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際金融市場的顯著變化引發各界高度關注，美元呈現疲軟態勢，歐元兌美元匯率一度攀升至1歐元兌1.14美元，觸及2021年底以來的高位。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全球貿易沖突與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增強，對美元信用造成嚴重沖擊，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將目光轉向歐洲市場。2025年5月26日，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指出，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正在破裂”，美元的主導地位存在不確定性。“全球歐元時刻”迎來一定發展空間，國際貨幣體系面臨新一輪重塑。

弱美元、去美元化與歐元發展契機

2025年以來，“美國例外論”敘事框架遭受挑戰，陷入高關稅、高債務、高利率三重困境，美元指數近3年首次跌破99關口。美元在國際貿易與金融交易中的優勢地位也在逐步減弱。2025年4月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中占比已不足50%，全球儲備占比由2000年的71.1%降至2024年四季度的57.8%。在巨額債務壓力下，美債避險屬性遭受質疑，部分機構投資者快速撤離長期美債市場，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多次突破4.5%。全球跨境資本流向發生逆轉，部分投資者轉而青睞歐元區，歐元匯率及資產呈現持續升值態勢。截至2025年6月9日，歐元兌美元匯率較年初升值超過10%，德國DEX 指數年內漲幅高達20%。在美元疲軟態勢下，歐元作為第二大國際貨幣，正在迎來新的發展契機。

在特朗普政策沖擊下，歐盟持續推進一系列改革，加強戰略自主性，有助于增強發展動能與歐元信心。2025年以來，德國修憲突破“債務剎車”機制，從過去十幾年的財政緊縮轉入積極擴張的全新歷史周期。歐洲通過立法保障歐洲央行獨立性，嘗試啟用“有效多數投票”機制，取代一票否決權，為歐元貨幣信用注入穩定預期。此外，歐盟強化軍事力量，出臺“歐洲安全行動”計劃，設立1500億歐元共同基金，提升自主防御能力并整合歐洲軍工產業鏈，以進一步減少對美依賴。歐盟加大財政擴張與國防開支，推動戰略自主轉型，短期內提振發展動能，成為國際社會對歐元信心的重要來源之一。

歐盟作為堅定的多邊貿易體系支持者，豐富的貿易網絡為歐元國際化創造新空間。歐元起源于歐洲經貿一體化。從歐元國際貨幣職能來看，貿易職能強于金融職能。相較于美國，歐盟對全球經貿體系融入程度更深，2024年商品貿易總額是美國的2.6倍。歐盟是72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這些國家GDP在全球的占比約為40%。面對美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政策，歐盟持續推進貿易自由化與制度合作，展現出對全球化秩序的高度承諾。在此背景下，歐元有望形成相較于美元的競爭優勢，進而打開新的地緣發展空間。

理性客觀看待“全球歐元時刻”

面對美元波動窗口期，歐洲政要呼吁提升歐元國際地位，市場投資者對歐元信心逐步增強。然而，當前美元依然擁有全球貨幣體系的主導地位，歐元自身存在一些系統性難題，在公共產品供給上也面臨“天花板”。過去15年，歐元國際使用份額波動下降，與美元差距總體呈擴大態勢。從根本上重振歐元全球影響力，需要走出以下困境。

一是歐洲經濟競爭力持續下降。歐元誕生之初，歐元區經濟體量與美國比肩，支撐了歐元的廣泛使用。2012年，歐元全球支付份額為44%，曾一度高出美元14個百分點。但過去10余年，歐元區經濟復蘇進程緩慢，在增長動能、創新活力等方面已明顯落后于美國、中國等部分國家。造成這種差距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歐元區生產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在新一輪技術浪潮中，歐元區轉型步伐遲緩，德國傳統制造業陷入衰退，市場割裂與投資不足限制數字等新興領域創新活動。歐盟委員會《歐洲競爭力的未來》報告顯示，全球量子投資排名前十的科技公司中，有五家總部位于美國，四家位于中國，沒有一家位于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購買力平價測算，未來5年歐元區與美國、中國的發展步伐將進一步拉大，在全球GDP中份額差距將從3.3個百分點和7.9個百分點，擴大至3.6個百分點和10.0個百分點。未來歐元區能否重塑對全球經濟與產業革命的引導力，從根本上決定了歐元的國際使用廣度。

二是超主權治理機制存在系統性缺陷。歐元不僅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成果，更是歐洲重塑政治機制與地緣話語權的產物。成員國讓渡主權形成超主權治理機制，成為歐元全球影響力的政治根基。近年來，歐洲政局深刻調整，“疑歐派”右翼黨團影響力上升，歐盟治理機制矛盾加深，這與歐洲一體化方向背道而馳。2019年英國正式“脫歐”，隨后意大利、波蘭、匈牙利等成員國也相繼爆發“脫歐”危機。成員國主權和民族意識增強，致使財政、監管等核心主權議題面臨更大的改革阻力。在“貨幣統一、財政分割”的制度安排下，歐元缺乏基于歐盟信用的主權債券，難以充分承擔安全資產供給的重要職責。國家主權的邊界及平衡、成員國政治選擇及歐盟治理機制等諸多問題，將對歐元未來發展帶來不確定性。

三是貨幣一體化的微觀金融基礎薄弱。在金融領域，歐洲一體化進程遵循“先貨幣、后市場”的基本路徑，導致歐元使用缺少必要的金融市場微觀基礎。歐元區成員國銀行業在實施資本、流動性、總損失吸收能力以及宏觀審慎監管政策過程中，“冷熱不均”的現象依然突出，而且銀行區域內跨境經營受到嚴格的“東道國”監管，歐盟成員國存款保險制度也進展緩慢。對于資本市場，歐洲互聯互通程度并未明顯提升，資金仍然呈現“本土偏好”。歐洲央行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至2023年歐元區債券市場區域內跨境投資份額僅由24.0%上升至26.7%，股票市場區域內跨境投資份額則由19.9%下降至19.4%。歐洲各國交易所沒有統一的債券發行流程，跨境持有、交易、清算以及托管均面臨較高成本。歐元區金融市場一體化進程，嚴重制約了歐元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效能及其國際使用的深度。

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將向多元架構的方向邁進

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貿易沖突與政策不確定性進一步沖擊傳統貨幣秩序，危害金融穩定與經濟增長，全球貨幣公共產品供給面臨困局。未來美元幣信基礎將進一步被削弱，歐元迎來發展新契機，但內在結構性缺陷尚不具備足夠的制衡基礎，世界對更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的需求日益迫切，亟須探尋更加合理化的機制與邏輯。

國際貨幣體系可持續發展要堅持平等協商理念。公共產品的供給要尊重各國發展道路，通過對話與合作方式解決爭端，尋求各國利益最大公約數。中國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有利于凝聚“共同價值”，形成被廣泛接受的全球治理規則，有助于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平穩過渡與發展。

國際貨幣體系重塑要服務于各地區共同發展的要義。國際貨幣的產生源于跨境分工協作、降低經貿合作交易成本的需求。在美元主導下，全球資金脫實向虛的弊端顯現。未來貨幣公共產品要適應全球區域分工格局，特別是在貨幣職能上更多關注實體經濟使用場景，強化支付結算及其跨境網絡，提高公共產品的普惠性、包容性。這與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目標、基本路徑和比較優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展望未來，多元貨幣架構將是一個更合理的選擇。單一主權貨幣主導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不具有可持續性。即便歐元崛起，依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特里芬難題”，最終將再度走上美元的發展老路，陷入流動性供給擴張與幣信基礎下降的困境。當前，世界發展已形成多元依存的經貿合作關系，全球南方經濟總量占比超過40%，呼喚適應新時代的公共產品供給范式。未來，人民幣有望代表全球南方，與美元、歐元形成三元架構，將為國際貨幣體系注入穩定力量。

（作者系中國銀行研究院院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