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電動自行車因便捷、價格親民的特性，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日常出行的重要選擇。近日，《環球時報》刊發《電動自行車治理，技術賦能增強主動性》一文指出，伴隨電動自行車快速發展，超速、逆行、闖紅燈、亂停亂放、非法改裝等行為屢見不鮮，成為城市交通治理的突出“痛點”。為系統應對這些問題，各地政府積極展開治理探索，推動從“人管”向“機管”、從“被動應對”到“主動治理”的管理模式升級。

當“騎行自由”遭遇安全隱患、路權爭奪與管理問題，如何讓電動自行車這一“出行神器”與城市文明和諧共生，成為檢驗治理能力的試金石。生活中，電動自行車的使用者，既有通勤上班族，也有老年人、外賣騎手。如果簡單采取“禁、限、罰”的手段，不僅難以得到人民群眾認同，還可能引發抵觸情緒，影響治理效果。因此，治理絕非簡單的“一禁了之”或“一罰了之”，唯有將剛性約束與人文關懷有機融合，把握好“力度”與“溫度”，才能實現治理效能與民眾滿意度的雙贏。

電動自行車治理的“力度”，源于對公共安全的堅守，更得益于技術手段讓監管變得精準高效。過去，在“人管”模式下，執法人員常常面臨人手不足、取證困難、監管盲區等難題，闖紅燈、逆行、違規載人、樓道充電等亂象頻發。而技術賦能打破傳統治理的局限，讓“機管”成為剛性約束的有力支撐。

比如，湖北宜昌通過出臺管理條例，統一登記信息、升級防偽號牌，并開發“警輔通”系統，支撐違法數據實時上傳與遞進式執法。類似技術手段的應用，讓違規行為無處遁形，推動車主養成安全出行的習慣。

剛性約束的關鍵在于“精準”。技術賦能讓治理告別“一刀切”的粗放模式，實現“對事不對人”的精準管控。前不久，北京開始試點電子警察抓拍系統，不僅解決監管力量不足的難題，更實現對電動自行車違法的精準識別與動態管理；廣東深圳、廣西南寧等地正在推廣數字號牌，通過“互聯網+政務服務”實現車輛“一車一碼”登記和違法自動抓拍，提升溯源與執法效率。

借助大數據分析，治理部門能夠精準定位違規高發路段、高發時段和重點人群，從而優化執法資源配置，避免盲目巡查。智能設備的實時監測，也讓處罰更具公信力，減少執法糾紛。

今年9月，電動自行車新國標（GB 17761-2024）的實施，明確了限速、禁止改裝等安全底線，但在執行層面仍面臨挑戰。有的地區跨部門協同機制不健全，電動自行車生產、銷售、使用等環節的監管責任劃分不夠明確，容易出現“監管真空”；執法尺度不一，剛性處罰與柔性引導的平衡有待優化。

在管理層面，需及時修訂地方性法規，將技術監管的范圍、程序、處罰標準等納入法治化軌道；完善跨部門協同機制，實現市場監管、交管、消防等部門的信息共享與聯合執法，壓實生產銷售企業的全鏈條責任；完善柔性執法配套，在彰顯執法力度的同時，傳遞政策溫度。例如，廣東東莞推出“即買即上牌”、設置專用行業號牌等便民舉措，并設立執法緩沖期，實施“非現場轉現場”柔性執法，體現政策溫度。

此外，要優化城市規劃，為技術賦能提供硬件支撐。科學規劃非機動車路網，加快專用道建設，設置物理隔離設施，保障電動自行車有路可走；合理布局停放和充電設施，通過政策引導吸引社會力量參與建設，解決“停車難”“充電難”問題；優化路口設計，減少逆行、闖紅燈等違法行為的發生概率。

社會共治是延伸治理觸角的有效路徑。一方面，通過線上線下聯動宣傳，用事故案例敲響安全警鐘，提升群眾的規則意識和安全意識；另一方面，暢通群眾監督渠道，鼓勵市民舉報違法行為，共同參與治理。同時，要壓實配送平臺、小區物業的管理責任，前者需加強從業人員監管，后者要規范小區內停車與充電秩序，形成多方聯動的治理格局。

電動自行車治理是城市治理的縮影。技術賦能讓治理更高效、更主動，但需構建長效治理體系，也要警惕“技術依賴”。從源頭管控到路面監管，從設施建設到意識提升，每個環節都不可或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剛性約束的“力度”與人文關懷的“溫度”貫穿治理全過程，才能讓電動自行車更好融入城市交通體系，為群眾出行提供更安全、更便捷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