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我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我國人口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要看到，人口紅利不僅與人口數量和結構有關，更與人口素質、經濟政策及配套措施有關，要深化教育衛生事業改革創新，全面提高人口綜合素質。圍繞提高人口綜合素質，學習時報高端智庫版展開深入探討。
全面提高人口綜合素質是一項長期工程
何翔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面臨新的人口環境和條件。全面提高人口綜合素質的任務要求，為新征程上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遵循和行動指南。
全面提高人口綜合素質的重要意義。適應我國人口發展新階段要求的必然選擇。當前，我國人口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總體上已由人口增量發展轉向減量發展階段，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明顯的趨勢性特征。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需要不斷結合變化著的實際，探索解決新問題的答案。人口發展的新變化、新特征，要求我們樹立新的人口發展理念，辯證看待人口負增長帶來的影響，科學認識人口紅利演變規律。人口紅利不僅與人口數量有關，更與人口素質等因素有關。我國人口發展進入新階段，“高質量”是關鍵詞，人口綜合素質的全面提升將成為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人口紅利將由過去的“數量紅利”向“素質紅利”轉變。要收獲人口素質紅利，需要把“投資于物”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起來，不斷實現人的現代化。
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把創新發展放在新發展理念的首位。創新發展不僅解決發展動力問題，還有助于解決開放發展面臨的內外聯動問題，而高素質勞動者的培育及其主動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是實現創新發展、開放發展的前提和路徑。在當前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中美貿易戰等凸顯了科技和人才的極端重要性。同時，我國正在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勞動者的教育文化程度、勞動技能水平以及思想道德素質和健康狀況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產力水平，勞動者具備更強的創新意識、更多的知識儲備、更高的技能水平，就能更好激發新質生產力。當14億多人的科學理性照亮創新之路，健康活力夯實發展之基，文化自覺塑造文明之魂，中國式現代化便獲得了最為充沛、最可持續的內生動能，就能創造“素質驅動型現代化”模式，將改寫全球發展理論中“人口數量——經濟增長”的單一線性邏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我國14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且區域發展不平衡，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通過不斷提高教育、醫療等重點民生保障水平，全面提高人口綜合素質，特別是提升農村人口綜合素質，對破解城鄉差距、加快城鄉融合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至關重要，既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徑，也是其重要內涵和目標。同時，中國式現代化還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全面提升人口綜合素質，不斷豐富人民精神世界，提高人民群眾的文明健康素養和生態環保意識，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由之路，更是應有之義。
全面客觀認識我國人口綜合素質的現狀。從科學文化素質維度看，我國人口科學文化素質優勢日趨明顯。一是具有良好的國民教育。2024年，我國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為95.9%，高中階段毛入學率為92.0%，高等教育毛入學率60.8%，高等教育進入世界公認的普及化階段。以重塑全球人工智能格局的DeepSeek團隊為例，其核心成員全部來自國內高校培養，這證明中國高校的科技人才培養質量已達到國際一流水平，徹底顛覆了“創新人才必須依賴西方教育體系”的偏見。二是龐大的高素質人力資源規模。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1.21年，人力資源總量、科技人才資源、研發人員總量均居全球首位。中國擁有全球最豐富的人才儲備，每年培養超500萬STEM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畢業生，位居全球首位。此外，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公民科學素質建設迎來歷史性突破，公民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達到15.37%，實現了從較低水平到中等水平的巨大跨越，為邁向創新型國家前列夯實了科技人力資源基礎。
當然，我國人口科學文化素質與發達國家相比尚有差距。2024年中國教育強國指數居全球第21位，與排名前15位的教育強國相比，我國的高技能人才所占比例、人口整體受教育水平、教育保障水平等指標存在一定差距。這些因素導致我國科技發展總體水平還不夠高，特別是從“0”到“1”的原始創新能力不強，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于發達國家水平。
從健康素質維度看，我國人口健康水平日益提高。一是預期壽命穩步提升。2024年我國居民的預期壽命達到79歲，在53個中高收入國家中排第4位，排在G20國家的第10位，超過了21個高收入國家的預期壽命，提前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同時，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2021年人均健康預期壽命為68.6歲，高于美國的63.9歲。二是重大疾病健康風險得到有效控制。我國人口健康水平不斷改善，主要得益于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相對高效，傳染病防控和慢性病防治措施成效明顯。2024年我國15歲及以上人群現在吸煙率為23.2%，比2022年下降了0.9個百分點。一般人群的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陽性率下降至5.86%，5歲以下兒童的陽性率降至0.3%，提前實現防控目標。重大慢病的過早死亡率由2019年的16.5%下降至2023年的15%。2024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14.3/10萬，嬰兒死亡率下降到4.0‰，婦幼健康核心指標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國家前列。三是居民健康素養水平不斷提高。2024年，我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達到31.87%，比2019年提高12.7個百分點、比2023年提高2.17個百分點，保持較快增長。
同時，我國人口健康素質提升仍面臨一系列復雜問題和挑戰。人口慢性病負擔加重，心腦血管疾病、癌癥、糖尿病等主要慢性病發病呈年輕化趨勢，且與不良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精神衛生問題突出，青少年心理問題發生率上升；健康知識普及不足，運動設施和健康文化支持不足，居民健康素養水平尚有較大提升空間；醫療衛生資源不均衡，部分地區出生缺陷率較高，農村兒童營養改善仍需加強。
從思想道德素質維度看，我國人口思想道德素質不斷提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廣泛傳播，文明新風得到廣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文化事業日益繁榮，網絡生態持續向好，全國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顯增強、精神面貌更加奮發昂揚。根據《中國志愿服務發展報告（2022——2023）》，全國注冊志愿者達2.32億人，組建了135萬支志愿服務隊伍，實施了文明實踐、陽光助殘、環境保護、為老服務等多主題的1127萬個志愿服務項目。在脫貧攻堅戰中涌現出毛相林、張桂梅等時代楷模，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役中涌現出鐘南山、張定宇等一批優秀典型人物，引領激勵全國人民。在脫貧攻堅主戰場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線，黨員干部和群眾團結一心、英勇奮斗，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思想得到集中體現，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得到充分彰顯，偉大民族精神在新時代綻放新光芒。
不過，我國人口思想道德素質建設仍然存在短板。意識形態領域存在不少挑戰，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不時出現，網絡輿論紛繁復雜，道德失范現象時有發生，對人們思想和社會輿論環境產生不利影響。
新時代新征程全面提高人口綜合素質的重點任務。一是全面提高人口科學文化素質。首先，加快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把教育強國建設作為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工程，將教育、科技、人才一體謀劃，提升教育質量，重點培養高精尖人才。建立健全科技人才創新激勵機制，激發人才的創新活力和內在動力。其次，完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加快塑造現代化人力資源，全面提升勞動者素質，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根據市場需求和產業發展趨勢，優化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最后，著力提高公民科學素養。推動全民終身教育，推進全民科學素質行動深入實施，壯大科普人才隊伍。推進人工智能全學段教育和全社會通識教育。
二是全面提高人口健康素質。一方面切實提高出生人口素質，讓育齡群眾“生得好”“育得優”。健全婦幼保健服務體系，加強優生優育指導服務，預防出生缺陷，提高兒童醫療服務能力；推動普及兒童早期發展與托幼服務，深入開展優生優育進萬家活動，提高家庭科學育兒水平。另一方面不斷提高人口健康預期壽命，讓居民“活得更長”“活得更健康”。把衛生健康工作與群眾工作緊密結合，大力倡導健康生活方式，持續開展健康知識進萬家活動，提高居民健康素養水平；加強重大慢性病預防和早期干預，完善職業健康管理，特別是健康體重管理和心理健康促進；加強老年健康服務，促進健康老齡化；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重視青少年體育和心理健康工作。
三是全面提高人口思想道德素質。其一，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將其融入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各個環節。充分發揮黨和國家功勛榮譽表彰等典型示范作用，弘揚勞動精神、奮斗精神，推動全社會見賢思齊、崇尚英模、爭做先鋒。重視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培育良好的家庭道德風尚和家庭文化。其二，健全統一的社會信用制度。建立健全信用評價和信用監管機制，加強信用監管，弘揚誠信文化，提高社會信用水平。其三，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極作用。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將其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創建、文化產業發展等各個方面，傳承優秀文化基因，提高民族文化自信。
（作者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成員、副秘書長）
以人口素質提升對沖人口規模下降
王欽池
當前，我國總體上已由人口增量發展轉向減量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好新時代人口工作，要著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加快塑造素質優良、總量充裕、結構優化、分布合理的現代化人力資源。加快提升人口素質，有效對沖人口規模下降帶來的勞動力減少、消費投資動能減弱等不利影響，是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
人口素質是人口在質的方面的規定性，體現了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以人口素質提升對沖人口規模下降，一方面，要聚焦提高人口整體素質，促進人口各要素間的均衡。人口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是規模、素質、結構、分布等人口自身各要素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外源性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要素相互聯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適度的人口規模、合理的人口結構、均衡的人口分布，是人口素質最大限度發揮作用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面，要聚焦提高人口綜合素質，促進人口素質各要素的同步提升。人口素質包括科學文化素質、健康素質、思想道德素質，三者之間協調發展、相互適配，是人口綜合素質提升的重要條件，也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體現。
進入新時代，隨著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文化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建設的深入推進，我國人口素質有了顯著提升，人口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總體上優于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思想道德素質穩步提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在全球的創新力排名位列第11位，是10年來創新力上升最快的經濟體之一。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25年人類發展報告》顯示，2015年以來，我國人類發展指數的世界排名提高了16個名次，已經非常接近極高人類發展水平。相關研究顯示，雖然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趨于下降，但是在人口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穩步提升的作用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有效人力資源總量仍然處于高位，這表明以人口素質提升對沖人口規模下降具有堅實的現實基礎。
同時也要看到，對標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要求，我國人口素質還有較大提升空間。在人口發展新常態下，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趨勢特征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深刻影響，人口的規模、素質、結構、分布等各要素還不均衡。而且，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知識的碎片化、淺層化對知識體系形成沖擊，深度思考和全面認知能力亟須提高。同時，伴隨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快速發展，人口素質的內涵和外延及其實現路徑都有新變化，對專業知識、創新思維、跨學科能力、人文素養等提出了新要求。這些都是提高人口素質面臨的新挑戰。
順應人口形勢和經濟社會發展變化，提高人口素質，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向，著力補齊人口發展和人口素質的短板弱項。一是面向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把“投資于物”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將生育、養育、教育、就業、就醫、住房、養老等一體考慮，促進產業鏈、創新鏈、教育鏈、人才鏈相互促進、有機融合。二是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提高人口綜合素質。主動適應人口變化形勢，統籌推進育人方式、辦學模式、管理體制、保障機制改革。推動教育資源向生命周期早期傾斜，著力補齊兒童早期發展的短板。適應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強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協同，補齊體育、美育和勞動教育短板，加強心理健康教育，促進全民身心健康。三是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利用，最大程度發揮人口素質在高質量發展中的關鍵作用。提高人口素質不能只停留在人才數量層面，還要穩定勞動參與率，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適應人口高質量發展要求，突出人口整體素質和人口綜合素質，構建更加科學的人口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科學引領人口素質不斷提升，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動能。
（作者系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日韓如何應對人口數量下降
楊素雯
人口問題關乎國計民生，是國家發展的戰略基石。從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經驗來看，生育率下降不單是一些國家現代化進程的階段性特征，也是全球發展面臨的共同難題。
一般說來，少子化加劇會導致人口出生率持續走低，不僅加速人口紅利消退、勞動力供給縮減，而且使社會養老負擔顯著加重。聯合國發布的《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報告顯示，全球已有63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口規模達到峰值，未來30年人口數量預計將縮減超14%；超過半數國家和地區的總和生育率將跌破更替水平。比如，東亞深陷“超低生育率陷阱”。日本自20世紀70年代步入少子化社會，1989年“1.57沖擊”拉響了人口危機警鐘，此后生育率一路下滑，2022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80萬人，2024年降至68.6萬人，總和生育率低至1.15，刷新歷史最低紀錄。韓國人口形勢同樣嚴峻，1983年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后持續走低，2005年總和生育率以1.08位居全球低位，2021年人口進入負增長，2023年總和生育率降為0.72，處于全球生育率的“谷底”。
為破解生育率持續走低的困局，日本、韓國通過立法保障、政策支持、服務供給等構建全鏈條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為國際社會應對少子化挑戰提供重要借鑒。在立法層面，日本率先將育兒支援上升為國家戰略，1994年推出“天使計劃”，2003年出臺《下一代培育援助對策推進法》與《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明確國家、地方、企業、家庭等主體責任，形成完備的法律框架；韓國則在2005年頒布《低生育行動框架與人口政策》及《低生育老齡化社會基本法》，自此開啟生育政策轉型，并連續實施4個5年期的《低生育高齡社會基本計劃》，推進系統性生育支持。經濟補貼方面，日本實施階梯式福利，發放一次性生育補貼，并按子女年齡分層給予育兒津貼，三孩及以上家庭每月補貼更多，并將適用范圍擴大至18歲；韓國也提供一次性生育補貼，1周歲內和1——2歲幼兒家庭每月分別享受相應額度的育兒津貼。育兒服務供給方面，日本建成0——6歲全齡托育體系，涵蓋保育園、幼稚園、兒童院、兒童課后服務、短期照料支持服務和支援設施；韓國針對不同家庭需求，提供面向未滿3周歲嬰幼兒的全日制服務和12周歲以下兒童的小時制服務，以減輕養育負擔。工作家庭平衡方面，日本試點政府雇員“上四休三”彈性工作制，緩解職場與家庭平衡壓力；韓國以《職業中斷女性再就業促進法》保障女性再就業權益，并推行“3+3育兒假”制度，促進育兒責任共擔。此外，日本將培養婚育觀、家庭觀融入中小學課程，著力營造生育友好社會氛圍。
日韓兩國立足本土國情，系統性構建起權責清晰、聯動高效的多元協同治理體系，為全球少子化治理提供了可借鑒的“東亞方案”?？绮块T協作機制方面，日本將兒童家庭廳設置為直屬內閣府的專門機構，韓國則成立由總統直接負責的低生育老齡社會委員會，兩國均通過打破財政、教育、衛生等多部門數據壁壘，貫通政策協同通道，有效避免政策碎片化與執行斷層問題。資源整合層面，日本基于家庭育兒成本的長期跟蹤調研數據，建立育兒津貼標準的動態調整機制；韓國則通過研判托育服務市場的機構分布和供需缺口，引導社會資本精準投向薄弱區域，以數據驅動資源要素的靶向配置，顯著提升政策實施效能。此外，社區自治成為推動政策落地的重要支撐力量。日本“地域育兒支援中心”與韓國的“家庭幸福支援中心”等基層組織，通過整合育兒咨詢、親子活動、臨時托管等多元功能，構建鄰里互助網絡與經驗共享平臺，在家庭、市場與政府間建起溝通橋梁，形成覆蓋基層的育兒支持網絡，有效滿足家庭多樣化的替代性照料需求。
（作者系山東社會科學院人口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