支撐著出版發展，強化著出版核心功能。當下，對于我們普通使用者來講，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是借助計算機把自己搜集到的圖書“通讀”了一遍、選擇了最大多數人認可的結論再推送給你，最后仍然是要靠我們的選擇與判斷。而且有意思的是，在人工智能的底層數據資產中，出版內容可是塊香餑餑——版權歸屬最為清晰、表述最為規范專業、質量最有保障，用起來還安全放心。

第三，現代出版要邊守正邊創新。出版行業不會消亡，但某些功能可能會被弱化；出版本身不可替代，但具體出版企業未必。要看到，我們正處于一個重新定義產品形態和行業規則的關鍵期。要記住，出版業的核心是知識傳播，不局限于紙質圖書；社會永遠需要出版功能，這種出版能力可以應用到各種場景。既要有行業自信，又不能盲目自信，必須以創新思維重新審視出版業的時代價值和發展規劃。既要有戰略謀劃、頂層設計，又要避免單兵突出或盲目跟風，確保整個行業宏觀發展可持續、微觀實體有活力、融合創新有突破、“雙效統一”有保證。

二、提升出版能力，夯實融合發展的出版底座

老話說“變則通，通則久”，但“萬變不離其宗”。出版行業會“變”，也會“萬變”，產品形態會呈現傳統紙質出版物和各類電子出版物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局面，整個出版行業的組織、管理和商業模式也會被互聯網思維和網絡技術、數字技術再造。不過，出版的“宗”不能“變”，出版的“看家本領”永遠不能丟。既要當好知識與信息的“搬運工”，更要擔起文化創作與傳播的“把關人”重任。想要在融合發展中站穩腳跟，出版行業必須重點提升這三方面能力。

一是價值判斷力。面對信息繭房、AI幻覺、算法壟斷，更需要專業的出版人進一步強化篩選、甄別、整理和對優質內容再傳播等核心能力，在選題、編輯、翻譯和審讀等環節下足功夫，把真正靠譜的知識和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文化精品篩選出來，既滿足當代讀者與受眾需求，也為子孫后代留下值得傳承的文化財富。

二是雙線服務能力。面對當下信息知識海量涌現、注意力相對稀缺的背景，出版行業不僅要強化其在文化創作與傳播中的橋梁紐帶作用，更要搭建起能夠連通創作者和讀者的全新平臺。一方面，要貼心而專業地服務于文化創作生產，聚合作者資源，激發創意靈感，用專業編校優勢和數字化工具為創作賦能。另一方面，要精準而全方位地滿足受眾多重文化需求，開發更豐富的產品形態，提供更簡潔的服務、更權威的信息、更個性化的情緒價值，讓讀書真正成為生活方式。

三是技術駕馭能力。面對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出版要繼續秉持運用活字印刷、激光照排促進自身發展進步的那種勇氣與能力，加強對新技術的研判與利用，在產品形態上實現全面創新，在生產效率上凸顯乘數作用，在盈利模式上探索新的空間。尤其要注意，數據資源采集、加工與服務在出版活動中的地位作用將更加凸顯，用人才與人腦糾治人工智能幻象的需求將更加迫切，數據資源處理能力和人工智能糾錯能力會成為未來核心競爭力。只有把技術和內容深度融合，打造以出版數據為核心的閱讀服務生態和知識服務平臺，才能在新時代站穩腳跟。

三、做強企業主體，打造融合發展的集團牽引

當前，我們的一批名社大社和出版集團以其具有的優化資源配置、集約高效發展、抵御市場風險等能力，已成為推動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現代出版業發展看，集團化是現代出版行業發展的大趨勢。從履行出版功能、體現主流價值來看，要求有一批能夠對沖市場消極影響、引導創作生產導向的文化品牌單位。從研發和運用現代科技來看，同樣需要能夠挺住外部競爭者“降維打擊”、自身具有投入與推廣能力的企業主體。為此，要努力做大做強做優一批骨干出版集團，使之成為行業創新的“三個高地”，發揮其在融合發展中的示范和帶動作用。

第一，打造全面創新高地。一是內容創新，正視、適應進而影響和引導仍處于不斷變動中的閱讀新趨勢，探索讀書與讀屏良性互動，不斷提高出版供給端與文化需求端的適配度。二是技術創新，既敢于布局未來、投資預期，又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做到以我為主，應用層技術研發適度投入，集成能力擁有話語權，掌握出版融合主導權。三是業態創新，發揮數據資源、版權資源優勢，促進科技創新和出版創新深度融合、雙向奔赴，探索“出版+”產業新生態。

第二，打造經營管理高地。一是完善治理體系，建立健全具有文化特色、符合管理要求的現代出版企業制度，確保始終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有機統一。二是強化激勵約束，縱深推進三項制度改革，做到干部能上能下、薪酬能高能低、員工能進能出、機構能增能減。三是優化資源配置，有效盤活存量資源，加強內部資源共享、經驗分享，形成融合發展集約優勢。

第三，打造干部人才高地。樹立干事創業的選人用人導向，培養造就更多講政治、會管理、有經營意識的企業干部，知國情、愛出版、有文化創意的編輯人才，懂媒介、善學習、有研發能力的技術人員，特別是能夠駕馭和超越人工智能的綜合性專業人才，以高質量的干部人才隊伍為出版深度融合提供引擎和依托。

我們相信，通過全面深化出版業改革，統籌推進系統性變革，堅守初心、堅定信心、傳承文脈、喚醒活力、推進融合，出版行業一定會在“十五五”時期全面振興、再塑輝煌。

搶抓人工智能新機遇 構筑教育出版新生態     

劉超  高等教育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

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發展，深刻改變著人類生活方式、知識供給模式和科研創新范式，也正在以顛覆性力量重塑教育出版行業。我們深信，唯有在“解構與重生”的辯證邏輯中，積極探尋“破局與躍遷”的變革之道，教育出版才能穿越激流，行穩致遠。

一、解構與重生：教育出版的認知革命

當下，傳統教育出版面臨四重挑戰：

一是內容生產流程被智能寫作工具顛覆。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AI技術不僅能實現選題策劃的智能篩選、文本初稿的自動生成，還能整合圖文、音視頻等多模態資源，形成全鏈生產閉環。技術正在倒逼我們思考：當AI能夠快速完成基礎內容生產時，作者、編輯和出版社的獨特價值是什么？

二是知識傳播渠道被智能推薦算法重塑。從“作者-教材-讀者”的單向直線傳導，到“用戶需求-算法匹配-動態供給”的開放網狀結構，教育內容不再是一個固定且標準的知識體系。在各種智慧教育平臺不斷崛起、傳統教材市場份額不再具有優勢的今天，教育出版若不能和算法驅動有效融合，將面臨用戶黏性的流失，甚至將陷入“傳統渠道失語”的困境。  

三是傳統教學模式被個性化學習訴求解構。名校、名師、名課曾經是家長和學生關注的重點，而新一代學習者更傾向于得到具有針對性、專屬性，滿足個性化情感需求的學習指導。教育公平的內涵正從“機會均等”向“最優適配”演進，這對教育出版機構提出了構建大規模個性化學習解決方案的高階性要求。

四是教材基礎地位受到智能教育生態的沖擊。近年來，隨著數字化教學資源的豐富普及和AI大模型的廣泛應用，學生不再購買教材的現象愈演愈烈。紙質教材的更新周期與前沿知識的迭代速度形成鮮明反差，通過我們的問卷調查和課堂觀察發現，紙質教材在教學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逐漸弱化。若仍將教材單純地定位為靜態知識載體，其功能價值將不可避免地走向邊緣化。

當然，在巨大挑戰之下正孕育著無限機遇，這里將其概括為以下三點。一是知識價值重塑。全球出版業已形成共識：作為具有數據沉淀優勢的知識密集型行業，高質量數據集是訓練專業領域大模型的稀缺資源。近兩年，包括施普林格在內的全球多家頭部出版公司已與AI企業展開戰略協同。這種通過數據資產化實現的商業模式創新，足以印證出版機構在AI時代的獨特價值。如果我們也能將優質內容資源轉化為結構化、可計算的數據資產，為知識學習提供高質量的數據支持，出版業一定可以搶占AI時代的“知識數據紅利”。 二是教育服務升維。當AI能夠隨時調取各類知識庫時，傳統教材的定義被徹底打破。近期，有關研究院發布了百科全書成功轉型的案例，這啟示我們：必須擁抱新技術，力求在知識供給的精準性、教育服務的響應力、學習體驗的沉浸度等方面構建差異化優勢。三是行業生態重構。AI正在推動出版機構從內容提供商向智慧學習服務商轉型。實踐證明，AI可助力教育出版機構實現“知識數據化、服務智能化、平臺生態化”。未來，可以覆蓋“教、學、評、管、研”各環節的智慧服務生態系統，將被定義為教育出版的新形態。

二、破局與躍遷：從內容到數據的發展路徑轉變

說回教育出版與AI的深度融合，要在四重挑戰和三大機遇的背景下真正實現飛躍，我認為有四件事尤為關鍵：

一是定位求準，錨定教育出版新坐標。教育出版業是為特定教育場景提供內容傳播和價值引領的行業。若放任算法學習網絡上良莠不齊的知識內容，并將其傳播給學生，這遲早會背離教育的初衷。教育出版必須以審慎之心筑牢價值防線。一定意義上來說，高質量的數據集是機器學習的權威教材，AI為人類帶來了高效便捷，教育出版人也應使其成為解疑釋惑的工具，通過提供可信賴的數據，讓AI真正服務于人的成長成才。

二是場景求變，構建智慧學習新范式。當教學關系從傳統的“師-生”二元結構轉變為“師-生-機”三元關系時，教育出版必須加大技術創新，主動適應未來學習場景的變化。前段時間，高等教育出版社在世界數字教育大會開幕會上發布了“人工智能驅動下的計算生物教學”智慧教育典型應用場景，為教育出版的未來勾勒出智慧課堂藍圖。高等教育出版社建設的“龍鳳教育大模型”公共服務平臺，已集成二十多個學科垂直領域的大模型，建成覆蓋多個學科、多種教學場景的近1000個智能體，為構建“數據+場景+測評”一體化的教育出版新生態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是內容求真，彰顯知識數據新價值。當AI依然存在經常性“幻覺”時，唯有堅持對知識數據進行精準治理，實現“AI+人工”的深度融合，才能維護內容品質和倫理標準，守住知識的“護城河”。近兩年，圍繞內容出版向數據治理轉化這一主題，高等教育出版社也在開展各種實踐：一是以私域語料為基礎，啟動高質量教育語料庫建設，分學科構建知識圖譜，將內容和數據進行深度關聯。二是搭建多模態語料自動標注處理工具鏈，但絕不放棄人工審核。三是持續建設高質量數據集，打造可信數據空間，加強數據資產的保護與流通。我們堅持以精準取代蕪雜，以深度超越廣度，努力為建立可信AI標準做出貢獻。

四是能力求新，迭代團隊能力新基因。若想實現教育出版的智能化轉型，組織與人才的雙重變革必不可少。一方面，高等教育出版社以“課程、教材、教師、實訓”教學四要素為核心，積極布局數字化新業態，鼓勵學科編輯轉型從事數據治理工作，培養更多編輯與數智領域的復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出版社加快優化人才布局。通過內部培養與外部引進并行的模式，啟動領軍人才招聘計劃，重點引入技術創新與數據治理領域的頂尖人才。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教育便以班級為基本教學單元，以課堂為主要教學場景，以教材為基本知識載體，形成了一個極為穩定的教育范式。2011年，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感慨于IT技術改變教育之難，提出了“喬布斯之問”。十幾年后的今天，AI技術會是改變傳統教育范式的關鍵力量嗎？如果是，作為服務于教育場景的教育出版行業，又該做出怎樣的主動變革？我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們教育出版人保有“破殼者”的勇氣和“守護者”的定力，善于分享、合作，一定可以抓住機遇，共同構筑更可信賴、更有智慧的教育出版新生態！

新動能 新變革

內容筑基、數智賦能，重塑出版新生態

賀礫輝 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

在近日召開的出版深度融合發展論壇上，行業內各方專家共聚，探討出版融合發展規律。這既是回應如何進一步推動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時代之問，也是履行出版行業社會責任的歷史之責。

一、觀勢：全球出版巨頭融合發展的主要特征

在建設出版強國的新征程中，出版企業的發展特征是重要標志。參照全球出版巨頭融合發展的主要特征，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總結出版融合發展的規律與趨勢。

一是以內容優勢形成融合強勢。內容是出版行業的核心優勢。全球出版巨頭十分注重加強內容篩選和作者資源管理，以此加固優質內容的“護城河”。譬如，企鵝—蘭登集團和頂級作者簽訂“IP全生命周期協議”，確保獨家內容資源持續供給。全球出版巨頭不斷加大并購力度，快速獲取優勢內容資源、作者團隊資源。譬如，阿歇特出版集團收購迪士尼旗下的亥伯龍出版公司，極大增強了非虛構類圖書的實力。出版巨頭通過不斷強化內容優勢，逐漸形成了融合發展的強勢。

二是以融合之力倍增出版潛力。全球出版巨頭越來越傾向于從封閉式的版權控制模式轉向構建“創作者—平臺—用戶”協同合作的開放生態，從單一的產品生產模式升級為結構化的服務體系，使自身核心競爭力表現為作者資源池、技術中臺和跨界生態的三維乘積，進而倍增出版價值和潛力。近年來全球出版巨頭效益保持持續增長，就是得益于開放生態的新回報、知識服務平臺的高收益、“出版+教育”“出版+旅游”等跨界融合的新增量。

二、破局：湖南出版從“紙數相融”到“生態深融”的探索實踐

近年來，湖南出版一直在融合發展的道路上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很多認識、觀念仍相對淺薄，實踐還不夠深入，與黨中央要求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還有一定差距。我們必須正視差距、加倍努力，尋求融合發展思維下的有效發展路徑，從“相融”走向“深融”。

一是匯聚更優內容資源。湖南出版堅持技術賦能，推動紙電聲一體化發展，完成《湖湘文庫》《歷代辭賦總匯》等鴻篇巨制的數字化升級，推出一系列古典名著、家庭教育、四維閱讀等富媒體數字產品，開發“A佳教育智能體”。今后，湖南出版將進一步加強與頭部科技公司的合作，積極拓展數智出版新空間，建設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和內容數據庫，推動內容解構和建構，提升內容資源“一次聚集、多次分發、多媒介使用、多頻次增值”的傳播價值。

二是構建更強數智平臺。湖南出版突出平臺引領，強化生態共建，打造了紅網時刻、閱達教育、晨視頻、快點聽等50個數字平臺矩陣，總用戶數量超過1億。今后，湖南出版將進一步打通邊界，加強合作與交流，利用AI智能引擎和知識圖譜等技術，完善內容生產、版權運營、渠道分發等全產業鏈條，打造國內領先的AI驅動型線上多模態知識服務平臺，形成針對目標人群的知識服務解決方案，構建擁有自有會員體系和私域流量的新型文化消費生態圈。

三是打造更新產業鏈條。湖南出版堅持線上線下相結合，不斷補鏈強鏈延鏈。在線上，構建新媒體營銷矩陣，通過直播、場景電商等方式，讓更多好書走向讀者；在線下，以閱讀服務為抓手，開展“岳麓書會”等品牌活動，在傳統書店提供AI智能檢索、個性化薦書等智慧服務，提升大眾閱讀體驗。同時，加快智慧印刷和物流園區建設。未來，湖南出版將進一步加強AI、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應用，推動內容策劃、生產、印制、傳播、營銷全產業鏈創新升級。

三、展望：擘畫以新質生產力推動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圖景

當前，人工智能加速發展，正在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等方面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出版+人工智能”將不斷突破傳統出版想象空間，釋放發展新動能，推動出版業實現“三個轉變”：

一是從“小行業”轉變為“大產業”。傳統背景下，出版一本圖書需要經歷編輯、排版、印刷、發行等一系列復雜環節，需要扎實的專業素養和大量的時間投入。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這些環節將借助智能化處理系統而得到極大簡化。人工智能能夠精準洞察讀者需求，為其推薦和定制更加個性化的內容，滿足多樣化的閱讀需求。我們需要借“智”之力，乘“數”而上，將智能技術融入出版產業全流程，把出版行業從小眾領域推向更為廣闊的舞臺，轉變成人人可參與的大產業。

二是從“線性生產”轉變為“生態構建”。平臺是推動融合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未來出版業將通過平臺再造，改變傳統線性生產模式，打通傳統編印發鏈條，實現信息資源、管理手段共融互通，放大一體效能，構建“內容+數據+服務”的全新出版生態體系。在新的生態體系中，作者、出版者、讀者和市場將實現無縫連接和高效協同。我們需要充分發揮出版業態度嚴謹、內容深刻、系統完備的優勢，強化文化把關和技術倫理規范審核，構建全新出版生態體系，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

三是從“內容共創”轉變為“價值共生”。未來出版業競爭的關鍵不僅僅在于滿足已有用戶的需求，而在于和生態系統中的合作伙伴共同創造未知需求，創造新的價值，在共生中共享價值。我們需要對生態參與者保持最大限度開放，進一步豐富出版資源，加大知識、技術等高層次生產要素的投入，與合作者、參與者共享收益。同時，深化出版業與影視、動漫、文創、游戲、教育、旅游等領域的跨界融合，進一步延展生態圈，開拓更廣闊的價值空間，實現產業生態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探索多元數字服務

構建出版融合發展新業態

宋吉述 江蘇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融合發展是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鳳凰出版集團自2006年起就把數字化作為六大發展戰略之一，努力以先進技術為支撐、內容建設為根本，推進產業鏈各環節數字化升級。

一、深刻認識技術革命本質，洞悉業態發展趨勢，不斷深化融合發展理念。

經過多年推動，目前出版單位普遍重視數字化轉型，但對數字技術的認識存在不足，導致對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產業新機遇重視不夠，業態創新動力不足。不同于活字印刷、數碼照排等技術革命，當前正在進行的數字技術革命不是行業技術革命，而是基礎技術革命。行業技術革命服務于行業發展，以順應行業需求、提升工作效率為主；基礎技術革命卻可能為每個行業提供方便或帶來沖擊，挑戰與機遇并存。數字技術革命就是基礎性的，它一方面帶來方便和效率，但同時也轉移了文化消費熱點，引來了跨行業競爭者，形成了巨大沖擊。

數字技術在出版領域的應用，創造了很多新的文化消費場景，增加了文化出版的新的可能性。如果忽視了這一點，就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當前在出版業數字化轉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例如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對傳統出版業助力有限，出版業沒有大范圍深度用好新技術，其本質是傳統出版對新技術的需求不明顯。出版業技術應用不足，表面上是技術問題，實質上是產品、產業創新不足。數字化的最大意義不是讓出版機構把圖書做得更好，也不是賣更多的圖書，而是形成新的業態。所以，出版業對于技術的應用必須聚焦在產品與產業創新上。

二、建立專業技術隊伍，提升全員技術素養，補足出版業技術能力短板。

一方面，技術創新必須有專業技術團隊支撐。從實際來看，當前出版機構在發展創新業務過程中存在對技術不敏感，產品開發困難等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專業技術隊伍，對外包的依賴過多。鳳凰集團這幾年著力打造了三方面技術人才：一是數字內容研發人員，以鳳凰數媒公司、電子音像出版社為主體，各社數字出版部為輔助；二是數字技術開發、運維人員，以鳳凰數聯、鳳凰信息科技公司為代表；三是通過投融資手段組建了七八家專業化數字公司，提供數字教育、云計算等專業化數字服務。上述三類人員達到了1500多人，正是這些技術隊伍保證了數字產品的持續迭代升級，為融合發展夯實了技術底座。

另一方面，全員技術意識和技術能力亟待提升。某種意義說，全員技術意識、技術能力的提升，比專業團隊建設更加重要，是文化企業技術創新的關鍵。數字化作為基礎技術革命，重要的是產業創新，而產業創新不是某個環節的能力提升，而是全線條的協同創新。產業創新更需要業務人員參與，需要全員技術素養的提升，這是數字化轉型的關鍵。鳳凰集團非常重視全員的技術培訓，舉辦了很多活動，例如2022年啟動“新媒體人才培養計劃”，2024年實施“全員人工智能素養提升培訓計劃”，努力構建“學-練-賽”三位一體的培養體系。鳳凰集團針對人工智能在出版領域的運用，開發了出版人工智能綜合應用平臺——“鳳凰智靈”，匯聚和出版相關的32個專業模型，圍繞出版、營銷、行政辦公三大核心場景，探索優化人工智能技術在內容創作、編輯、生產及分發方面的應用，平臺總使用量達到40多萬次，有效提升了全員技術素養。

三、錨定專業化垂直化方向，加強體系化的出版內容建設，切實增強出版業的內容優勢。

在數字化的四大要素——內容、流量、技術、團隊中，出版社的核心競爭力無疑是內容。但與互聯網出版企業相比，傳統出版機構在出版內容的體系化和海量化方面還有所欠缺。以鳳凰集團旗下的學科網為例，其每日的資料更新量可達2萬套，客戶日均下載量達到200萬-300萬份，這樣一個體量是傳統的教育出版社所不能比擬的。鳳凰集團旗下的另一家職業教育虛擬實訓公司廈門創壹，研發了110多個工業大類，700多萬個三維虛擬實訓模塊，能夠為職業學校提供全方位的服務。相對而言，傳統出版社的內容豐富度普遍不足，往往因網絡出版物的內容資源量不夠而受人詬病。所以，在出版行業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應該聚焦專業領域，加快專業化、垂直化、體系化的內容建設，進而夯實融合發展各種產品的基礎。

四、加強紙數聯動，打造融合精品，促進傳統出版與數字服務的融合。

紙數聯動，加強圖書內容的延伸開發，已經成為出版人必修的新功課。近幾年，鳳凰集團大力推動各出版單位向紙數融合方向發展轉型，通過聚焦特色出版領域，緊扣專業定位，持續孵化具有機構特色的融合出版項目。

一方面，通過書配碼賦能傳統出版物，提供包含音視頻等資源的多形態增值閱讀服務。譯林出版社在中小學英語閱讀圖書中應用書配碼技術，將語音交互、網絡學習等增值服務與圖書相結合，每年帶來幾百萬元增值收入。近兩年，他們以圖書為基石，延伸開發點讀機、學習機等硬件產品，全年預計銷售4000萬元。為更好地推進書配碼業務，集團還建設了二維碼管理平臺，集成出版物二維碼的安全保護、日常維護和管理統計等功能。目前二維碼平臺共計生成二維碼2.2萬個，讀者掃碼量達760多萬次。

另一方面，通過對圖書內容進行重構、整合，結合相關社會熱點，延伸開發有聲書、音視頻課程等知識服務產品。江蘇人民出版社陸續開發了“讀懂中國——海外中國研究有聲課程”“學習黨的二十大主題有聲書”等專輯，在喜馬拉雅等平臺的總播放量累計超8000萬次，累計實現收入近50萬元。

五、建設自主平臺，提升數字服務能力，增強融合發展核心競爭力

專業化的數字平臺建設雖然難度很大，但它是數字出版的大本營，必須予以高度重視。鳳凰集團聚焦數字教育、數字閱讀等方向，陸續建設了“鳳凰書苑”“鳳凰職教云”等平臺。目前幾個主要平臺總注冊用戶超過1200多萬。全年實現銷售額近5000萬元。

數字農家書屋是鳳凰集團打造的一個服務新農村文化建設的數字閱讀平臺，主要具有農家書屋管理和數字閱讀兩方面功能，已實現江蘇省16000多個農家書屋全覆蓋，注冊用戶數達754萬，平臺使用總次數超1.23億，十多年來總產值超過1.5億元。

六、加強投融資運作，探索體制機制創新，實現跨越式發展。

國內外出版機構的發展歷史和中國互聯網企業近些年飛速發展的經驗表明，資本運作在資源匯聚、生產要素提升以及產業轉換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鳳凰集團高度重視資本助力，集團通過投資入股學科網、廈門創壹等優質企業，探索混合所有制發展路徑，進入數字教育、技術服務等新興文化業態領域。集團投資的學科網具有付費使用學校4萬多所，注冊會員6900多萬，2024年年營業收入5.1億元，利潤1.1億元。集團并購的廈門創壹是國內職業教育數字化領域領軍企業之一，公司打造的“100唯爾虛擬現實三維互動教學平臺”，為廈門大學等3000多所院校提供服務。集團與國家電網等合資建設的鳳凰數據、鳳凰新云公司，主營云計算業務，年收入2億元，利潤在4000萬元左右。通過多元化的探索，鳳凰集團在融合發展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鳳凰集團將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重要指示精神，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多元化新業態構建，努力實現高質量融合發展。

 科技重構出版生態 “新人”推動行業未來

    肖風華   廣東人民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

今天向大家匯報四個方面內容：一是人工智能發展背景下未來出版業的優勢和機會；二是目前行業內生性桎梏；三是探索以“AI原生思維”重建內容生態；四是出版人能力圖譜的變化和培養路徑。

一、優質數據倉：高質量內容與技術共生 

出版行業的優勢在于行業擁有人工智能學習成長最優質的內容和養料，機會在于行業有可能更主動地與技術共生、掌握發展的主動權。“數據荒”在今年已經是非常熱門的話題了，現在底層大模型的熱點一個接一個，但一旦基礎數據進入互聯網海量“淘金”模式，應用體驗感卻越來越差了，通俗地說越來越蠢了。

5月2號，紅衫AI Ascent閉門會透露下一個人工智能領域投資方向：不投底層大模型和中間層工具，投資結果型AI，并同時提出智能體經濟Agent Economy和一人獨角獸公司兩個概念。這些智能體經濟需要大量專業、優質、有效、精準的數據養料支撐，為這些付出了人類智慧和心血的數據買單，是人工智能發展必須的階段。

這對于出版業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機會和博弈資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出版業或許能擺脫疲于追趕技術、依賴技術工具屬性的路徑，出版業能提供的高質量內容在未來會與技術共生，成為技術本身，這對于一個行業生態來說，具有革命性意義。

這么一個理想狀態，需要完善的政策法規、有效精準的垂類內容數據化、合理合法的數據確權以及數據資產入表等互相纏繞問題的逐步解決。在當下混沌模糊的狀態下，出版企業需要提前布局有效精準的垂類內容數據化才能抓住機會。

二、內生性桎梏：生產模式與結構性機制的市場疏離

行業規模小、渠道分化、惡性低價競爭、市場萎縮、內容低水平內卷、平臺綁架等等，這是出版行業面臨的困境。圖書作為低頻低價的產品不能通過內容的高附加值做到次高頻高價，融合出版不能通過多形態的知識和文化消費服務擴大延伸應用場景變現，再加上生產鏈條過長效率較低等因素，出版企業當然沒有核心競爭力。從產生問題的本質上看，行業生產模式與結構性機制的市場疏離是深層次原因。大多數出版企業工業化生產體系遠未建立，仍是“選題-編輯-印刷-發行”的線性流程，生產方式仍停留于“手工作坊”模式。

將數字化轉型視為“線上賣書”或“電子書平臺搭建”，尚未觸及全流程系統性再造與生態重構，難以突破“增量不增效”的怪圈。這種滯后性不僅體現在技術應用層面，更暴露于體制機制結構性的缺陷。生產的各個環節，選題策劃、內容生產、渠道市場等都與市場有差距，出版企業“表面數字化”也存在三大癥結，高附加值的知識服務產品卻鮮有突破。

在近20年的技術浪潮中，出版業對技術的賦能和追趕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奔跑，但效果并不顯著。從自身反思，出版業始終將新技術視為“改良工具”而非“生態重構引擎”是重要原因。真正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從生產體系、數據主權與出版生態中尋求突破。AI真正的顛覆性在于其重構知識生產邏輯的能力，而非淺層工具化應用，這將催生“數據驅動創作、算法推動傳播”的新生態。我們這些發行者、參與創作者、專業選擇者和把關人將在這個新生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三、優化和重構：單點突破和系統重構

廣東出版集團選擇綜合性、業態較為復雜的廣東人民出版社實施“出版AI生態試點項目”，嘗試通過人工智能應用工具單點部署突破和全流程應用配置重構引發的“化學反應”來構建以“技術驅動-組織變革-生態重構”的出版業轉型路徑。在單點突破上，我們對現有各個工序或環節上的人工智能工具進行系統整合，在人工干預能力非常差的情況下，可以看到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基于單點工序應用的顯著效果，我們同步啟動全流程應用系統化配置，不僅顯著提升一般項目的決策精度與執行效率，對于特定場景的出版產品更可實現核心工作環節的智能化閉環運作。在這一過程中，數據不再是靜態的資源，而是驅動決策的“生產要素”。

在這種模式下，員工與系統、員工與智能體數字員工以及生產模式等都發生了變化，下面是以員工為核心構建的生產鏈條。舉其中一個例子，在制作內容過程中智能體必須給出哪些能制作短視頻、哪些文字和場景是營銷點、是否可以做微短劇和有聲讀物等，然后分發到下一個智能體自動生成，人工干預后再分發給下一個智能體，技術和使用頻率以及人工干預的質量會讓這個流程越來越流暢。

基于出版社歷史內容資源和業務資源、以及工作流程數據來訓練各節點應用的智能體，不僅保障了智能應用的精準度，更形成了獨特的數據資產壁壘，即便技術框架被復制，其核心資源和決策模型仍具有不可復用的排他性，這從根本上解決了技術上的確權和自我保護能力。當前，項目的單點優化與系統重構正同步推進，當效率和流程大幅度改變，傳統的科層制管理、線性生產的機制必然面臨重構。我們認為，在局部場景中積累認知、在全局層面重構邏輯，出版業或許能打破“人工+經驗”的困局，走向智能化時代的生態。

四、適配和成長：“新人”推動行業未來

實驗中有一種聲音，現在AI技術太不成熟了，何必從現在開始浪費人力物力資金去做無謂的投資呢？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具備AI思維，沒有和AI一起成長，沒有自己熟悉的智能體和管理經驗，你用不了或者用不好這個系統。“人”的認知進化與能力迭代決定了AI與出版融合的深度與廣度。人才培養的本質是“能力進化”，讓從業人員直面AI與人工經驗的沖突、算法邏輯解析、統籌人機協作規則等問題，能倒逼團隊“從使用工具到定義工具”的能力提高。

深度參與是構建“人機共生”關系的最佳路徑，員工成為技術落地的“共建者”，而非機械執行工作的“替代者”。“早期實踐者”將重塑組織基因。我們的探索雖未形成完整的方法論，但展現的進化軌跡已揭示出關鍵啟示：在智能時代，真正的競爭優勢可能源自人才認知與技術迭代的螺旋式共進關系。我們未來的員工從入職開始就變成了領導者，去領導一批智能體或數字同事完成任務，這其實是一種職業的加速，所以AI素養和智能體管理是未來的必備技能，要學會判斷什么樣的工作應該由智能體完成、什么時候需要由人接管。

目前，出版企業全面推進AI應用的分歧在于企業追求的確定性和AI本身的不確定性之間的矛盾。人工智能技術環境下成為全員企業的基礎是人機協作團隊，與AI技術應用共同成長的員工和員工團隊將會成為未來出版企業最為尊貴的資產和發展基礎。人工智能將重塑內容生產邏輯、重構商業價值鏈條，并重新定義“出版人”的職業內涵。出版行業的未來，取決于當下能否以系統性思維培育“原生出版業務AI人才”，能否以開放姿態重構數據驅動的生產體系，能否以文化使命感守護內容價值的底線。

我們相信和期待，一個業態邊界更加廣闊、產品形式更加豐富、人與機構和技術全新融合的智能出版生態，正在技術與文化的深度融合中拉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