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統一戰線作為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執政興國的法寶，是海外學者了解中國政治和研究中國發展的重要切入點。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研究處于什么情況？存在哪些誤讀與偏差？面對此種情況，應當如何應對？對此，《中國新聞》報近日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唐磊，予以解讀。

記者：統一戰線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重要政治制度，長期以來備受海外關注。對于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形成和起源，海外學界有何認識，有哪些代表性觀點？

唐磊：研究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是海外研究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領導革命成功取得政權的關鍵密碼之一。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美國與中國》（第四版）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就確立了統一戰線的路線，但中共提出的團結民主主義革命勢力的想法并不符合共產國際的意思，導致統一戰線政策在最初一段時期并不成功。費正清對中共的統一戰線策略更為欣賞，說它是“老練、靈活而卓有成效的”，并認為中共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的階級革命政黨，而是以靈活的路線和聯盟政治為生存策略的革命組織。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書中則強調了統一戰線中的自主性原則的必要性，他以史筆回顧了共產國際為中共指定的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國共聯盟的統一戰線戰略如何使中共慘遭敗績。美籍華裔學者鄒讜在《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中，則從同樣的角度解釋了統一戰線的成功之道，既要謀求黨的發展壯大，又要保持自身獨立性，為此采取的策略是“發展自己的力量，爭取中間集團，孤立勢不兩立的敵人”。

圍繞中共早期統一戰線路線的研究，大體有一個共識，那就是中共的統一戰線絕非列寧或共產國際的革命聯盟策略的翻版，而是自主探索的一種政治實踐。法國學者畢仰高（Lucien Bianco）在《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中指出，盡管概念來自共產國際，但中共統一戰線實踐甚至比共產國際更超前。此外，盡管學者們通常將統一戰線描述為一種策略，但這種策略并非臨時性的，而是長期堅持的階段性的革命路線。

記者：除對單一歷史節點的局部考察，海外對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研究，是否更注重將其所發揮的功能視為重要分析維度？海外學者如何評價統一戰線在我國革命建設不同歷史時期發揮的作用？

唐磊：早在1951年，美國學者科爾（Allan B. Cole）的文章《新中國的統一戰線》就系統回顧了從建黨之初到建國之初這段時期統一戰線在不同時期的成敗得失和功能發揮。

更詳細的是美國歷史學家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的《朋友還是敵人：中共統戰史》一書，描述了統一戰線從策略到戰略到意識形態的演變過程，也對不同時期它的功能做出了總結。比如，革命時期，統一戰線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區分敵友、管理沖突和實現政治擴張。到了革命勝利后，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統一戰線則被用來幫助政權接收、社會改造和精英整合。在隨后的發展歷程中，統一戰線被擴展到在國際社會區分敵友，對內政治動員，對外團結同道以對抗帝國主義勢力，他認為，這一時期的統戰工作的意識形態性比較強，是為“繼續革命”服務的一種戰略。

美國學者托尼·賽奇（Tony Saich）的著作《Finding Allies and Making Revolutio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譯為《尋找盟友與鍛造革命：中國共產黨早期歷程》）提供了一些不同視角，他認為統一戰線除了拓展早期共產黨的生存空間功能外，還有社會嵌入功能，也就是此前有學者提到的“自下而上”的統一戰線；另外，他認為統一戰線也是黨發展自身能力（比如處理聯盟、管理差異、平衡原則與妥協）的訓練場。

美國學者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撰寫的《中國政治制度：現代化與傳統》（第十版）總結了新時期以來統一戰線的功能在于整合非黨精英、管理社會多樣性并增加政治合法性。她強調了這一時期的統一戰線是一種制度性的安排，核心目標是為了解決黨—國家體系中非黨群體的政治參與問題。

記者：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統一戰線被賦予全新戰略地位。海外學界如何看待新時代統一戰線戰略地位的提升？對當前中共統一戰線取得的新發展，海外研究有何新動向，關注重點轉向哪些領域？

唐磊：新時代以來，海外學術界研究統一戰線的新動向主要有如下幾方面：

首先是注意到統戰工作在新時代再度被重視甚至優先考慮。日本學者鈴木隆（Takashi Suzuki）在2019年一篇學術文章中指出，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需要中國共產黨維持國家長期穩定和拓展國際影響力，內外驅動力使得統一戰線工作得到顯著強化，成為國家的戰略性政治工作之一。

其次是關注大統戰工作格局的建立。在澳大利亞學者格羅特（Gerry Groot）看來，大統戰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統戰工作不再是“部門性政治工作”，而轉變為一種跨部門、跨層級、跨地域、內外聯動的“整體性政治動員與整合體系”，并且這種整合是一種“被動與主動結合的協同過程”。二是統戰工作的重點從國內統戰擴展到兼顧海外統戰，而且后者的分量越來越重。

第三是關注中國共產黨對外統戰工作對地緣政治和本國政治的影響，這種視角主要來自西方國家，往往帶有警惕和防范意味。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2018年曾發布過一份關于中共海外統戰的分析和資政報告，屬于典型的例子。

第四是隨著中國共產黨統戰工作的地位上升和戰略重點轉移，海外的研究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視角和觀點。例如，許多學者都注意到統戰工作的對象擴展，將企業家、媒體人和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等納入其中。又例如，注意到統戰工作從強調政治整合到整合與防御相結合的實踐邏輯上來，從而與國家安全治理體系形成互嵌。一些新的研究視角，比如，軟實力、國際政治傳播、身份政治等被引入到對海外統一戰線的研究中。例如，格羅特注意到，中共海外統戰工作不僅是依靠關系網絡建設，還通過“講好中國故事”的敘事政治來團結動員海外華人和知華友華人士群體。

記者：海外學界對統一戰線的研究日趨深入，視角逐漸多元，但當中是否也出現對統一戰線的誤讀和過度政治化解讀？為何出現這些曲解與質疑？

唐磊：西方主要國家的一些智庫機構對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研究確實存在許多誤讀和過度政治化解讀，把中國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和支持中國發展的友好力量的一項制度性工作機制解讀為中國對外投射影響力，甚至危害本國國家利益的系統性行為。這本質上還是“中國威脅論”的對抗性話語體系。

以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報告為例，其中把中國的孔子學院這一正常的文化外交舉措（西方類似的也有塞萬提斯學院、歌德學院等），描述為具有影響外國學術機構和干擾當地教育活動的有政治功能的機構，這種看法代表的是該國一些保守政客的主張，就是要在對公眾的政策溝通中制造和放大“中國威脅”議程，從而達到推動他們自己政治議程的目的。

除了別有用心的議程設置這一因素外，我們還應從海外學界對統一戰線的認知偏差中尋找原因。從前面的學術史回顧可以看到，海外學者對統戰工作功能的一個重要看法就是“區分敵我”，這一認知框架在理解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斗爭策略時可能有效，但用來理解新時期以來統戰作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種制度性安排就顯得陳舊和扭曲。統戰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首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治國理政的一種政治智慧，它根植于“和衷共濟”的中國文化價值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文化傳統。西方的一些智庫研究者缺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了解，完全用地緣政治的套路來觀察和分析統一戰線，再加上冷戰思維作祟，很容易得出“海外統戰工作就是政治影響力工程”這類錯誤的結論。

記者：統一戰線作為中國共產黨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政治、社會乃至國際意義是否將日益凸顯？與此同時，如何打破海外認知偏差，推動統一戰線在更廣闊的國際視野中凝聚人心匯聚力量？

唐磊：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完善大統戰工作格局，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動員全體中華兒女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一起來想、一起來干。”在實現偉大復興的征程中，需要處理好統戰工作面臨的“五大關系”，凝聚起團結奮斗的最大同心圓。這不僅具有極端重要的實踐意義，也具有很強的理論意義。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尤其是大國，都需要解決處理好政黨、民族、宗教、階層和海內外同胞關系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加強對統一戰線工作的研究、闡釋和國際傳播，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比較政治議題。

為此，中國學界有必要加強對統一戰線的本土理論建構與國際話語表達，不僅要深刻總結統一戰線在國家治理、社會團結、民族復興中的正向價值，也應主動參與全球學術交流，通過學術對話，糾偏“統戰威脅論”的單一敘事，推動海外社會對中國政治體制尤其是統一戰線這一長期堅持的制度化實踐形成更加全面、理性的認識。

以往我們的研究、闡釋和傳播，基本都是偏向國內視角，很少運用跨文化視角。隨著大統戰工作格局中對外工作的分量加重，有必要增加國際視野的比較研究，注重國際傳播的規律把握。例如，我們把統一戰線形容為“法寶”，對應的英文單詞常為“magic weapon”。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2017年的一份報告就故意用這個詞做標題，在英語世界它的字面意思是“魔法武器”。要破除這種有意誤導帶來的不良影響，可以多從“團結”敘事入手。團結的英文單詞solidarity的原義就是“因共同利益或情感而彼此支持的群體行為”，在這個語境上中外敘事是容易共通和共情的。

最后，我建議從國家層面設立“統一戰線學”這樣一個專門的學科，統一戰線在中國經過百年的發展，已經積累了足夠豐厚的理論和實踐內涵，有必要上升到學科的高度開展系統性研究，這門新學科將是中國自主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建設的一個新亮點。

《中國新聞》報記者 杜雅楠 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