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邸俊鵬（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機遇，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的本質是創新驅動的生產力躍遷，其爆發性增長并非在均質空間中自然發生，而高度依賴于科技創新要素在特定時空范圍內的濃度與密度。構建以高濃度創新要素為基礎、以高密度交互網絡為支撐的國家創新體系，是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戰略路徑。
能量內核
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重構與中國發展階段性演進的歷史交匯點上，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指明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方向與核心動能。它并非傳統生產力在量維上的線性延伸，而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所催生的先進生產力質態。
傳統經濟增長范式主要倚重土地、資本、勞動力等常規要素的規模投入，其發展軌跡受限于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新質生產力則躍出這一傳統窠臼，將知識、技術、數據、高端人才等要素推向動力系統的中心位置。這些要素具有獨特的非排他性、強滲透性和持續增益性，其效能的最大化釋放尤其依賴在特定時空場域內的高強度集聚、高頻次互動。
這里，必須厘清兩個關鍵概念：科創濃度是靜態稟賦的體現，指代單位時空內創新要素的豐裕程度與質量高低，如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頂尖科學家與工程師數量、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密度、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和科研機構數量等；科創密度是動態過程的表征，強調要素之間交互、碰撞、重組、衍生的頻率與強度，主要體現在產學研合作網絡的緊密度、知識溢出與技術擴散的速度、跨界交流的活躍度、初創企業誕生與成長的速率等方面。
高濃度確保創新“原料”的充足供給，高密度催化創新“化學反應”的發生。二者疊加，共同構成新質生產力爆發的“能量核”。這種集聚效應能夠顯著降低創新活動的交易成本和試錯成本，促進隱性知識的快速傳播和精準匹配，激發“干中學”效應和競爭效應，最終驅動生產力系統擺脫傳統路徑依賴，實現能級的非線性、躍遷式增長。
近年來，中國科技創新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全社會研發投入總額、研發人員總量、發明專利授權量等多項指標穩居世界前列。但對照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的“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等要求，我們在進一步提升科創濃度與密度等方面仍然面臨一些深層挑戰與結構性困境。
比如，創新要素分布“散而不聚”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轉。創新資源在區域、領域間的配置不盡合理，“撒胡椒面”現象在部分領域和項目中依然存在。特別是，在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和前沿基礎研究領域，要素投入的強度、集中度與精準度仍有待提升。
又如，各類創新主體之間存在“聯動脫節”情況。產學研用之間的“斷層”與“鴻溝”現象，制約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特別是，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的生態體系仍在培育之中，知識、技術、人才、數據等關鍵要素在主體間自由流動仍面臨有形和無形的壁壘，使得高質量的科技成果難以跨越“死亡之谷”，難以有效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和市場競爭優勢。
縱觀歷史，每一次生產力的質的飛躍，都伴隨關鍵生產要素的根本性變革及空間配置模式的深刻重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新質生產力的萌發與壯大，其核心密鑰正深藏于科技創新濃度與密度這一關鍵變量之中。推動科創要素從“低效分散”走向“高效集聚”，實現濃度與密度的倍增，是引爆新質生產力能級躍遷的戰略抉擇。
戰略路徑
提升科創濃度與密度，并非簡單的要素堆砌或空間壓縮，而是一項需要頂層設計、多方發力、久久為功的復雜系統工程，應當從戰略導向、空間載體、主體協同和制度環境等多個維度進行系統性部署和戰略性推進。
第一，強化戰略導向，聚焦創新要素的精準投入與優化配置。
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趨勢，優化科技資源的戰略性布局，深入實施非對稱趕超戰略。大幅增加對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穩定支持力度，力爭在“十五五”時期使基礎研究投入占比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為核心技術的源頭創新提供深厚土壤。
創新財政投入方式，通過稅收減免、政府采購、引導基金等多元化政策工具，引導更多社會資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暢通創新早期的金融血脈。實施更加開放、包容、精準的國際人才政策，構建“引育留用”全球頂尖人才和青年科技英才的系統性機制，夯實創新驅動的“第一資源”基礎。
第二，優化空間布局，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極核和增長極。
遵循創新活動的空間集聚規律，高標準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集中力量打造世界級創新高地和新質生產力策源地。同時，進一步提升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和高新區的發展能級，強化輻射帶動作用。
在全國范圍內推動形成“核心引領、梯隊協同、優勢互補”的區域創新格局，避免重復建設和低水平內卷。同時，加強跨區域創新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創新要素流動通道建設，在更大空間范圍內實現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高效循環。
第三，深化融通創新，構建充滿活力的創新網絡生態。
大力培育和發展新型研發機構這類創新“橋梁”，探索“揭榜掛帥”“賽馬制”等項目管理新機制。暢通科技成果轉化通道，加強中試熟化平臺和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建設。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促進數據開放共享與融合應用，為高密度創新提供源源不斷的“數據燃料”。
第四，完善創新治理，營造熱帶雨林式創新生態系統。
堅決破除“四唯”傾向，建立以質量、貢獻、績效為核心的多維評價體系，為科研人員松綁減負，讓他們能夠心無旁騖地追求卓越。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和企業家精神，培育鼓勵探索、寬容失敗、開放協作的創新文化，讓一切創新的源泉充分涌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