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內需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把“有效需求不足”列為風險挑戰之一，強調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202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當前，內需不足已經成為影響國民經濟循環的突出癥結。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既要立足當前，也要著眼長遠，堅持供需兩側協同發力，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

一、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必然要求

經濟活動是一個動態的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條件，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前提。作為宏觀經濟分析中的兩個重要概念，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相互作用決定了一個經濟體的總產出水平和價格水平，從而決定了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狀態。一般而言，當總供給小于總需求時，國民經濟運行會表現為“短缺”狀態，價格總水平趨于上升；當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時，國民經濟運行會表現為“過剩”狀態，價格總水平趨于下降；當總供給和總需求基本平衡時，國民經濟運行則表現為整體平穩的狀態。從理論上來說，保持經濟穩定運行要求在宏觀上達成供需均衡狀態，這也是各國宏觀調控所追求的理想狀態。但現實中，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是偶然的、暫時的，而不平衡是必然的、常態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供需關系歷經復雜變化，經濟政策也在供給側和需求側之間相機抉擇，推動了經濟總體不斷向前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前，我國一直是供給短缺型經濟，總需求持續大于總供給，彼時調控的重點是管理總需求、平抑通貨膨脹、穩定市場物價。1998—2012年左右，受亞洲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相繼沖擊，內需不足問題開始突顯出來，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相應的政策更多是保持經濟平穩運行、擴大國內需求。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從總需求不足轉變為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矛盾的主要方面轉到供給側，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應成為宏觀調控的主線，供需結構失衡逐步得到矯正。2020年之后，受內外部環境深刻變化影響，供給和需求雙向承壓，供需關系呈現新變化。

當前，我國總供給和總需求關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供強需弱，集中表現為有支付能力的社會總需求持續低于經濟的潛在產出水平。在消費領域，突出表現為居民消費率偏低，服務消費占比不高。近年來，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波動較大，在多數年份低于60%；居民消費率在40%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10—30個百分點的差距。進一步看，我國居民實物消費水平與國外平均水平甚至與發達國家水平相比，差距并不是太大，真正差距比較大的是服務消費，包括教育醫療、家政服務、養老護理、文化旅游等。在投資領域，則主要表現為投資動能減弱，資本邊際回報率下降，民間投資信心不足問題較為突出，民間固定資產（不含農戶）投資額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比重已低于50%。同時，投資結構仍待優化，相較于物質資本投入，社會民生和人的全面發展相關領域的投入不足。

供強需弱不只是總量的不平衡，還表現為結構的不適配。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供強需弱理解為需求不足，還要看到供需適配性不強導致的有效需求潛力挖掘不足。在我國供給體系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的進程中，部分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結構與社會需求結構不匹配，傳統供給冗余與優質供給短缺并存。比如在養老、育幼方面，截至2024年年底，我國注冊登記的養老機構護理型床位數約334萬張，與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數量相比仍有較大缺口；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僅4.08個，入托率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平相比有較大差距。

盡管供需失衡是常態，但必須看到，如果供強需弱矛盾持續加劇，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多方面的系統性危害。在宏觀層面，表現為經濟波動加劇、物價低位運行、發展風險積累，還會導致生產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制約經濟潛能釋放。在微觀層面，表現為企業“內卷式”競爭加劇、利潤空間持續收窄，甚至陷入發展困境。更重要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發展預期不穩，會進一步抑制企業投資意愿和創新動力，制約產業結構升級和新質生產力發展，不僅對短期經濟回升向好產生影響，還會對國內大循環的內在穩定性和長期成長性形成制約，影響中長期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全面客觀看待供強需弱的成因

為什么會出現供強需弱？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結合這些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認識清楚驅動總供給和總需求發展的內在機制和影響因素。從生產體系和供給能力角度看，“供強”是在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和科技創新能力顯著提升，新型工業化、信息化等推動社會生產力快速提升，打破原有供需平衡的條件下出現的。從市場環境和需求沖擊角度看，“需弱”是在世紀疫情嚴重沖擊、房地產深度調整、國際經貿環境深刻變化以及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等影響下，有效需求擴張速度跟不上供給擴張速度的條件下出現的，是發展中的矛盾、前進中的問題。把兩個方面結合起來，供強需弱矛盾的產生主要歸結為三個原因。

第一，供強需弱矛盾的形成與長期以來公共資源配置模式和發展路徑相關。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我國生產能力相對滯后，地方政府在進行公共資源配置時偏向于擴大投資、提高生產能力，用于社會民生和居民消費的比例相對偏低。這種發展模式在特定歷史階段推動了生產能力的快速提升，但由于內需增長未能實現同步，進而形成供需缺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深度參與國際分工，融入國際大循環，形成了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格局，國內產能通過世界市場得以消化，供需實現了階段性平衡。當然，這種主要依托外需實現的平衡，也是一種脆弱的平衡。近年來，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世界貿易組織預測，2026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增速為0.5%，大幅低于歷史平均水平。我國是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外需空間的結構性收縮已經成為長期趨勢，但內需增長短期內還難以全面替代或彌補外需收縮產生的缺口，供需失衡從隱性轉為顯性。

第二，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轉變對供給和需求實現新平衡造成影響。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必然經歷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型，在這一過程中，依靠傳統要素投入、投資拉動增長的邊際效應會逐步遞減，投資和消費增速往往會持續回落，形成一個具有長期性、波動性的調整轉換期。我國當前正好處于這一關鍵轉換期。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入中后期階段，大規模基礎性投資的范圍和規模隨之收縮，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部分傳統產業產量陸續達峰，投資下行直接影響就業崗位供給和居民收入增長。同時，以往在經濟追趕過程中形成的“重生產、輕分配”模式，導致居民收入增幅長期低于經濟增幅，近年來雖然逐漸平衡，但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均低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影響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另外，我國居民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已經基本結束，居民消費需求開始由量向質轉變，但適應居民品質化、個性化需求的新產品創新應用和供給不足，加劇了供需結構性矛盾。

第三，人口、科技等基礎性因素發生深刻變化，對供需的調整和平衡帶來長遠影響。從人口因素看，我國總體上已由人口增量發展轉向減量發展階段，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趨勢性特征，對宏觀經濟產生結構性影響，直接影響到供需關系的調整和平衡。一些國家的經驗表明，人口負增長或更深度老齡化會產生抑制社會總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效應。從技術因素看，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其影響遠超以往技術變革，對供需平衡帶來的影響更為深遠。人工智能及其驅動的產業創新，催生出全新的消費品類和業態，豐富了社會供給種類，不僅創造了新的需求，也引領需求的進一步擴張。也要看到，科技創新同時具有破壞性，會對舊有的經濟結構和社會平衡造成沖擊，甚至可能引發短期的經濟波動。比如，技術進步帶來的傳統就業崗位替代效應日益顯現，結構性就業矛盾更加突出，短期內對部分群體的就業收入帶來影響，進而束縛了需求潛力釋放。

三、推動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平衡

大國經濟的特征都是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近年來，我國大力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內需對經濟增長的主動力作用持續鞏固，但供強需弱制約經濟循環順暢運行的問題仍比較突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列為2026年經濟工作要抓好的八項重點任務之首，強調“圍繞做強國內大循環，拓展內需增長新空間”。“十五五”時期，要立足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供需兩側協同發力，增強供給和需求的適配性、平衡性，促進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

堅持供給側和需求側協同發力。供給側和需求側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破解供強需弱矛盾，供需兩側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要統籌促就業、增收入、穩預期，完善促進消費制度機制，清理消費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健全政府投資有效帶動社會投資體制機制，著力擴大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有本金和債務約束的金融需求。同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科技創新促進產業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以自主可控、高質量的供給適應滿足現有需求，創造引領新的需求。實施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搭建供需對接平臺，促進供給和需求精準匹配、高效協同。

推動消費和投資良性互動。消費和投資是內需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認為，投資是快變量，能夠快速拉動需求、穩定經濟大盤；消費是慢變量，需要長期培育、持續發力。當前擴大內需，關鍵要促進消費和投資良性互動。一方面，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優化政府投資結構，提高民生類政府投資比重，高質量推進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項目建設，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增強市場主導的有效投資增長動力。另一方面，制定實施穩崗擴容提質行動和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優化“兩新”政策實施，加大直達消費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大力培育消費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釋放服務消費潛力。

堅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創新并舉。破解供強需弱矛盾，單純依靠短期政策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把強化政策引導和推進深層次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在政策方面，統籌好各類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關系，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聯動，發揮好產業、價格、就業、消費、投資、貿易、區域、環保、監管等政策的協同效應。強化宏觀經濟預期管理，全面穩定社會信心和引導市場預期。在改革方面，優化合理引導消費、儲蓄、投資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堅決破除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卡點堵點，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高標準市場體系，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充分激發市場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破除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促進要素資源更多流向高效供給領域和有效需求領域。

更好統籌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內外需市場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擴大內需并不意味著放棄外需，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一方面，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生產能力優勢，使國內大循環建立在內需主動力的基礎上，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實現良性循環。同時，以穩固的國內經濟循環吸引全球要素資源，提高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能力，更好爭取開放發展中的戰略主動。另一方面，適應國際環境變化，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在更高層次、更大范圍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深化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以優質供給引領全球需求。在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有序擴大服務領域自主開放，有效釋放服務貿易潛力。（涂圣偉，作者為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